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家星
北京师范大学 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哲学学院，北京 100875
元代前期新安理学对朱子学的贡献为世所公认，如影响明清知识界至为深远的《四书大全》，即袭自倪士毅《四书辑释》，而倪氏之书乃综合其师陈栎《四书发明》(以下简称《发明》)和胡炳文《四书通》而成。在对以陈、胡为代表的元前期新安理学的裁定上，学界大都将之定为“羽翼朱子”、“惟朱是从，排斥异说”的朱学门户株守者，认为其不具有此后新安新一代理学家朱升、郑玉、赵汸等人的“求真是”之精神。(1)如李霞：《论新安理学的形成、演变及其阶段性特征》，《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1期；
陶清：《“求真是之归”与“求是”——新安理学思想理论特色及其治学思想初探》，《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1期；
刘成群：《元代新安理学从“羽翼朱子”到“求真是”的转向》，《江淮论坛》，2012年第1期。然而，另一方面，事实并非如此。一方面，陈、胡等固以生于朱子之乡而自豪，以研习朱子之书为“本分”，“我辈居文公乡，熟文公书，自是本分中事”(2)胡炳文：《云峰集》，《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4册，台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第167页。；
以发明朱子之学为职责，如被推许为“朱子世嫡”的陈栎，所著述皆“一以朱子为准”而“无一字一句非阐发子朱子理道者”。(3)陈栎：《定宇集》，《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4册，第493页。然而，另一方面，稍晚于陈、胡的元代学者史伯璿在穷毕生精力批判饶双峰思想之际，即敏锐察觉陈、胡兼采南轩说，尤其是对“多不同于朱子”的双峰之说颇为采信，屡屡斥责陈栎“信朱子不如信饶氏。”那么，在“一以朱子为准”与“信朱子不如信饶氏”不同的观点中，陈栎对朱子与双峰究竟抱有怎样的看法呢？以陈栎为代表的元代前期新安理学学者是否仅是“羽翼朱子”而无“求真是”之精神呢？宋元朱子学者在传承朱子学的心态上如何面对“忠臣”与“佞臣”之评呢？本文拟以陈栎相关论述为中心，通过具体比较陈栎与朱子对《四书》理解的不同，就以上问题加以探索，期于对新安理学的认识提出新的反思，以揭示在宋元朱子学继承与发展中普遍存在的方法与心态问题。(4)陈栎所著《四书发明》早已散佚，笔者据《四书辑释》、《四书大全》、《四书管窥》等已辑出该书大体轮廓。本文所用材料则主要根据《四书管窥》和《四书辑释》所引陈栎说。
“求真是”见于《汉书》“实事求是”的颜师古注，“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5)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839页。朱子以“求真是”作为学术讨论的原则，认为这一原则体现了当仁不让、惟真是求的学术精神，并据此批评汉代经学虽有恪守师法之长，然因缺乏“求真是”精神而导致墨守师说，抱残守缺，拘泥不化。而朱子与吕祖谦等友人的学术情谊就是秉持和而不同、相互切磋的“求真是”精神。(6)如黄震指出，吕祖谦于张栻“同巷平居，最相得，于晦庵，则彼此访求，以求真是。”(黄震：《黄氏日钞》卷四十，郑州：大象出版社，2019年，第43页)朱子与友朋书信说：
相望之远，不得聚首尽情极论，以求真是之归。(7)④⑤ 朱熹：《朱文公文集》，《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516、3655、3360页。
方将相与反复其说，以求真是之归，而伯恭父已下世矣(8)④⑤ 朱熹：《朱文公文集》，《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516、3655、3360页。
此汉之诸儒所以专门名家，各守师说，而不敢轻有变焉者也。但其守之太拘而不能精思明辨，以求真是，则为病耳。(9)④⑤ 朱熹：《朱文公文集》，《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516、3655、3360页。
朱子倡导的“求真是”精神为其弟子所继承，表现为他们勇于质疑朱子之说，如勉斋秉此精神对朱子思想加以批评，其弟子饶双峰尤重从义理上反思朱子，金华学派金履祥则集中纠正朱子考据之误。陈栎在“羽翼紫阳”的过程中，亦恪守着“求真是”之原则而非“唯朱是从”。他在《送杨叔昭序》中称赞风水师杨叔昭能不迷惑于风水学的正反之论而实事求是，说：“叔昭能尽所见参稽互订，以求真是之归”。(10)陈栎：《定宇集》，《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4册，第284页。《四书发明》作为陈栎的重要著作，对朱子四书的发明并非亦步亦趋，而是将不同于朱子的心得之说寄托其间，若非细心体察，是难以察觉的。陈栎对朱注的不满，主要采用了以下方式呈现：一是直接对其不够精确之说提出修正意见；
二是有意采用与朱子不同的张栻之说，通过“兼主异说”来表达异议；
三是大量采用与朱子多有不同的饶鲁的看法，其中有不少明显与朱子相抵牾，且涉及诸多重要论题。由此引发了宋元朱子后学对待朱子的两种态度之争议：求真是之忠臣还是诋毁朱子之妄议。以下将对此具体展开论述。
(一)“训‘载’为事，未为的当”：径直商榷朱注
陈栎在阐发《四书集注》(以下简称《集注》)的过程中，对《集注》之说率直地表达过商订之意，这体现出他善疑精思、以求真是的精神。此类情况不是太多，加之陈栎《四书发明》散失，我们只能从现有的元人相关著作中选取材料。特别要说明的是，陈栎对朱子总体持认同态度，他对朱子的不同之见大部分已被史伯璿《四书管窥》收入(当然《四书辑释》亦保留若干条，《四书大全》则少有保留)，故本文在论述上对《四书管窥》的材料多有引用，其因即在此。
陈栎提出经文有误，如认为《论语》“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的“而”应改为“之”，如此方言行对应，意义分明。“‘而’改为‘之’字，即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之意，于‘耻’字有味。”(11)史伯璿：《四书管窥》，周文明、周峰点校，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第415页。该书点校一般，但收集材料颇全，故本文写作句读并不完全按照该书点校。史伯璿批评陈栎此说是“轻改圣经”。但陈栎之见实为朱注所没有的观点，体现了不囿于朱子的创新性。陈栎还多次提出应对朱注字义之解加以修正。例如：“率性之谓道”的“道”，《中庸章句》解作“各有当行之路”，他认为，“此‘路’字恐当改作‘理’字”(12)史伯璿：《四书管窥》，周文明、周峰点校，第83页。，因为“理”与“道”相对，可突出形上普遍之义；
对于《中庸》九经章，他指出，《中庸章句》所引吕大临“道之所进，莫先其家”的“进”字不妥，“道之所进，进字欠妥。只当说推行之意”(13)②④⑤⑥⑦⑩ 史伯璿：《四书管窥》，周文明、周峰点校，第172、239、524、519、254、271、15页。，在他看来，此处只应是“推行”之意，而非道之进退；
他还反对《中庸章句》解“上天之载”为“上天之事”，认为“训‘载’为事，未为的当”，“不如训‘载’为‘始’为的当(14)②④⑤⑥⑦⑩ 史伯璿：《四书管窥》，周文明、周峰点校，第172、239、524、519、254、271、15页。，因为其意是指无极太极之初，无声可闻无味可嗅；
他不满《中庸章句》把“素其位而行”的“素”解为“犹见在也”，提出应为“如今人云素来之意”。以上皆体现了陈栎在文义理解上与朱注的不同。
陈栎还对朱注采用了多角度的批评。一是批评朱注用语不通，当改之。例如，对于《孟子》私淑诸人章，朱子解“私淑”为“私窃以善其身”，陈栎认为此解未能把“诸人”之意解释通畅，当是“私窃其善于人”方通。(15)“《发明》‘私窃以善其身’解‘诸人’字不顺，不若云‘私窃其善于人’，文意方顺”(史伯璿：《四书管窥》，周文明、周峰点校，第544页)。二是批评朱注不合文意，当删之。例如，对于《论语》用行舍藏章，他指出，《集注》所引谢氏说“子路虽非有欲心者，然未能无固必也”可删，此处并无“固、必”之意。又如，对于《孟子》知我罪我章，他认为，《集注》所引胡氏说当删“使乱臣贼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则戚矣”十五字，因为这是论《春秋》之功，而非论其罪。史伯璿则认为，这是从反面指出乱臣贼子以夫子有罪的偏私之见，实不可删。他说：“乱臣贼子，独以孔子为罪……《集注》一字不可轻改，乃欲删其十五字，《发明》僭诞之罪大矣。(16)②④⑤⑥⑦⑩ 史伯璿：《四书管窥》，周文明、周峰点校，第172、239、524、519、254、271、15页。三是质疑朱注的实践可行性。例如，对于《孟子》滕文公问为国章，《集注》引张子复三代井田之说，认为“要之可以行于今”。陈栎则以为井田制度太过久远，并不可行。他说：“未易言也。废之数千载而欲复之于一旦，难哉难哉！(17)②④⑤⑥⑦⑩ 史伯璿：《四书管窥》，周文明、周峰点校，第172、239、524、519、254、271、15页。
不仅针对《集注》，陈栎对《朱子语类》(以下简称《语类》)中的朱子说亦有所背离。举例来说，(1)关于《论语》吾道一贯章与三省章的先后，金履祥、胡炳文等皆主一贯、三省分别为早年、晚年事，因为在《语类》中朱子明确三省是“曾子晚年进德工夫”。陈栎则批评此说将早晚颠倒，“如何反以‘一唯’为初年事，‘三省’为晚年事乎？(18)②④⑤⑥⑦⑩ 史伯璿：《四书管窥》，周文明、周峰点校，第172、239、524、519、254、271、15页。，他主张三省为早年工夫，一贯乃晚年工夫。(2)关于“攻乎异端”，在《语类》中朱子即以老子为异端，陈栎则认为乡愿即异端，老子于当时并非异端，夫子尚向老子问礼。推测老子其书乃后世伪托，故因后世而被推为异端，此近乎象山“不知孔子时固无佛老”说而不同于朱子。“孔子问礼于老聃，则聃在孔子时未可以异端目之。(19)②④⑤⑥⑦⑩ 史伯璿：《四书管窥》，周文明、周峰点校，第172、239、524、519、254、271、15页。(3)对于伯夷之风章，在《语类》中，朱子认为，伊尹得行道而伯夷、柳下惠未能施展其志，乃是各自命运偶然遭遇，非是必然。陈栎则主张这是必然而非偶然，与朱子截然相对。(20)“《发明》亦以为不可谓之偶然。”(史伯璿：《四书管窥》，周文明、周峰点校，第554页)(4)对于夷狄之有君章，陈栎提出《集注》所引程子说是正说，尹氏说是推说，实则《语类》中朱子以二说“只是一意”，并无此区别。(21)“《发明》谓程说责在下之无君，正说也；
尹说责在上之不君，推说也。”(史伯璿：《四书管窥》，周文明、周峰点校，第279页)以上数例，陈栎皆直接表达了对朱子的不同看法。
(二)“兼主异说之失”：据南轩等说批评《集注》
除直接针对朱注的批评外，陈栎还以“引异说”的方式表达对《集注》的异议，这里主要是指引朱子友人张栻、后学冯椅、陈埴等异于朱子之说。史伯璿在“《四书管窥》大意”中即指出，《四书发明》存在兼主“与《集注》甚相远”之异说而不专主朱子的情况，并意识到此举实是对朱子说的冲击，斥其“存异说”的后果为“淆后学”。他说：“《语录》《或问》、陈氏、饶氏诸说之大同小异者，皆兼存之，与《集注》□甚相远。(22)②④⑤⑥⑦⑩ 史伯璿：《四书管窥》，周文明、周峰点校，第172、239、524、519、254、271、15页。
1.时引异说与《集注》相对立。对于《论语》雍彻章，陈栎认可冯氏所引《吕氏春秋》说，以为成王并未赐天子礼乐于鲁，《礼记》乃汉儒附会之作，并不足信。《集注》则引程子说，据《礼记》之言而以为确有赐受，二说针锋相对。(23)先师曰：“程子唯用《礼记》之说，谓成王之赐，伯禽之受皆非。冯氏引《吕氏春秋》之说有来历证据，最是。‘三桓祖桓公而立庙’说得有考据，有情(疑此处有文字脱漏)，此说恐得之矣。成康之时，召毕诸公皆在，未必以天子之礼乐赐鲁。《礼记》汉儒传袭之说，恐不可信。”(倪士毅：《四书辑释》，《续修四库全书》第16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80页)又如，对于《论语》祝鮀章，陈栎、倪士毅师徒明知齐氏“虽有令色如朝，亦必佞而后免”说与《集注》“有美佞之一即可免”之意相反，却仍“姑存之”，体现了与《集注》的不同。(24)“《辑释》引齐氏曰：‘世衰尚巧言，虽有令色如朝，亦必佞而后免。’又引其师之言曰：自上蔡疑‘而’字为‘不’字，故齐氏亦因‘而’字为此说，与《集注》少异，姑存之。”(史伯璿：《四书管窥》，周文明、周峰点校，第311页)对于《论语》毀明堂章，陈栎引陈埴说，以不征无禁为王道之始，以悉有厉禁为王道之成，与《集注》明确厉禁为王道之始正相对。史伯璿指出，胡炳文已驳斥陈埴说而陈栎却引证之，由此可见陈栎《四书发明》不如胡炳文《四书通》。(25)“《发明》引陈潜室曰：‘关市不征，泽梁无禁，乃王道之始成。周关门市，皆有限守，山林川泽，悉有厉禁，乃王道之成。’”(史伯璿：《四书管窥》，周文明、周峰点校，第484页)陈栎还采用了有违朱注的古注说，如关于“泰伯三让”解引《后汉书》说，以坐实三次谦让，而《集注》、《或问》则反对坐实其解，以虚说“固让”解之。在此他有意不同于朱子。(26)“《发明》：《后汉和帝纪》‘三让者，太王疾，采药不返，一也；
不奔丧，二也；
文身，三也’。”(史伯璿：《四书管窥》，周文明、周峰点校，第340页)他甚至还引朱子所放弃之旧说，如《论语》管仲之器章采冯氏说，以“三归”为娶三姓，此乃朱子旧说，《四书或问》已反驳之，《集注》最终解“三归”为“台名”，而陈栎仍引“冯氏‘娶三姓备九女’之说”。(27)⑦⑩ 史伯璿：《四书管窥》，周文明、周峰点校，第286、15、296、466、570页。以上数例可见陈栎并未株守朱子。
2.多次通过引用南轩说来表达对《集注》的异议。陈栎视南轩为南宋仅次于朱子的大儒，说：“乾淳大儒，朱子第一人，次则南轩。”(28)⑥ 陈栎：《定宇集》，《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4册，第331、278页。并将其视为与朱子并列的道统传承者，“续往圣绝学，前周程，后朱张”。(29)⑦⑩ 史伯璿：《四书管窥》，周文明、周峰点校，第286、15、296、466、570页。史伯璿早已注意到陈栎对南轩的采信，批评其《四书发明》表面兼采朱、张之说而不加评价，实则阴主南轩异于《集注》之解，而不以朱注为是。他说：“张氏之异于《集注》者，往往依违两可，不能折衷，惑人甚矣。(30)⑦⑩ 史伯璿：《四书管窥》，周文明、周峰点校，第286、15、296、466、570页。例如，对于《论语》五十学易章，陈栎据伊川与南轩解，认为“加”、“五十”当如旧解，而非《集注》的“假”、“卒”解。(31)“《发明》按：伊川、南轩‘加’与‘五十’字，皆从旧。夫子赞《易》时年七十耳，与五十字不相妨也。中年学《易》所以晚年能赞《易》也。”(史伯璿：《四书管窥》，周文明、周峰点校，第325页)对于《论语》哀公问社章，陈栎亦主南轩说，以“使民战栗”为哀公之言而非宰我说，下文“成事不说”三句乃夫子责备宰我未救正哀公说。他批评《集注》以战栗为宰我说，导致“成事遂事”句落空无着，不如南轩说无弊。(32)“《发明》引张氏曰‘以使民战栗’为哀公之言，‘成事不说’三句为夫子责宰我不正救之语。《发明》自谓作责宰予失言说，则成事遂事二句全无着落；
从南轩说，则三句皆有情，否则付之阙疑可也。”(史伯璿：《四书管窥》，周文明、周峰点校，第285页)对于《论语》事父母几谏章，《发明》兼取南轩与饶氏说，南轩以“几谏”之“几”为过错未显，《集注》则主张“几”是柔声以谏，双峰则以“不违”为“不违逆父母”。陈栎明知二说不同于《集注》，却仍主张“南轩、双峰不妨自为一说”。(33)⑦⑩ 史伯璿：《四书管窥》，周文明、周峰点校，第286、15、296、466、570页。对于《论语》纣之不善章，《发明》引南轩说，以“天下之恶皆归”指飞廉等恶人聚集，而《集注》以为是恶名汇集，二者显然不同。陈栎则认为“朱子以为恶名，张氏以为恶人，读者宜辨”。(34)⑦⑩ 史伯璿：《四书管窥》，周文明、周峰点校，第286、15、296、466、570页。对于《孟子》仁之胜不仁章，《发明》取南轩说，解“与于不仁”为同于不仁、“终必亡而已”为“沦胥以亡也必矣”，皆与《集注》“助于不仁，亡其所为仁”说不同，《发明》故意兼存二说不加辨析。(35)⑦⑩ 史伯璿：《四书管窥》，周文明、周峰点校，第286、15、296、466、570页。对于《论语》孝乎惟孝章，《发明》引南轩说，发挥《尚书》说此句乃为政之道的本意，而《集注》则是阐明孔子引《尚书》的言外之意，这二者是不同的。对于《孟子》食而弗爱章，《发明》引南轩说，认为本章“恭敬者，币之未将者也”和“恭敬而无实，君子不可虚拘”中的“恭敬”皆是指恭敬之心，“君子”指待贤者，“拘”为拘束。《集注》则认为，这两处“恭敬”分别是恭敬之心和以币帛为恭敬意，“君子”指贤者，“拘”为居留。史氏批评“《发明》隐然有主张说之意。”(36)“《发明》按：朱子以两‘恭敬’字作两意说，张氏于两‘恭敬’字只作一意说。”(史伯璿：《四书管窥》，周文明、周峰点校，第588页)对于《孟子》有攸不惟臣章，《集注》解“臣”为“不为西周之臣”，《发明》引南轩说则认为应是“不为商纣之臣”，这二者是明显相对的。史伯璿支持《集注》，批评《发明》引南轩说给学者徒增眩惑：“《发明》何必引张以眩学者？”(37)“《发明》采张氏曰：‘文武于商为西伯，有攸不为臣，不臣于商以纣之命征之也’。”(史伯璿：《四书管窥》，周文明、周峰点校，第523页)《发明》甚至取与《集注》相背的南轩说。如对于《孟子》三年无改章，南轩认为父道乃是指非乱常之事，故“无改父之道”乃是“不改父善”。《集注》则认为“无改”是“在所当改而可以未改”，显然意义不同。史伯璿批评道：“南轩是主不改父善之意，与《集注》背，《发明》存之而不与折衷，惑人甚矣。”(38)③④⑤⑥⑦⑨ 史伯璿：《四书管窥》，周文明、周峰点校，第257、374、582、15、91、91、317页。
3.通过对《语类》的取舍以反《集注》。例如，对于《论语》论笃是与章，陈栎批评《集注》以“言和貌”解“色”，不如南轩以色庄为“行违于言者”，并引《语类》说支持南轩解。史伯璿认为，《发明》对《集注》、《语类》异同不加辨析的做法充分体现了其偏向南轩说的真实心态，指出：“岂《语录》乃《集注》未定之说欤？《发明》引之而不辨其同异，盖其意欲为援张氏说张本也。观《辑释》所引师说，则《发明》之真情发见矣，大抵《发明》有右张氏之意。(39)③④⑤⑥⑦⑨ 史伯璿：《四书管窥》，周文明、周峰点校，第257、374、582、15、91、91、317页。《发明》还有另一处理方式，就是《语类》与南轩说不合者，则删除之。例如，对于《孟子》天民章，《发明》引南轩说，认为天民与大人的区别仅是在位与否而无关德性。但《集注》、《语录》皆强调二者在德性上具有勉强与自然之别，《发明》既有意删除《语录》说，但自我立说又没有从德性上区分优劣，这在史伯璿看来，似乎显得毫无主见而前后矛盾，他指出：“《发明》悉去《语录》，独采张说而不与别白，误人甚矣……至于《发明》后段所自为说者，又不免分其优劣，可谓主见不定，自相抵牾，其亦不善于《发明》也夫！(40)③④⑤⑥⑦⑨ 史伯璿：《四书管窥》，周文明、周峰点校，第257、374、582、15、91、91、317页。
在稍晚于陈栎的史伯璿看来，陈栎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是朱子学的“背叛者”。这一看法与今人以陈栎为朱子亦步亦趋的门户株守者之见形成了鲜明对比。史氏经三十年而成的《四书管窥》旨在辨析以饶双峰为主的异于朱子之说，其批判锋芒，几遍及宋元之际所有采用饶双峰说以阐发朱子《四书》的重要著作，尤重辨新安理学家胡炳文《四书通》、陈栎《四书发明》、倪士毅《四书辑释》的宗信饶氏和背离朱子之处。这三位一向被视为朱学株守门户者，然而在史伯璿看来，他们几乎都可以说是饶氏之信徒，如他批评《四书通》“本意一以饶氏为宗”，《发明》“宗信朱子，则又过于《通》……以其信朱子不如信饶氏。(41)③④⑤⑥⑦⑨ 史伯璿：《四书管窥》，周文明、周峰点校，第257、374、582、15、91、91、317页。鉴于“饶氏说诸编多引之”的情况，《四书管窥》在辨析双峰异于朱子解时，实亦是对《发明》等的辨析，史伯璿认为此即“治本塞源”：“愚则但辨饶说，不及此三编者，治其本塞其源也。(42)③④⑤⑥⑦⑨ 史伯璿：《四书管窥》，周文明、周峰点校，第257、374、582、15、91、91、317页。因《四书发明》已不传，《四书辑释》、《四书大全》等仅引陈栎之说，未能显示《四书发明》引用双峰说的真实情况。但该书对双峰说的引用，应与《四书通》、《四书辑释》相近，《四书通》约引双峰说492处，《辑释》约引564处，据史伯璿“大扺《辑释》所引，则《通》与《发明》皆引之矣”的说法，《发明》所引双峰说当高于《四书通》，而与《辑释》相近。在新安三家中，陈栎对双峰尤其信奉，史伯璿特别注意对比陈栎与胡炳文对双峰的态度，以此判定陈栎《四书发明》不如《四书通》。他说《通》“亦有援引饶氏说而不察其与《章句》相背者尤多，《发明》殆又过之，《辑释》亦不免有之。(43)③④⑤⑥⑦⑨ 史伯璿：《四书管窥》，周文明、周峰点校，第257、374、582、15、91、91、317页。因此，他特别细致地分析了在面对朱子与双峰不同观点时，陈栎倒向双峰的具体选择、表现形态及其后果。
一是“勦饶说以为己意”。史伯璿认为，《发明》对双峰的采用有直接引用和祖述其说两种情况。其中，直接引用较为显白，如双峰认为，《大学》正心修身章“详于论证而略于处方”，其工夫皆自慎独出，此说即为《发明》所援引。(44)“双峰之说，近代《四书通》及陈氏《发明》皆引援而祖述之。”(史伯璿：《四书管窥》，周文明、周峰点校，第64页)而较为隐秘地祖述饶说，则是不直接引用饶说，但暗中采用其意，属于比较隐秘地倒向双峰。例如，关于博施济众，双峰解为“事不难于博施而难于济众”，而《发明》亦有“济众难于博施”说，可知“《发明》盖亦以饶氏意为己意也。(45)③④⑤⑥⑦⑨ 史伯璿：《四书管窥》，周文明、周峰点校，第257、374、582、15、91、91、317页。《发明》提出“学问极功”之圣人比“圣神能事”之圣人降一等，亦被史伯璿认为是“祖述饶氏生知安行之圣与大而化之之圣不同之言以为说”。(46)③④⑤ 史伯璿：《四书管窥》，周文明、周峰点校，第108、129、547、174页。又如，《发明》解“喜怒哀乐”为“人心之谓”，主张《中庸》二十五章“道即诚之道也”等说，史伯璿认为此皆是“勦饶说以为己意，其迹甚显”，他由《发明》过于信赖饶说而推出其书不如《四书通》。(47)“以此观之，《发明》之不及《通》远甚。”(史伯璿：《四书管窥》，周文明、周峰点校，第188页)
二是兼采朱、饶而力求调和之。例如，对于“费而隐”章，《发明》提出，“理无形体，于有形体之物上得见无形体之理。此‘察’字实对‘隐’字，体之隐者，于此物上昭著出来。……而其所以然之妙，则终非见闻所及，虽察也而实隐也。(48)③④⑤⑥⑦⑨ 史伯璿：《四书管窥》，周文明、周峰点校，第257、374、582、15、91、91、317页。史伯璿认为，陈栎此说是既抄袭饶氏之意为己有、又尽量力求合乎《章句》的调和之解；
陈栎所主张的“察”字与首句“隐”字相对说本于双峰，“其所以然之妙”之意又本于朱子《章句》，“虽察实隐”句的思想是推扩双峰之说以合乎《章句》的宗旨，从而求得朱子和双峰的协调，但因两家对“察”理解不同，故陈栎其实无法做到调和。又如，对于《孟子》君子所以异于人章，陈栎抛出调和论，这遭到了史伯璿的批评：
饶氏此一段说与前段说，本皆是破《集注》不合添个“于”字之意，非有所发明于《集注》也。《发明》乃合其二段而一之，又删润之，以求合于《集注》之旨，似矣。……《发明》眷眷于双峰如此，于不可通者，犹委曲与之周旋，何哉！愚谓其信朱子不如信饶氏，于此可见。《四书》中若此类者不一，不可不考。(49)③④⑤⑥⑦⑨ 史伯璿：《四书管窥》，周文明、周峰点校，第257、374、582、15、91、91、317页。
《集注》把“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解为“以仁礼存心，言以是存于心而不忘”。双峰认为“于”字多余而不合孟子意，当为“此心常在仁礼上”。《发明》即以双峰说为基础，并加以修正，试图使之合于《集注》。但《发明》其实并未调和成功，仍落入双峰所谓的“心存在仁礼”上。
三是对饶氏口非心是，对朱子阳奉阴违。史伯璿指出，在面临《集注》与双峰说的抉择时，陈栎往往站在双峰一边，甚至采用表面反对而内心赞同的态度。例如，《发明》在阐发《中庸章句》十九章结语“此章引孔子之言以继大舜文武周公之绪”后，即以按语形式提出“饶氏说与《章句》不同者亦宜知，今载于下”，认为双峰之说虽然不同于朱子，但也是属于学者应知之内容，并将其引用于文下。双峰其实反对《章句》“明其所传一致之意”，认为费隐之意到十九章而止，故“此则语意更端，恐不当遂谓其有发明传授一致之意也”。(50)③④⑤⑥⑦⑨ 史伯璿：《四书管窥》，周文明、周峰点校，第257、374、582、15、91、91、317页。史氏批评《发明》对双峰采取了口非心是的态度，表面敬畏朱子而私心实以双峰为善，故不加辨析朱、饶之是非曲直，而使学者无所适从，实显其信奉双峰超过朱子。史氏说，“苟得其实，何畏于朱子，何私于饶氏？存之乃公心耳。今皆不然，而但兼存异论，以眩学者，依违两可，无所折衷。岂不有愧于发明名书之义乎！愚故谓其信朱子不如信饶氏。其于饶说每口非而心是之者，此也。如此等之存，正是私于饶氏，又畏朱子，而不敢明言之者也。”(51)史伯璿：《四书管窥》，周文明、周峰点校，第176页。“信饶氏”的“信”据四库本补。又如，对于《中庸》“强哉矫”的理解，《集注》解为“强貌”，双峰解为“矫揉”，强调此是用功处。《发明》则取双峰说，并指出双峰说来自吕大临而未为《或问》所取。史氏批评陈栎对此明显异于朱子之说者不加褒贬，体现了陈栎表面反对双峰、实则信奉双峰超过朱子的真实内心。(52)“《发明》备载饶氏此说……《发明》若以饶说为非，则不当存。存而不辩，正愚所谓‘口虽非之，心未尝不是之’者也。于此见《发明》信朱子不如信饶氏之微意矣。”(史伯璿：《四书管窥》，周文明、周峰点校，第121页。按：《四库》本“微意”为“真情”)
四是因袭双峰以改《集注》。陈栎在不满于朱子之说时，会借助双峰之说来对之加以修改，或直接放弃《集注》而采用双峰说，此则属于“明目张胆”挺饶反朱，足显陈栎对双峰说之信赖。例如，双峰质疑知及之章《集注》“气禀学问之小疵”可疑，不契文意。陈栎进一步提出改“学问”为“设施”。史氏痛斥《发明》不但不正双峰之非，反顺推其说，以《集注》为误。他说：“《发明》不能明其不然，反为之改易字面以助其澜，可谓无见也已。”(53)史伯璿：《四书管窥》，周文明、周峰点校，第429页。又如，关于仁人心章，双峰认为此处之“心”及求放心的心皆是义理之心，他反对《集注》将求放心的心解为知觉之心，求放心并非是“收拾精神不令昏昧放逸”。《发明》不但不辨其谬，维护朱子，反而倒向双峰，引用此说，以为本章四个心字“皆是指仁而言”。史氏痛斥之，言：“双峰此说，盖为破《集注》‘志气清明’与‘昏昧放逸’数语而发。但谓‘又只说从知觉上去’之疑。……《发明》不能辨其谬妄，反又删润其说以附于编，使若与《集注》相发者，而实则不然。其误后学甚矣！”(54)史伯璿：《四书管窥》，周文明、周峰点校，第567-568页。首句据四库书。又如，关于《中庸》分章，双峰与朱子有所不同，他在《集注》33章基础上将其分为34章(把哀公问章分为两章)六大节，各节宗旨与《集注》颇有不同。双峰的分章影响甚大，新安三家皆采用此说，亦是背朱从饶。
在剖析陈栎信从双峰之诸种表现时，史伯璿多次强调信奉双峰说的不良后果。他指出，其所带来的首要危害就是“乱《集注》而眩后学”，使后学者在两说之间难以作出抉择。例如，对于《论语》人之过也章，《发明》引双峰说，认为“各于其党”是兼君子小人言，观过知仁则是仅就好的一面言。其次，这种兼取朱、饶相互对立之说的做法也使得陈栎的《发明》自身处于矛盾之中。例如，圣人吾不得见章，饶氏主圣人天生说是就资质言，《发明》既引饶说，又认同《集注》自可学至于圣的学力说。这二说显然冲突，但《发明》却不加辨析，一并取之。(55)“《发明》既引饶说，又自以为‘自有恒而入，学而充之以至于极，有至于圣人之理’云云”(史伯璿：《四书管窥》，周文明、周峰点校，第329页)。这就导致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或使得陈栎自身之说与双峰说相矛盾，如对于洒扫进退章，《发明》认为“子夏之言切实可行”，与其所引双峰批评子夏“言事不及理”说相互矛盾(56)“《发明》谓‘子游之言似高大而可喜，子夏之言实切实而可行’。按：《发明》既引饶氏‘子夏只言事而不及理，无以贯通之’之言于前，而于此又如此说，可谓主见不定，自相抵牾，误人甚矣。”(史伯璿：《四书管窥》，周文明、周峰点校，第459页)；
或所采饶说与所引他说相互矛盾，如《发明》既采双峰“《中庸》要处不专在首章”说，又引陈孔硕“此章盖《中庸》之纲领，此三句又一章之纲领也”解，这二说显然相反，它兼采矛盾之说而不加辨正，可见其护饶之意(57)“按：陈氏已是，饶氏正与相反……《发明》兼采而不折其衷，何邪？”(史伯璿：《四书管窥》，周文明、周峰点校，第83页)。此外，史伯璿批评《发明》对双峰之信服达到迷恋地步，甚至对于双峰自相矛盾之说，亦不忍割舍。例如，对于《论语》温良恭俭让章，双峰既认为温良恭俭让与温而厉皆有圣人中和气象，又指出温良恭俭不足以尽圣人之德，即便胡炳文已指出其说矛盾之处，然《发明》仍引之。史氏由此批评陈栎对胡炳文带有嫉妒之心，其说虽善不取；
对双峰则有尊信之心，其说虽失不弃。(58)“盖《发明》于胡氏每有忌克之意，故其说虽善，亦多不取，于饶氏每有尊信之心，故其言虽失，亦不忍去。”(史伯璿：《四书管窥》，周文明、周峰点校，第256页)但史氏之评，恐失之主观偏激。
以陈栎为代表的新安前期理学家，并非如论者所说的那样株守朱子门户而毫无求真是之精神。相反，《四书发明》或直接批评《集注》，或借助南轩、双峰等人之说来修正《集注》，表达了超越《集注》而试图成一家之言的追求，体现了不盲从权威的“求真是”精神。如何处理朱注与异于朱注之说的关系，是朱子后学必须处理好的方向性问题。而在对朱子的看法上，尤其在是否应该修正朱注的问题上，朱子后学形成了两种对立的看法，即以求真是之精神修正朱说而作朱子之“忠臣”，还是坚决维护朱子，视对朱子之批评者为妄议、僭越之佞臣。
(一)“忠臣”与“佞臣”之辨
陈栎以义不容辞的态度表达了对朱子的忠诚和接续朱子学的使命感，赢得了朱子功臣和忠臣的评价。他曾仿孟子之说，认为无论是就时间还是就空间而言，其家传学术与朱子学皆有着特别亲近的关系，理应担负起传承朱学的重任，这体现了他强烈的“深探根源以绍正派”的弘扬朱学的道统担当感。“先人生嘉定辛未，距朱子梦奠才十余年耳。去朱子之时，若此其未远，吾休阳距文公阙里地，若此其近。先人授徒，非朱子之书不读，余自少授读唯谨。”(59)② 陈栎：《定宇集》，《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4册，第287、374页。延祐二年，65岁的陈栎在《上许左丞相书》中从道统高度充分表达了他对朱子之学的认同。他自述了个人生于朱子之乡而幼熟读文公之书的朱学身份，说：“生文公之乡，读文公之书，少知留心老尤笃志”。由此，他强调其《书集传纂疏》等所有著作皆严格遵照朱子思想，完全以朱子为标准而不敢有丝毫偏差，即便有所发明，亦是不离朱子窠臼而羽翼朱子。他将自我定位为彻底的朱子信徒，“不敢一毫不祖述乎朱子，又或就其臼窠中而发明之。(60)② 陈栎：《定宇集》，《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4册，第287、374页。以“续紫阳之灯”为一生目的。
与陈栎的自我期许相应，元明学人亦多以“有功于朱子”、“文公忠臣”、“朱子世嫡”、“先后一辙”来定位陈栎与朱子的关系。正如揭傒斯所指出的，《四书发明》通过阐明朱子之真义，刊除背离朱子之说，发挥朱子微妙之义，补充朱子所遗缺，使朱子之学大明于世，被吴澄赞为“有功于朱子”，此语当是对朱子后学的最大褒奖。(61)“惧诸家之说乱朱子本真，乃著《四书发明》……其畔朱子者刊而去之，其微辞隐义，引而伸之，其所未备，补而益之，于是朱子之学，焕然以明。”(陈栎：《定宇集》，《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4册，第486页)汪炎昶称陈栎得于家学为多，《四书发明》消除了《四书纂疏》等诸书材料不精、新旧不分、泛论切论相混的弊病，使《集注》真义得以准确、清晰地呈现，故可谓忠臣。(62)“世有《纂疏》《集成》，虽皆为《四书》羽翼，然《语录》无新旧之分，众说有泛切之混……及《发明》出而此弊始扫，谓之忠臣，不亦宜乎！”(陈栎：《定宇集》，《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4册，第487页)程敏政推崇陈栎知真行之切，不愧“文公世嫡”，赞《四书发明》实为通往文公之学的必经桥梁。(63)“百世之下号文公世嫡，则先生其人矣。”(陈栎：《定宇集》，《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4册，第490页)吴承渐以为陈栎作为“紫阳功臣”乃天下公论。(64)“先生为紫阳之功臣，盖天下后世之公论也。”(陈栎：《定宇集》，《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4册，第492页)叶良仪赞陈栎为新安理学之首席，所著各书阐发朱子之理，与朱子合辄共拍而丝毫不差。(65)“吾邑陈定宇先生首推子朱子世嫡焉……无一字一句非阐发子朱子理道者，堂堂正正，与子朱子先后一辙。”(陈栎：《定宇集》，《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4册，第493页)尽管有着如此多美誉，陈栎在《四书》中多个关键章节最终选择双峰说而批评《集注》，如对于“天下言性”章，《集注》主程子说，以“此章专为智而发”。陈栎对此深有怀疑，一读双峰“这一章本是说性，不是说智”说，即如茅塞顿开，信而不疑。(66)“《发明》每读此章，不能无疑于程子之说。得饶氏此说以读此章，意豁然矣。此章专言性，极是……《发明》信双峰深于信朱子，其言正不足为轻重也。”(史伯璿：《四书管窥》，周文明、周峰点校，第545-546页)史伯璿以此为《发明》信从双峰胜过朱子之证。《发明》对《中庸》尊德性一节之理解，亦是如此，还引发了忠臣与佞臣之争。这里列出陈、史、倪的相关文本如下：
《发明》按：“《章句》分极高明以下为两类，毎每读之，不能无疑。盖道中庸难属致知……尊德性属力行，道问学属致知，知之与行，交勉并进。”
史云：“《发明》正是蹈袭双峰之说而小变之，以为己有者也。《通》者之言，乃其对证之药，惜乎其不之取也。”
《发明》又曰：“久蕴此意未敢自决，后阅吕芸阁《记解》曰‘温故知新，将以进吾知也。敦厚崇礼，将以实吾行也’。则已言之矣。最后则饶氏说亦以《章句》为疑。但饶氏纯自致广大以下皆为道问学之事……但其分知行则不差云”。
史云：“《记解》乃一时之言，倪说乃庸人之见，孰若《章句》之屡经改定为不可易邪？引彼证此未得为当。”
《辑释》士毅谨按：“此一节胡先生《通》发明《章句》而谓未说到力行处，固得朱子之意矣。先师则自述所见，而以知行交互言之于此，似得子思之本意也。……先师尝自谓愿为朱子之忠臣而不为朱子佞臣，即此亦可见矣。”
史云：“观《辑释》先谓《通》得朱子意，其师得子思本意，则是以朱子意为非子思本意也。末后引其师忠臣、佞臣之说，则是谓其师为忠臣，胡氏不得辞佞臣之名矣……若《发明》……非惟不识力行，亦不识存心。反自以为忠臣，可乎？《辑释》阿其所好，政恐未免为乃师之佞臣耳。”(67)史伯璿：《四书管窥》，周文明、周峰点校，第220-223页。
针对《章句》以存心、致知这组概念为枢纽，以解释尊德性、道问学一节的做法，陈栎长期存有疑惑而试图以知行范畴解之。后受吕大临以知行解温故知新、敦厚崇礼一节的触动，尤其是受双峰以知行解本节的影响，最终在略加调整双峰说的基础上，确立了以致知、力行说通解此节的看法。与陈栎相反，胡炳文则重新论证《章句》之解，批评双峰新解。倪士毅则以貌似肯定陈、胡双方各有其理的立场来调和之，认为胡炳文得朱子意，陈栎得子思意，高度肯定其师陈栎得经文原意，指出二者的不同恰恰体现了其师甘当朱子忠臣而非佞臣的心态，即“求真是”之精神。史伯璿力挺朱子、胡炳文说，对陈栎师徒加以反击，认为陈栎之说不过是剿袭双峰之意而稍加改动，胡炳文之解恰是其对症之药。他还特别指出，倪士毅以其师得子思意说，意味着朱子尚不如陈栎，尚未得子思意；
倪氏以陈栎之不同于朱子为忠臣，而论证朱子正确的胡炳文却成为佞臣，如此一来，将演变为反朱为忠、从朱为佞了。为此，史伯璿坚决否认了陈栎“自以为”的忠臣身份，指出其以“力行”替代朱子“存心”说根本就不合文意，属于错误认识，以错误认识反对正确见解者，完全不在忠臣之列。他指出，胡炳文以正确理解维护朱子说法，应是忠臣而非佞臣，并对倪氏反唇相讥，认为其赞赏陈栎谬说是阿谀奉承其师，已堕落为忠奸不辨的奸佞之臣。此忠臣、佞臣之辨双方各持己见，然又并非意气之争，实关乎对朱子的诠释态度这一根本性问题，是“求真是”与“护朱子”两种心态不可避免的碰撞。
(二)僭臣与妄议
与朱子学界主流做法不同，史伯璿对朱子《四书》的诠释有一个独特视角，即居于护朱的立场，专门辨析朱子后学中看似阐发朱子、实则背离朱子的疑似观点，揭露其中所隐藏的欲僭越朱子、自立门户而妄议朱子以及标新立异之倾向，即“析疑似而距淫诐”，这体现了极强的护朱护教意识。他认为扫除朱子学中潜藏的这一似是而非、妄议朱子的思潮，对于纯洁朱子之学、维护朱子权威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他在《上宪司陈言时事书》中专门论及朱子后学中的这股“妄议”逆流。
《四书》诸经，凡已经朱子注释者，千万世学者不能加毫末于此矣。而后之儒者，往往立异为高。大抵滥觞于黄勉斋、蔡节斋诸贤，汗漫于饶双峰，而泛滥横溃于近代诸儒。由是莠乱苗，紫乱朱，而晦庵夫子之旨，始夺于似是而非之说，学者不知所适从矣。愚欲于后儒之说，择其实有补助于朱子者存之，其他务欲求多于朱子而实非其注者之言，坊间不得刊行，学者不得习读。严立限制，科场中有主异说者，官标记姓名，后举不许再试。庶乎喜新好异之说可革，而经旨传义自至，不至于淆乱矣。(68)史伯璿：《青华集》，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2页。
史氏首先表达了对朱子极端维护的护教态度。他认为，凡经朱子注释过的《四书》等经典，具有绝对和永恒的真理性，即便历经万世，亦不可有丝毫更改，它们是经中之经。为此，他揭露出朱子门人后学中潜伏着一股不满于朱子且试图自立己说的“立异为高”的逆流。这股逆流绵延甚长，被誉为传朱子法器的黄榦是其发端，其同党包括了朱子亲传蔡渊等人，至黄榦弟子双峰则更加自以为是而随意立说。受双峰之恶劣影响，元代诸儒在偏离朱子的路上越走越远，几乎要冲破朱子学的藩篱。各家借阐发朱子说之名而实际暗中各抒己见的风气，导致了良莠不齐的思想局面，并对朱子之学造成极大冲击，使朱子思想失真，引发了学者无所适从的混乱情况。史伯璿提出的纠正之方就是对朱子后学之说严加甄别，择取符合朱子本旨而有所发明者，对那些自以为高明于朱子之论而不合朱注者，禁止刊行和学习；
对在科举考试中主张异说者，要给予禁止参加科考的严厉处罚。他认为，以此可达到消除喜好异说风气，彰明经义大旨(实即朱注)的目的。
在史伯璿看来，双峰在此股“立异说”的逆流中，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中坚作用，其反朱立异的僭越心态最为嚣张，影响最为恶劣久远。对此，他在《四书管窥》中将饶氏之罪概括为：试图自我立说，以求胜过朱子，“立意为高，以求多于朱子”。一方面，饶说具有隐秘性。立说文辞繁复张扬，以辞胜理，使得真实用意隐秘而难以察觉，容易蛊惑人心：“长于夸多斗靡，辞胜于理，易以惑人，非潜心熟察，未易看得出。”另一方面，双峰对朱子毫无尊敬谦让之意，放言无忌，一有不合就随意贬朱，狂妄至极：“饶氏于朱子之说，有不合己见者，莫不昌然言之。不曰‘不意老先生亦看不透’，则曰‘当时老先生亦欠仔细’。”(69)史伯璿：《四书管窥》，周文明、周峰点校，第16页。他非朱的用心在于自我尊崇，为树个人权威而不肯自居于朱子之下，这导致的恶劣后果是，诱发了后世“妄议”朱子的潘多拉之盒，故可称其为“妄议”朱子的始作俑者。(70)“盖其本意但欲学者尊己，不肯为朱子下，故不自觉以至此耳。其所以启后儒妄议朱子者，实滥觞于此！”(史伯璿：《四书管窥》，周文明、周峰点校，第16页)
(三)“求真是”之“忠臣”
上述以陈栎为朱子门户株守者和朱子背叛者的对立看法皆失于一偏，如要给陈栎以适当定位，“求真是”则较为适切。一方面，陈栎并未株守朱子之说，而是有所辨正，这与其“求真是之归”的理念和做“朱子忠臣”的信念有关。“忠臣”与“功臣”有所不同，“忠臣”意味着直言无隐，有犯无欺，故陈栎对《集注》的接受与批判并未虚假盲从。“朱子忠臣”观是朱子后学中普遍存在的心态和诠释策略。但史伯璿基于以朱注为“千万世学者不能加毫末于此”的绝对护朱立场，并不认同“朱子忠臣”这一身份，反而非常警惕“僭臣”之举。比如，“多不同于朱子”的饶双峰对朱子的大量批判，在他看来，则是过度越界了，体现了其欲自立门户、凌驾于朱子之上的膨胀心态，此非忠臣而实为僭臣之举，其意乃在篡夺朱子的经典解释话语权。他断定陈栎“信朱子不如信饶氏”，此与对其“朱子世嫡”之评恰针锋相对。就陈栎而言，或许只有“朱子忠臣”之定位才可能消除二者的冲突。陈栎确乎对朱子抱着“忠臣”之心，他对《集注》的怀疑及对双峰、南轩等异于朱子之说之最终信从，是经过反复思考的结果。在他看来，正如臣子谏言君王一般，虽陈朱子之过失，然始终抱有耿耿忠心。故在信饶以纠朱的举动中，恰显出其对朱子之“忠”。一则，陈栎《四书发明》在表述上亦颇为委婉，不细心体察难以看出其对朱子的偏离。二则，吸收包括勉斋、双峰等朱门后学之说以纠朱，已是朱子后学诠释朱子的通行之举，但多不愿意直接提出对朱子的批评，而多指出对朱子后学诠释不当的修正。各家评论在指出《四书发明》材料准确、阐发简明的优点时，并未提及其对《集注》的矫正，但却肯定《发明》对赵顺孙、吴真子等所著之书偏离朱子之意的矫正，故可谓朱子忠臣。忠臣意味着所主张的某些看似违背《集注》之说，其用心乃是维护《集注》。所以，忠臣更多的是从诠释者的用心来讲，而不能仅就内容论而言。这一点金履祥有所表白，他认为其《论孟集注考证》对朱子的操戈入室之举是忠臣之举，如果他人为之，则是贼臣：“自我言之，则为忠臣；
自他人言之，则为谗贼，要归于是而已”。(72)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757页。故批评者以忠臣自居的心态，既可实现对内的心安理得，又可作为抵挡外来批评的盾甲。当然，忠臣亦可包含于功臣之中，归属于功臣的一种特殊类型，或者说忠臣是功臣的必要属性。忠臣意味着违逆、牺牲、献身、误解等。与之相对的是谄谀、奸诈之臣，其表面之顺从实则带来是非之蒙蔽。史伯璿认为，朱注已尽善尽美，工夫、学力皆不如朱子者，自身无力理解《集注》，反而对朱子展开种种批评，往往是自作聪明的妄议妄改，不知自误反以朱子为误。
另一方面，在对双峰评价上，陈栎等并不如史伯璿所认为的那样——“信朱子不如信饶氏”。陈栎确乎认可双峰“有功于朱学”，肯定双峰异于朱子之说并非如史氏所认为的“立异以为高”，而是“多有好处”，对朱子颇有发明矫正之功。但陈栎亦对双峰的性格缺点与学术缺失加以批评，他与其外甥对此有段对话：
问：“饶双峰有功于朱学，有发明极好处，亦有拘处。其大可怪，入闽回，过邵武，守邀讲《尚书》人心惟危至允执厥中一节。妄改朱子之言以非朱子，殆不可晓。”
“答曰：饶氏《四书讲义》内多有好处，亦多有可非处。如朱子补《大学》格物致知章，渠发明其意甚精密，末一段却疵朱说，改其文，似是两人所为。吾尝疑其人有心疾，清明在躬时说得好，其非改朱子之说，乃心疾发作时。不然，何故如此纰缪，自相背驰？晚年自号饶圣人，真心恙矣。”(73)陈栎：《定宇集》，《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4册，第352页。
他批评双峰是一个心气极高的自负狂诞之士，晚年以饶圣人自居，可谓儒之狂也。双峰在被福建官员邀请讲解《尚书》时，仍然大肆妄改朱子人心道心之说，以非议朱子，可见其狂妄不羁、不通情理之甚。在他看来，双峰《四书》说虽有好处，但坏处亦不少。有鉴于双峰在诠释朱子思想时表现出的前后背离与自相矛盾，陈栎居然推定其或精神有病，当其心智清明时，则能精密阐发朱子；
当心疾发作时则非议改动朱子说。就此可见，陈栎同样不满双峰对朱子之疵议。他对双峰可谓褒贬兼具且是非分明，双峰在其心中之地位，远不能亦无法与对朱子的推崇相比。故史伯璿因陈栎对双峰部分说法之采信而反复断其“信朱子不如信饶氏”的看法显然是偏激之论。
无论是对于朱子还是双峰，陈栎皆秉持了朱子“求真是之归”的精神。(74)在史甄陶看来，陈栎在风水、丧葬之礼、深衣服制等问题上皆对朱子思想有所反思，并将朱子对这些问题的看法称为朱子初年未定之说，这表明陈栎是个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学者。此外，史甄陶还根据陈栎与胡炳文关于《四书集注》版本之争，指出陈栎认可朱子的学说是有前提的，即朱子的解释应符合子思的见解。他的这些观点与本文所论确有相通之处。参见史甄陶：《家学、经学和朱子学——以元代徽州学者胡一桂、胡炳文和陈栎为中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一方面，陈栎对朱子虽然推崇，但并非盲信，亦未株守。《四书发明》通过直接表达批评、间接引用异说(如南轩说、双峰说)等方式提出与朱注不同之解，体现了陈栎宁作朱子忠臣而非佞臣的态度，故认为以陈栎、胡炳文等为代表的元代前期的新安理学只是一味护朱而无求真是之判断是不准确的；
另一方面，陈栎对双峰说虽大量采信，然同样并未盲从，而是清醒指出其不足，甚至包括对其精神上的批评(指其有“心恙”)，故史伯璿断定他“信朱子不如信双峰”的看法也是武断且偏颇的。虽然陈栎是朱子的忠实继承者，但并不意味着他对朱子的一切言说皆应言听计从而毫无反思，而是更应该看他是否继承了朱子的治学方法与治学精神。就此而言，陈栎确实接续了朱子的“求真是”之治学精神，这与朱子后学如金履祥的“要归于是而已”是一致的。在朱子诠释史上，存在两种态度：一是以史伯璿为代表，他们以朱子为绝对真理，对其绝对信从，反对任何对朱注的批评。故史伯璿不能容忍双峰、陈栎等所谓新奇立异之说对朱注的偏离，并对之扣以“妄议”、妄改、僭越、夺权等恶名，甚至上书提出要采取政治、经济等手段对违背朱注者加以严厉制裁。二是以黄榦、双峰一系为代表的批评派，其中包括新安理学，或者可视为如金履祥所言之“忠臣派”。他们虽尊重继承朱子，但却善于思考，勇于从义理与考据上提出与朱子不同之见，对朱子加以批评修正，推动了朱子学的向前发展。应该说，后朱子学就是在“忠臣”与“妄议”这两股力量碰撞中向前推进的。故朱子及其后学所留下的“求真是”之精神并未消逝，迄今仍熠熠生辉，它应成为一切时代治学者恪守的基本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