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灵馨
内容提要 1927年鲁迅曾三次短暂光顾香港，留下著名演讲《无声的中国》和《老调子已经唱完》，对港英殖民者毫不留情揭露的同时也撒播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火种。时隔60年，有鲁迅遗韵的台湾作家陈映真也踏上香港，担任香港高校驻校作家并进行多场公开讲演。作为“中介空间”的香港，始终承载着观照地与发声地的角色，鲁迅和陈映真都在这片场域中展现公共知识分子的批评自省和对时代的担当意识。陈映真对鲁迅香港视野的延续不仅源于历史的时间差，对新殖民形式的警惕，还有源自地缘位置差异的视角和心态。
鲁迅三次亲身经临香港的短暂历程均发生在1927年，分别是1月中旬乘坐“苏州船”从厦门经停香港海前往广州中山大学任职；
2月中旬应邀前往香港做了两场讲演，许广平随行担任翻译；
最后一次是在9月底离穗赴沪的途中，再次经过香港。作为过渡站的香港，联结起鲁迅在厦门—广州—上海三地的经历，鲁迅的香港书写多以杂文形式记录。60年后的1987年，有“台湾鲁迅”之称的作家陈映真在台湾解严后首次踏上香港这片土地。此后屡次访港：出席1997年香港回归交接仪式现场、2004年担任香港浸会大学首届驻校作家。香港之于陈映真是其在白色恐怖时期发声的阵地，是其进入大陆前的初探和寻求对台湾理解维度的参照。
两者都曾在香港遭遇不同程度上的区隔，相较鲁迅对香港的恶评，陈映真的亲切源自同受殖民统治的理解和同情。从鲁迅到陈映真间隔60年的历史延展，陈映真延续了鲁迅对地域文化政治的持续关注和革命意识，打开第三只眼对改换包装的“新殖民主义”保持警惕和清算。无论是鲁迅“要说现代的，自己的话”，抑或是陈映真“中国终须选择自己的道路”的呼吁，都饱含着对本土文化重新定位和对青年人的殷切寄望，展现勇于发出异声、拥有主体意识的公共知识分子担当。本文将视点落于鲁迅和陈映真在香港期间的公共演讲，选择两者涉及香港书写的主要杂文、访谈，交集于香港区域特殊的地缘性，通过后来者陈映真的跨时间对话，重新回顾和审视鲁迅与香港互动在文化政治层面的意义。
鲁迅前往香港做讲演顺利的行程背后暗流涌动，在《略谈香港》中提及听众入场受到阻挠①，讲演稿《老调子已经唱完》被英当局禁止刊登，《无声的中国》则在删减后见刊于《华侨日报》(1927年2月20日版面)。鲁迅为此向章廷谦吐露“钉子之多”②的不满，同孙伏园的书信(1927年4月26日)也印证了在香港所遭遇的区隔。由于1925年省港大罢工后加严的审查惯例，从广州来的鲁迅以“革命者”的风险出现，因此难免被英方特别关注。这种言论的审查区隔也不仅仅针对鲁迅，《谈“激烈”》里一广州执信学校的学生经过香港时，在尖沙咀码头被搜获7本“激烈文字书籍”，被英方捉捕并受到惩罚③。
待鲁迅终于等来了从广州前往上海的航班，再度经转香港，则遭遇行李搜查，船舱里的行李被检查员逐一翻搅，房舱里的行李则被铁签刺破，即便最后递上10元整票，行李早已被毁坏，还免不了被恶意嘲弄，此般遭遇欺凌的体验使鲁迅在《再谈香港》中称之为“畏途”。船上茶房的伙计将鲁迅遭遇此般归因于“你生得太瘦了，他疑心你是贩雅片的”④。这种看似为认命观的宽慰，愈发招致鲁迅的不满，长得瘦小可疑也不应成为遭受这般对待的理由(此处不能排除鲁迅生性敏感的因素)。他厌恶的，还有这种骨子里深受奴性的规训。
时隔60年后的1987年，正值台湾解严，陈映真终于有机会从台湾前往香港做交流，而他与鲁迅一样遭遇到来自香港方面的阻隔。当时香港尚未回归，陈映真受大陆方面邀约参加在香港举办的学术研讨会，港英当局拒发入港签证，经会议方同港英方交涉数日才临时补发。这种情形延续到2004年，陈映真被香港浸会大学聘任为首届驻校作家，其签证还是在校方的斡旋下才得以解决，这种区隔也给陈映真往来香港和深圳看病休养带来了不便。⑤
20世纪80年代末期，世界冷战尚未结束，即便中英双方已于1984年签署联合声明，在1997年香港正式回归前局势仍暗流涌动。作为一名拥有两度入狱案底的前政治犯，陈映真身上的赤色和舆论影响力对港英当局而言并不安全。而对回归后仍受到阻挠的缘故，陈映真则解释为香港特区一直未更新“安全”档案。
了解鲁迅在香港的遭遇，我们并不难理解他为何交恶于香港。而同样受到阻隔的陈映真，却始终对香港抱有好感。在1987年访港答记者问上，陈映真对香港的观感无限溢美：“我觉得很快乐，第一是因为我来到台湾以外另一块中国的土地，看见自己的同胞。第二是觉得香港方言非常可爱”“觉得中国是由那么多方言所组成的国家”“香港远远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现代化”“简直不能相信这是另外一批中国人建立的地方”。⑥
这不得不追溯至陈映真还在狱中的1972年，学者刘绍铭没有忌讳陈映真作为正在服刑的政治犯身份，排除出入台湾的不便，将陈映真的作品带到了香港，为他出版了一本小说集，这也是陈映真文学生涯中的第一本小说集。3年后陈映真出狱回家，见着摆在桌面上的《陈映真选集》(香港小草出版社)，才得知刘绍铭操办的一切，这对刚出狱的陈映真而言是弥足珍贵的恩情。由此，即便经受香港几番的签证阻隔，香港于陈映真而言始终是“很特别的地方”⑦。
(一)“学匪派”对《循环日报》的消解
鲁迅素有阅读报纸和剪报的习惯，这是他了解本土消息与创作的素材来源。1927年鲁迅在广州期间，受地缘影响，能够阅读到来自香港的刊物。住所不远处经历的炸弹引爆事件，也是从香港报上才得知的⑧，香港报是鲁迅对内陆消息补充印证的一个渠道。
香港报纸自然也没有放过鲁迅这块新闻卖点，这当中又牵扯出鲁迅与顾颉刚、傅斯年的私人恩怨，香港《工商报》称鲁迅因亲共而躲避，鲁迅认为这是来自顾、傅等人授意香港报的造谣和攻击。⑨此处的香港报毫无新闻道德可言，鲁迅成为大众消费中被抢占的对象。
鲁迅也毫不客气取香港《循环日报》开刀。在与好友书信间，常附上从报上剪下的社论与消息，做一番交流，如给李霁野与江绍原书信⑩。再者，鲁迅的杂文《匪笔三篇》《某笔两篇》《述香港恭祝圣诞》素材均源自香港《循环日报》。兴起作《匪笔三篇》的缘由是从顾颉刚要求打官司来信联想到飞天虎的“提防剑仔”，从而摘录了《循环日报》上三篇匪所刊登的消息：第一则是撕票布告；
第二则是面相师致信女的书信；
第三则是江湖人士给茶楼女侍应的警告信，让其“小心剑仔”。鲁迅自诩非学院制的学匪，却又以考古学的学科精神对报纸上边角消息进行文献整理，戏谑同时又相当灵活地完成了对材料的解构。《某笔两篇》则刊登了两则广告，由于刊登者身份“正经”，标题舍去匪字：一则关于熊仲卿医生个人简介前的各种抬头称呼；
二则是征求父母的帖子。学者黄子平从文化研究角度出发，认为鲁迅的文明批判是从边缘向中心思考的，最终指向对当下的思考。采用匪一类的材料正是注意到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模糊界限，旨在说明一种文化的普遍性，边缘人物同学院派的上层人物在思想、处事方式方面具有共性。
(二)威权下的舆论限制
从《三闲集》序言中可见，鲁迅对香港舆论管控再度表达了不满，他认为《老调子已经唱完》和《无声的中国》里的论点早在七八年前便作过，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却被港英方禁止登载，忧心着“这样的香港几乎要遍中国”的形势危机。
1928年初陈仙泉向鲁迅倾吐在香港遭遇的“行路难”，买来的报纸上出现空格，行至马路上随时被同胞搜身，无故被捉走审问。鲁迅表示此类事听得多了，并以此段按语进行回应：
至于报纸，何尝不检查，删去的处所有几处还不准留空白，因为一留空白便可以看出他们的压制来。香港还留空白，我不能不说英国人有时还不及同胞的细密。所以要别人承认是人，总须在自己本国里先争得人格。否则此后是洋人和军阀联合的吸吮，各处将都和香港一样，或更甚的。
20世纪20年代末期内陆的舆论管控不容乐观，连被删减部分的空白都不能允许出现，较之香港报还能留有空格，存有松动的领域。关于这点松动，陈映真也是有体悟的，他认为香港场域较之20世纪70年代的台湾舆论管控而言是“自由”的，“当时台湾还不能出的书在香港出，不能发表的小说在香港发表”；
“虽然英国人看得很紧，只要不上街暴动，破坏现实秩序，写文章左一点大概没什么关系”。
除却表达对舆论管控的不满，《老调子已经唱完》同时流露出反殖民统治的倾向。鲁迅认为殖民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肆赞美是一种值得警惕的“软刀子”，直戳港英当局试图通过推崇所谓“国粹”拉拢保守文化势力以固守其统治地位的算盘。对于此番犀利的洞见，港英当局自然不允许见刊于香港。在另一篇《述香港恭祝圣诞》中，鲁迅择取《循环日报》一则以恭贺孔子诞辰之名在香港举办庆典的报道，以诙谐方式调侃港英对中国“国粹”的大力支持仅仅停留于形式主义，并不真正关心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核。港英当局“深明大义”为庆典的大戏演出颁发通宵营业执照以尊崇“国粹”，可实际出演的尽是与孔教风马牛不相及的通俗剧本。结尾处鲁迅给自己起了一个像洋人的笔名“华约瑟”作为落款，进一步落实了反讽的意图。
令鲁迅感到失望的是，以文言为主体的“旧”文化成为殖民者与保守势力挟制的文化资源，新文化运动在香港开展滞缓，但以忽视香港具体情境的悲观未免有失偏颇。根据学者徐纪阳考据，邀请鲁迅演讲的主办方初衷是希望鲁迅从思想革命展开议题，唤醒香港政治意识，而非旨在文学层面的革新。此外，在重商轻文的香港社会，盛行且承接下来的是“鸳鸯蝴蝶派”一类的通俗文学，新文学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因而无法形成规模。学者赵稀方在其《小说香港》中提出在受殖民统治的香港首要对立的是英文/中文，倘若按照鲁迅那套白话文代表先进和革命从而对旧文言进行讨伐，恐怕会造成旧文学消亡同时新的文学力量也不能成立的窘境。这也并非鲁迅首次对受殖民统治之地抱有偏见，学者朱崇科借鲁迅与林文庆的文化冲突之例说明鲁迅对香港的误读缘于缺乏对身处殖民统治之国人/华人的同理心。
陈映真1987年在香港演讲时，向听众介绍20世纪50年代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脉络，指出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绘画伴随反共抗俄诞生，意旨这种思潮是冷战的文化产物。作为冷战部署体系，20世纪50年代的香港同样有“美援文化”“美援文学”，香港也是文化冷战的重要基地。这也是陈映真不断强调民族统一的缘由。受殖民宰制之地的文学命运从来不掌握在自己手中，不管是20世纪20年代还是50年代的香港，都经历着发表管控和主题限制，乃至包裹着资金支持的诱导。
(一)殖民地运行结构
在香港遭遇搜查一劫，鲁迅在《再谈香港》中勾勒出彼时香港存在“洋主子—高等华人—土人”的等级构造：
监督着同胞“查关”的一个西洋人，实在吃得很肥胖。香港虽只一岛，却活画着中国许多地方现在和将来的小照：中央几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颂德的“高等华人”和一伙作伥的奴气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场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苗瑶是我们的前辈。
类似的构造鲁迅在讲演《老调子已经唱完》时便指出，上海租界也出现同样的圈层结构，“最有权势的是一群外国人，接近他们的是一圈中国的商人和所谓读书的人，圈子外面是许多中国的苦人，就是下等奴才”。当这些身处结构中心且“以主子自居”的“洋大人”/中国人大肆搬弄起“老调子”，而还有许多受着苦难的“土人”被遮蔽时，鲁迅从文化层面尖刻指出尊崇中国旧文化是假，递着“软刀子”让中国人为奴牟取暴利是真。老调子之所以在中国历代王朝更替中“经久不衰”未能唱完，鲁迅向内自省给出了解释：一是国人擅长遗忘，给了老调子得以循环的机会；
二是不肯以民众为主体的当权者无法割舍老调子给自己带来的甜头。异于民族内部矛盾，外国人染指老调子试图以此降低国人的排斥度好实施骗术，这是要令国人自掘坟墓的，而这种“软刀子”并不易被国人察觉。
面对香港殖民统治内部运行机制，鲁迅认为老调子虽还没唱完，可大趋势上终究是要完的。国人人格的独立和自强，争取自由的勇气是抵御关键，“所以要别人承认是人，总须在自己本国里先争得人格”。“立人”贯穿着鲁迅对国民性建树的期待，唯有破旧方能立新，揭露殖民者使用赞扬中国旧文化作障目术的居心同时，鲁迅也在呼吁着活的新的声音，和民生社会紧密关联的新调子。
2004年2月15日，陈映真在访港前夕的随想里将台湾和香港历史置于历史维度进行比对，列举两地在帝国主义时代曾被迫受殖民统治，二战后又在世界冷战和国共内战的双层结构中，依附“美国制霸下的世界秩序”(Pax Americana)发展资本主义的共同命运。相似的殖民统治结构和运行逻辑，使得香港和台湾的精英知识分子不可避免深受英美教育制度和文化风向的深远影响。
回溯尚未被殖民统治前，香港仅仅是个人口不足千人的小渔村，是个历代移民的城市，相较在19世纪下半叶便拥有四百万上下人口的台湾，两地在抵御殖民入侵者的力量和规模不可同日而语，香港的“血性”也要逊于以宗族为纽带，拥有稳固社会结构的台湾。
1945年台湾光复后，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之间经由两岸知识分子牵头，产生了热烈开放的舆论场域，如来台的省外知识分子与以作家杨逵为中心的台湾知识分子结成联盟，共同商讨“重建台湾新文学”，认真地讨论如何“中国化”的议题。而香港在日本战败后仍由英国继续接管，1997年正式回归后香港特区从政治、思想、社会、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进行大规模的“去殖民”反思，在行政上、教育和文化上的去殖民尚在进行中。
(二)新殖民主义
“新殖民主义”一词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之所以“新”，在于“当代帝国主义以经济、文化控制代替了从前的军事、政治控制，致使殖民地国家在政治上独立之后依然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操纵和剥削”。
随着世界冷战格局的确立与朝鲜战争的爆发，英国与美国站在同一阵营，切断香港和内陆地区的经济往来，利用大量涌向香港的难民作廉价劳动力，大力发展制造业，香港成为西方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理想之地。香港和台湾在依附美国主导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系的发展节点上，基本走到了一起。
“新殖民主义”能顺利开展离不开当地“买办精英”的大力配合，杜叶锡恩所著的《我眼中的殖民时代香港》以亲身所见披露殖民统治下的香港存在普遍、深重的腐败，港英式“民主”以及英美联手值得儆戒的“经济殖民主义”。人间出版社在筹备将此书引至台湾出版时，陈映真写的一段出版者的话中，简明回顾从16世纪“地理大发现”开始西方的殖民进程，特别提及二战后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盛行，旧有殖民体制无以为继，“新殖民主义”的出现是“帝国主义佯为给予前殖民地形式上的政治独立，骨子里拉拢旧殖民地时代培养的买办精英，保证前宗主国在前殖民地的利权”。
早在1985年评论施叔青《香港的故事》系列时，陈映真便精妙捕捉到普通香港民众在政治、经济受钳制下错综和苦闷的殖民地性格流向，“这种苦闷，在七○年代高度发展的经济中，使香港人更快速地滑落到另一种身份认同去安身立命——那就是从商品中寻求自身的认同，在汽车的品牌、衣着的质料、房子的坪数和结构中，去认出自己的灵魂”。
香港和台湾这种带有战后现代世界东亚史意义的经济繁荣，并没能匹配和工业化相应的民主化，对历史的彻底清理和反思因冷战体制戛然而止，注定不断衍生出新的问题。令陈映真担忧的是新殖民形式留下的后遗症，“大抵上代表船运、物流、地产、金融、土建等香港(服务业)大商人资产阶级和一部分旧殖民地时期，港英政府高层官僚精英”的香港行政团队，很大程度上挤压社会正义、经济的民主与社会弱小者的自由。依附新殖民方式带来的经济高度发展并不能掩盖文化、政治上主体性缺失的事实。陈映真认为香港的“民主派”与特区行政背后的豪商资产阶级的对立，与台湾“蓝”“绿”间的斗争，同属于保守的右派之间的派系斗争。如果不能重新定义民主主义，那么在特区化后的香港和解严后的台湾谈论“民主”“自由”“人权”的命题是伪善和虚妄的。“港台两地进步势力的边缘化和弱体化，使民众失去第三个真正的民众的民主主义势力的选项，才是症结所在。”
“老调子”在香港变着样式从鲁迅唱到陈映真一代，从受殖民统治唱到母体回归。形式上的解放并没能伴随新曲调的生成，当“洋大人”退场，垄断民生行业的巨资产阶级和前港英高层精英再度登场，受苦的“土人”们只得滑向商品经济的海洋中寻找认同。面对殖民统治结构逻辑及二战后新殖民形式，鲁迅和陈映真尖锐地看到处于结构核心层的居心和被遮蔽的无言的大多数，二者同样期待有新调子的出现。相较于鲁迅讲演中自省国人奴性，提倡“立人”改造，陈映真更强调对受殖民统治历史的反思和清算，并将矛头指向寡头，对体制下受苦的多数给予了更多的体恤和怜悯。有论者指出，对比早期持有的国民性论点，虽然鲁迅在广州和香港时期未必能完全显现其对国民性改造的变化，但场域、经历给鲁迅带来的精神、气息上还是有所反映的。
根据当时鲁迅在香港的接待员及讲稿记录者刘随回忆，在开讲前他们一些青年人曾向鲁迅谈起香港文坛的荒凉状况，多埋怨香港文坛为“沙漠之区”，鲁迅先生并不以为然，表示对将来之香港文化是抱有希望的，“就是沙漠也不要紧的，沙漠也是可以变的！”这句来自鲁迅的勉励令刘随感奋而起且印象非常深刻。
在鲁迅一贯看来，幼嫩终究是会成长、成熟的，对新鲜的、年轻的新生事物要永怀信心和另加呵护。正如鲁迅在《无声的中国》的讲演里鼓励青年人大可不必顾忌传统束缚和利害关系，勇敢、大胆地说出心底的真话，联动国人、和世界对话。白话文写作在当时属新鲜事物，鲁迅认为文章的意义在于表达情感，年轻人也不必惧怕老派的诽笑，“我们要说现代的，自己的话；
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
陈映真2004年在接受《香港经济日报》采访时，也指出了香港作家普遍有一种“总认为香港出不了大作家”的自我矮化心态，并提出应突破心理桎梏，“要有逐鹿中原”的野心。此等雄心建议并非信口雌黄，而是陈映真基于香港文学自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的流变历史及地缘特色作出的判断。在陈映真看来，香港地处中西文化荟萃的特殊场域，具备能够创造出有香港特色、气派和风格，又有中国文学传统精神的先机。如果区域文学要向中央突进，可以汲取有用的土话土白，但作品书写一定得使用民族的共同语。“一个民族的文学一定是用民族的标准语写的”，这是陈映真贯彻的信条，为此他勉励香港青年一定要学好普通话，透过优秀的文学作品锻铸出中华民族共同语。
在1987年初次访港时，陈映真的讲演除了向香港听众介绍台湾自1945年光复至1980年代的文艺思潮之外，还结合自己创办《人间》杂志的宗旨和经验，从“大众传播和民众传播”的角度主张香港新生代参与到本土观察和接触的实践中。这与鲁迅“请他们从洋楼，卧室，书房里踱出来，看一看身边怎么样，再看一看社会怎么样，世界怎么样。然后自己想一想，想得了方法，就做一点。”的提倡本意相通。
在陈映真看来，集结资本和技术于一体的大众传播具有压倒性优势且具有输出单向性的特点，媒介走向商品属性引申出文化生产品质不可控且变得难以批判，在社会层面推动制造“商品拜物教”群体，形构虚幻贫瘠的精神人生。掌握解释权的媒体对意识形态的操作不仅在本地产生影响，从民族层面同样产生巨大效应。陈映真将《人间》杂志定位为从弱小者立场出发，借助文字和图片进行报导和记录，对台湾现代化、资本主义化发展提出批判和反省。通过团队自身拍摄图片、亲身去采访，《人间》杂志以“自制率”的主动性尝试突围。“到后台去看并不是要揭发黑暗面，绝对不是。当我们关心黑暗面的时候，恰恰好是表示我们对光明有很深刻很深刻的信念”。香港区域不大，很适合田野调查，青年人们完全可以在假期到地下铁走一走，实地到某处住一段时间，带着问题寻找资料，与人探讨。陈映真认为香港优秀的文化个体不少，也应该开始在主题上做一些团结。年轻一代也得做好准备，因为不管他们是否主观愿意，十年后也将被历史的浪潮推为文化中坚力量。现代化过程必然会不断涌现新的问题，既然香港能拥有如此丰富的物质文化，也一定能拥有停下来反省的能力。
除了文学家身份，1987年的陈映真更被香港受众视作意见领袖，在演讲后的问答环节被屡次提问如何看待《中英联合声明》及香港回归后走向问题，关心香港民主的听众试图从台湾的实践历程和视点找寻香港的答案。对此陈映真并不愿自诩为意见领袖，他认为这个问题理应交由香港人自己来回应，香港人自身如何看待才更为重要。出于对香港结构认知欠缺的严谨负责不便回应以外，陈映真认为自己来自一个同样彷徨、大部分人不关心问题的社会。与其无奈地面对历史迭代，不如能动积极地回顾、总结香港的历史，这比光热闹地讨论时段的名头要有意义。“这种总结可能会有帮助，可能为我们找到一个历史位置，另外找到一个可以认同的‘身份’，两样合起来，也许可以做点事情也说不定。”
和所处经济结构相关联，香港和台湾的文学、文化很长期都是“加工出口”的知识活动占据主导地位。在社会改革中，政治只是一种行动，有文化背景的抵抗运动才有生命力。陈映真作出了一个相当前沿的判断，在香港和台湾，知识分子所代表的中产阶级力量始终处于弱势。在历史转换的节点，陈映真认为香港知识分子应重拾自省批评的勇气，以香港为知识开端深入研究，获得自主性和定位的认同。更重要的是注意创造和发展，警惕将外国材料翻译后拿来“拼凑”，创作要和具体现实联系起来。
经由1987年首次访港后，陈映真的政治实践开始活跃起来，于1988年担任“中国统一联盟”创盟主席，借由香港参与学术研讨会、与大陆知识分子对谈。并于1997年香港回归之际到一线观看了交接仪式，同时在台北举办“一个半世纪的沧桑：香港历史照片展”系列活动，藉此与其在1996年举办的“五十年枷锁：日据时期台湾史影像系列”展相呼应，以纪实、简明的摄影报告形式给予观影者最直观的冲击，呼唤民众对殖民历史的了解和反思。香港的经验是陈映真观照台湾的重要形式，正如其2004年在担任香港浸会大学驻校作家期间所言，“我希望能藉着香港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多相与接触，并通过他们的教育，亲炙香港的文学、历史、文化和社会，并反照岛屿台湾当前的问题，以回归后香港经验和心性，增益我对岛屿台湾的理解维度。”
鲁迅与陈映真在香港的演讲受众主要为中产知识分子和学生群体，鲁迅两篇讲演稿将内陆使用白话文写作的风尚与活力传输给香港的青年，以公共知识分子的站位充当了预警角色。陈映真对台湾社会结构发展与个体写作进行关联和推介，为香港文学、文化发展与香港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提供对标，此外通过学术交流、举办摄影报告等形式增进了香港和台湾场域的文化、思想互动，提供了公共知识分子的实践范式。
鉴于鲁迅三次实地途径香港的历程都与广州相关，学者朱崇科将香港与广州比照起来，将其视为“广州鲁迅的封套(开端、进行与延续)”。认为鲁迅借助香港观照中国，提升了香港在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的地位。也有学人将鲁迅书写香港的杂文视为中介空间，通过文本分析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香港和上海进行区别性观察。两者均以时空为脉络，以香港场域作为中介，衔接起鲁迅在广州和上海的书写。
从情感维度切入香港场域，香港本土作家小思(卢玮銮)则认为鲁迅并不关心也不喜欢香港，因为是受殖民统治的缘故。鲁迅将香港视为“畏途”，而陈映真将之视作“亲途”，这与二人境遇和介入香港的缘由差异有很大的关系。香港和台湾同样历经列强殖民统治及二战后冷战内战双重结构的历史命运，香港的成功回归意味着中国半殖民地状态的最后消解，对台湾问题的解决具有积极意义。香港于鲁迅而言不过是经停的“中转站”，于陈映真而言却是台湾解严前的发声平台，一种探向大陆的中介空间，一种比对台湾问题的参照维度。
鲁迅与陈映真二者在香港的讲演均看到了被遮蔽的大多数，相较于鲁迅的自省与“立人”提倡，陈映真更在意对受宰制殖民史的反思和清算，对受体制压迫的大多数给予了更多的体恤。处于半殖民半封建社会性质的中国，鲁迅身处的是封建的一半，而陈映真手握的是被殖民的一半。鲁迅缺失的视野，也正是陈映真对鲁迅视野的延续。
①鲁迅：《略谈香港》，《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6页。
②鲁迅：《270225致章廷谦》，《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页。
③鲁迅：《谈“激烈”》，《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97页。
⑥陈映真：《(访谈)陈映真访港答记者问》，《陈映真全集》第9卷，台北人间出版社2017年版，第97页。
⑧鲁迅：《270728致章廷谦》，《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6页。
⑨鲁迅：《270612致章廷谦》，《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8页。
⑩鲁迅：《270630①致李霁野》《270802致江绍原》，《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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