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梅，管竞，季湉湉
（南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江苏 南通 226001）
全球价值链上的分工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分工利益的获取。要提升分工地位就要抓住真正促进产业升级、实现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跃升的关键因素。要素禀赋是公认的决定分工的关键因素之一，要素结构的改变能够使经济体在国际分工中获取更有利的地位，国家在政策上提供保障以获取稀缺资源尤其是高技术和高级人力资本（张幼文，2005）[1]。我国早先通过劳动力要素禀赋优势已经深深地嵌入全球价值链，然而依靠这一优势仅能获取低附加值的加工环节。江苏省历来是我国的加工贸易大省，近年来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加工贸易占比已经大幅下降，但是依然占据总出口的36%左右①。在全球价值链中，一国或地区一般只能生产价值链中的某个或某些环节的产品，但是分工的位置不同，所获得的分工利益差异巨大。例如，早在2011 年，一篇名为《捕捉苹果全球供应网络利润》的报告提到，苹果公司每卖出一部手机所获得的利润是中国大陆劳工的近33倍，而据一家市场调研公司Counterpoint发布的数据，2021 年第二季度苹果公司的全球盈利占到了75%②。这是因为苹果公司将科技研发环节放在国内，垄断品牌与技术，获得全球价值链附加值最大的部分，却将零件组装、分销售后环节外包给劳动力充裕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所拥有的利润和所处的价值链地位均处于末端。因此，为了在国际分工中获得更高收益，必须提升江苏制造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通过逐步优化人力资本、控制交易成本、提高自主研发力，培育本土市场等来实现突破，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张杰和刘志彪， 2007；
史丹，2020）[2-3]。随着《中国制造2025 江苏行动纲要》的实施，江苏要致力于抓住全球分工重新洗牌的机会，努力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破解“低端锁定”困境，实现从高速发展到高质量发展转变。
围绕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测算可以归纳为四种方法，一是利用垂直专业化指标来测算。该方法由Hummels et al.（2001）[4]提出，在此基础上诸多学者对各国的全球价值链地位进行了测算（Yi，2003；
黄先海和韦畅，2007）[5-6]。二是利用出口产品价格与技术水平来测算（Feenstra，2006；
Hausmann et al.，2007；
施炳展，2010）[7-9]。三是采用全球价值链（GVC）地位指数来测算。Koopman et al.（2014）[10]为此做了奠基性工作，也是目前用得最为广泛的方法，例如Wang et al.(2013)[11]、余振等（2018）[12]、葛海燕等（2021）[13]基于该方法对全球价值链的地位进行了测算。第四种方法是使用上游度指数来测算。Antras et al.（2012）[14]提出了行业上游度指数，即通过计算与最终产品的平均距离来衡量该行业所处的价值链位置。Hua et al.（2016）[15]、唐荣等 （2018）[16]等一些学者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研究中也沿用了该方法。
围绕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测评与分析，已有文献还研究了影响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因素。Humphrey 和Schmitz（2002）认为改造生产流程或采用新技术，可以提高投入产出转化效率是价值链、产业链升级的关键[17]。Goldberg et al.（2010）评估了不同公司的生产力状况，发现提高产品质量可以增加总的生产能力，提高全球价值链地位[18]。我国学者陆甦颖和王晓磊（2010）认为，劳动生产率和行业总产值的增长对分工地位的提升起到了促进作用，但劳动力成本和关税税率与分工地位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19]。于津平和邓娟（2014）认为技术创新对分工地位的提高具有重要作用[20]。詹荣富等（2020）认为，外部环境也会对产业发展造成重要影响，例如粤港澳大湾区依托研、产、贸等各环节适应交通要素禀赋差异产生的区位优势变化，加速与地缘经济和腹地经济的分工与协同，从而形成了不同层次价值链的产业格局[21]。作为产业改革与发展的引领者，各级政府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不容忽视，政府的专项补助和税收优惠政策与专利的产量成正比，政府对研发机构和企业的建设也有重要的影响（刘洪钟，2021）[22]。除了上述因素之外，文化差异、制度差异等因素也逐渐被纳入针对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因素的分析（徐青，2021）[23]。
通过相关文献回顾，不难看出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测算主要应用于国家层面以及国家产业层面，省级层面的研究相对较少。从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因素分析来看，主要研究仍停留在定性分析上。因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拓展垂直专业化模型计算区域性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标，分析江苏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状况，并采用因子和回归方法检验江苏制造业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因素。
（一）区域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测算方法
随着全球价值链不断重构，中间品贸易飞速发展，伴随着以贸易增加值为基础进行测算的价值链指标成为衡量一国或地区相关行业全球价值链分工情况的主要方法。Hummels et al.（2001）[4]首次提出了垂直专业化这一指标并进行了测算（后简称为HIY 方法），该方法将一国出口产品中从其他国家进口的中间投入定义为VS，其进口中间品投入占出口总额的比例即为垂直专业化指数，该比例越高，说明该国或该产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越深。Koopman et al.（2014）[10]拓展了Hummels et al.（2001）[4]的方法，将一个国家的总出口分解为不同的附加值，进而建立了一个衡量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指数。该指标被定义为国内增加值间接出口与国外增加值进口之间的差距，若国内增加值的间接出口高于其国外增加值的进口，那么该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上游；
相反，则位于下游。具体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其中i 表示产业部门，j 表示国家，GSij表示j国i 部门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
IVij表示出口中的国内间接增加值；
FVij则表示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
Eij表示部门总出口。
与一国出口的测算不同，地区出口的分解，增加值来源不仅分国内外，还要区分区域内外。在Hummels et al.（2001）[4]方法的基础上，张少军（2013）[24]利用地区投入产出表做了进一步拓展，整合该区域与其他区域(本国之外与国内其他地区)的联系，包括“进出口”和“跨区域调出入”，合并进口与地区间调入以及出口与地区间调出以分解地区的出口贸易。这里也采用张少军（2013）[24]的分解方法来分解江苏的出口贸易，并在此基础上计算区域的价值链地位指数。
令一个经济体有n 个部门，i 部门的产出Yi,Mi与Xi分别表示i部门的进口投入与出口，则i部门出口中进口的中间投入表示为：
其中，u=(1,1……,1)为1×n维向量，Mji表示j部门的进口中间投入，AM为中间产品进口的系数矩阵，AD为国内消耗系数矩阵，AM+AD=A则表示直接消耗矩阵，I为单位矩阵，为里昂惕夫逆矩阵；
为出口向量。
由于我国的投入产出表并没有区分国内投入和进口投入，因此必须假定每个部门均等使用某一部门的进口中间投入。在计算VSS的基础上测算出地区出口的区内价值率、区外国内价值率以及国外价值率。根据测算指数的含义可以得出，对于具体部门或整个地区而言，公式“区内价值率=区外国内价值率+国外价值率”成立。在出口价值分解的基础上，按照（1）式进一步测算地区的价值链地位指数。但由于仅对区域分解难以计算间接增值出口，因此将其中的间接增加值出口，即国外出口中的本国增加值采用总的本区域增加值来代替。虽然计算出的指数偏大，但是不影响时序趋势比较，也不影响行业横向比较。在Koopman et al.（2014）[10]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基础上拓展的区域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表示如下：
其中IVDij为出口中本地区的增加值。
（二）江苏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分析
依上述指标来进一步测度江苏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标。数据来源于江苏历年的投入产出表，为了后文的实证检验，这里将投入产出表的行业分类与GB/T 4754—2017行业分类进行对接，将制造业合并为16 个细分产业，如表1 所示。
表1 行业对应表
计算结果见图1所示，不难发现江苏省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基本呈现负值，这并非由于江苏出口中外国增加值过高所致。外国增加值率在2005 年达到峰值50.79%，随后呈现不断下降趋势，到2017 年只有18.38%，究其原因是由于江苏出口中有高比例的国内其他地区的增加值，而指标计算中剔除了这部分增加值所致。从发展趋势看，不同产业走势并不一致，有趋于上升，也有继续缓降，由于后期上扬的产业比重较高，整个制造业价值链分工地位处于上升趋势。分产业类别来看③，中等技术产业价值链指数均呈明显下降趋势，低技术产业指数大多呈下降趋势，但下降速度较慢，而高技术产业指数明显呈现上升趋势，这意味着江苏整体产业结构趋于优化，与夏锦文等（2018）的研究结论相仿，即虽然江苏产业位于价值链中低端水平，但已经处于逐步改善的过程中[25]。
图1 江苏省制造业细分产业地位指数
参考前人研究，本文选用实际有效汇率EXRit、制造业中的生产成本COSTit、政府科技投入GOVit、国际经济发展情况DEMit、劳动力投入情况PEOit和地区生产条件PROit作为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因素。将选取的变量首先进行因子分析，评价影响江苏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水平的主要因素；
其次进行实证检验，进一步验证各影响因素对于江苏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水平的影响情况。
涉及的具体变量处理方法与来源阐述如下：DWit表示江苏制造业价值链的分工地位，贸易增加值构成指标相对竞争力等更能深入到价值链层面，而地位指数的综合性相比增加值更能反映全球价值链下的分工地位，因此选取上文计算的地位指数GSit来进行刻画；
实际有效汇率EXRit，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库中的人民币有效汇率数据；
制造业中的生产成本COSTit，采用江苏制造业细分产业的职工工资替代；
政府科技投入GOVit采用《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的自然科学技术领域研究与开发机构经费分行业数据；
国际经济发展情况DEMit采用国际GDP 数额，根据联合国统计司公布的数据整理所得；
劳动力投入情况PEOit采用江苏制造业在职人数；
地区生产条件PROit采用工业生产总值数据。COSTit、PEOit、PROit均来源于各年份的《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对上述数据进行指数化处理，消除数据的量纲，剔除不同单位对结果的影响。
（一）因子分析
用KMO 和Bartlett 方法对指数进行球形度检验，结果见表2，Bartlett 检验的显著程度为0.000，KMO 值在0.6 以上，说明因子分析是可行的。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公因子进行提取，输出结果见表3，两个特征值大于1，因子解释总方差经过旋转后的百分比为38.425%和34.282%，两个因子累计解释了72.707%的原有方差，说明样本提取量大致均衡，基本包含了全部变量的解释信息。因此，选取前两个成分作为公共因子是合适的，记为F1和F2。
表2 KMO 和巴特利特检验
表3 总方差解释
对因子载荷矩阵使用凯撒正态化最大方差法进行正交旋转。如表4 可知，主成分1 在制造业生产成本（COST）、国际经济发展情况（DEM）和地区生产条件（PRO）的载荷值较高，说明制造业分工水平的提升不能忽视微观成本因素，国际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地区生产条件也会带来一定影响，取名为成本效应因子；
主成分2 在实际有效汇率（EXR）、政府科技投入（GOV）两个指标上的载荷值较大，表明在增强科技投入的同时依旧不能忽视成本因素，要通过革新生产技术降低成本，从而获得更大的收益，增加分工利得，提升制造业价值链分工地位，取名为技术创新效应因子。
表4 旋转后的成分矩阵
如表5所示，采用凯撒正态化最大方差法进行旋转，并使用6 个变量的线性组合来表示提取的2个公共因子，将公共因子的得分记为F1、F2，将6个指标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分别乘以因子载荷量并加总，得到两个线性方程，具体如下所示：
表5 成分得分系数矩阵
按各主要成分的方差贡献和累计贡献计算综合得分并排序（公式8）。结果如表6 所示。首先，从整体上来看，F1、F2的权重分别为0.38425 和0.34282，这说明在影响制造业分工地位的影响因素中，两个主成分因子影响不相上下。其次，从综合得分排名来看，江苏制造业价值链分工地位在这11年间不断波动上升，F1从2010年因子得分开始大于0，表明从2010年后江苏制造业通过丰富的劳动要素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但在经受了2008 年次贷危机以及要素环境制约等一系列困难后，F1的得分增长速度放缓；
F2从1997 年开始大于0，说明在控制了微观成本因素之后，加大对制造业的科技投入，培育高新技术产业等政府举措有助于提高江苏制造业价值链分工地位。
表6 综合得分排名
（二）回归分析
归根到底，因子分析主要适用于影响因素的降维，这里用来找寻在众多理论上认可的影响因素中的重点因素。为进一步检验各因素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再构建计量模型进行分析。
1.计量模型构建。考虑到制造业的价值链分工地位和各变量可能会存在非线性关系，本文采取对数模型进行实证，这种做法也降低了残差非正态分布的异方差性。
其 中 ， C 为 常 数 项 ，εit为 误 差 项 ，α、β、λ、γ、χ、μ为待估计参数，εit为随机扰动，变量的意义及来源同上文所示。
2.检验结果与分析。本文样本数量大于时间数量，因此选用静态面板数据来研究制造业分工地位影响因素。为此，在豪斯曼检验结果的基础上，本文选用了固定效应模型。表7 列（1）为所有变量参与检验得出的结果，列（2）和列（3）为去掉一个和两个变量后的检验结果。考虑到2008 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全球经济形势骤变，江苏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会遭受冲击，因此以加入虚拟变量验证2008—2011 年所受影响的年份，结果显示只有2010 年的系数显著，删去2010年的数据再次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结果见表7列（4）、列（5）、列（6）。表7 显示，虽然6列结果的显著性有变动，但是影响方向上始终一致，说明回归结果是比较稳健的。
表7 回归结果
从回归结果来看，政府科技投入、实际有效汇率和国际经济发展情况的估计结果显著性较好，尤其是政府科技投入，与分工地位显著正相关，这说明科技投入越高，国际分工地位越高，即江苏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极度依赖科技发展，这与一般认知是相通的；
实际有效汇率基本上都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且对分工地位有负相关影响，这说明汇率作为根本上的成本因素在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过程中是不容忽视的。虽然劳动力投入回归中没有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但是其稳定的负向效应警示在国际分工地位提升的道路上，仍然要重视微观主体的成本因素。由上分析，要提高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应该继续以创新为导向，充分利用好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引导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促进江苏制造业价值链分工水平的升级。
通过上述分析，得到如下主要结论：（1）江苏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提升价值链分工水平，提高增加值率。（2）政府科技投入是江苏价值链分工地位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应重视政府部门在制造业分工地位升级中的基础性作用。（3）江苏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微观主体的成本因素不可忽视。
面对江苏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动态趋好，量上较强，质上较弱”的分工状况，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视角提出促进江苏制造业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的建议。
（一）接续优化产业布局
当今世界各主要强国纷纷把制造业发展推向空前的高度，“中国制造2025”“工业制造4.0”等举措的推出必将对全球制造业产生重大影响。江苏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整体虽处于上升趋势，但在分类别中，低技术产业下滑速度较慢，高技术产业地位上升幅度不大，因此江苏制造业要进一步发展，必须着眼未来，抢滩前沿，提高在重大高技术领域的占位意识。然而部分发展领域前期研发投入太多，巨大的风险难以只靠微观主体自发完成产业体系的建构，因此前期发展必须依赖政府政策的扶持与引导。值得注意的是，产业有各自的发展规律，在优化产业布局的过程中，需要次第推进，以防新旧动能转换中出现断层。
（二）加快高新产业发展
江苏虽是制造强省，但其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方式仍以加工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所赚取的利润仍然在中低端水平。据上文研究可知，增加政府科技投入是加快现有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短期内向全球产业链高端迈进以及从国际分工中获益的有效途径。首先，政府要通过资金支持、政策倾斜等方式引导企业重视研发，从而提高创新能力。针对基础和外溢的技术难题需要政府牵引高校、企业和其他机构共同努力攻克。其次，要重视龙头企业的带动性，加快培育企业集群，带动整个行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三）改造升级传统产业
重视现有高新产业发展，抢滩新兴产业领域布局，努力提高产业附加值，并不意味着就要忽视现有低技术、低附加值产业的发展。通过学习、吸收、整合国外技术，以此转化为自我创新能力的方式实现全球价值链的攀升是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教育、国民素质等多领域发展。而在其他领域发展尚未匹配的情况下，通过打造自主可控的核心技术方式来促进传统产业向高附加值发展的转化，是条可行而又稳妥的发展道路，也是我国反复强调的，需要坚定不移贯彻执行的“稳中求进”基调。一方面要加快传统产业的技术、设备升级改造；
另一方面全力培育自主品牌、名牌，催生新业态、新模式，以提高效率、便利化，增加服务、品牌附加值等方面来提升国际分工的利益。
（四）着力控制生产成本
分工地位影响因素的分析表明，虽然劳动力成本和汇率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其相对稳定的负向效应反映了在国际分工地位提升的道路上仍然不能忽视微观主体的成本因素。除了上述提到的改进技术和设备以提高效率、降低平均成本外，完善内部控制、减少生产浪费、提高管理效率等也是控制成本的有效途径。除了从微观主体入手来实现生产成本控制以外，政府部门减税降费，为企业融资出台便利政策也将大大缓解企业的成本压力。
（五）构建国内自主价值链
一是发掘本土市场潜力。相较于国际市场的占有率，国内市场能提供更多的潜在需求。巨大的市场需求能够提高企业利润，助力科技研发，有助于形成一套完整的上下游生产链，应对外部贸易壁垒冲击时，对抗风险能力也得以提升。二是构建完整的服务体系。构建国内价值链的过程中需要社会作为后盾，带动整体走向协调发展。一个完整的服务体系涉及政府、行业协会等中介机构，协助处理各类障碍，提供技术交流的平台和机会，进行跨领域多角度的技术汇集，带动江苏制造业国内价值链的前进与建设。
注释
①数据来源：根据2020年江苏统计年鉴计算。
② Kraemer K L,Linden G,Dedrick J.Capturing Value in Global Networks: Apple"s iPad and iPhone[R].America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2011。
③根据表1将s1-s5划分为低技术水平产业，s6-s10 划分为中技术水平产业，s11-s16划分为高技术水平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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