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前战略筹备工作概述
张文成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二系八队，江苏南京 210003）
摘要：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关键时刻拯救了中国革命，在这次重大战略转移之前红军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筹备工作。本文从间接筹备和直接筹备两个层次尤其侧重在思想、组织、人员、物资、军事等方面对红军长征的筹备工作加以概述，从而揭示出这些战略筹备工作对红军长征的最终胜利发挥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红军；长征；筹备工作
1934年底，广昌失守，红军在内线打破敌军“围剿”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在严重的挫折前，中国共产党中央萌生了转移的念头，在10月份正式开始长征前，主要进行了以下方面的战略筹备。
一、间接筹备：红七、红六军团的“探路”
中国共产党中央萌生了转移的想法后，就将这一计划报告了共产国际。6月25日共产国际复电，大意为同意战略转移，主力红军的退出，“唯一的目的只是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于是李德、博古开始有意识地准备转移。
首先是红七军团的北上。7月初，中央将红七军团从福建连城调到江西瑞金，要求其在一个半月内赶到皖南地区。8月1日，红七军团在攻占水口以后，正式以“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的名义活动。经过两个月的艰苦转战，红七军团直到9月底才到达婺源县北的段莘地区，人数从出发时的6 000余人减到不足2 000人。虽然由于人数太少，没能达到吸引和调动“围剿”中央苏区敌人的目的，但是正如粟裕所说，它“一度震动了福州、杭州、徽州、芜湖以至蒋介石的反革命统治中心南京，对于宣传我党抗日主张，推动抗日运动发展，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以及策应中国共产党中央主力战略转移，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红六军团的西征也是中央为战略转移所做的间接准备之一。7月2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及中革军委给红六军团发出西征训令。根据该训令，萧克、王震、任弼时等领导的红六军团于8月7日开始西征，经过两个多月的奋战，于10月24日，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团在贵州印江县木黄会师，胜利完成转移任务，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起到了先遣队的作用。
二、直接筹备
虽然从1934年5月起，中央就开始有了战略转移的想法，并做了间接准备，但直到9月初，打破敌人“围剿”已基本无望后，中央才开始组织一系列紧锣密鼓的直接准备。
（一）思想准备
在战略指导思想上，中央逐渐改变了过去以不遗寸土为主的方针，决定以保存有生力量为主。9月15日，中革军委发出训令，要求中央红军“无论如何应该以保持自己有生力量和物质基础为我占据第一等基本原则。保持地域，不轻遗寸土予敌人，这应该放在前一原则之下来进行的”。9月29日，张闻天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一切为了苏维埃》的社论，文章说：“为了同样的目的，我们分出我们主力的一部分深入到敌人的远后方，在那里发动广大的群众斗争，开展游击战争，解除敌人的武装，创造新的红军主力与新的苏区，以吸引敌人的力量到自己方面而歼灭之。”这是红军战略转移的第一个公开信号。10月9日，李富春以代主任的名义下达《总政治部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要求搞好宣传鼓动工作，“以保证每个战士的不怕疲劳与随时准备战斗的情绪和旺盛的攻击精神”。”此外博古还亲自起草了政治动员令，通过演讲和发表文章进行思想动员。
（二）组织准备
针对长征中复杂艰苦的作战和生活环境，中央对许多组织机构进行了调整，以灵活机动为主要原则。9月13日，中革军委发布第44号命令，将敌占地区的县区军事部立刻改为县区游击队的司令部和政治部，还规定，“如在边区和中心区域有被敌人侵犯之可能时，则将军事部作上述改组”。9月19日，张闻天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出《关于边区战区工作给各省县苏维埃的指示信》，提出“保卫局与裁判部可合并为肃反委员会”，“在战争特别紧张的区域，甚至苏维埃所有的各部都
可以取消，而由个别同志直接负责去解决当前特别重要的战争问题”，下级机关在“同上级机关脱离交通关系时，仍然能够去进行工作”这些都是在为苏区失陷后的工作进行具体布置。
（三）人员准备
首先是大量征兵，以补充前几次反“围剿”损失的兵员，壮大革命队伍。9月1日，中央组织局、总动员武装部等发出《关于九月间动员三万新战士上前线的通知》，决定即日起开始争取在九月份内动员三万新战士上前线。9月7日，《斗争报》发表社论《进一步使赤少队成为红军现成的有良好训练的后备军地方部队》，指出应当吸收广大妇女参加赤少队。在火热的宣传下，苏区的广大青年男女踊跃参军，从五月到九月征集新兵约十万人，红八、红九军团几乎全是新兵。
除了征兵，还对红军基本干部进行针对性的加速训练。陈云1935年10月15日至22日间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的报告指出，担任训练的有三个学校：红军大学、步兵学校以及专门学习防空和防毒的军事专门学校。红军干部人员，大部分都进过这三个学校。此外，各卫生学校（专门训练军医、看护员）、通信学校（专门训练电话电报等通信工作人员），输送一大批新干部到各军团中。
（四）物资准备
由于这次战略转移主要是为了躲开敌人的围追堵截，这就注定了红军只能避开国民党兵力强大的富庶地区，而绕道偏远落后的地区，因此一些重要物资只能提前准备好。比如粮食、弹药、服装等物资。陈云在《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中提到：“我们筹集了六十万担粮食，供红军西征开始阶段使用。还加紧生产弹药，弹药生产增加了六倍到三十倍。还给战士置备了特制的军服。还采办了大批特制军衣给兵士穿”“经常的粮食问题怎样解决的呢？主要的，是各地人民自愿供给我们，以及没收了地主豪绅的财产给红军享用。”9月8日，中央各机关号召募集二十万双草鞋慰劳红军。9月26日，《红色中华》报号召开展熬盐运动。
（五）军事准备
除了红七、红六军团的先行探路，中央还利用国民党内矛盾，与国民党将领陈济棠积极建立联系谈判，进行谈判，针对他与蒋介石不和、“围剿”中作战消极的情况，达成了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借道等五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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