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历史题材剧的创作之维度——以“闽西三绝”为例

唐 敏 胡一伟

百年大党恰是风华正茂,红色血脉筑就宏伟史诗。革命历史题材剧是中国电视文化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有以重大革命历史事件为主线的影视力作,如《觉醒年代》《中流击水》等;
也出现了以讲述革命领袖或伟人故事为核心的作品,如《红色摇篮》《可爱的中国》等。“闽西三绝”系列电视剧则另辟蹊径,创作主体围绕着平民英雄或非重大历史事件展开。2016年至2021年,“闽西红色三绝”系列剧分别以团结、坚守、信仰为底色,从首部讲述红军后卫队艰巨突围任务的《绝命后卫师》到《绝境铸剑》里聚焦古田会议后绝境淬炼的独立团铁军成长故事,再到展示中央苏区交通线上的共产党员们严守秘密的《绝 密使命》,其立足于历史本质,在整体叙事、人物塑造、在地修辞等层面革新有度,重新传播闽西大地的革命故事,对传承红色火种、启迪青年群体思想进步、凝聚社会向心力具有重要意义。

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肩负着社会与艺术的双重责任,如何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创作出新意,就需要在叙事中做到张弛有度,切割新角度和探索系列化的生产模式,赓续革命历史故事中蕴藏的红色精神。

革命历史剧业已形成“革命叙事”这一成熟的剧作叙事范式,其指“革命领导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当中,为确立革命合理性和正当性而建构的一种历史叙事”。[1]35-38如何通过融合创新,赋予革命叙事源源不断的活力,是关乎剧作质量优劣的重要一环。在“闽西三绝”系列剧中,如果说首次试水的《绝命后卫师》还使用较为传统的革命叙事,《绝境铸剑》在遵循革命叙事的基础上,创造性地采用了会议叙事,即主要聚焦一个根据地和闽西独立营一个革命队伍军貌变化,交叉着古田会议召开与其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明确军队和党的关系等会议精神的传播。影片适当穿插画外音以补充叙事,如在第九集处,旁白指出:“在古田会议上,通过了毛主席亲笔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确立了红军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这一根本性质,铸就了人民军队的军魂。”紧接着的叙事并非是对决议照本宣科的复制,而是围绕着独立营对照着会议决议查找自身问题及时整改而开展,在第十集中旁白里补充道:“独立营在古田会议决议的指导下,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后,独立营上下官兵更加团结。”如此叙事,生动体现了会议思想和精神被军队有效接收,剔除了传统革命叙事中单一、固定展现会议的刻板模式,变成了切实可感的画面,让历史资料活了起来。

在重大历史事件的间隙中曾发生的革命故事是以往创作中容易忽略的,但它们能成为当下革命历史题材这一类型剧的新叙事来源,如《绝密使命》中,就首次讲述了中央红色交通线的革命故事。先前由于涉及机密鲜为人知,随着党史研究的普及与深入,这段历史得以公开。创作团队关注到了这一重要的历史间隙故事,在对红色交通线历史记忆的影像还原和修复过程中,也对革命叙事进行了有效探索,一改以往革命叙事以重大历史事件、革命领导人为核心的创作方式[2]41-44,而是围绕着国民党围剿期间鲜为人知的闽西中央红色交通线,将与敌方斗智斗勇的平民英雄们誓死运输盐、药品等紧缺物资、护送“爷叔”(原型周恩来)、“大表哥”(原型叶剑英)、“洋大叔”(原型李德)等重要干部抵达苏区的故事搬上荧幕,通过交通线叙事和谍战叙事手法,增添了悬疑元素。每一次物资或人员的运送都因为重重险阻而充满了未知,交通员们执行任务就像是在刀尖上跳舞,革命精神因此更加闪耀动人。

从整体上看,“闽西三绝”通过打造系列剧品牌来进行联动叙事,从剧名上就可窥见“闽西三绝”之间的品牌意识,三绝的‘绝’字可浓缩中国革命者们身处险境,依然凭借自身努力和谋略达到扭转局势、绝地求胜的状态。而在剧本打磨、演员选用等环节,三部剧编剧都是钱林森担纲,三部剧的主角都由张桐饰演,制作团队和其他演职员也有共用,每部剧都有自己的独立及与先前剧作联动的文本语境。这一系列化创作,会带来生成性伴随文本,生成性伴随文本中存在的先前文本会对后来文本的生成产生影响[3]143。如果说《绝命后卫师》是最初的“三绝”系列探索,那么到了第二部和第三部,在视听语言上有了成熟系列剧的模样,后期制作上也采用了相似但不雷同、一体化却又保留有各自故事个性的声画呈现。尤其是收官之作《绝密使命》,因为有之前“两绝”前文本的影响,在革新的基础上避免了落入模式化、套路化的革命历史题材类型偏向三部之间角色、视听语言的细节联动,为观众带来文本之间的顺畅的衔接感和较强的互动感。但也必须注意,革命历史题材剧在系列化创作的道路上不能超出红色精神旨归的边界,不能过度迎合市场,必须张弛有度,在适当的区间内进行品牌化运作。

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主题应紧贴爱国精神、革命精神,在不脱离时代背景的基础上,人物塑造是主题完整呈现与否的重要落脚点。伴随着传统电视剧影响力的式微、网络电视剧的崛起,影视受众年轻化成为趋势,若此类型优质作品带有青春气息,人物势必能引发青年群体的同频共振。“闽西三绝”里,正反人物的塑造都熔铸了去英雄化、年轻化、多元化的手法,刻画了一群群革命者的风华青春,形成了真切感人的“偶像风范”,应用了青春符码营构人物孤光,获得年轻观众的审美认同。

“闽西三绝”系列中,故事主角年轻化趋势明显,而正面人物皆为去英雄化的设置,摒弃了“权威拯救”的英雄叙事,而是通过“伦常化”叙事[4]72-74平衡了人物个体本位的情感人伦需求和群体本位的革命理想之间的关系。《绝命后卫师》中塑造了“扩红”过程中一群年轻热血、在家国情思间徘徊的军人群像和参加红军的百姓:有出生入死、舍家为国的硬汉红34师师长陈树湘,在独处时,他也会有因队伍陷入绝境时的崩溃和软弱一面;
还有面临生死想尽孝而动摇决心,但最终因新婚妻子和母亲鼓励坚定参加红军的木子李……在《绝境铸剑》中,自小一起长大的李化成和陈天佑的兄弟情引人注意,一个是地主家长工的儿子,一个是地主的后代,李化成代表崛起、自由的无产阶级,陈天佑代表父辈蒙昧、剥削百姓的地主阶级,后者被李化成带动,学习革命新思想。陈天佑这个角色带着父辈身上的原罪,生活环境造成他软弱的一面,在蜕变的过程中,他努力克服先前沾染上的大麻瘾,在重重诱惑中坚守底线。这种非“高大全”的人物形象,使得角色更真实,最终陈天佑也从革命意志不坚定到认清中国革命光明道路,直至成为一名优秀的革命军队指挥员,完成了身份和思想的同步翻转与新生,也进一步表明共产主义信仰是能打破身份阶级壁垒,催生出一个全新的、有新思想的共产党员来的。

在《绝密使命》中,年轻正面人物的塑造更加多元,角色的个体生命经验得到集中展示,平民英雄浓缩了个体与集体的生活智慧,凝聚了烟火气。譬如主要角色潘雨青,既是我党秘密交通员,又是对汀江水域了如指掌的船老大,经常接触各色过路船客造就了他见多识广、足智多谋的个性,为他在执行任务时能游刃有余地化解危机作了自然铺垫。除此之外,潘雨青在外硬汉和在家对妻子的温顺体贴形成对比,他会照顾妻子情绪,让妻子去扯布做新衣,也会将妻子亲手织的山袜用心收存,常对自己的粗野态度进行检讨,每每出门执行任务和安全归来时给妻子拥抱;
另一个角色是从虎口脱险的伯公凹站长周成,为了独自承受执行任务带来的风险、不牵连亲人和爱人,他选择放弃与未婚妻的婚期计划,但是未婚妻理解他肩上所扛的任务后选择不离不弃……这些设定使得正面人物的弧光跃现,青年人物的美好情感也填补了年轻观众对革命英雄日常情感生活的想象。

罗伯特·麦基的《故事》里曾强调:“最优秀的作品不但揭示人物真相,而且在讲述过程中表现人物本性的发展轨迹或变化,无论是变好还是变坏。”[5]122优秀的革命历史题材剧也不例外,真实世界中人多样性的本质理应要投射到艺术世界中,对反面人物的本性刻画更需要突出交代其过往生命经验,使其动机饱满可信。在《绝密使命》中,就有对特务曹瑞英性格和所谓理想抱负的多面塑造:他心思缜密,从地图入手严守大浦防线,交通员们屡次险中求胜成功过境后,年轻气盛的他虽然感到失落但也快速调整作战计划,只为达到自己坚持已久的目标。在被捕但誓死捍卫忠诚的交通员面前,他也不吝惜自己由衷的赞美和感叹。剧中还通过对话交代他之所以处处针对共产党,是因其父亲的死,所以他行事的根本动因是亲情,叙事动力得到诠释,这样不为权不为利的设定,显得交通员们面对危险时阻碍更难以铲除,曹瑞英代表和光明争斗的黑暗一方,凸显了我党地下交通斗争的不可预见性和艰苦性。

“闽西三绝”对革命人物非“概念化”“模式化”的重现与改编,打造了人物弧光。但是对青春人物的追求绝不能以革命人物过度偶像化、演员流量化为前提,对人物的服化道设计也不能牺牲历史真实,过度迎合现代年轻观众的审美,而是要综合考量和平衡老中青三代观众的审美风格,适度地打造革命正反青春人物。

革命历史题材剧在创作理念上,除了继续坚持弘扬红色精神的精神内核外,可以结合地方特色进行文化传承。“闽西三绝”在创作过程中,依靠闽西地区丰厚的客家文化和红色革命老区资源,在对真实革命党史故事考察求证的基础上,创造性融合了在地修辞。剧作把握历史真实的尺度,秉持“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适当增加了本地人文、民俗、方言等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符号元素,让故事凸显真实底色。“闽西三绝”对在地修辞的追求,突出地体现为将客家符号元素融入叙事中,主要分为以下四类:

首先是集中涌现的客家人符号,因为战乱从中原南迁至闽粤赣地区的客家人,受儒家思想的浸润,家庭和宗族意识强,中华民族的美德和思想在客家人身上得到集中体现。如《绝命后卫师》中有讲族规、热情善良的客家人,在接待陈树湘妻子、母亲时,使她们一到苏区就有如同到了家一般的感觉;
也有团结协作、“好事能享,坏事能抗”、有骨气、不服输的客家子弟参军群像。《绝境铸剑》中刻画了“一口唾沫一口钉”讲信用的客家人,首集就通过对话揭示了下南洋谋生勤劳勇敢的客家人特质,为后续执行交通线任务时沉着冷静、恪守信仰的客家人形象做了铺垫。第二类是显著的客家建筑符号——土楼、围屋,它们可以是苏区办公室、战地医院、交通线的联络点,也可以是招待红军家属或者帮助红军们躲避军阀的安身之处。而在三部剧作中还反复出现圆形土楼建筑,圆形的外表直指一种打破既往传统、不分尊卑的聚居方式,凸显客家人自古以来践行着“一人有喜,全楼欢庆,一家有难,全楼帮扶”的宗族信条。楼内家族作为整体,能同休戚、共命运,敦亲睦邻的传统也从楼与楼之间传递到军与民之间。

第三类是客家食物,有米酒、芋子包、老鸭汤、万应茶、闽西八大干等,这些食物符号是朴实好客、勤劳能干的客家人的劳动结晶。在《绝密使命》中,淳朴热情的交通员们平时风餐露宿,食不果腹,但为了给过境的“爷叔”(原型周恩来)补充体能,特意做了老鸭汤,“爷叔”分餐时也像长辈疼爱晚辈般,将鸭腿、鸭翅等部位分给了交通员,自己默默啃起鸭掌,这一食物自然地链接与传递了革命队伍一家亲、相互体恤关爱的美好氛围。最后一类是客家民俗符号,比如伯公灯、客家婚礼、客家方言与山歌、童谣等。伯公凹交通站位于闽赣两省交界的永定境内,“伯公”为土地神,供伯公灯亦是客家人集体信仰的象征。剧中的伯公灯,如果亮起代表交通点安全可行,熄灭则是提醒其他交通员立即撤离的危险信号。在《绝密使命》的台词中,也反复出现客家人对这盏灯的理解,例如“客家人把伯公灯点在心头,它永远不会熄灭”“有伯公灯指路,朝着光走,越走越光明”。伯公灯早已跳出单纯的客家民间符号意义,汇入共产党员们高尚的革命理想之中,使得千千万万的平凡革命英雄寻着“光”,靠近“光”,直至成为“光”。《绝境铸剑》中传统客家童谣《月光光》与主要人物儿时回忆、原生家庭等因素契合,交代了人物性格与经历;
在《绝命后卫师》中妻子唱山歌支持丈夫参军,在《绝密使命》中一首船工歌多次被潘雨青唱起,这些客家山歌除了增添艺术审美趣味之外,都参与了文本叙事,让乡土味带来了叙事力量。以上这些客家人、建筑、食物、民俗符号共同构成多重客家精神符号,这一精神转化为红色革命符号,从族群层面升华为国家层面,使得剧作精神质地更为醇厚,能牵动观众的家国情思。

历史无法倒流,但是革命历史题材剧能让历史再生和重建,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基础之上,做出合理的搬运和改编,以贴合时代和艺术需求。在“闽西三绝”系列中,《绝密使命》大胆地将历史事件和原型人物进行了改编与加工。如剧中将党费藏入受伤的手臂石膏中并成功运输到汕头的邹叔宝,原型为闽西地下党员邹作仁,从家人起初的不理解他,到全家都成为造纸坊交通点的交通员,其家族代表着革命路上一个个家族的觉醒。在记载的史料中,邹氏家族共有30余人投入红色交通线任务,最终13人英勇牺牲。电视剧对邹仁宝兄弟的真实经历做了改编,侧重于呈现人物的历史贡献,规避了人物现实中较为悲惨的结局,满足观众对大团圆结局的心理期待。

对艺术真实的追求不能完全拂去历史的尘埃,走向自造历史的错误路线。历史真实是基础,艺术真实为历史真实带来新的生命力,“闽西三绝”中客家符号的融入、真实革命故事与人物的成功改编,能中和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放大其审美效果。

“闽西三绝”作为革命历史题材的系列化剧作,紧紧围绕着革命叙事、青春人物、在地修辞等板块进行创新,以自然顺畅的结构,塑造了参与共产党事业的革命英雄们“团结、坚守、信仰为底色”的家国情怀,具有重要的党史传播和社会教化功能。放眼革命历史题材剧整体创作维度,在创作者更新观念、提高受众媒介素养的同时,更需要在借鉴优质剧作的基础上,各地依托革命历史资源,盘活在地优势,向“闽西三绝”靠拢,推出叫好叫座的真正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优质革命历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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