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翔宇 赵登文
所谓青年，一般意义上指的是人类成长发育的一个阶段。在我国，《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将青年的年龄规定在14至35岁。除却年龄所规定的生物性因素，存在于媒体和公众话语中的青年更多地蕴含了一种社会文化性的命名。五四运动使得现代意义上的中国青年群体登上了历史舞台，“青年”这一称谓逐渐成为一种政治动员的方式，“赋予青年以重建国家、改造社会、弘扬理性、张扬个性的时代内涵。”①正因如此，将“青年组织进国家历史的宏大叙事中，使青年成为社会变革和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就一直是我国主流文化的价值要求。在主流影视的创作中，青年一直具有较高的进步性和能动性，介入历史、投身革命或建设是青年形象的典型特征。左翼电影时期，青年更多作为社会变革的进步性力量而存在。“十七年”时期，以《青春之歌》为代表的电影将青年的成长和爱情纳入革命叙事中。进入21世纪后，“革命+爱情”“革命叙事+青春偶像”的叙事范式大行其道，力图将当代的“消费主义青年”组织进历史叙事中，促进对历史人物和历史本身的认同。近两年的《觉醒年代》《1921》《革命者》等影视作品则聚焦于展现时代风貌和人物命运，利用翔实的细节打动人心，用青年人的激情赋予革命叙事以“年轻态”质感，从而唤起青年心中的民族认同。
如果说五四运动和20世纪独特的政治历史环境奠定了“青年+革命”叙事的基础并影响至今，那么，随着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将青年纳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叙事之中就具有了空前的合理性。“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行动是青年最有效的磨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离不开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的拼搏奉献。”②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青年+时代+奋斗”的叙事模式从主流影视中凸显出来。《一点就到家》《奇迹·笨小孩》正是这一模式的典型之作。本文立足于这两部影片，从人物形象、伦理观念和在地叙事三方面剖析青年创业电影的主流化表达，揭示影片所蕴含的主流价值。
青年似乎与创业故事有着不解之缘。电影《一点就到家》中，三个主人公——魏晋北、彭秀兵、李绍群通过自己的努力，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咖啡品牌，在取得商业成功的同时改变了一个云南村落的生活状况。电影《奇迹·笨小孩》讲述了主人公景浩从普通的手机维修工做起，凭借吃苦耐劳的品质最终创立了自己的科技企业，改变了自己、妹妹与周围人的命运。可以说，这两部电影的创业故事都勾勒出一种青春的质感。这种青春的质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主人公们的年轻态外表，二是主人公艰苦创业的故事讲述。
首先，《一点就到家》和《奇迹·笨小孩》均采用青年偶像出演的方式，塑造主人公们的年轻态外表。如《一点就到家》中由刘昊然饰演的魏晋北、由彭昱畅饰演的彭秀兵，《奇迹·笨小孩》中易烊千玺饰演的景浩等。偶像或明星所带来的青春感对观众来说其实是一种“前结构”，是观看电影之前就已经知晓的。如刘昊然因出演《唐人街探案》中的秦风一角而为人们所熟知，所以知识渊博、古灵精怪的个性就成为他的标签；
易烊千玺曾出演《少年的你》《送你一朵小红花》《长津湖》等电影，他在这些影片中表现出的略带叛逆却又坚忍不拔的气质深得人心。从这方面来看，《一点就到家》和《奇迹·笨小孩》的角色设置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这些青年偶像的类型化标签。刘昊然饰演的魏晋北是一名电商创业者，尽管创业屡屡失败，但他宝贵的经验依然为彭秀兵的事业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这种“智商担当”与《唐人街探案》中的秦风形成了某种同构。而《奇迹·笨小孩》中的景浩是一个不服输且重情重义的青年，他坚守着照顾妹妹的责任，勇于与黑恶势力作斗争，这与《长津湖》中的伍万里形成了有趣的对照。
从文化工业的角度看，电影中流量明星的选用固然是吸引观众目光的一种手段，但同样也是激发观众认同的方式：“视明星为真实个体并渴望与之达成精神共鸣的愿望渗透在粉丝们了解明星的过程中……不断推进了解的深入程度，并将最终导向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等精神层面。”③因此，借由明星偶像这一中介，意识形态因素得以彰显和传达，观众在认同刘昊然、易烊千玺等明星的同时，也更容易认同他们所塑造的奋斗青年形象，进而认同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精神气质和主流价值。
其次，明星偶像所提供的“年轻态”外表是一种观影的“前结构”，是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换言之，要使观众真正认同某种价值，最根本的还是要倚仗影片的叙事和角色的塑造。影片《一点就到家》和《奇迹·笨小孩》都展现出主人公创业的全过程，除了成功的喜悦，更多彰显出创业的艰难和人生的磨砺。在《一点就到家》中，彭秀兵回到家乡创建“秀兵快递”，却因为农民不会上网购物而无法获得业务。魏晋北为村民网上代购，主打“包退包换”，却因为运输问题耽误了退换的时效。面对压力，彭秀兵执意要为村民退货，结果将第一桶金赔得一干二净，“秀兵快递”也濒临破产。在《奇迹·笨小孩》中，景浩贷款买下一批手机，但原本的翻新机生意因为触犯法律只能停摆。景浩试图将拆机件卖回手机公司，面对的却是缺乏资金、场地、人力的苛刻条件。在艰难开办电子厂的过程中，景浩还遭遇了劳务纠纷、黑社会威胁，并在与小偷的搏斗中摔伤了手指。影片中的这些挫折和创伤为主人公的成长提供了条件，也更能彰显出主人公们不屈不挠的奋斗意志。同时，魏晋北和景浩等人的创业过程呈现出由小至大的发展逻辑，即以私人化的动机为开端，最终的结果则是共赢局面。比如景浩为给妹妹治病赚取医药费而开设电子厂，魏晋北则是为了治疗心理疾病而来到云南，将李绍群的咖啡豆送往国外也是为了赚钱。他们的创业最终都改变了身边的人甚至某一个地方的命运，这其实更彰显了青年人的时代价值。可以说，魏晋北和景浩的创业过程实现了由个体利益到集体利益、社会利益的转化，成为我国当今社会主流价值的生动写照。
伦理指的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应该遵循的原则和规范，有时与“道德”一词相通。“儒家讲的五伦——夫妇、父子、兄弟、君臣和朋友，相当于伦理关系网上的五种网格，每个人在特定情境下都有自己的独属网格。”④中国电影素有呈现伦理故事、表达伦理观念的传统，因此具有社会教化的功能。传统的中国电影大多聚焦于家庭伦理，以家庭的悲欢故事传达中国人的伦理精神，而《一点就到家》和《奇迹·笨小孩》则通过更具有现代化意义的创业故事和群像叙事，成功书写了具有时代特色的合作伦理。
在影片《奇迹·笨小孩》中，创业者景浩在养老院护工梁永成、退役老兵钟伟、网吧“三和大神”刘恒志等人的帮助下创建了好景电子厂。景浩虽是电子厂老板，但他与其他人并非纯粹的雇佣关系，而是形成了一种互帮互助的合作共同体。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指出了共同体的诸多标准，他认为“共同体是建立在有关人员的本能的中意，或习惯制约的适应，或与思想有关的共同的记忆之上的”⑤，是一种自然形成的、非功利化的生存方式。相比于机械化和原子化的社会，共同体中的联系更为紧密和纯粹。虽然景浩创立电子厂的目的是赚钱，但他与工人们所形成的关系更接近于共同体，更突出一种非功利性的伦理价值。在影片《奇迹·笨小孩》中，养老院护工梁永成给予了景浩最大的帮助，他不但帮助景浩打扫工厂、寻找工人，还在景浩无家可归时为他提供了临时的居所；
养老院的钟大爷虽然残疾，但却自告奋勇地来帮助景浩并成为电子厂的员工；
当黑社会人员来到电子厂威胁女工撤诉时，景浩等人使出“十八般武艺”与之搏斗，连残疾的钟大爷也挥舞起了手杖。随着交货日期的临近，人们的联系日益加强，即使景浩无法发出工资，工人们也自发地完成拆卸手机的工作。当合同完成时，所有人都在电梯中振臂高呼，影片也由此进入了高潮。影片对好景电子厂的所有员工进行了平等的展示，并通过对他们的温情诉说，传达出合作共同体的伦理价值。
与《奇迹·笨小孩》中的共同体伦理不同，电影《一点就到家》所强调的是追梦的激情与实践的理性，并通过三位主人公的不同特质彰显出互补性的合作伦理。魏晋北、彭秀兵、李绍群三位主人公的性格各不相同。彭秀兵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平日里大大咧咧又重情重义，力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家乡的面貌。魏晋北是一副青年知识分子的模样，具有多年创业经验，以“只要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为人生信条，但却因无数次失败而郁郁寡欢。李绍群则较为孤僻，因为执意种咖啡而使自己与父亲的关系陷入僵局，甚至被“社会性死亡”。在影片中，魏晋北因为彭秀兵的劝说放弃了自杀的念头，转身来到云南，又因为彭秀兵的坦诚相待而成为他的合伙人。同时，魏晋北拥有城市生活的经验，是唯一能够理解李绍群的人，两人聊起咖啡便觉相见恨晚。可以说，影片中三位主人公的性格和能力呈现出互补的状态，魏晋北擅长销售业务，彭秀兵擅长物流业务，而李绍群则精于生产优质产品。这样一来，三人的合作构成了一条完整的电商产业链，从而彰显出合作的效率与理性。影片中有这样一幕场景，三位主人公在榕树上迎接第二天的到来，彭秀兵突然回忆道，曾有“三个教英文的”客户告诉他“千万不要跟自己最好的朋友一起做生意”，这与电影《中国合伙人》形成了有趣的对照。可以说，正是魏晋北、彭秀兵、李绍群三人形成了互补性的合作伦理，才使他们的友情得以延续，保证了创业的成功。
相较于《奇迹·笨小孩》中患难见真情的共同体伦理，《一点就到家》中的互补性伦理虽然在情感上更为表层化，但却更具时效性，也更为适应网络经济的现状，同样能够引起观众的理性思考和情感认同。总的来说，尽管两部电影的伦理书写不尽相同，但它们都凸显出了合作共赢的主流价值，对于人们当今的社会生活具有指导意义。
《一点就到家》和《奇迹·笨小孩》这两部电影虽然以主人公的创业故事为核心内容，但也透露出较为浓厚的地域性和空间性特征，城市空间或乡村空间在影片中占据了重要位置。这种在地性叙事具有双重功能，它一方面参与到人物的塑造和整个叙事过程中，另一方面提供了详细的社会背景或时代背景，通过将现实中的地方与个人化的创业故事结合，实现了由创业者的个人史向中国社会的当代史的转化。这也是两部电影能够被称为主流电影的重要因素之一。
首先，电影《奇迹·笨小孩》中的在地叙事通过景浩等普通劳动者的视野展现出来。景浩杂乱的手机修理店与洁白明亮的现代化生产线构成了低端与高端的对照。影片中还存在这样一处场景：景浩等人迎着日光的曝晒擦洗着摩天大楼的玻璃外墙，随着镜头徐徐拉开，景浩等人逐渐变得渺小，整个城市景观却浮现在银幕之上。可以说，这一段落具有鲜明的意涵，即现代化深圳的运转正是由众多像景浩这样的普通劳动者所共同推动的。
其次，电影《奇迹·笨小孩》中的在地叙事体现在影片对现代资本逻辑的批判上。城市空间既是权力建构的对象，也是资本积累与循环的场域，资本与权力在城市中形成了某种同构。在《奇迹·笨小孩》中，景浩试图将回收的手机零件返销回公司，却屡屡遭到李经理的恶言相向。景浩费尽心思追上赵总的火车，面对景浩的建议，赵总虽答应回收合格的零件，但却提出了极为苛刻的条件——没有定金，场地和工人需要自己解决。面临发不出工资的窘境，景浩不得已求助于李经理，但李经理却说了一句：“什么事情你都敢揽，什么都做不成”，告知景浩资本市场的丛林法则。在面对资本逻辑时，以景浩为代表的劳动者显得十分渺小，而电影正是在这个角度上展开对现代资本逻辑的批判，烘托出小人物的人性之善。
最后，电影《奇迹·笨小孩》中的在地叙事还体现在符号性景观的运用上。影片《奇迹·笨小孩》中出现了一系列标志性的空间景观，如景浩的“好景手机维修”、华强电子世界等，从而将景浩的创业故事与现实中的华强北空间缝合起来。从手机维修店到电子厂再到通讯公司，景浩完成了由“制造”到“创造”的改变，而这一切都与他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密不可分。可以说，景浩的创业历程正指称着现实中深圳的发展历程，他的创新精神也连接着深圳的创新性文化特质。因此，电影通过景浩的创业故事与地理空间的结合，达成了对深圳当代史的书写。
电影《一点就到家》的在地叙事立足于现实中的云南，通过城市青年来到乡村的创业故事体现出现代与传统的交融，更凸显出乡村的文化功能。首先，与城市的工具理性相对，乡村被建构为富有生命力的疗愈空间，为城市青年提供了心灵的栖息地。在影片中，早已对生活失去希望的魏晋北因为随口说了句“云南”而被彭秀兵拉回了家乡。初来乍到的魏晋北面对陌生的农村生活出尽了洋相，他被昆虫叮咬，又被耕牛惊吓而跌落悬崖。但在帮助彭秀兵实现创业梦想的过程中，魏晋北逐渐适应了农村生活，并获得了城市中未曾拥有的友情。随着李绍群的加入，乡村对魏晋北的疗愈作用达到了顶峰，三人在榕树上度过的一夜竟然在不经意间治好了魏晋北的失眠。其次，乡村被建构为现代与传统文化交汇的空间，因为这种交融，乡村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影片中，执意种植咖啡的李绍群为父亲倒上一杯咖啡，自己却倒上了一杯茶，这一幕场景不仅标志着父与子的和解，也标志着现代观念与传统观念的和解。同时，正是三位主人公将以往种植茶叶的经验与现代化的咖啡生产结合起来，才创立了别具一格的“普洱咖啡”，取得了创业成功。因此，“在种茶的土地上种咖啡”不仅体现出主人公的创新与传承，还折射出乡村产业转型升级的发展路径，从而达成了对乡村发展当代史的书写。
以脱贫攻坚为背景，融合青春、梦想、创业和电商等元素的《一点就到家》通过三个逐梦路上的年轻人“Coffee or Tea”的创业故事，展现了年轻人的互联网思维，农业生产的创新尝试和新经营理念为传统农村农业带来的改变，以及接受高等教育的目的是“帮助家乡摆脱贫困，而不是摆脱贫困的家乡”这一神圣命题，洋溢着鲜明的时代气息。
在新主流电影蓬勃发展的当下，中国的电影创作者们已经可以较好地融合商业化元素和主流价值观传达，电影《一点就到家》和《奇迹·笨小孩》也不例外。它们在讲述当代青年创业故事、塑造青春形象的同时，还蕴藏了诸如奋斗精神、合作伦理、在地书写等多重价值，并通过创业故事与具体时代背景相结合的方式达到了对我国当代社会的反映和书写。可以说，《一点就到家》和《奇迹·笨小孩》是我国新主流电影对青年叙事的一次突破，对于今后我国青年题材电影的创作具有启示意义。
注释：
①许庶.建党百年来的青年文化：迭变与启示[J].江西理工大学学报,2021(06):1-6.
②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EB/OL].人民网,2022-05-10.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2/0510/c1024-32418816.html.
③李秋霖,卜彦芳.认同、控制与交换：明星粉丝心理所有权的生成路径[J].未来传播,2022(02):41-53.
④聂珍钊,傅修延,刘建军,吴笛,杨金才,张同胜,苏晖.文学伦理学批评与文学跨学科前沿(笔谈)[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02):79-105.
⑤[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M].林荣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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