保障儿童的教育利益:布鲁克林儿童博物馆的空间建构

□ 曹雅洁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城市的发展推动着各类公众教育机构急剧增长。这一时期,各类博物馆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公民教化、移民同化、道德规训、社会秩序维护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布鲁克林儿童博物馆(Brooklyn Children"s Museum)诞生于1899年,是世界上第一座专为儿童创建且以儿童命名的博物馆。该博物馆的落成意味着博物馆逐渐从“以物为中心”的模式转变为“以访客为中心”的模式,其职能不再囿于保管和收藏珍贵的物件,教育功能逐渐凸显。布鲁克林儿童博物馆以独特的方式保障了儿童教育的利益,其实践与经验对之后成立的波士顿儿童博物馆(Boston Children"s Museum)、底特律儿童博物馆(Detroit Children"s Museum)等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从研究现状来看,与布鲁克林儿童博物馆相关的专门研究不多,相关著述对史料的挖掘与利用较为有限;
有些湮泯在进步主义教育的浪潮之中,缺乏理论视角。[1-6]本文将着眼于儿童教育的利益,尽可能占据相关史料对布鲁克林儿童博物馆的早期历史进行研究,从“物与物”“物与人”“人与人”这三组关系出发,着重分析可视的空间、互动的空间、建构的空间与儿童教育利益之间的联系。

“interest”兼有“心理的”和“规范的”两种用法,前者指称“兴趣”,后者指称“利益”。当作“利益”理解时,既可以指称一个人行动或活动的权利范围,又可以指适合个人、对个人有利的活动。[7]在教育研究中,学者们对于儿童的“兴趣”着墨较多[8-10],却很少从规范意义上探讨“利益”问题。对“利益”的分类及内涵进行讨论,可以为探究儿童博物馆的早期历史提供理论视角。

1.关于儿童利益的相关讨论

何谓儿童的利益?利益可以通俗地理解为个体或群体想要获得的“好处”。夏皮罗(I.Shapiro)将利益的类型概括为基本利益(basic interests)和最大利益(best interests)。基本利益包括安全、营养、健康、教育等,是儿童成长过程中所必需的;
最佳或最大利益关涉儿童潜能的充分发展。[11]芬伯格(Joel Feinberg)用福祉利益(welfare interests)指代个体生存所必需的东西,如食物和教育,用潜在利益(ulterior interests)指称满足个体追求更高生活需求的东西,如艺术创作、从事研究、运动闲暇等。[12]布里格豪斯(Harry Brighouse)、麦卡沃伊(Paula McAvoy)将儿童的利益与成人的利益进行对照并指出:首先,儿童具有与成人相同的基本利益,即“在食物、住所、关爱和关注、友谊和其他有意义的交往、社区融合等方面具有利益”[13]81。其次,儿童具备与成人不同的主体利益。由于身心发展的不完善,儿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己的父母、教师,依赖的、未成熟的状态证明儿童具有建构和生长的能力。最后,儿童具有成人不具备的独特利益。儿童不只是为成年做准备,“儿童具有一种独特的发自内心喜悦的能力;
童年是人生的一个阶段,可以享受无忧无虑和无拘无束的快乐,而不必顾及或担心后果”[13]81。

上述理论说明,“‘利益’是一个与儿童紧密相关且极具包容性的议题,构成了人们阐释和确证儿童权利、自由或福祉的基础,以及评判儿童需求或兴趣的尺度;
在教育实践中,也是处理与儿童有关的行动标准”[7]。需要注意的是:第一,上述讨论视教育为儿童的基本利益,是实现其他更高利益的基础。这反映了一种对教育的内涵和功能简单化的理解。第二,上述理论是成人从自己的视角出发,以自身利益为参照,对儿童的利益做出预判、分类和阐释。因此,当成人提出“保障儿童的利益”,指向的是“儿童的利益”,还是成人认为儿童“应该具有的利益”,这需要结合具体语境进一步甄别判断。

2.指向儿童教育利益的博物馆空间

19世纪末20世纪初,儿童博物馆开始登上教育史的舞台。凭借其特殊的物理形态,儿童博物馆为儿童营造了可视的教育空间:空间的格局可以塑造教育叙事的格局,空间的形态可以成为隐形的教育物件,空间的流动则会影响儿童接受教育的视角与体验,空间无疑成了博物馆实施教育的主要媒介。儿童博物馆先驱安娜·盖洛普(Anna B. Gallup)对博物馆的教育价值给予了极大的肯定:“博物馆以真实的、美的事物刺激儿童的思维,激发儿童的兴趣……它能挖掘出孩子们的潜能,向他们提供经验、展示价值标准。”[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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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理论的包容性和博物馆空间的复杂性共同为研究博物馆如何保障儿童的教育利益提供了基础。布鲁克林儿童博物馆指向的教育利益,不仅是儿童在生理层面的欲求和喜好,而且涉及保护儿童追求事物的权利,确保他们自由追求值得且适合、有益的事物。在布鲁克林儿童博物馆中,获取教育利益不仅是满足儿童识字、交流等基本的需求,也可以满足儿童创作、探究、发挥潜能等高级的需求。反观同时期的其他校外教育机构或运动,如游戏场运动(Playground Movement)、赫尔之家(Hull House),仅关注儿童在衣食住行、身心健康及社会交往等方面的基本利益。作为世界上第一座专为儿童开放且以儿童命名的博物馆,布鲁克林儿童博物馆较早地为探寻校外教育空间如何保障儿童的利益,以及多大程度上保障儿童的利益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儿童博物馆的建筑本身是一个可视的存在,建筑与建筑的关系、建筑与周边环境的关联、建筑内部的空间规划共同构成了更繁复的视觉存在。关注这一可视的空间,有助于从“物与物”的维度揭示儿童博物馆保障儿童的教育利益的策略。布鲁克林儿童博物馆位于环境优美的公园之中,是一栋相对独立的建筑物,建筑内部宽敞且功能分区明确。建筑空间的合理利用与规划反映了布鲁克林儿童博物馆对儿童教育基本利益的关注。

1.儿童博物馆的建筑选址

布鲁克林儿童博物馆诞生于贝德福德公园(Bedford Park)的一栋维多利亚式建筑之中。亚当斯(William N. Adams)曾在信中写道:“我的父亲在1867年建造了这一古老的建筑。他在街区周围种上了遮阴树,到处都树影婆娑。”[15]因布鲁克林艺术与科学学院(The Brooklyn Institute of Arts and Sciences)遭遇火灾,这栋建筑临时为学院储存书籍和藏品。1899年,旅欧归来的古德伊尔(William H. Goodyear)萌发了把这栋闲置的住宅改造为儿童博物馆的想法。

古德伊尔曾参观英格兰的曼彻斯特博物馆(Manchester Museum),馆内的自然历史展品吸引了大批儿童与青少年,这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在给布鲁克林艺术与科学学院院长胡珀(Franklin W. Hooper)的信中,古德伊尔提出“在亚当斯故居创建一座展示自然历史的儿童博物馆”[16]。他指出,这栋老建筑占据着有利的位置,建筑周边环境宜人,建筑内部空间宽敞,可以改造成一座别具一格的儿童博物馆。这栋住宅的面积大约是5 000平方英尺,二楼折叠式屋顶上有一扇倾斜的天窗。墙壁被刷成浅黄色,地板上铺着棕色的软木油毡,家具都由金色橡木制成。窗户明亮轩敞,阳光经树木枝叶调和后洒进房间。诺大的房间和较高的天花板为所有展品提供了深度和高度。[16]上述言论从建筑内部的空间大小、建筑的外观,以及建筑与周边环境和谐度等方面,论证了将这一建筑改造为儿童博物馆的可行性。

2.儿童博物馆的空间独立性

在儿童博物馆出现之前,伦敦的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等知名博物馆早期都设有“儿童展厅”,儿童博物馆正是起源于这些展厅。[1]182布鲁克林儿童博物馆的出现,说明曾经的儿童展厅正在脱离大型博物馆,逐渐成为相对独立的教育建筑。

儿童博物馆应该作为一栋独立建筑还是附属建筑,这一问题在美国博物馆协会年会上引发讨论。在主张“儿童博物馆是附属物”的人看来,把儿童博物馆与大型博物馆进行合并可以节约经济成本。不仅如此,儿童部门还将拥有大型博物馆的资源。[17]但在盖洛普看来,经济开支上的削减意味着儿童得到回报会随之减少。大型博物馆的某些部门时常对儿童关闭,或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才向儿童开放。儿童部门在资源利用方面极容易受到限制。[17]如此看来,在一个大型博物馆里,儿童的教育利益几乎不可避免地沦为次要考虑的问题。

至于何种博物馆可以使儿童受益颇多,并且有效地促进他们的成长?首先要确保儿童享有接受博物馆教育的权利。不像那些大型博物馆,布鲁克林儿童博物馆一直都是免费开放的。[18]“必须让儿童感觉到,儿童博物馆为他们创建且因他们而存在;
儿童博物馆的所有计划都应该优先考虑儿童,把儿童放在第一位。儿童必须感觉到整个布置都为他们而设计,并且提供给他们的都是最好的东西,因为儿童博物馆深信儿童们有能力来使用这一切;
儿童能够参观所有的展厅,并且永远是受欢迎的参观者,而不是闯入者。”[17]因此,从建筑本身的独立性来看,儿童博物馆的建立是一种承认儿童享有教育利益的有效方式。

关于儿童究竟需要何种博物馆空间,这一点上尚未有明确的标准。海德尔(Jawaid Haider)和爱资哈尔(Talat Azhar)指出:“想要了解儿童对建筑的需求,首先我们必须用心去感知儿童的世界。”[19]邦奇(John B. Bunch)指出:“对于儿童访客来说,最理想的环境应该是轻松愉快的,充满了丰富的感官刺激;
儿童可以跑来跑去,选择自己的玩伴,摆弄各种东西,重新排列和搭建。另外,还要有适合一个人的游戏及多人参与的活动。”[20]

盖洛普曾在1907年的美国博物馆协会会议上枚举了儿童博物馆特殊的需求,分别是一间演讲室、一间实验室、一间临时展室、一间衣帽室,以及数量充足的盥洗室。“在演讲室里,我们可以把孩子聚集起来举办讲座,向他们解释模型、标本和仪器……演讲室应该足够大,可以容纳来自学校的学生,让他们舒适地坐着听讲座,同时还可以容纳其他对博物馆及工作感兴趣的团体。”[17]演讲室也应为教师提供服务。1900—1901学年,儿童博物馆专为教师开设了4门关于自然历史的讲座课程,具体为“常见的矿物和岩石(Common Minerals and Rocks)”“基础气象学(Elementary Meteorology)”“人体的常规生理过程(General Physiological Processes of the Human Body)”“自然研究(Nature Study)”。这些讲座课程免费向教师开放,为他们在教室里的工作提供帮助。[21]23

工作实验室的目的是为儿童追求、研究他们所喜爱的事物提供便利。在工作室里,男孩可以照看他们的蚕茧和毛毛虫,学习如何保存昆虫,学习使用显微镜来发现另一个世界。喜欢物理学和电力学的男孩也将在这里解决他们的问题。[17]临时展室的多样性和多变性往往是最具吸引力的。在临时展室中,儿童可以展出他们自己的作品和他们借给博物馆的物件。

儿童的健康也是博物馆着重考虑的要素。在当时,街道承载了太多蜂拥而至的儿童,威胁着他们的健康和安全。[22]儿童在学校中同样面临着健康的威胁,各类学校体检报告显示儿童存在“视力缺陷”“身体畸形”“肺结核”等“学校疾病”。[23]这些现象促使儿童博物馆把健康作为重要的考虑要素。盖洛普指出,从卫生学的角度来看,衣帽间和空气与采光同样重要。尤其是在冬天,当教师带领50—80名儿童进入博物馆,如果一开始就可以把孩子带到更衣室存放他们的外套、手套、围巾等物品,那么就大大提高了参观的便利性和舒适性。儿童在参展中总是非常活跃、到处跑动,因此设置盥洗室相当有必要,没有饮水装置的博物馆是无法满足儿童需求的。[17]

与儿童博物馆紧密相连的是一间自然历史图书馆。图书馆里的5 000册(截至1908年)藏书囊括了许多自然、历史杰作。图书馆可以作为博物馆工作的补充,它能够在员工们开展与藏品相关的工作时为他们提供有用的参考,给参观者提供更多信息,向教师和学生提供与课堂教学内容相关的读物。2名受过训练的全职管理员可以帮助参观者查阅书籍,而且他们熟悉学校的教学大纲和博物馆的展品,最重要的是他们了解儿童。图书管理员不仅需要提供儿童所需的信息,还要负责激发和培养儿童的兴趣。此外,他们还帮助家长和教师挑选最适合儿童的读物。[24]161

来自密尔沃基公共博物馆(Milwaukee Public Museum)的沃德(Henry L. Ward)评论道:“我一向饶有兴趣地密切关注着布鲁克林儿童博物馆的工作,在我看来,那里有一些特征是普通博物馆无法具备的,专属于儿童的事物所产生的精神影响不容忽视。”[17]儿童博物馆内部不同分区承担了不同的功能,既有着眼于儿童安全、健康的盥洗室、更衣室,也有传达基本常识的展览室,还有供儿童进一步探索和学习的实验室、图书馆等。场馆空间不同的分区与功能指向了儿童教育利益的不同方面。

在博物馆空间的内部,物件既是知识的载体,也是最重要的教育资源。通过与物件接触,儿童能更清晰、更迅速地掌握知识。鉴于此,场馆里要陈列出哪些展品,如何呈现,如何对其进行解读,都是儿童博物馆在规划和建设阶段最常思考的问题。[25]展品选择、呈现和阐释的过程构成了“物与人”的互动空间。在“儿童中心”“完整儿童”等理念的影响下,不少有识之士发现“博物馆中的展品束之高阁、展厅光线暗淡微弱、文字说明晦涩艰深的现状对儿童教育的开展十分不利”[26]。布鲁克林儿童博物馆选择儿童感兴趣且与学校教育内容相关的展品,根据儿童生理特点和认知特点进行展品的呈现与阐释,力图对传统博物馆教育的不足之处予以改进。

1.为儿童选择展品

首先,在展品的选择上,儿童的兴趣是布鲁克林儿童博物馆选择展品的出发点之一。兴趣是儿童生长中的能力的信号和象征。成年人只有不断地仔细观察儿童的兴趣,才能够进入儿童的生活里面,才知道他要做什么。[27]盖洛普曾用“进步主义式”的话语阐释布鲁克林儿童博物馆的教育活动:孩子们成群结队地走进自己的博物馆,去观察、讨论他们新发现的珍宝……我们“时刻保持专注,让孩子发挥自己的力量,发现他们的兴趣所在”。[18]

公立学校的课程需求是布鲁克林儿童博物馆在策展过程中的另一个着眼点。为了使孩子们感到喜悦并对他们进行指导,博物馆通过收集与自然历史相关的展品,激发儿童的兴趣,培养他们观察和思维的能力。初等学校里教授的知识内容,都能够通过馆内收藏的图片、图标、模型、地图等进行阐释。[21]8在陈列内容上,布鲁克林儿童博物馆呈现的展品涉及植物学、动物学、地质学、气象学、人类解剖学、地理与历史学等。[21]10-19相较于展品与藏品的数量,于儿童而言,儿童博物馆的价值更在于明智地选择、陈列、展示儿童能够理解和使用的展品与藏品。数量过多的标本、超出理解能力的展品反而会使儿童感到疲劳和困惑。[17]

2.向儿童呈现展品

在展品的呈现上,盖洛普把博物馆内的桌台和展柜的高度降低到便于儿童与青少年参观的高度。[2]158-159在展柜的材质上,最初的展柜由轻质软木制成,极容易发生收缩和翘曲,不利于展品存放。[28]到1911年,自然历史收藏品所用的展柜采用了增加厚度的复合板,展柜背部和底部的内衬由浅褐色亚麻布制成,稳定的悬吊管代替原来的搁板,这样处理过的展柜不仅可以防尘,还大大节省了保存展品所需的精力。消除搁板后空间更显宽敞有序,每样标本都能作为一个独立单元进行展现。这些标本因而更具吸引力,也具有更高的教学价值。[29]

在陈列方式上,直观性是布鲁克林儿童博物馆遵循的首要教育原则。在带领观众参观博物馆展览室的过程中,盖洛普会打开展柜,让儿童触摸展品,抚摸活体动物。[2]158-159在关于人体解剖的藏品中,展示的物品包括眼、手、鼻、脑、心脏等大型解剖模型。[21]16模型的使用不仅能给予儿童多方面的感官刺激,而且使儿童的地理概念不再局限于地图、地球仪和图标。例如,其中一个场面展示了因纽特人的生活,包括他们的衣服、住所、生活工具和谋生手段。借助模型,儿童可以非常容易地理解因纽特人的艰辛生活及环境对他们的外貌和行为所产生的影响。通过对模型进行展示、类比,儿童能明白气候及当地的自然条件对人们的居住、谋生手段和商业活动带来的影响……[24]161于当时的儿童而言,模型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教育媒介,能将儿童无法视探的宏观场景浓缩为一个可视全貌的景观,或把用肉眼无法看清的微观事物扩大为一个可视内部结构的景观[30],儿童通过类比与想象进而达到对实物实景的理解。

除了在博物馆中向儿童展示具有教育意义的收藏品,儿童博物馆还将展品外借给学校,与学校进行合作促成了“流动的教育空间”。[31]例如,策展人考尔(R. Ellsworth Call)曾向布鲁克林地区的教师发出邀请:“您和您的学生可以接触到各种各样的展品,这些经过挑选的展品可以在初等学校里展示大自然的杰作……我们很乐意为自然研究的课堂提供服务,期待您充分利用我们的收藏品。”[21]1-2出于对进步主义教育的支持和对自然研究的热情,盖洛普依据学校课程策划儿童博物馆的活动,“我们的展品尽可能与学校的教学工作相联系,并在学年里定期以讲座的形式补充各年级的课程”[32]。布鲁克林儿童博物馆下属的一个委员会还专门派遣一位外勤秘书前往社区工作,尝试通过学校在儿童和儿童博物馆之间建立新的联系。[16]

3.对儿童阐释展品

标签是帮助博物馆工作人员向儿童访客解释展品的重要工具。1895年,古德(George B. Good)指出,“准备展览标签是博物馆员工最艰巨的工作之一”[1]274。亚历山大(Edward Alexander)认为:“在标签文本的遣词造句上,难点在于如何把详细的知识和策展人的术语转化为能够让观众简单易懂的语言。这就需要直白的文体风格和清晰的内容,以此来增强文本的可读性。在标签字体排版的易读性上,字母的字号必须足够大,让观众在阅读时能够看得清楚。应该使用容易识别的字体,并且确保所有展览标签的字体一致;
字数不宜过多,以免造成句子冗长;
字母的颜色应该与标签的背景颜色形成对比。标签清晰易读,紧邻所描述的展品,这样标签与展品之间的关系才能一目了然。展览标签也必须配有良好的灯光照明……”[1]275这些要求也反映在布鲁克林儿童博物馆展览标签的设计中。在布鲁克林艺术与科学学会的年度会议上,福克斯(William Henry Fox)多次对标签的重要性和教育价值予以肯定。“标签的工作在博物馆的教育计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访客提供具有教育意义的标签的工作一直在稳步进行。”[32]12“从教育的角度来看,博物馆里没有什么东西比好的标签更重要……不久以前,一个标本只要有名字和产地就足够了,但现在的要求远不止这些。”[33]7

在儿童博物馆的空间中,成人的不可见不意味着成人的缺失。进一步分析陈列内容后可以发现,布鲁克林儿童博物馆试图向儿童传达美国社会的和谐秩序,展示工业文明的追求和美国文化的自信,成人的热情和知识深深地扎根于其中。比如,在展品的选择上,为什么为儿童创建自然历史类的博物馆而不是其他类型的博物馆?从早期的报告来看,虽然博物馆策展人反复强调是为了与学校的教学内容相匹配,是为了满足儿童的兴趣,但却没有说明他们如何判断儿童的兴趣,没有直接证据证明馆中的展品是儿童感兴趣的产物。

虽然未找到布鲁克林儿童博物馆早期室内陈列图,但根据年度报告的文字表述,能够发现该博物馆在陈列内容和秩序上与更早出现的费城博物馆有一些相似之处。18世纪80年代,皮尔(Charles Peel)建立了井井有条的费城博物馆。费城博物馆体现了一种建立在“秩序原则”上的知识。“与其说皮尔追求的是自然界的秩序,不如说他更想借此探求美国社会所应该有的和谐。只要每个等级完美地置于他们所应该在的位置,美国便能实现和谐统一。”[34]在布鲁克林儿童博物馆中,也存在着可为儿童所理解的秩序感。例如,在临时展厅中,儿童们能够逐月寻找当地的候鸟;
从第一株臭菘草萌芽到最后一片秋叶落下,四季的野花依循自然的节律在花坛盛放;
蝌蚪、蜻蜓、蟋蟀等访客也同样按照季节的顺序到访。[17]85

布鲁克林儿童博物馆中还渗透着美国因工业文明而产生的自豪感。“……典型的工业理念是每个系列的鲜明特征。每一件藏品就是一个单元,承载着自身的教育意蕴。”[33]17在藏品板块的购买上,历史名人、历史场景分别占6个板块,国族类型占7个板块,然而行业图解竟占了20个板块,光是蒸汽机的历史就占了11个页面。[21]19这些无不反映着儿童博物馆这一袖珍世界对工业文明的展示与向往。

不仅如此,布鲁克林儿童博物馆还洋溢着美利坚民族的乐观与自信。“现在,有大量精心制作的板块以历史图表的形式展示了从公元前400年到17世纪末期不同民族的不同服装风格……那些从欧洲搜集来的图表,居于次要。”[21]19为了带给儿童更多的便利,布鲁克林儿童博物馆于1905年允许教师和儿童在周一和周二免费进入参观,成为当时世界上向公众开放时间最长的博物馆,这与欧洲一些每周仅开放2次、每次仅开放2小时的博物馆形成鲜明对比,盖洛普也因此一针见血地指出,“欧洲的博物馆并不能称作是公共博物馆(public museum)”[35]。

上述教育现象表明,在由成人与儿童建构的隐形空间中,成人不仅在场,且必不可少。成人组装了展品,建立了概念框架,撰写了展览标签。之后,再由教育工作者准备解释性材料帮助来访的儿童理解展览的意义。这一过程说明儿童应该享有何种教育利益需要经由成人进行筛选之后才得以确定。“谁有权力说出权威的话语,谁有权力说出‘真理’,那就是策略知识,作为权力的知识。”[36]儿童虽具有教育的利益,但并不意味着儿童有权力可以自主支配这样的利益。

福柯(Michel Foucault)曾消极地指出,现代博物馆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国家权力的附属品与象征物,是展示国家荣耀与民族历史的舞台,是对“现代人”进行规训、教育和监视的场所,它的空间是开放的,背后的目的却是隐蔽的。[34]尽管在布鲁克林儿童博物馆这一教育空间里成人的意志清晰可见,但不能完全套用空间权力学说、教育控制学说的分析话语。

回归当时的历史语境,博物馆长期拒儿童于千里之外,大多公共教育机构仅仅着眼于儿童衣食住行这一层面的基本利益。与此同时,建立在前工业化时期的美国初等教育具有浓厚的欧洲传统3R学校的印记,课程设置范围狭窄、机械训练盛行。[37]布鲁克林儿童博物馆凭借其建筑、布局、展品、标签等关涉了儿童教育利益的多个方面,不仅指向了诸如传授常识性知识的基本教育利益,而且努力触及儿童的探索欲、好奇心等最佳教育利益。可见,布鲁克林儿童博物馆在保障儿童教育利益方面的努力与成效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受限于自身感知与理知的水平,儿童没有自行决定其是否应受教育的道德权利,甚至不能决定其受教育的条件。换言之,虽然儿童应享有教育方面的利益,但这并不代表儿童有能力自主支配或实现这样的利益。也正因为如此,在决定儿童教育方面的利益时,父母、社会乃至国家不仅具有权威性而且具有正当性。[7]20世纪60年代,在斯波克(Michael Spock)的领导之下,早期在自然历史藏品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儿童博物馆逐渐演变为直接为访客提供互动体验的现代儿童博物馆。不同于早期“成人给儿童的博物馆”,现代儿童博物馆的定位是“儿童自己的博物馆”。

“我们建造的物质环境既是物质现象又是社会现象。”[38]不同时期儿童博物馆形态、运作过程等方面的差异,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不同历史语境下我们对儿童应享有何种教育利益和我们应该如何保障儿童的教育利益的不同看法。从空间的视角对儿童博物馆的早期历史加以审视,揭示了成人、社区乃至国家才是支配儿童教育利益的权威。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早期儿童博物馆的成功之处在于建构了一个使儿童的教育利益最大化,同时使成人的可见性最小化的教育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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