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历史决议与百年奋斗的正确党史观*

欧庭宇

(贵州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

只有系统学习党的历史,才能溯清历史之源、夯实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从而使党员干部看得更远、干得更好。然而,历史虚无主义者经常打着“以学术探讨还原历史”的幌子,不断侵害人们的思想观、历史观和价值观,所以亟需树立正确的党史观,以增强人们对错误党史观的辨识力与批判力。譬如,有学者揭露了历史虚无主义者杜撰的“告别革命论”[1],即把近代中国救亡运动污蔑为破坏社会发展的革命,以此误导人们对党的历史的认识。又譬如,有学者揭露了历史虚无主义者渲染的“权力争斗论”[2],即把党的革命斗争、全面从严治党等歪曲为争权夺利的行为。错误的党史观往往借助渲染人性的影视作品、混淆是非的话语议题、诋毁党和政府形象的错误舆论等形式,模糊高尚与卑劣、正义与侵略的价值界限,肆意对党的历史进行娱乐化的话语叙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3]113。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即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深入探讨,社会各界不断在读原文、悟原理中汲取党史中的智慧和力量。其中,学术界从对三个历史决议的文本性比较[4]、原理性解读[5]、逻辑性分析[6]等方面,贡献了丰富的理论成果。从现有的学术论著来看,虽然有学者对“正确党史观”进行了论述,但对党史的主题与主线、主流与本质的区分与厘清还略显不足。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要树立正确党史观,应“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7]24,为我们解读第三个历史决议提供了认识维度与研究理路。为此,可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主题、独立走好中国式道路的奋斗主线、破解历史周期律的奋斗主流、始终践行初心使命的奋斗本质等方面入手,对第三个历史决议进行规律性总结。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从团结带领人民浴血奋战到艰苦创业,再到改革创新、走向强大,“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8]3,映证了党的奋斗目标与民族复兴历史任务之间的天然联系。《决议》开篇指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9]3,用昨天、今天及未来的叙事脉络回答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什么,怎么做、做得怎样”的奋斗主题,揭示了党在民族复兴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一)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凸显了党的引领角色

《决议》的序言部分“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作为党的初心使命”与结束语部分“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首尾呼应,同时,《决议》全篇用“条件”“前提”“基础”“开启”等关键词,凸显了党的百年奋斗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意义。《决议》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部分指出:“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9]62《决议》用“四个创造”呈现了党为民族复兴大业作出的巨大贡献,用“四个庄严宣告”回顾了党为推进民族复兴大业的奋斗历程,概括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带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取得十三个历史性成就。这一系列伟大成就,表明了党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领导作用和不可逆转的领导地位。《决议》用历史事实诠释了百年奋斗的伟大成就,昭示了党具有“心系人民”的无私性、“赢得民心”的正义性,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华民族复兴而生、而强的伟大政党。

(二)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展现了党的卓越智慧

《决议》指出,“在进取中突破,于挫折中奋起,从总结中提高”[9]65,描绘了党带领人民奋斗的实践图景,并用“十个坚持”凝练与总结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彰显了党应对复杂环境和局面所表现出的卓越领导智慧。党自诞生以来,始终以不负使命、不负人民的奋斗姿态,成长为引领人民迈坎越滩的“主心骨”,实现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真正由被动转向主动、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等奇迹,体现了党的强大力量和非凡智慧。“十个坚持”的宝贵经验,即“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理论创新、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中国道路、坚持胸怀天下、坚持开拓创新、坚持敢于斗争、坚持统一战线、坚持自我革命”[9]89,是党与人民并肩作战,攻克无数“娄山关”“腊子口”,翻越万千“雪山”“草地”,保证民族复兴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优势资源。面对新发展阶段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我们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运用“四个坚持”的优势资源去战胜不确定的风险和挑战,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精神,推进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三)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昭示了党的奋斗意义

《决议》指出,党的百年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共产党[9]62-64。这段话深刻总结了党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给广大人民、马克思主义、人类进步事业、党的建设带来的历史性贡献和光明性前景,也指明了从五个方面认识党的历史的重要视角。第一,党的历史是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中国人民在党的带领下,通过伟大斗争,结束了被压迫被奴役的悲惨命运,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增强了广大人民的志气、骨气、底气。第二,党的历史是党带领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历史。中国式现代化不是苏联式现代化的“再版”,也不是西方式现代化的“翻版”,而是在坚持走自己的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中国创造”,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和方案。第三,党的历史是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党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为百年奋斗举旗定向,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国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批判性吸纳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较量中有力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崭新形象和真理力量。第四,党的历史是为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做贡献的历史。无论国际形势如何纷繁复杂,党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和谋复兴的同时,始终关切国际社会的发展形势,亮明自己坚持正义的立场,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道路,成为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的重要力量。第五,党的历史是党把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成始终青春焕发、走在时代前列的党的历史。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百年来,党始终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升自身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用不怕牺牲、英勇奋斗的精神铸就党魂国魂,构筑了中国共产党人历经磨难而依旧风华正茂的强大精神谱系,在应对复杂局面、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中赢得历史主动。

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中国式道路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并共同作用的成果,是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坚持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的奋斗主线,也是党的百年奋斗的历史性结论。习近平指出:“这种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这种坚持走自己路的坚定决心,是我们党不断从挫折中觉醒、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真谛。”[3]117《决议》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部分中指出,“党在百年奋斗中始终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探索并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道路”[9]68,这是党走好中国式道路的奋斗主线,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从而走出一条独立自主的中国式道路。

(一) 中国式道路是贯穿党的百年奋斗历程的历史主线

党史是一部记录了党带领人民探索适合自身发展道路的历史,通过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分析和中心任务的实践验证,总结出了“唯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生存之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复兴之道。《决议》运用了毛泽东的《矛盾论》(唯物辩证法)与《实践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思维逻辑,先谈“主要矛盾”,后谈“如何做”,从而找到适合我国国情的、行之有效的中国式道路。譬如,《决议》在“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部分指出:“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9]4于是,党的二大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式革命道路,使党和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虽然社会主义基本改造完成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决议》依据不同的社会主要矛盾,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70余年划分为不同的历史时期。不过,“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一以贯之的主线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10]123,这意味着中国进入了新奋斗主线,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使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成为连接建设、改革与复兴的纽带。

(二) 中国式道路是把握党的百年奋斗规律的理论线索

中国式道路的探索贯穿党的整个百年奋斗进程。有学者认为:“回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和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出,中国独特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基因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11]进一步来讲,道路的选择,需要遵循实事求是的方法论原则,追溯所走道路背后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性质、自身的价值取向及天下情怀。第一,中华文明是确立中国式道路的文化土壤。《决议》用掷地有声的论断——“脚踏中华大地,传承中华文明,走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就一定能够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9]68,肯定了中国式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因密码。这需要用大历史观的思维来把握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这一道路之“根”,守护优秀传统文化这一道路之“魂”,为坚定不移地走好、走稳中国式道路提供源源不断的文化滋养和精神力量。第二,社会性质是确立中国式道路的重要依据。

毛泽东指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12]419实际上,党对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国情的准确把握,是中国式道路确立的重要依据。譬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心任务是解放与发展生产力,目标是“两个百年目标”,实现中国梦。第三,价值取向开拓了中国式道路新的发展空间。《决议》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部分中指出,党的百年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9]62。正因为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所以获得广大人民对中国式道路的主体性支持。譬如,邓小平认为“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13]382,强调要尊重人民的智慧和力量,从而为中国式道路的确立开拓新的发展空间。而农村改革道路的探索作为中国式道路探索的一个缩影,说明了人民在中国式道路探索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第四,胸怀天下是确立中国式道路的世界眼光。《决议》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部分指出,“只要我们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就一定能够不断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智慧和力量”[9]68,指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府在国际交往空间扮演着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共同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的重要角色。现代化作为中国式道路的追求目标,党始终立足中国国情且广泛汲取国际智慧,创造了不同于“零和博弈”的“多元”现代化的文明形态,以博大的世界情怀为“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14]10。

(三) 中国式道路是体现党的百年奋斗目标的鲜明主线

作为中国特色且兼具世界现代化普遍特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身上强烈的问题意识,始终基于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时代坐标而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现代化发展方案,并沿着百年奋斗目标的鲜明主线前进。尽管《决议》没有完全使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及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征的表述,即“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15]473,但用了“十四亿多人口大国”“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前进”等表述,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特征保持了高度一致。习近平指出:“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16]159换句话说,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主线体现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模式超越了西方式现代化的“单一线性论”“渐序发展论”“西方现代化唯一论”等理念[17],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多样化与非线性逻辑、依靠后发优势而实现跨越式生产力发展、独立自主发展等鲜明特征。譬如,针对十四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实问题,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人口规模巨大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超越了现如今所有发达国家的人口总和,若成功实现,将彻底改写人类现代化历史。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国家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资本逻辑,也不像其他发展中国家是依附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推进现代化,而是坚持以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现代化发展目标的人本逻辑,与党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高度吻合,与现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和创新驱动的战略高度契合。又譬如,针对“文明冲突论”(1)“文明冲突论”是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后冷战时代国际关系理论,即把世界划分为八个文明板块,预测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冲突将在这些文明之间进行,世界将呈现文明间集团对抗的情况。参见:HUNTINGTON S.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J]. Foreign Affairs, Vol.72, No.3, Summer 1993, pp.40-41.和“国强必霸论”(2)一些西方政治学者在总结西方现代化探索的历史经验中提出“国强必霸论”,即一旦某些国家走在现代化发展阶段的前列,就会利用自身的政治、军事或经济等方面的优势,向相对落后地区施加影响并从中牟利或威胁其他强国的主导权。但从东方国家的历史看,称霸与否和国力的强弱同样没有相关性。例如,明代以前的中国长时间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并没有表现出对追求霸权的兴趣与倾向。参见:熊光清.对三种不利于人类和平发展论调的重新认识[J].人民论坛,2020(32):20-23.的问题,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依靠压榨本国人民和掠夺其他国家而实现现代化的模式,而是在政治上注重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际交往,在安全上以对话协商化解矛盾分歧,在经济上以合作共赢的方式推动经济全球化,在文化上用交流互鉴的思路超越文明隔阂与冲突,在生态上用环境友好理念构筑共存共生的地球家园。

主流是决定和体现事物发展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前行方向,而支流是事物的非本质方面,仅为事物发展的非主导的趋势与方向。所以,我们只有坚持历史的主流,才能真正把握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的运行规律和未来走向。《决议》在每一个章节均用了“前途命运”这一高频词,折射出中国共产党人“危而不惧难乱”的斗争精神、“安而不忘危”的忧患意识,也是对党长期致力于“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研究的回应。面对延安的“窑洞之问”,毛泽东用“人民监督”给出了“第一个答案”,黄炎培先生颔首赞许地认为“人民民主”是破解这个周期律的密钥,这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巴黎公社中“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18]55的民主建设思想的运用与创新。习近平针对“四大考验”与“四大危险”的问题,将“自我革命”作为破解这个周期律的“第二个答案”。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用“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保证了党长盛不衰、不断发展壮大”[19]的精辟论断,表达了“理论创新”是破解这个周期律的“另一个答案”。由此,探索“民主新路”到持续“自我革命”,再到推进“理论创新”,是破解历史周期律的三个答案,也是党的百年奋斗主流。

(一) 人民监督是破解历史周期律的外在条件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发挥人民监督的必备条件。《决议》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部分指出,“人民民主不断发展”[9]62是党在百年奋斗中改变前途命运的体现,并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部分指出“坚持人民至上”[9]66是党长期处于不败之地的关键。《决议》强调了“全过程人民民主”[9]39理念,指出要让全过程的程序与形式充分体现和保证人民利益与人民意愿,使民主的价值与理念进一步转化为遵循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制度安排与民主实践。因为党的百年奋斗始终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不搞天赋人权的抽象假设、形式主义的“民主秀”,构建和健全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选举制度、组织制度、议事规则、工作制度,充分保障人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譬如,习近平针对“如何评判民主”的标准问题作了具体阐述,既有评价中外民主政治制度是否民主的“八个能否”标准,又有检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否民主的“四个要看、四个更要看”标准,为人民评判民主提供了政治依据和理论工具。党在百年奋斗实践中,不断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参与机制,确保广大人民的意志在选举、协商、决策、管理和监督等民主环节得到有力彰显,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监督力量,从而团结带领广大人民在新发展阶段上创造新奇迹、书写新辉煌。

(二) 自我革命是破解历史周期律的行动基础

自我革命是依靠自身建设来破解历史周期律的成功路径。《决议》把“坚持自我革命”[9]70作为十个经验之一,并认为它是区分党与其他政党的“试金石”。自我革命的目的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确保党始终成为伟大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实现长期执政、科学执政。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来看,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廉政教育,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三反”“五反”运动严惩腐败分子、改革开放新时期形成“五位一体”的党建责任体系,再到新时代形成“5+2”的党建布局,表明党的自我革命这一政治自觉与行动自觉“永远在路上”。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零容忍的自我革新态度、刮骨疗毒的变革勇气、严惩不贷的问责决心和一以贯之的用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智慧,使政权更加稳固、国家更加强大、人民更加幸福。自我革命使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保持“赶考人”的冷峻态度和革命者的高度自觉,驰而不息地筑牢理想信念和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而使党始终成为伟大事业的领导核心,具备过硬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

(三) 理论创新是破解历史周期律的思想源泉

理论创新是党永葆生机的思想源泉。《决议》指出,“党之所以能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9]66-67,意味着理论创新为破解历史周期律注入了新的思想源泉。理论创新是对新的问题或情况作出的理论揭示与思想预见,是将人类的实践经验升华为理性形态的规律性总结,包括提出新思想、对前人思想的整合、用新的话语方式来宣传党的创新理论等几种形式。当面临一系列历史周期律中的风险与挑战时,党始终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实践问题,从而在实践中实现理论创新。在中国革命与建设时期,面对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党科学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革命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的理论、党的建设理论等重要思想,创立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次飞跃;改革开放以来,针对社会主义本质、“先富与共富”“效率与公平”“温饱与小康”“综合国力”“人的全面发展”等一系列新时期课题,党先后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共同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第二次飞跃”;新时代,党针对治国理政的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继续发扬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由此可见,应对治国理政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新形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为党带领人民在新的奋斗征程上破解历史周期律提供了思想保障。

《决议》既在序言部分开宗明义地宣示了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初心使命,又在总结部分强调党在新时代要“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9]90,指明了践行初心使命是党的百年奋斗的本质。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那样,党的历史是“一个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是一项救国、兴国、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完整事业”[20]13。

(一) 为人民谋幸福反映了党始终致力于人民对美好幸福生活向往的奋斗本质

为人民谋幸福是一个党带领人民摆脱困境、走向幸福的持续动态过程。《决议》中用“党的百年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9]62来表明为人民谋幸福的重要意义,即“站起来”实现政治上由封建专制走向人民民主,“富起来”实现经济上由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强起来”实现层次上由“吃饱穿暖”走向美好生活,表明坚持党的初心与使命的直接体现是为人民谋幸福。这具体体现在:党既通过推翻“三座大山”与建立社会主义国家获得人民解放的政治前提与人民幸福的政治基础,又通过现代化探索之路的70余年以及经济体制改革为人民拥有更加丰厚物质条件奠定制度基础。对于新时代的奋斗,《决议》用十三个方面的伟大成就,均指向了造福人民的初心使命。这意味着要守护好、践行好人民幸福这一历史使命,需要通过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使广大人民充分享有发展成果,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通篇来看,《决议》充分展现了“党始终与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把广大人民作为社会实践的重要主体,发挥人民的智慧和力量,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了根本保障。《决议》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始终葆有为人民谋幸福的价值理念,既有伟大建党精神的“不负人民”、长征精神的“救国救民”、抗疫精神的“生命至上”等精神标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的价值初心,又有组织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脱贫攻坚战、举全国力量实施保护人民生命安全的疫情防控阻击战,用行动诠释了“为了人民幸福,一切都能豁得出来”的伟大誓言。

(二) 为民族谋复兴反映了党始终致力于中华民族自主自强的奋斗本质

为民族谋复兴既是党领导的救国、兴国、强国的伟大实践,也是一个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持续动态过程。为民族谋复兴是党对仁人志士的救亡图存行动的接力,通过建党、建国和推进改革开放这三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使“复兴列车”从筑梦的“兴业路”驶向圆梦的“复兴路”。如果说为民造福是党对“每个人民”的个体性幸福的情怀守护,那么为民族谋复兴是党对“整个民族”集体性幸福的奉献担当。这体现在百年奋斗征程中,党历经从民族独立自主到民族开拓创新,再到民族自信自强的历史性跃升,尤其是近年来在外交、科技、国防、经济等多方面取得惊天动地的成就,譬如在载人航天、探月工程、深海工程、“复兴号”高速列车、大飞机制造等领域取得一批重大科技成果。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系列伟大成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以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舍生忘死的革命意志、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所换来的,他们用“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行动担当铸就了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照亮了中华民族浴火重生的历史征程。“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牺牲的党员烈士也近400万。”[21]18中国共产党人把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与使命“书写在‘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的长征路上,展现在‘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新中国建设者身上,激扬于新时代1 800多名将生命定格在脱贫攻坚战的扶贫干部身上”[22]104。

(三) 为世界谋大同反映了党始终致力于世界和平发展的奋斗本质

《决议》把“胸怀天下”作为百年奋斗经验之一,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为全球做贡献”的博大胸襟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深厚情怀,这不仅是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时代潮流的科学把握,也是对零和博弈、“全球化=西方化=现代化=市场化”[23]等西方逻辑的超越。从人类文明的维度来看,为世界谋大同既是党始终赓续天下为公的博大情怀、向往世界大同的美好图景,也是一个党致力于世界和平发展的持续动态过程。中华文明蕴含着“协和万邦”“亲仁善邻”“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远亲不如近邻”等和合思想,党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为世界谋大同的接力奋斗从未停止,从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独立自主的、不结盟的和平外交政策,到提出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思想,再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彰显了党的百年初心从未改变,始终坚持“独善其身”与“美美与共”的统一。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党依旧践行天下大同的初心使命,针对全球变暖、恐怖主义、传染病疫情、全球减贫等挑战,积极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用“一带一路”高质量共建、履行“3060”双碳目标等实际行动彰显了大国担当,为多变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文明性。这些担当行动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致力于“对人类较大贡献”、改革开放新时期“衡量社会主义国家除了发展自身,还在于为人类做贡献”、新时代“为人类作更大的贡献是自身的使命”等初心使命的有力诠释,展现了党在百年奋斗中不忘人类进步事业的伟岸形象。

回顾党的历史文献的旨趣,就在于发现与揭示正确的运行规律,从党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引导和帮助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党史观。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就应保持历史认知与历史自信的统一,既要使人的主观认识与历史的客观事实相符合,又要增强人们对第三个历史决议所蕴含的思想观、历史观、价值观的高度自信。历史自信是筑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根基,有了正确的历史认知,做到学史明理、用史明鉴,有助于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行方向、思想指导、制度保证和精神力量。为此,不仅要从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的理论视野,把握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的创新性,还要从学术探索、理论宣讲、理论运用等多个角度践行理论使命。

从把握党的文献的创新性来看,第三个历史决议总结党的百年奋斗的成功经验,拓展了党的奋斗历史的研究视域:基于党与自身关系,《决议》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部分将“走在时代前列”作为党的品质修饰词,紧跟着提出“党对中国人民、对中华民族、对马克思主义、对人类进步事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所作的历史性贡献”[9]88,指向了党的百年奋斗的共同主题,亦即奋斗的方向,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基于党与民族的关系,《决议》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部分旗帜鲜明地提出,“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9]63,这是贯穿党的百年奋斗的主线;《决议》在序言和总结部分回顾了中国共产党人近百年奋斗史,透视了党的奋斗本质,即党始终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占据了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昭示中国共产党人事业的正义性,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决议》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部分作出的“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9]68的结论尤为醒目,分别映照了党的百年奋斗的主题、主线、主流,意味着确立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方向,就要走好中国式道路(主线),不断破解历史周期律,共同书写牢记党的初心、践行党的使命这一百年奋斗本质。由此,基于唯物史观的原理,把握第三个历史决议关于百年奋斗的方向、道路、命运及本质进行全面认识,共同指向了正确党史观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进一步解开了《决议》中“百年大党是什么、做什么、做得怎样”的理论密钥。

从提升学术成果的空间性来看,仍需学术界对第三个历史决议在宽度、广度和深度上进行深入挖掘与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24]544,但也离不开我们对这些时代课题进行全方位、系统性的探析,以便为我们的现实实践提供更加具体且有效的理论指导。未来学界可从第三个历史决议与“十个坚持”、党的历史叙事、历史自信及三个历史决议的内在逻辑等方面来接力探讨,挖掘其深刻的历史智慧,进一步帮助我们正确认识党的奋斗历史。对第三个历史决议的研究离不开大历史观的理论思维,即“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25]67,三者的相通意味着相融相协,认识党的历史全景、现实实践和未来趋势,有助于把握好党“昨天为何成功,明天何以延续成功”的基因密码。此外,为打通第三个历史决议走向大众的“最后一公里”,应让多种形式的理论宣讲活动进农村、进机关、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进网站,将严肃的、抽象的理论话语转化为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大众话语,使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认知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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