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雪旺 ，李跃军 ，管婧婧
（1.台州学院 商学院，浙江 台州 318000；
2.台州市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浙江 台州 318000；
3.浙江工商大学 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指出，构建推动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着力激发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促进社会公平，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认同感，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浙江示范。实现共同富裕，农村和农民是关键，解决城乡差距问题是主攻方向，要更加注重向农村倾斜，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旅游因其具有盘活乡村发展要素，挖掘乡村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和生态价值，提升乡村发展功能而被认为是推动城乡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1-2]。据农业农村部统计，2019年，我国乡村旅游接待人次达32亿，年收入超8500亿元[3]。浙江近几年的实践表明，借助乡村振兴战略，全民参与乡村旅游发展，能够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4]。《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2025年）》，将乡村旅游提升到共同富裕的战略高度，提出实施农民致富增收行动，完善企业与农民利益联结机制，培育10万名农创客，激活闲置农房10万幢以上，推进万户农家旅游致富计划。
因此，本文将从价值、主体和模式等研究框架出发，在阐述乡村价值和空间正义的基础上，从乡村旅游的主体和发展资源的视角，总结、归纳、梳理、提炼乡村旅游不同的开发模式，为城乡共同富裕提供政策参考。
中国学术界曾经有一种城市乐观主义观点，认为乡村问题最终要靠城市化来解决；
但也有学者认为，以中国的人口体量，单纯依靠城镇化，恐难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5]。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乡村是否还具有独特的属性和自主发展的价值和可能？在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时代背景下，乡村是否还有振兴的必要？乡村振兴是为谁而振兴？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乡村旅游的消费对象。关于乡村旅游的概念，学术界并未形成一致意见，总体上分为“乡村地域”定义和“乡村性”定义两大类。前者认为乡村旅游是发生在乡村区域的旅游活动[6]，后者认为“乡村性”（Rurality）是乡村旅游的本质所在[7]。乡村由此成为一个多主体、多功能、异质化、混杂性的空间，其作为农业生产空间和农村居民生活空间的属性日益减弱，作为都市居民消费空间的特征明显增强。与此同时，在国家政策的鼓励下，城市资本大量进入乡村地域，投资观光农业、乡村旅游、休闲度假旅游、“第二住宅”等产业或项目，进一步加速了乡村空间的消费转向，推动了新的消费空间类型的出现。乡村旅游主要面向城市居民，提供乡村本身的“乡村性”作为消费对象，以满足乡村旅游者对乡村景观、生活方式和乡土气息的“田园牧歌式”想象。
（二）乡村旅游的空间生产与空间正义。根据大卫·哈维的资本循环理论，乡村旅游开发是继工业化（初级循环）、城市化（次级循环）、福利社会（三级循环）之后的资本的第四级循环，由此必然带来乡村旅游的空间生产及空间正义问题。中国旅游业正在经历由资源主导向资本推动的转型发展，资本将乡村旅游目的地纳入全球化生产和消费网络体系，对乡村可持续发展带来新的挑战[8]。资本与旅游在乡村的结合，在驱动乡村旅游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诸多负面效应[9]。在空间资本化的推动下，传统的乡村空间正被交换价值和符号价值所主导的商业消费侵蚀，乡村景观在城市的审美取向下被重构[10]。乡村不得不迎合消费者的需求和想象，成为满足城市居民乡愁体验的消费空间，城市对乡村正由过去的显性剥夺向隐性规训转变，乡村地区可能面临空间异化、文化失落以及社会矛盾累积等危险[11]。乡村正在由乡村居民的生产、生活空间变为城市居民的消费、休闲空间。作为生产资料的空间，对其生产、占有、利用、交换和消费应体现社会所期盼的公平公正，空间正义的缺失集中体现于因空间资源再分配引起的利益分配的正义缺失[12]。
（三）乡村多元价值与乡村旅游。在国际学术界，无论是刘易斯的城乡二元经济理论，还是克鲁格曼的“中心-外围”理论，其核心思想都是乡村要服务于城市和工业需要，乡村价值因而为城市所定义[13]。但实践证明，乡村是中国社会的“蓄水池”和“稳定器”[14]，乡村不会也不应消亡[15]。更深层次上，相关争论反映了对“乡村价值”的不同认识。历史地看，乡村发展遵循着从“生产主义”（Productivisim）到“后生产主义”（Post-productivism）再到“多功能”（Multi-functionality）乡村的演化路径，即从农业生产空间到商业消费空间再到多元功能空间的过程[16]。朱启臻（2018）认为乡村价值具有生产价值、生态价值、生活价值、文化价值和教化价值多个维度，形成有机统一的整体[17]。
乡村价值不仅体现为物质生产价值（农业），更体现为景观审美价值（游憩）、舒适物价值（旅居）、文化遗产价值（怀旧）和心灵庇护价值（精神充电）等非物质生产价值。乡村的价值，尤其是非物质生产价值，很多时候表现为一种正外部性被免费利用。这既导致了乡村资源的闲置和浪费（公地悲剧），也造成了低收入者（乡村社区居民）负向补贴中高收入者（资本和游客）的结果。这是一种既无效率也不公平的制度安排，不利于“扩中”和“提低”。乡村旅游由此成为乡村价值实现的重要途径，城乡要素一体化改革应将乡村价值作为生产要素纳入交易市场，使其可评估、可核算、可交易、可受益。
可见，乡村旅游的对象无论是“乡村地域空间”还是“乡村性”，都与乡村价值问题密切相关；
而乡村旅游，则是实现乡村价值、推进城乡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
乡村旅游开发中主要有农户、政府和资本三类发展主体；
相应地，从发展主体、主导力量和动力机制的角度来看，乡村旅游就形成了三种典型模式①乡村旅游的发展模式，可以从不同角度来划分：从发展主体、依托条件、产品业态、地理区位、经营方式等不同视角，乡村旅游可以分为不同的模式。本文仅从发展主体和主导力量的角度展开分析。：“自下而上”的农户自发型模式、“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模式和“自外而内”的资本输入型模式。“自下而上”的农户自发型模式，依靠农户内生积累；
“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模式，表现为国家财政资金和政府开发项目引领；
“自外而内”的资本输入型模式，即通过外源性工商资本主体来整合农村要素，实现市场化、产业化经营。此外，还有介于三种典型模式之间的变种和过渡类型，包括村集体主导模式、返乡乡贤或创业者主导模式、独立第三方推动引领模式及各类混合股份制模式。据此，可以绘出乡村振兴各模式的三维坐标系，见图1。
图1 基于主体的乡村旅游模式
（一）“自下而上”的农户自发型模式。“自下而上”农户自发型模式的特征是普通农户在一些乡村精英、“能人”或第三方的引领下，紧抓时代机遇，迎合市场需求，自发开设“农家乐”“乡村民宿”“田园综合体”等休闲农业、观光农业业态，满足城市居民的消费需求和审美偏好。同时通过合作，渐进式地实现资本积累，自下而上地整合到城乡市场经济体系中。这种模式就是乡村旅游中的“小农经济”，具有内生性、根植性、灵活性、公平性等特点。如，四川省成都市“五朵金花”、陕西省礼泉县袁家村、浙江省天台县后岸村等。
其中，内生性是一个本地动员的过程，乡村旅游目的地村民利用自身资源禀赋、交通区位、人力资源等有利条件，自发地开发乡村旅游资源[18]。根植性是指乡村旅游对特定目的地地理环境、历史文脉、民俗风情关系的依赖性，是资源、文化、知识、制度、地理区位等要素的本地化，根植于本地的深厚文化土壤之中，形成各自不同的特色，难以被复制和模仿，形成自己独特的价值。灵活性是指乡村农户利用闲置房屋和劳动力，发展乡村民宿，投资少、用工灵活，可以有效利用乡村闲置资源，为乡村闲散劳动力提供灵活的就业岗位和生计；
同时，可以有效发挥乡村的“蓄水池”和“稳定器”功能，像海绵一样，吸收从城市释放出来的人口和生产要素，有利于社会稳定。公平性是指乡村旅游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乡村空间和乡村性，其所有权归农户所有，使用权归农户开发，剩余索取权归农户分享，实现了公平正义，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
但与此同时，农户自发型模式也存在着低端性、“原子化”等弊端[19]。农户缺乏资金、渠道、人才、管理经验等，规模小、业态低端，推销渠道不畅，服务不专业，缺乏话语权。由于规模小、分散经营，农户之间存在“原子化”和合作不足问题，与平台（尤其是OTA等网络平台）的谈判中话语权缺失，容易被大资本收割。
（二）“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模式。政府或政策性国企，以扶贫、对口帮扶、领导蹲点、示范村等政策为依托，以项目制为形式，自上而下地向特定明星乡村输入资源、项目、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改善农村交通、旅游服务等水平，实现国家力量从“汲取”到“输入”的角色转变，通过各种乡村旅游示范项目，解决乡村旅游资金困难、人才短缺、基础设施不便、集体行动难以达成、公地悲剧、渠道不畅等困境，引导和支持乡村旅游适度规模发展。
以国家力量改造乡村社会、培育乡村旅游经营主体，短时间内注入大量资源，立竿见影，见效快，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体现“有为政府”的中国特色。同时，通过“试点→总结经验→推广”的模式，发挥示范效应和学习效应，能够短时间内发挥乡村旅游的富民效应，如，浙江省淳安县下姜村、浙江省安吉县余村等。
政府通过“村村通”“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特色小镇”“大花园建设”“景区城镇村”等工程，极大地改善了乡村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人居环境、自然生态和旅游景观，但在“美丽”乡村向“共富”乡村转变的过程中，核心问题是怎么通过乡村运营，把“美丽”转化为生产力、把“美丽”转化为“共富”。这并不是政府所擅长的，也不应是政府的职能。政府项目、长官意志、形象工程盛行，未必符合市场需求，导致资源配置低效、国有资产流失、地方债务高企、系统性金融风险积累。政府资源不能无限投入，政府主导型模式不能无限推广复制。同时，大量政府项目资源如果被乡村精英控制和垄断，村民参与感、获得感减弱，这些都会影响共同富裕。
（三）“自外而内”的资本输入型模式。城镇工商业资本及其伴随的各类市场主体和生产要素在利润的驱动下大规模进入乡村，中国乡村旅游业正在经历由资源主导向资本推动的转型发展[10]。乡村旅游涉及政府、基层集体组织、村民、企业和社会公益组织等众多主体的复杂关系，资本构成也逐步从单一农户自主投资的格局转变到多方资金共同经营投资的多元格局。工商资本可以整合乡村旅游生产要素，通过土地流转、人才输入、管理引进、渠道营销等手段，打造乡村特色旅游产品体系，带动农民参与市场化、资本化的乡村旅游经营，实现农民增收和共同富裕，具有规模化、专业化、高端化、资本化等特征。
工商资本主体通过经营权流转集中了较大面积的土地，以规模化经营方式提升经营效率。分工高度专业化，面向国内外市场进行旅游产品生产，在全国甚至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很少考虑本地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乡村民宿中，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分层，农户经营的民宿，以低端市场为主；
工商资本投资控股的，则主攻高端市场。工商资本主体主导的经营具有资本密集型特征，且实现了土地要素和资本要素的高度整合。典型代表如：浙江省桐乡市的“乌镇模式”、浙江蓝城集团开创的“蓝城模式”。
乌镇在二期开发（西栅景区）中采取整体产权开发模式，引入外来资本中青旅（控股），全资买断西栅所有房屋产权，居民整体搬迁，景区开发主体一元化，由专业团队开展经营管理工作，形成“内容商+渠道商+资本+政府”的经营管理模式[20]。蓝城集团是绿城集团创始人宋卫平的二次创业，通过“招拍挂”和土地整理获取建设用地指标，通过土地流转获取农用地经营权，打造以生活综合服务为主，小镇生活、养老地产、健康管理、文旅产业、休闲农业为一体的农旅、文旅综合体，以浙江省嵊州市的越剧小镇为代表。
但是，资本的逐利性在推动乡村旅游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为乡村旅游目的地的共同富裕带来一定挑战。有些资本投资乡村旅游的动机不纯，目的更多在于争取国家资源，本质上缺乏内生的增长动力；
有些工商资本在免费占有乡村空间和乡村性收益的同时，产生了对农户自营民宿的挤出效应；
资本的逐利性导致对垄断利润的追求，全产业链的构建需求促使资本在乡村旅游产业链的上下游进行产业整合，最终导致赢家通吃，农户被排斥在产业链之外，乡村旅游的收益有严重的漏损，农户易产生被剥夺感，获得感和幸福感降低。
（四）介于三者之间的过渡模式。乡村旅游场域中，除了上述三种基本主体和力量以外，还有各种介于基本主体之间的过渡类型，如乡贤（介于农户和资本之间，接近资本）、返乡创业者（介于农户和资本之间，接近农户）、国有企业（介于政府和资本之间，接近资本）、村集体（介于政府和农户之间，是农村村民自治组织，但执行了很多政府职能）、独立第三方（如非政府组织、公益组织、志愿者、学者等）。这些主体之间又相互融合、联合、合资、合作，参与乡村旅游开发，形成了名目繁多的变种模式或子模式。
1.村集体主导型（滕头模式）。以浙江省宁波市滕头村为代表，以集体经济为依托，由村集体组织或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牵头，带领农户发展乡村旅游。这种模式有利于共同富裕，但需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集体和发达的集体经济；
村民如果直接受益不多，也容易产生不满情绪[21]。
2.村集体+资本主导型（陈家铺模式）。浙江省松阳县陈家铺村，有南京先锋书店有限公司投资兴建的“中国最美书店”。村集体先通过流转或置换，获取村里闲置资产的使用权，然后村委会出面与资本谈判，由此避免分散的农户被资本各个击破，增强农户话语权、参与权、知情权和剩余索取权。
3.村集体+农户型（干江模式）。以“股份众筹”的方式，村集体和村民集资兴办文旅项目。村集体占股51%，以绝对控股牢牢掌握经济发展主导权、决策权；
村民自发入股，自负盈亏，利润按股分红，增加村民资本性收入。村集体领导班子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是获得成功的坚强保障。这条村民共同富裕的新路子，经浙江省玉环市干江镇探索实践，行之有效，故称之为共同富裕的“干江模式”[22]。
4.农户+资本型（联众模式）。由浙江联众公司首创，资本出资，利用农户的闲置宅基地或自住房，发展乡村民宿，面向城市居民长期出租。资本由此规避了农村土地政策的风险，农户则有机会将自身的闲置资源利用变现。这种模式仍然有打“擦边球”的嫌疑，可能会出现法律纠纷，农民的收益也难以保证[23]。
5.独立第三方型（借助外脑模式）。中山大学保继刚教授团队在云南省元阳县阿者科村[24]、中国农业大学李小云教授在云南省勐腊县河边村、“三农”学者李昌平在河南省镇平县郝堂村、台州学院崔凤军教授在浙江省天台县塔后村的帮扶实践，都取得了显著成绩。但这种模式的缺陷在于，它仍然是一种外源式输入的方式，高度依赖第三方的资源、人脉、素养、能力、团队等，难以持续，也难以推广。长期来看，仍然需要引进资本，增强发展的可持续性。
6.乡贤返乡创业型。中国人既有“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的情结，又有“富而不忘桑梓”的传统美德。返乡创业者利用自身在外积累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社会资本等优势来整合乡村旅游发展要素，带动农户共同开发乡村旅游资源，形成中国特有的返乡创业者主导的发展模式。研究表明，返乡创业者兼具外来资本和内生根植性的优势，能够作为内外沟通的桥梁，实现传统乡村与现代化市场的对接。
以上各种模式具有各自的发展价值和内在特征，在实践中也遭遇到了不同的困境，学术界对各种模式优劣的探讨，可以追溯到经济发展中“看得见的手”（政府主导）和“看不见的手”（市场主导），以及小农经济和农业产业化的争论，体现了“国家主义”和“消费主义”的不同主张[25]。
争论背后的价值取向，实质上是“小农价值”的观点分歧。从经济学视角来看，小农经济规模小、效率低，乡村振兴需从根本上转变传统小农生产方式[26]。然而，在贺雪峰等社会学家看来，乡村是中国社会的“稳定器”和“蓄水池”，小农经济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稳定作用[14]。即便单纯从经济角度分析，农户家庭一直都是中国最基本的经济单位[27]，振兴乡村的关键在于振兴小农，而非振兴资本[28]，乡村集体主导比政府和资本主导的振兴方式更具韧性[29]。城市工商资本进入乡村地域，在促进乡村旅游业发展的同时，也难免与农户争利。根据依附理论，过度依赖外部资本，乡村很难受惠于旅游业的经济成果，资本主导的权利配置会导致旅游“殖民主义”[30-31]。实证研究发现，资本下乡投资乡村旅游会带来“红利漏损”和“福利损失”[32]。学者们担心，工商资本的注入，改变了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33]，下乡资本与权力及乡村精英形成合谋，使农民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34]。
这些观点遭到了经济学家的反驳，被视为陈旧思想[35]。经济学界普遍认为，仅靠小农经济自我积累、循环，无法给乡村发展注入活力。资本下乡有利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对提高农民收入、实现城乡一体化有着重要意义。陈文胜（2018）认为，没有理由恐惧资本下乡，中国不存在资本和基层干部联合起来剥夺农民的土壤[36]。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切实破除城市资本下乡的一切障碍，推动城乡要素双向自由、合理流动。要有发达的城市工商资本，将资源或资产转化为资本，才能提高农民收入，实现共同富裕。
从我国“三农”政策看，要坚持农民主体地位，支持小农，避免资本和大规模农业生产者对小农经济的挤压和排斥。但同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以及近几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均明确提出，引导和鼓励工商资本下乡，为乡村发展提供资金、产业、技术等支持。因此，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既要鼓励资本发挥作用，又要进行必要的监管和节制；
村民既要增权更要增能；
对返乡乡贤和创业者既要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也要注意村庄内部的利益分配；
村集体既要招商引资又要始终代表村民的利益，保证自己的话语权与自主权。在注意到这些问题之后，不同的地区在相异的背景条件下应采取不同的发展模式，模式的多元化和互相融合将是未来乡村旅游发展的主要趋向。
乡村的地域空间和多元价值，很多时候表现为一种正外部性被免费利用，这不利于“扩中”和“提低”，实现共同富裕。乡村旅游，则是实现乡村价值、推进城乡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乡村正在由乡村居民的生产、生活空间变为城市居民的消费、休闲空间，城镇工商业资本及各类市场主体和生产要素大规模进入乡村，乡村由此成为农业、工业、旅游等空间生产的对象，也成为各种主体共存的场所。
乡村旅游开发中主要有农户、政府和资本三类主导力量，相应地形成“自下而上”的农户自发型、“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和“自外而内”的资本输入型三种典型模式，以及介于三种典型模式之间的变种和过渡类型，包括村集体主导型（滕头模式）、村集体+资本主导型（陈家铺模式）、村集体+农户型（干江模式）、农户+资本型（联众模式）、乡贤返乡创业型、独立第三方型（借助外脑模式）等。各种模式均有其利弊得失和适用范围，需要在现实中因地制宜、互相融合、逐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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