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艳如，祁苑红，吴凯，戴翥
（云南中医药大学 中医西学研究所，云南昆明 650500）
建设健康中国、构建人类健康共同体是我们一直以来共同的夙愿。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守护全人类生命安全的高度，呼吁国际社会团结合作，坚持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2020年5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的致辞中指出，中国始终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携手合作、共同战疫。
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道路上，多元医疗的跨文化交流与合作无疑是不可或缺的，特别是在人类面对共同疫病难题的背景下，如何寻找其结合点与突破口是中医人类学所关注的重要问题。医学的跨文化交流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历史上相似情形下的医学跨文化交流依然具有现实启发意义。
东汉初年（公元25年），马援将军对薏苡仁的引种，是从记载的越南药物传入中国的开始，也是历史上一次重要的发生在疫病背景下的医药跨文化交流[1]。本文拟从文献学、人类学、传播学等不同学科视角对这一历史典故展开挖掘，并对其所表现出的规律特征做初步探析。
1.1 概述
马援(公元前14年—公元49年)，字文渊，扶风茂陵(今陕西省兴平市东北)人，是誉有“马革裹尸”之勇的东汉开国名将之一。“马援征交趾”即发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时受封“伏波将军”的马援率军前往交趾（越南北部）镇压征侧、征贰二姐妹起义。
“马援征交趾引种薏仁”的典故首见于《后汉书·马援传》，“马援屯军于浪泊西里（于）间，虏未灭之时，下潦上雾，毒气熏蒸，仰视肥鸢跕跕堕水中。”“初，援在交趾，常饵意苡实，用能轻身省欲，以胜瘴气。”“南方薏苡实大，援欲以为种，军返，载之一车，时人以为南土珍怪，权贵皆望之。援时方有宠，故莫以闻。及卒后，有上书谮之者，以为前所载返皆明珠文犀。”[2]
这3段生动地再现了马援将军于建武十六年至二十年（公元40年—公元44年）远征交趾（今越南北部）时的情形，初到交趾就遇到了“下潦上雾，毒气熏蒸”的不利地理环境，其严重程度即便是路过的飞鸟也无法通过，这种“毒气”亦在史书中被称作“瘴气”，马援将军通过服用当地草药“薏苡实”的办法，很好地防护了瘴气对军中将士的侵害，于是在返回中原时，决定将这种品种优良的南方薏苡带回中原引种，却被朝中权贵诬陷为“明珠”珍宝，而遭人讥讽毁谤，这也成了后世成语“薏苡明珠”[3]的出处。
1.2 瘴疫考证
疫病是具有强烈传染性和流行性的疾病[4]，气候因素、环境因素、预防措施和社会因素均影响疫病的流行。“瘴疫”作为疫病的一种，具有明显的特定地理环境及社会因素影响特性，在这则典故中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2.1 自然因素
交趾地处岭南，气候炎热潮湿、江河纵横、山高谷深、地形封闭，自然生态环境原始，蚊蝇虫媒聚集，为瘴疫的产生及相关疾病的流行提供了天然的条件及温床，所谓“岭南二十余郡，地势低湿，暑热，湿气交蒸，疫疠为害，向被称为瘴疠之区。”
1.2.2 社会因素
二征起义时期交趾的社会状况为固有的世俗部落制度“从其俗而治”与中央王朝发生矛盾，赋税制度使得人民受到压迫，生产生活长期处于低速发展阶段，物质资料单薄，医疗技术得不到发展，自然资源得不到保护与开发，而战争也势必伴随着人口的流动与迁徙，这些都加速了疫病流行的可能。
《后汉书·马援传》载“振旅还京师，军吏经瘴疫死者十四五。”“会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对马援征交趾军中将士遭遇的“瘴疫”，学者的认识主要有3类。
第一类冯骊、上官绪智认为[5]，“暑湿、暑甚、瘴疫、疫疠”应该就是指“疟疾”。《吕氏春秋》载“孟秋行夏令，民多疟疾”，在历史上，疟疾是主要传染病之一，“因其多在热带或亚热带的山岳、沼泽丛林地和空气潮湿沉滞的山间、盆地流行猖獗。故当时多称疟疾为湿疫、暑湿、温湿、嶂气、瘴气、瘴疠、瘴疫及疫疠等”。
第二类观点认为，应该根据“瘴疫”的症状加以判断，如伴随下肢浮肿可能是脚气病，如伴随腹部胀大可能是血吸虫病。就后汉书记载的其在军中的流行规模及危害程度来看，则应是以南方自然环境为主要原因的一系列地域性传染病，而不仅只包括疟疾[6]，而造成诸多误读的原因，可能是马援征交趾后“南方瘴气”逐渐演变为文化概念的原因。
第三类以学者李经纬为代表[7]，他经过文献互参，并结合晋葛洪所著《肘后救卒方》对天花的记载:“比岁有病时行，仍发疮头面及身，须臾周匝，状如火疮，皆载白浆，随决随生。不即治，剧者多死。治得差后，疮瘢紫黑，弥岁方灭，此恶毒之气。世人云:以建武中于南阳（当为安阳）击虏所得，仍呼为虏疮。诸医参详作治，用之有效方……”这里的建武，就是汉光武帝之年号，印证了天花是马援征交趾时，由越地带回中原的。傅运森《世界大事年表》，也于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条下,明确记述[8]有:“马援卒于军始传痘疮。”这里的瘴疫应该是一类疾病的统称，多与当地气候相关，“瘴”多为恶性疟，“疫”则至少包括有天花。学者岳岭的研究[9]也呼应了这一观点，后汉书为魏晋时期的著作，当时已经有意识地将“瘴”和“疫”区分为两种疾病，两者同属传染性强的疫病，前者的死亡率高于后者。
1.3 薏苡的本草考证
薏苡是中国远古最早被驯化的作物之一，在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薏苡种子己有6 000年以上的历史[10]；
公元前3世纪末，据越南《龙威毖书》记载，越南交趾发现一些草药，薏苡仁、菖蒲、薯片、桔梗、陈皮、龙眼和桂枝等[11]；
又有学者考证[12]，在我国广西曾发现大面积的原始水生薏苡和野生薏苡，可能是薏苡的起源中心和早期主要产地。这些串联的线索虽然没有直接表明薏苡的发源和演变，但至少说明了以下几个信息：野生薏苡很早有之；
广西以南地区，包括同属骆越文明发祥地的越南较早实现了薏苡的种植并且开展了药用实践。
薏苡栽种时间久、地域跨度大，其医用价值与功效经过反复验证，被传承下来，历代古籍均有记载。《神农本草经》载：薏苡味甘微寒，上品，草部，主筋急，拘挛不可屈伸，风湿痹，下气。久服轻身益气。其根下三虫，一名“解蠡”。结合《说文解字》对于“蠡”是“虫蛀木”有器物磨损毁坏之义的解释，所载虽未提及瘴疫，但从其主治看，与后汉书中将军一行所遭遇的症状有诸多重合。《名医别录》：“薏苡仁生真定平泽及田野”。《开宝本草》云：“今多用梁汉者，气劣于真定”，真定即今河北正定县，因此可以推断，南北朝时期，薏苡产地开始由中国西南逐步传播到华北平原。又如明代《本草蒙筌》曰:“薏苡仁……叶类垂黍，花开浅黄，结实而名薏珠，小儿每穿为戏。医家采用，专疗湿痹，且治肺痈。筋急拘挛，屈伸不便者最效久服益气轻身，多服开胃进食。”
马援所率军队服食薏米以防当地多发的瘴疫，谓“南方薏苡实大”并引入，说明汉代已经注意到对薏苡良种选育。纵观历代有关薏苡的本草文献，马援将军引种薏仁后，薏苡能够在全国范围广泛栽培[13]，在医学上的贡献是很大的，亦说明医学跨文化交流使得医药知识在流动中被不断强化了。
1.4 跨越千年的“马留人”与“马援故道”
除了医药的跨文化交流以外，马援将军还采取了一系列办法促进交流进一步深入、延续，其中“马留人”政策与“马援故道”的开发利用，历史上直接促进了北部湾地区的发展，甚至跨越时间的界限，在今天依然有广泛的影响。
《后汉书·列传·南蛮西南夷列传》中载援破交趾,斩征侧、征贰等，余皆降散。后《水经柱》[14]载“马文渊立两铜柱地林邑岸北，有遗兵十余家不返……悉姓马，自婚姻，今有二百户，交州以其流寓，号曰马流。”为了充实边疆、巩固边防，马援在胜利班师回朝时，把部分军人留驻当地屯垦戍边，分散安插，在当地俢城池，凿水道。史称这些人为“马留人”，其意为“马援留下之人”。学者潘启富认为当时留驻者还包括交趾、日南、九真等郡（即今越南北部、中部，甚至南部地区），现在的马留人起源于马援所留之人，也包括原住民及原住民与马留人联姻的后代，这些人尊崇马援、认同华夏文化[15]。
马援将军在出兵交趾过程中，修缮了灵渠，凿通了郁江、南流江等水道，为岭南与中原地区的内河通道、北部湾地区的海上通道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6]。此外，马援在进军交趾的过程中，进一步完善了合浦前往交趾的海上航线，交趾的发展使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获得了一个更有地理优势的起点。且交趾、日南等地是北部湾地区对外交往的关键环节，马援疏通了这一环节，进而盘活了整个北部湾地区的区域经济交往，北部湾地区经济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中越医学交流的历史由来已久，在秦汉时期就已经形成一定格局[17]。马援征交趾防治疫病而引种薏仁，既具有偶然性的，也具有基于历史基础的必然性，具体表现为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2.1 双向性
马援对薏仁的引种并非是一次单向的医药知识流动，我们可以看到传播双方表现出跨文化的双向互动。“援所过辄为郡县，治城廓，穿渠灌溉，以利其民。条奏越律与汉律驳者十余事，与越人申明旧制，自后骆越奉行马将军。”人口下降，生产生活停滞，人们渴望新的社会治理出现，在帮助骆越人的同时也得到了拥护，进而从当地人中获知薏苡防瘴疫的知识。越南史学家明峥[18]对此予以肯定:“积极地把中国的耕作经验传播到我国来。铁犁和耕牛的使用推动了农业发展,灌溉使生产率提高了，生产力状况得到改善。根据汉代军队的形制，当时马援的军队中也应该配有随军医生，参照马援将军提出的利民政策，当时的军医也势必给医疗亟待发展的交趾社会带来了新的知识，而马援将军的军队遭遇的瘴疫也迫切需要地方性医药知识提供帮助，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医药双向交流。对于健康与生存的共同追寻，直接促进了马援将军与当地人的交流互动，而这种共通性也肯定了医药交流总是呈现出更容易跨文化流动的特性，特别是在“危机”出现的时候。
2.2 驱力性
不同于其他早期医药交流所呈现出的偶发和被动，这次医药交流是由领袖马援所介导的有准备、有策略的一次主动交流。马援将军对地理环境的观察，对人文的沟通表现出强烈的领导才能，据史料《水经注》的记载，马援曾绘制交趾地图，并对其地理环境进行实践考察，对当地的环境记录在册，还得到当地骆越民族的主动帮助，甚至形成自发的骆越军队直接接受马援将军的指挥。凭借敏锐的观察力和治军才能，“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入乡随俗”的策略为发现当地药材薏苡增加了可能。即所谓文化适应是不同文化系统之间交流的必要途径，这里的“适应”不仅在于异质文化体系之间的调适[19]，还在于处于特定社会文化场景中的行动者对不同文化意义的理解与创新，马援将军就是一位具有适应驱力的行动者。
2.3 延续性
马援征交趾虽然是政治和军事目的，但是随之而来医药、经济和文化影响力是深远的，且是深入民间的。特别是马援将军的“马留人”政策，可以说是历史上最早的移民政策之一。马援一路南征，都有留下戍守兵将，这些士兵的故事可以见于马援所经过地区的地方志中。他们有的定居部落，世袭土司，管理蛮夷；
还有的留在河网急流险滩处为行人导航，确保交州路途通畅。“马留人”不仅在建设边疆的过程中做出贡献，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后人至今仍广泛分布在广西、越南等地，在我国广西、湖南、广东、海南等省区，越南清化、谅山、北宁、福安、河内[20]亦有专为纪念伏波将军而修建的伏波庙。这些“马留人”在融入当地社会的同时，也用实际行动影响着不同时代的发展，如学者王明珂[21]所描述的那样，“马留人”亦是凭借着对马援将军共同的祖先记忆，代际传承下来。可以说马援南征，不仅是一次卓越的军事行动，也是文化深度交流的典范[22]。
马援作为杰出的军事家，不仅获得了边疆的稳定，而且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发现治愈军中瘴疫的药材——南方薏苡，并积极引入当地品种。这一疫病背景下医学跨文化交流的代表再次印证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医药交流互鉴是促进医药发展的重要因素，从人类学角度阐释这一典故发现：（1）医药知识的交流与传播不应该是单向的，而应基于深入、广泛的文化互动；
（2）疫病背景下的医药交流，揭示的是人们对于“危机”的共同应对，对于健康的共通追求；
（3）“马留人”政策及跨越千年的中越伏波崇拜既反映了马援将军作为传播行动者的“适应力”与“影响力”，也是对跨文化交流延续性的当代再现。综上所述，对于马援征交趾引种薏仁这一典故的深入发掘，既再现了历史的多面向，也为“疫病下医药跨文化交流”这一议题带来了诸多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