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紫怡
关键字：《论六家要旨》；
阴阳；
五行；
司马谈
《论六家要旨》作为司马谈学术研究与思想溯源的经典文章，历代学者对该文都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与增补。直至今日，《论六家要旨》仍有值得探讨之处。目前相关研究文献大体可分为两类：对《论六家要旨》的研究，多涉及司马谈的思想、《论六家要旨》产生年代及其与司马迁思想的承继关系，或以之为舷窗探究先秦诸子思想的大致分类及其优劣；
对阴阳家的研究多是从阴阳家学说的整体着眼，探讨先秦阴阳家与相关专著的源流，或阐述司马迁对其父司马谈思想的扬弃。概而言之，对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创作的研究虽多，但对文章中涉及到阴阳家论述的研究尚少，故本人不揣谫陋，妄提拙见如下。
在探讨阴阳学派之前，首要明晰的是“阴阳”与“五行”的考辩。阴阳与五行在先秦前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而二者在发展中逐渐合流。胡厚宣《释殷代求年于四方和四方风的祭祀》对二者合流进行考述，认为二者自西周起便有融合迹象，有关二者并举的讨论则是在战国后期。［1］彭华《阴阳五行研究（先秦篇）》认为：“‘阴阳’和‘五行’本来有其各自的发展理路，到后来则日渐交合汇流：降而至于‘阴阳家’，二者更是水乳交融；
秦汉之后，举凡言阴阳者必及五行，言五行者亦必及阴阳，阴阳和五行遂和为一体，再也难解难分。”［2］168可见，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论及阴阳家是二者之合称。
关于“阴阳”含义考辨，《诗经·大雅·公刘》：“既景乃冈，相其阴阳。”［3］828是最早出现的阴阳概念，但其意为山的南、北两个方位，仅指阳光的变化差别，阴阳一词自《诗经》始到春秋前期仍保持着光影变化的本意。［2］62在《周易》中，阴阳的概念已经有了萌芽之势，二者可以性质论之，从开始的简单的光影变化含义到用于代指天气与气象，“阴阳二气”的含义出现了引申，不仅拥有完整的阴阳概念，并且同《尚书·洪范》的五行观念演化为了五行之说。［4］而后也有一些文献如《墨子》等陆续对“五行”进行不同的定义，但都没有跳脱物质范畴的藩篱。到《荀子》《帛书五行篇》出现，对五行才从具象的实际事物定义转向虚无之中。可以确定的是，先秦诸多作品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阴阳家的色彩，故而冯友兰认为《尚书·洪范》《吕氏春秋》及《礼记·月令》作者均不可考，但都与战国时期阴阳五行有着密切关联。［5］617-633
阴阳家的相关概念，从与传统官吏要职的背离到学派的独立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先秦时，设有官吏负责天文算法，该职责以观天象知兴替为要务，对四时变幻及历法顺序有着超乎于常人的敏锐。可以说，他们与阴阳概念的发展、独立是相辅相成的。《汉书·艺文志》载：“阴阳家者流，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6］1740据《尚书·尧典》云：“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7］28又有《山海经·大荒南经》郭璞注：“尧因此而立羲和之官，以主四时。”［8］438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认为：“古有羲和之官，命以四时之事，令不失其序。”［9］308都是对其来源的阐述。通过对前人文献的考证，已知阴阳学派最初和天文算法紧密相连，且在史官职责中具有重要作用。刘师培《补古学出于史官论》曾言：“盖古代之尊史官，非尊其官也，尊学术耳。古代学术以天文术数为大宗，而天文术数亦掌于史官，此史职所由尊也。”［10］1481由于他们对天空星宿的熟悉与关注，从中推演出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推算出四时应循之序，并成为了他们所奉行的法则，由此逐渐摆脱最初的占卜与方士的职责。
阴阳家在发展中不断壮大，逐步成为了一个成熟独立的学派，并形成一种提倡遵循四时，解释天地规律、王朝兴衰、祸福吉凶的理论。据考，“《汉书·艺文志》著录阴阳家著作21 种，369 篇，其中代表人物邹衍的《邹子》49 篇，可惜均已亡佚。”［4］足见其规模。
《论六家要旨》一文的出现有着漫长的文化积淀过程，从最初的各学派分类雏形，到先秦诸子对各学派分类的探讨与奠基，不同学派的思想趋于成熟，司马谈对六家思想简言概之，以论优劣，皆呈现于文中。从先秦阴阳思想的萌芽到该文问世，已有诸多先秦学者试图对各家学派进行归类。《庄子·杂篇·天下》将各家学说称为“古之所谓道术”［11］1077，简单地概括了当时流行的各家学派之思想，如将以墨翟、禽滑厘为代表的学派概括为“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11］1077等。而《韩非子》则进一步将儒家、墨家的分类细化：“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12］1064-1065《荀子·非十二子》则是从批判的角度对当时各学派十二名代表人物进行了评价，对学派分类起到促进作用，如将它嚣、魏牟一派的缺点概括为：“纵情性，安恣睢，禽兽行，不足以合文通治；
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13］91《淮南子·要略》则结合前人之言对先秦学派进行了分类与批评，高诱注《淮南子》时补充过：“凡鸿烈之书二十篇，略数其要，明其所指，序其微妙，论其大体，故曰‘要略’。”［14］700可见其对各家的分类已初具雏形。
恰如梁启超之言：“庄荀以下论列诸子，皆对一人或其学风相同之二三人以立言，其檃括一时代学术之全部而综合分析之，用科学的分类法，厘为若干派，而比较评骘，自司马谈始也。分类本属至难之业，而学派之分类，则难之又难。”［15］4697诸子六家的思想驳杂广袤，各家之间亦是相互吸取发展，使得其系统性分类论述具有相当难度，故而《论六家要旨》出现之前，虽有诸学者试图对其分而论之，但尚缺乏科学的归类与批评。
《论六家要旨》出现时间大致在“武帝独尊儒术和大兴功利之后，约在元朔、元狩之际”［16］。彼时先秦六家思想趋于成熟，对其发展脉络、优劣之处亦可大致把握，而儒、道两家为统治者所推行，彼此对立更是为文章的产生提供了创作动力。司马谈基于先前各家对学派归类之要点及各学派发展之要义，故作“越世高谈，自开户牖”，［17］310针对该历史背景表明自身的立场，成为先秦学派分类总结的集大成之作。其中对阴阳家的概括亦是基于科学的分类，对先秦阴阳学论的总结，最终将其划分为独立学派。对于《论六家要旨》中所提及的阴阳家思想承袭自何处，前人研究已有提及。据彭华考证，司马谈提及的阴阳家一派所指的是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与术数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属于阴阳家中的天文与历法一派。［2］后世典籍《汉书·艺文志》中《诸子略》《数术略》对阴阳家与术数的密切关系均有探讨，陈振孙言：“自司马氏论九流，其后刘歆《七略》、班固《艺文志》，皆著阴阳家。而‘天文’‘历谱’‘五行’‘卜筮’‘形法’之属，别为数术略。……然则阴阳之与数术，亦未有以大异也。不知当时何以别之。岂此论其理，彼具其术邪？”［18］369将阴阳与术数密切关系阐述清晰。关于邹衍阴阳思想相关论著较多，研究完备，此不赘述，仅作与《论六家要旨》中阴阳家承继关系的简要提及。
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载：“于戏！余维先人尝掌斯事，显于唐虞，至于周，复典之，故司马氏世主天官。”［19］3319“昔之传天数者：高辛之前，重、黎；
于唐、虞，羲、和。”［19］1343且《史记·天官书》具有较强学术价值，此均可看出司马氏一族世代掌握天官之职，拥有着深厚的天象星宿之学的基础和观星象、顺四时、晓阴阳的传统。而司马谈在继承家族传统，任天官职务时，还向当时有名的大家学习相关知识，即所谓：“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六家之要指曰……”［19］3288唐都，汉代方士，据《史记·历书》记载：“至今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19］1260《史记·天官书》曰：“夫自汉之为天数者，星则唐都。”［19］1349可知唐都曾经参与太初历的制定，对天官术有深厚的造诣；
杨何，汉代易学家，《史记·儒林列传》载：“自鲁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传易，六世至齐人田何，字子庄，而汉兴。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菑川人杨何。”［19］3127《汉书·儒林传》亦有：“汉兴，田何以齐田徙杜陵，号杜田生，授东武王同子中、雒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皆著《易传》数篇。同授淄川杨何，字叔元，元光中征为太中大夫。”［6］3597可知杨何为当时有名的易学家，擅黄老之术。司马谈便是在学习与实践中对阴阳五行的了解逐渐深厚，才造就了文中对阴阳学派的严谨考辨和公允评价。
由于《论六家要旨》文本精要简略，直切要害，故而笔者简要地从褒扬和贬斥这两类分以论之。
其一是对阴阳家蕴含的时序星宿道理持有肯定态度，这里可分不违农时与天人相应。
首先，司马谈对阴阳家所讲究的顺应四时给予肯定。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阴阳家之思想之流……吾今姑名之为顺天应时之道。”［20］428肯定了顺应天时对阴阳家的重要性。司马谈在文中指出：“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19］3290既概括了四时之规律，也说明了遵守四时顺序的重要性。这里要先明晰的是“时”之概念，一为自然的时间流转，二为不同的时遇与际遇。［21］实际上，该时代诸多典籍都表明了遵循四时之顺序的重要性。《管子·四时》：“不知四时，乃失国之基。”［22］665“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22］666《吕氏春秋·当赏》：“民以四时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知天。四时寒暑、日月星辰之行当，则诸生有血气之类，皆为得其处而安其产。”［23］899《礼记·礼运》：“是故夫礼，必本于大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24］706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故《尚书·尧典》曰：‘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明以农事为重也。《孟子》称‘无违农时’，亦特顺天道之大经而已。”［9］308可以说，阴阳家顺应四时的观点在该时代是被诸多学者所认可的，同时司马谈强调阴阳家顺应四时的观点，也是对先秦阴阳家思想的总结与严谨概括。
其次，文中提到的“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19］3290还包含了“天人相应”的思想。该思想认为人的行为会影响上天，同时上天的规律也将影响着人所做的事情，二者相互影响。《管子》有：“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
失天之道，虽立不安。”［22］21“其功顺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违之。天之所助，虽小必大；
天之所违，虽成必败。顺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怀其凶，不可复振也。”［22］22将人应与天之律相对应的观点进行表述，同时也表明了不顺天律的严重后果。同样，《礼记·月令》中将一年分为“四时”，即春、夏、秋、冬，每个时节的变幻都经历着一个由弱到强再由盛转衰的周期，因而每个时节都分为“孟”“仲”“季”三个类别，其后的夏、秋、冬分类亦如是。在不同的季节要求帝王也要做不同的事情去顺应上天，国家颁布的政令也应当根据季节去调整，才能天人相应，国盛民昌。如在季夏之时，“温风始至，蟋蟀居壁，鹰乃学习，腐草为萤”［24］508，天子结合季节会颁布相关政令为：“命渔师伐蛟、取鼍、登龟，取鼋。命泽人纳材苇。”［24］509-510结合文中二例来看，天人相应观在先秦诸子散文中多有提及，同时代的诸多学者都对该观念进行论述，并肯定这一观念的科学性，这也是司马谈对阴阳家天人相应的观点持肯定态度之因。
其二便是对阴阳家的思想缺陷的批判。司马谈在肯定了阴阳家一派在农业生产与四时万物上的作用之后，对其缺点也进行了批判。这主要是针对其顺应四时之序的繁琐与拘泥方面，即“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19］3289阴阳家所蕴含的思想驳杂而广袤，其中禁忌也十分复杂，这自然导致了“使人拘而多畏”的后果。古代封建统治十分注重礼义，君臣纲常，天子作为封建统治的顶端人物，在阴阳家看来更应该顺应天意，因循万物，因而天子所遵循的立法也是十分复杂的。同时，不同时节所禁忌的内容也十分繁多，在阴阳家思想看来，不遵守该项规章，就会发生不祥之事。张守节因此在《史记正义》注曰：“言拘束于日时，时令人有所忌畏也。”［19］3289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当与天人相应部分进行区分，适度遵循自然规律可有利于农业与社会的发展，而过度的祭祀与繁琐的条令则会使事情走向极端。
《吕氏春秋》中对天子不同时令的月令祭祀、服饰车乘、农事有着系统性的规定与相关叙述，此以其中一个月为例：“一曰：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太蔟，其数八，其味酸，其臭膻，其祀户，祭先脾。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候雁北。天子居青阳左个，乘鸾辂，驾苍龙，载青旗，衣青衣，服青玉，食麦与羊，其器疏以达。”［23］1-2其中的繁复由例可知。同时对有违时令，不遵守禁忌产生的不良后果亦有叙述：“孟春行夏令，则风雨不时，草木早槁，国乃有恐。行秋令，则民大疫，疾风暴雨数至，藜莠蓬蒿并兴。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霜雪大挚，首种不入。”［23］9该系统章程、禁忌之众多，不得而知。
《礼记·月令》亦对天子一年当中各个季节需要做的事情都有明确规定，其复杂繁琐之程度，同样令人咋舌。如上文之言将每个季节都分为了三部分，以春季之仲春为例。天子在仲春三日当“居青阳左个，乘鸾路，驾仓龙，载青旗，衣青衣，服仓玉，食麦与羊，其器疏以达。”［23］456立春三日时应当：“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还反，赏公卿诸侯大夫于朝。”［23］458一个月后当：“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于参保介御之间，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借。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九推。反，执爵于大寝，三公、九卿、诸侯、大夫皆御，命曰劳酒。”［23］461-462再过一月后，天子又当发令：“布农事，命田舍东郊，皆修封疆，审端经术。善相丘陵、阪险、原隰，土地所宜，五谷所殖，以教道民，必躬亲之。”［23］464又过一月，天子为了祭祀等又得下令“命乐正入学习舞，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毋用牝。”［23］466据文本所言相应的禁忌在仲春之时“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毋聚大众，毋置城郭，掩骼埋胔。”［23］466过一个月后则“不可以称兵，称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从我始。毋变天之道，毋绝地之理，毋乱人之纪。”［23］466如若违反法则，在仲春之时行夏季之令，则会“国乃大旱，暖气早来”，若是行秋季之令，则会“其国大水，寒气总至”。［23］480这还仅仅是四季之中一个季节一个时段所要进行的法令，其繁复程度可想而知。
质言之，阴阳家所倡导规则之复杂，禁忌之繁多，使人不胜其烦，司马谈对它的批评恰恰是抓住了这一要点，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言：“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数，舍人事而任鬼神。”［6］1735
综上所述，司马谈所著《论六家要旨》结合了先秦时期《尚书》《周易》《礼记》及阴阳家邹衍的观点，对阴阳家优劣皆详细陈说，将阴阳家作为单独学派首次提出，肯定其中顺应天时、天人相应的观点的同时批评了它禁忌繁多、“舍人事而任鬼神”［6］1735的缺陷，对阴阳学派的成熟与定型起到了推介作用。
《论六家要旨》作为先秦两汉阴阳家承上启下的文章，对先秦阴阳思想的承继方面前文已尽述，而其遗响所托何处，亟待总结。阴阳概念自《诗经》首次提出，历经《左传》《周易》等典籍，同《尚书》中五行观念结合逐渐发展出了五行之说，到《论六家要旨》一文正式提出，阴阳学派的概念逐渐明晰。司马谈作为将阴阳家作为独立学派提出并将其列为六家之首的第一人，具有开创性的作用，且《论六家要旨》一文承上启下，对后世阴阳学派的发展具有推介作用。司马迁承接了其父司马谈的观点，《史记》中就多处记载阴阳家之观点［16］；
其后《淮南子》则依据《论六家要旨》中“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19］3290的总结将它发展为对于自然天象、节气的相关理论；
刘歆亦于《七略》中依据司马谈观点将阴阳家总结为：“阴阳家者流，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以授民时者也。”［25］17；
到《汉书》时，已收录阴阳学派作品 21 种，369 篇［4］，并将阴阳家作为独立学派概括为：“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6］1734-1735“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也。”［6］1760可见，阴阳家的发展至《汉书·艺文志》已完全成型，具有了系统的知识与理论体系和完整的著作支撑，而二十四节气、天宿运算的框架也逐渐走向系统化、科学化，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