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宋代文官制度的得失
【摘要】宋代自从建国，皇帝就倡议与士大夫治天下，以致朝野的政治气氛相当开明。宋太祖曾经自诩：不以言论杀人，从而形成了“士大夫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则，建立起了“尚文抑武”的文官制度。宋代文官制度的确立，使传统的“贵族政治，武人政治从此基本上退出了封建中国的历史舞台”；并使其后的中国封建社会始终以大一统局面延续下去；同时，使书院兴起，学者辈出，经学、史学、文学、科学技术等均甚发达。但是，宋代文官制度也带来了各种严重的政治恶果。
【关键词】宋代文官制度 得失
【Abstract】Since founding a state, emperor propose and cure world Song Dai with court official, so that political atmosphere of the court and the commonalty quite enlightened. The grandfather once bragged very much Song: Do not kill a person with the speech , thus form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court official"s democratic system", Set up civil official system on" still document restrain military". Song civil official of Dai system stand really and make " noble politics is military people withdraw from feudal the historical stages of Chinas basically from then on by politics" a traditional one; [1]And the feudal society of China that thereafter make lasts to down with the situation of big unification throughout ; Besides, make the academy rise, the scholar comes forth in large number,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historiography, literatu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etc. are very developed. However, civil official Song Dai"s systems have brought various kinds of serious political evil consequences .
【Key words】 Civil official Song Dai"s system Gain and loss
一、宋代文官制度的得
（一）宋代文官制度使传统的“贵族政治，武人政治从此基本上退出了封建中国的历史舞台”
在选任官员的过程中，宋代始终强调文治。宋太祖赵匡胤即位后，深鉴五代时期武人专权跋扈之弊，注重任用科举出身的文臣。他曾说，任命文臣为地方官，即使都去贪污，也比任用武将的危害小。宋太宗即位以后，迅速增加科举取士的人数。整个宋朝，每年由科举入仕的平均人数是361人，约为唐朝的5倍，元代的30倍，明代的4倍，清代的3.4倍。可以说，宋代科举取士之多，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宋政府不仅扩大录取名额，而且还通过改革科举考试方式，使地主阶级各个阶层的知识分子，在考场上凭学识取得官位。这些通过科场考试精选出来的，富有较高文史知识素养的文臣，受到了宋政府的重用。开宝进士柳开曾在信中对他哥哥讲：
今士取爵位者，上可以陈皇王之事，述道德之任，试干贤良是也。次可以习章句之能，备改事之材，取进士举是也。下可以通经义之精，服诵习之劳，应礼传科是也。力不足于贤良，即于进士，力不足于进士，即为礼传，次志之所为，无有不成者也。 天圣进士，英宗朝官至三司使的蔡襄则说：
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文士也。
又说：
择官在于取士，今之取士，所谓制科者，博学强记者也；进士者，能诗赋，有文词者也；明经者，诵史经而对题义者也。是三者，得善官至宰辅皆由此也。
这道出了宋代选任官的特征，即，由制科、进士诸科入仕的科举出身人，是宋代官僚队伍的主要组成部分。科举制度的高度发展，造就了宋代一大批名垂青史的治国能臣，名公贤相。他们大多数亦文亦仕，既参预国家管理，又著书立说，主宰思想文化领域，为我国古代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与前后各朝相比，宋朝对士大夫的礼遇是无与伦比的，自立国之初，宋太祖就立定了不轻杀大臣与言官的“祖宗家法”。因此，宋代除北宋前期有少数贪官污吏被处死刑外，其余时期，士大夫罕有被刀斧之刑者，对大臣最重的黜罚便是削职流配。礼遇与优给俸禄等措施相结合，培养了宋代士大夫积极参政议政的热情，他们“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 上自皇帝的所作所为，下及州县官的一举一动，凡有越礼背法者，皆有敢言之士极力弹劾。台谏官为驳回皇帝或宰相的某些决定，有接连上10余封乃至20封奏疏者，即使弃官降职，在所不辞。宋政府的优遇。还大大激发了宋代士大夫践履儒家理想的道德自律精神，他们把自己的命运与封建王朝的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惟恐朝廷有弊政引起被统治阶级的反抗。因此，以天下为已任，并形成了范仲淹“先天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代表的优秀思想。这种思想促使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的关心国事、关心民生，为支撑赵宋政权的统治起了重要作用。
宋朝立国，“专务矫失为得”。设法立制，多是为了克服以往弊政。其所立之制，不乏可供后世借鉴之处。叶适曾说：“本朝之所以立国定制，维持人心，期于永存而不可动者，皆以惩创五季而矫唐末之失策为言，细者愈细，密者愈密，摇手举足，辄有法禁。” 矫失防弊的目的是为了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如科举考试中的殿试制度，糊名法、誉录法、别头试、复试权贵子第等改革措施，是为了攻克以往科举考试受权臣干预，录取不公之弊；扩大录取名额则是为了扩大统治基础，杜绝唐末落第人参加农民起义之弊。在任官制度中，铨试、呈试法为救恩荫太滥之失而设；限制地方长官自辟属官，由吏部依照条法统一任命全国基层官员，实行地区回避法，定期轮任制等等，皆是为了矫唐末五代藩镇权重，内轻外重，地方吏治败坏之失。此外，制定严密的亲属回避法，限制家室、外戚、宦官等的晋重，则为了防止官僚士大夫之间结成朋党以危害君立专制统治，为了避免汉、唐、王朝由外戚、宦官祸国而衰亡之类悲剧的重演。矫失之政，使宋代统治阶级在官僚制度的改革，修订过程中费尽心机。这一制度照顾了方方面面的利益，较好地调整了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使宋朝统治的300余年间较少有大的政治风波，从而保证了其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的大发展。
（二）宋代文官制度使权力收纵自如，无尾大不掉之虞
宋代士大夫阶层的组成部分，与前代相比，已经有了根本性的改变。隋唐以后重科举取士，为中下层的寒族知识分子进入仕途打开方便之门。不过，隋唐之际士族还有相当势力，他们对科举考试也有一定的操纵能力，因此，当时考试还没有采取弥封制，录取是直接面对考生的。宋代庶族与士族的势力对比再起变化，经唐末五代的扫荡，士族势力荡然无存，加上科举考试公平原则的具体贯彻实施，来自中下层的知识分子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受益者。通过科举取士，帝王也有意识地让下层知识分子进入仕途，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为了能够替中下层知识分子拓清仕进之路，宋代帝王的作为甚至在不同程度上违背了“公平原则”，如开宝元年（968年）三月，因翰林承旨陶彀之子陶邴试进士合格，名列第六、太祖“ 遂命中书复试”，并诏曰：“自今举人凡关食禄之家，委礼部具析以闻，当令复试。” 太宗雍熙二年（985年）三月，殿试得进士179人，后再得诸科318人，“宰相李昉之子宗谔，参加政事吕蒙正之弟蒙亨、盐铁使王明之子扶、度支徒许伸宣小子待问，举进士试皆入等。上曰：‘此并势家，与孤寒竞进，纵以艺升，人亦谓朕为有私也！’皆罢之。” 景德二年（1005年）三月，真宗又特别“诏诸王、公主、近臣、无得以下第亲族、宾客求赐科名” 。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四月，真宗特别“召所谓势家子弟者，别坐就试” 。“内举不避亲”，尚是美德，更何况通过弥封考试公平竞争脱颖者。太祖要求世家子弟复试。太宗所说的“谓朕有私”，真宗要求的“别坐就试”都是借口，其真正原因是为“孤寒”出仕拓清道路，同时抑制“势家”的形成。开宝八年（974年）二月，太祖在殿试时对举人们说：“向者登科名级，多为势家所取，致塞孤寒之路，甚无谓也。今朕躬亲临试，以可否进退，尽革畴昔之弊也。” 把帝王的良苦用心说得一清二楚，在帝王的有意识抑制下，北宋初期的达官贵族的子弟甚至都不敢参加科举考试。如《石林燕语》卷5载：“范杲是宰相范质的侄子，“见知陶彀、窦仪，皆待以甲科，会有言世禄之家不当与寒峻争科名者，遂不敢就试。”卷8载：“旧制，执政子弟多以嫌不敢举进士，有过省而不敢就殿试者，盖时未有糊名之法也。”进入仕途后，这些来自下层的知识份子也成为文人士大夫阶层的主体部分。如太宗时的宰相张齐贤，“孤贫力学，有远志”，名臣王禹 “世为农客，九岁能文”；真宗仁宗时的宰相王曾“少孤，鞠于仲父宗元，从学于里人张震，善为文辞”；名臣范仲淹“二岁而孤，母更适长山朱氏”；欧阳修“家贫，至以荻画地学书。以敏悟过人，读书辄成诵”。这些人都依赖科举进入官场，位至显赫，成为宋室的腹心大臣，宋代统治者所信任和托付国事的就是这个阶层的文人士大夫。这一大批出身贫寒门第卑微的知识分子能够进入领导核心阶层，出将入相，真正肩负起“治国平天下”的历史使命，完全依靠朝廷的大力提拔。因此，他们对宋王室感恩戴德、誓死效忠，即使任途屡遭挫折，也此心不变。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提出文人士大夫必须“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进退皆忧”，“先忧后乐”的意识成为宋代文人士大夫从政的主体精神与前代士大夫“达者兼济天下，穷者独善其身”的意识有很大的差距。范仲淹本人就以身作则，他登第为官后，便开始施展自己的政治才能和抱负，积极给朝廷上书，倡言变革。经过数十年的不断努力，终于在庆历年间仁宗托付范仲淹着手整顿吏治，改革朝政。“仲淹亦感激际遇，以天下为己任，遂与富弼日夜谋虑，兴致太平。” “庆历革新”虽然很快就失败了，但并没有改变范仲淹“先忧后乐”的一贯精神。范仲淹还曾捐地建校、推俸助人、建立义田，即使是在母丧大悲之际，也“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范仲淹坚持不懈，以身作则的“进退皆忧”，“先忧后乐”的精神，被宋代文人士大夫广泛地接受下来，成为人们学习的现实楷模，从而改变了五代以来士风颓败的局面。《宋史•范仲淹传》言范仲淹“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朱熹也极为称赞范仲淹“大厉名节，振作士气”之功。宋王室当然欣赏这种感激奋发的忠诚，因此也坚定了他们依赖这一批文人士大夫的信心和决心。特别关键的一点是这些文人士大夫出身寒微，没有势家势力作为社会背景，故也没有深厚的社会根基和实力，其荣辱盛衰皆掌握在帝王手中，即使位极人臣，也不会对赵宋王朝构成潜在威胁。布衣卿相的仕宦经历决定了他们对赵宋王朝的耿耿忠心，对皇室的依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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