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芳芳
“人民性”问题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核心命题。以柳青为代表的人民作家，既以阐释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为依托，对人民文艺进行理论思考，又通过几十年如一日的创作实践不断实现艺术方面的突破，践行出一条中国化的社会主义人民文艺的道路。本文试图以柳青现实主义理论中的“人民性”问题为对象，梳理柳青如何在坚持“人民性”的写作立场的同时，补充阐发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的“倾向性”问题；
探究柳青如何理解“人民性”的现实主义“典型性”艺术观；
理解柳青的“三个学校”尤其是“政治的学校”与“人民性”的内在关联。并以此来讨论，“人民性”是一个不断生成且不断发展的开放性的艺术结构。以柳青为代表的一大批当代文艺工作者，在这一开放性的艺术结构中添砖加瓦，从而为之打上鲜明的“中国化”的烙印，也为当下的社会主义文艺繁荣提供了一定的启示意义。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之后，“人民”和“人民性”成为中国文艺思想体系的基本立场和主要评价尺度，体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性的历史逻辑”。①张福贵：《“人民性”文艺思想生成的逻辑基础与理论建构》，《文学评论》2022年第3期。《讲话》指出，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而“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②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49页。因此，文艺工作者必须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来，才能创造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人民大众的文艺。柳青的现实主义创作过程具有坚定的“人民性”的写作立场，但是坚定的“人民性”的写作立场不是天然具有的，而是如《讲话》所说，要在长时间地“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培养后形成的。
柳青首先在深入生活、“学习社会”方面，确认了自己“人民性”的写作立场的形成过程。柳青指出，群众的生活是作家的大学校；
生活培养作家、锻炼作家和改造作家。①柳青：《美学笔记》，《柳青全集》下，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74、773、797、773页。“历史上所有的问题，都要通过研究现实生活解决。深入生活，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解决。能提出问题，就是入了门，要解决问题。”②柳青：《在创作会议上的发言》，1965年2月，未刊手稿。社会主义文学主要依靠的是“人民群众从劳动中来的新生力量”：③柳青：《美学笔记》，《柳青全集》下，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74、773、797、773页。
咋样才能做出成就来呢？有政治思想问题，有社会生活问题，有艺术技巧问题，这些问题里，要仔细谈起来，要解决这些问题，对一个作家，不是几年而是几十年的问题，不管怎样复杂，归根结底只是一个问题：文学与生活的关系问题，这是根本的问题。④柳青：《给新疆××参观团的讲话》，1964年11月，未刊手稿。
首先，作家须具有人民的先进的思想感情、先进的书本知识，才能有效地反映到创作活动中来，“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和艺术思想才能变成活的、主动的力量”。⑤柳青：《美学笔记》，《柳青全集》下，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74、773、797、773页。如果一个作家真正和革命群众相结合了，和革命的实际斗争相结合了，那么创作方法和艺术风格的问题，也会在实践中一步步得到解决。⑥柳青：《美学笔记》，《柳青全集》下，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74、773、797、773页。《创业史》正是伴随着柳青“人民性”的写作立场的确立完成的。在长达14年深入群众生活之中，柳青深刻意识到，人类历史经历了漫长的斗争之后，才有了“我们这个了不起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要热爱这个制度，要描写要歌颂这个制度下的新生活……我写这本书就是写这个制度的新生活，《创业史》就是写这个制度的诞生的。”“简单地说，就是写新旧事物的矛盾。蛤蟆滩过去没有影响的人有影响了，过去有影响的人没有影响了。旧的让位了，新的占领了历史舞台……简单一句话，就是新旧力量的斗争，就是毛主席在《矛盾论》里所讲的新的胜利了，旧的让位了。这个新的、旧的，就看你所写的历史内容了。”⑦柳青：《生活是创作的基础》，《柳青全集》下，第807—810页。社会主义制度在漫长的阶级斗争过程中产生，同时产生新的人民。在这个过程中，作家要与人民大众同生活、同感受、同爱憎，才能逐步确立自己的“人民性”的写作立场。
其次，在“学习马克思主义”方面，柳青结合人民文艺的生活实际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现实主义“倾向性”的提法，再次论证了“人民性”的根本写作立场。恩格斯在19世纪80年代的两封关于现实主义创作的信中提到，现实主义要表现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社会主义倾向”。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79页。此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也强调社会的“现实倾向”“发展倾向”等“潜在的潮流”。①卢卡奇：《现实主义辩》，《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2页。现实主义的“倾向性”主要体现为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作品的倾向问题。作品的倾向性就是历史的倾向性，是不以人的主体意识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历史的倾向性先天地包含了人类历史的整体性、统一性，以及未来性、理想性。第二个问题是作家的立场与作品的倾向统一的问题。恩格斯与卢卡奇都认为，作家的倾向与作品的倾向往往不一致甚至是冲突的，“伟大的现实主义”在于通过隐藏作家的倾向性，表现作品的倾向性，即表现历史的倾向性。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90—591页。卢卡奇：《托尔斯泰和现实主义的发展》，《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二）》，第321页。两个问题本质上是一个问题，即都强调突出作品的也就是历史的倾向性，而作家的立场问题则在某种程度上被搁置了。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正是在突出历史的倾向性的规定性下产生的，因其“社会主义”的规定性与“现实主义”自身的倾向性之间的矛盾，被指责陷入了“种种教条主义的束缚”，③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人民文学》1956年9月号。成为一种“公开的矛盾”。④R.韦勒克：《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的概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236页。
以柳青创作为代表的人民文艺在一定阶段内也曾主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人民文艺，但是人民文艺不止强调未来的历史的倾向性，更突出当下的现实生活的真实性；
不只将作品的倾向性归结到现实生活的源泉中去，更将作家的倾向性立场归结到人民群众的生活中去，从而“超克”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公开性矛盾。在作品的倾向性方面，柳青也强调，有出息的作家，要“老老实实地按照客观规律办事”。⑤柳青：《生活是创作的基础》，《柳青全集》下，第823、821页。但作品不仅要在思想力量上“反映事物的内在规律性”，还应在艺术力量上“反映事物的表现特征”，⑥柳青：《二十年的信仰和体会》，《柳青文集》下，第769页。即现实生活的真实性。人民文艺不仅具有社会主义理想，还应“真实地、历史具体地描写生活”，将人物“按在具体的历史时代里面去”，即便是否定人物，也应根据“人物的真实性，及历史的具体性去决定处理”。⑦柳青：《生活与创作》，1953年5月24日在原西北文联创作座谈会上的报告，未刊手稿。劳动人民的思维方式就具有“生活的具体性”，⑧柳青：《美学笔记》，《柳青文集》下，第784页。因此关于倾向性的第二个问题即作家的立场问题，柳青认为，作家的倾向不仅要隐藏在作品中，更要隐藏在生活中，作家和作品的倾向都要隐藏在人民生活中。
作家的倾向，是在生活中决定的，不是在写作时候决定的。作家的风格，是在生活中形成的，不是在写作时候才形成的。我说的作家的功夫，主要在生活方面，不仅仅表现在他和人民群众在一块的时候，而且表现在他写作的时候。作家在房子里写作的时候，主要的功夫，是用在研究生活上。⑨柳青：《生活是创作的基础》，《柳青全集》下，第823、821页。
柳青将作家与作品的“倾向性”都归结到人民群众的生活中去，其思路与《讲话》是一致的。《讲话》确立了“人民性”这一文艺创作的全新“起源”，这个“起源”不是一个固定现成的东西，而是“那正在变为现实的倾向中的新东西”。①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09页。“不是已生成者的变化，而是在变化和消逝中正待生成者。在变化之流中，起源如同漩涡，将那用以形成自己的材质拉入到自己的节奏中。”②瓦尔特·本雅明：《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李双志、苏伟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6页。一方面，现实主义的本质与历史本质是同构的，即二者都旨在揭示一种“潜在的潮流”和新的“发展倾向”，那就是社会主义的人民的历史本质；
另一方面，现实主义作家的倾向与作品的倾向都统一在“人民性”这一根本性立场之中，人民文艺从而从哲学的角度确证了现实主义作家的写作立场与创作方向。
什么是生活的真实？什么是艺术的真实？两种真实的关系是怎样的？柳青认为，恩格斯所说的“细节的真实”是生活的真实，“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则是艺术的真实。就现实主义艺术而言，“细节的真实”只是“革命的现实主义文学起码的、初步的、一般的真实”，而“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才是更高的真实。“典型就是理想的，它高于真实，只是表现出来令人感到是真实而已。”③柳青：《美学笔记》，《柳青文集》下，第779、777—778、778页。
作为一种更高的艺术的真实，首先，典型性意味着人民形象的多样典型化过程。所谓典型性格，是人物的（社会意识的）阶级特征、（社会生活的）职业特征和个性特征，互相渗透、交融、“活生生地结合起来”。同样的题材可以创造出不同的典型人物。“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特征规定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任务是创造正面人物的典型形象。这是文学的党性要求。”但是，“说一个阶级只有一个典型，或者一个运动只有一个典型，这是对革命文学的中伤”，唯一典型既在个性特征上说不通，在共性特征上也说不通。“在艺术上来说，英雄的血肉是逐渐丰满起来的”，直到小说最后一章才算完成了英雄形象的典型化过程。④柳青：《美学笔记》，《柳青文集》下，第779、777—778、778页。“当代的光荣任务是探索新英雄人物的精神品质。”⑤《柳青随笔录》，刘可风整理，《现代中文学刊》2018年第2期。与此同时，英雄人物的典型形象不能孤立存在。“在这个前提下，作家还要创造许多非英雄人物的典型形象和反面人物的典型形象。可以说，只有同时做到这个程度，才算真正完成了英雄人物的典型化。”⑥柳青：《美学笔记》，《柳青文集》下，第779、777—778、778页。
典型环境就是典型的冲突。柳青总结说，恩格斯的典型环境说来自对黑格尔典型学说的发展。黑格尔说：“在这个情境和动作的演变中，他就揭露出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而在这以前，人们只能根据他的名字和外表去认识他。”黑格尔又说：“人格的伟大和刚强只有借矛盾对立的伟大和刚强才能衡量出来。”⑦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22页。如果脱离艺术创作着重从生活内容上解释，就是退回到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论点，后者强调“环境怎样影响人的”和“人又怎样影响他周围的世界”，这实际上只是恩格斯所说的“细节的真实”，而非“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艺术的真实），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环境因素只是形成典型性格的因素，而不能和典型环境混为一谈；
如果脱离生活内容单纯从艺术创造上来解释“典型环境”，则接近于取消恩格斯的典型环境学说，而退回到亚里士多德的论点上去，后者说：“某一类型的人，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在某种场合会说些什么话，做些什么事。”①柳青：《美学笔记》，《柳青文集》下，第779、804页。参见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北京：商务出版社，2003年，第81页。这实际上只是艺术创造上的真实，不能代表典型创造的全部因素。马克思主义者所要求的典型性格，必须在典型的冲突中表现出来，而不可能在一些非典型的冲突中或静止的状态中表示出来。
其次，典型性还意味着防止将“人民性”作僵化、庸俗化的理解。低于人民生活的自然主义，与缺乏技巧的高于人民生活的写作都将导致僵化、庸俗化“人民性”。柳青从《种谷记》《铜墙铁壁》《创业史》的创作实践中认识到，典型性之于现实主义，现实主义之于人民文艺的重要性。
典型性是现实主义的根本问题，一谈现实主义就谈到典型。自然主义不谈典型。现实主义的哲学基础是辩证法。资本主义以前各个阶段都有唯物论。自然主义的这些基础是客观主义。反现实主义的东西，没一个是无产阶级的东西。你说他否认英雄人物没有？也承认。但他强调的是落后，是困难。②《柳青的谈话》，1962年1月29日在皇甫村，未刊手稿。
自然主义因其只注重“细节的真实”（生活的真实），不讲典型化（艺术的真实）而无法塑造当代新英雄人物的精神品质，也就不能有助于完成人民文艺的重任。“低于生活就不是现实主义”“仅仅是来自生活，而不能高于生活，只能是自然主义”。③刘可风：《柳青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第408页。相反，缺乏新的技巧，只强调高于生活的创作也会陷入暴露作家倾向性的泥淖之中。《种谷记》正是因为在作家倾向性的问题上没有做好“隐藏”工作，对于人民生活流露出作家的“欣赏”之情，反而使作品没有获得足够的力量。文艺工作者完全转移到劳动人民的立场，在情感上和劳动人民相融无间，是体现“人民性”的应有之义。作为一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不但要努力转变自己的知识分子立场，还要警惕过犹不及，在作品中过分表现作家的人民性倾向，否则会陷入僵化的、概念化的危险境地。因为，作家的任何倾向包括“人民性”的立场都应予以隐藏，“人民性”的倾向应当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反映，从作品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
最后，典型性意味着人民文艺在世界文学中的典型性地位。人民文艺在世界文学中的典型性地位不仅体现在转变作家的写作立场，使作家的倾向与作品的倾向统一于“人民性”的根本立场上，还体现在适合于人民文艺的手法上的突破。《创业史》第一部就“试用了一种新的手法”，即是“将作者的叙述与人物的内心独白（心理描写），揉在一起了。内心独白未加引号，作为情节进展的行动部分；
两者都力求给读者懂的感觉，力戒平铺直叙，细节罗列”。④柳青：《美学笔记》，《柳青文集》下，第779、804页。参见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北京：商务出版社，2003年，第81页。柳青给东京日本人民文学研究会的一封信（1963年）中表示：“我这回试用了这样一种手法……先生们把这叫做‘直接语法’或‘直接表达感情的语法’，我想是可以的。我以前写的小说没有用过这种表现手法，也是事实。”①《柳青先生给东京日本人民文学研究会的一封信》，刘可风整理，《长安学术》2016年第10辑。柳青自己将这种新的手法先后命名为“带有人物特定视角的描写”和“古典的传神手法”。②刘可风：《柳青传》，第160、447页。刘禾在《跨语际实践》（2008年）中从语言的角度称这种语法为“自由间接引语”（Style Indirect Libre），③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宋伟杰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150页。并认为这是一种从西方舶来的叙事技巧与叙事文体，而非中国自身所具有的艺术遗产。柳青则强调这种新的手法不是西方独有，“这种表现手法首先是各民族的先进文学家在研究本民族的生活和文学遗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次才是民族间的互相传入和影响”。④《柳青先生给东京日本人民文学研究会的一封信》，刘可风整理，《长安学术》2016年第10辑。
与此同时，柳青还意识到，新的手法有益于人民文艺，但过分使用同样容易与群众化产生“相当的距离”。“要使作品既深刻生动，又明白易懂，缩短表现手法与群众化之间的距离，就是我们艺术技巧方面一个较大的问题。”⑤柳青：《美学笔记》，《柳青文集》下，第804页。“作者必须将技巧隐在生活的后面，使技巧不显眼，人们的全部感觉被生活的气氛和思想所控制。”⑥《柳青随笔录·84》，刘可风整理，《现代中文学刊》2018年第2期。因为，不止作家的倾向是在生活中决定的，“技巧主要的也是从研究生活来的，所以叫做创作。每一个时代的文学，都有新的手法。谁来创造这种新的手法呢？就是那些认真研究了生活的人。而不是认真研究了各种文学作品的手法，就可以创造出一种新的手法”。⑦柳青：《生活是创作的基础》，《柳青文集》下，第822页。
柳青始终以一种整体性的辩证的视角来阐释恩格斯的典型学说，既避免单纯以阶级的规定性或个性特征来解释典型性格，又将典型性格置于动态的“典型的冲突”中予以考察，“典型环境的典型性格”就是典型性格在典型的冲突中不断“典型化”的创作过程。现实主义艺术的“典型化”过程便与历史“倾向性”、政治“倾向性”一样，成为一个开放的、动态的星座式结构。人民文艺所要塑造的人民形象，无论是英雄人物，还是非英雄人物，都将在这个星座结构当中找到自己的历史位置，确立自己的主体性特征。在《美学笔记》中，柳青采用了一种“颠倒”的方式来阐释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观点。与其说柳青将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的提法奉为圭臬并进行细致的阐释，不如说是柳青借用恩格斯的提法来解释“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的关系，并将其同样引至人民生活的活水源泉中去。这正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理论实现中国化的典型过程。
“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之间是一般的真实与典型的更高的真实之间的关系。人民文艺要求作家具有坚定的“人民性”的写作立场，还要求作家创造出更高的“艺术的真实”。那么，如何将一般的真实上升为典型的更高的真实，并保持两者的统一？“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杰出的作家和诗人是一定历史时期先进时代精神的反映者，是最大多数群众革命感情的表现者……直接起作用的不一定是经济基础，而可能是社会政治条件。”①柳青：《二十年的信仰和体会》，《柳青文集》下，第799、766、767页。基于此，柳青提出了作家的“三个学校”与“两进一合”的主张。
作家有三个学校：一、生活（社会）学校，二、政治学校，三、艺术学校。三个学校同时开课，永无毕业终业期。生活是一楼，必须首先有生活的感觉，然后才会有政治的感觉和艺术的感觉。所以政治是二楼，上了二楼眼界才能开阔。只有生活的感觉上升到政治的感觉和艺术的感觉，才能写出东西。没有进生活的学校，政治的学校作用不大。报纸就是作家的党校，对报纸不发生兴趣就是政治衰退的表现，生活像一桶汽油，政治的感觉好比一根火柴。“两进一合”，进生活进艺术，然后用政治把它合起来，提起来，离开地面。这是走廊、种子。对作家来说，这三种是合起来凝结起来起作用的。作家在社会活动中和创作活动中要有先进阶级的感情和情绪。②柳青：《作家与生活的关系——1964年4月19日的报告》，《柳青的部分讲话、报告整理》，未刊手稿。
“三个学校”与“两进一合”的提法及其顺序高度概括了《讲话》以来的人民文艺的内核，现实生活的真实性表现为现实主义艺术的真实性，要靠作为“火柴”的现实政治来实现。《讲话》中的“政治”强调人民的政治。“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因为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人民的政治要求文艺工作者要“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要求党员作家“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③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第860页。
柳青肯定了《讲话》“通过分析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生动具体地发展了革命文学的党性原则”，④柳青：《二十年的信仰和体会》，《柳青文集》下，第799、766、767页。还指出，《讲话》中的“政治”“党性”具体指的是“党的正确路线、政策和方针”；
“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是“要经过正确的政策和方针集中地表现出来”。各个历史阶段都有不同的政策和方针，“互助合作运动初期，党的正确政策和方针”就满足了当时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理论的伟大贡献”。⑤柳青：《美学笔记》，《柳青文集》下，第790页。此外，还“要从党报的社论和报导里学习党的政策，把党报当作自觉的党校”，尤其是在“正确路线统治的时候”，当党报掌握在人民群众司令部手里的时候。⑥柳青：《在陕西省出版局召开的业余作者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柳青文集》下，第806页。“作家在村庄里、工厂里或部队里不是一个孤立的收购员，而是一个热情的革命活动家，党的组织、党的文件和党的报纸都帮助他了解当地的、外地的和全国的情况。”⑦柳青：《二十年的信仰和体会》，《柳青文集》下，第799、766、767页。这样，柳青对“政治的学校”、对党性的理解便是：正确的路线、政策，以及正确的党报社论。
本雅明说，“只有当一部作品的倾向在文学上也是正确的，它才可能在政治上是正确的。这就是说，政治上的正确倾向包含了文学倾向”。①本雅明：《作为生产者的作者》，王炳钧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页。人民政治的“正确倾向”是“人民性”，它包含了人民文艺的倾向。因此，柳青鼓励作家在深入群众生活的同时，也深入“政治斗争的生活”，成为政治家。“政治观点上的解决是首要的……政治为主，邪气基本上上不来。”②柳青：《柳青的谈话片段》，1962年1月，未刊手稿。“不要跟着鬼走。作家要成为政治家。由于两种工作的差别，有人做到，很多人做不到。但作家要研究哲学，不写论文可以，这是一股气功。”③柳青：《在创作会议上的发言》，1965年2月，未刊手稿。“实际上，如何选择题材、处理题材，就是作家本身的世界观和党性问题……现在处理合作化题材，看不见党的领导，党的思想影响，就会降低水平。对党的领导，应按党性来了解，应按具体的人的党性来了解。”④柳青：《中国作协二次理事会情况和报告》（1956年3月12日柳青的传达报告），未刊手稿。
理解了柳青对于人民的“政治的学校”的解释，就能理解柳青的现实主义代表作《创业史》的叙述逻辑与政治原则。首先，《创业史》的主题是写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写社会主义思想如何战胜资本主义自发思想，集体所有制如何战胜个体所有制、农民的小私有制。在这个过程中，“党的领导”要起到先锋作用。
对于工、农的自发性，有党的领导，就会走上正路……不能认为是农民能够自发社会主义。许多人被农民社会主义积极性吓到了。既然已有了农业社的优越性，农民为什么不走呢？这就是说，我们领导落后于群众。应该记住党的理论怎样战胜了农民的自发性，克服了它们之间的矛盾……应把主要力量放在写党的力量上。在此基础上改造旧的，消灭旧的。⑤柳青：《中国作协二次理事会情况和报告》（1956年3月12日柳青的传达报告），未刊手稿。其次，《创业史》的人物塑造也要符合文学的政治要求。梁生宝作为“社会主义新人”在被典型化的塑造过程中，“不能采取高增福那样的农民自发性斗争的方式”，因为“他要听党的话，采取由党领导的原则性的方式——做出榜样，提高群众的觉悟，以互助合作的优越性制服对立面”。“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容要求这样一个主人公，篇幅浩繁的长篇小说”的形式也要求这样安排主人公。⑥柳青：《美学笔记》，《柳青文集》下，第787页。这便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⑦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第860页。
“人民性”思想贯穿于柳青的现实主义理论始终。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并未明确阐明作家的“倾向性”即作家的立场问题，人民文艺则将作家的立场与作品的倾向统一于“人民性”的真实生活的源泉中去。现实主义文学的政治原则既保证了作家的“人民性”的写作立场，又对现实生活与现实主义典型艺术产生了化合作用。“生活的学校”“政治的学校”“艺术的学校”三个学校，本质上都是“人民的学校”，三者统一于“人民性”的根本立场之中。柳青将“人民性”的历史倾向、政治倾向与文学倾向相互统一、相互包容，强有力地论证了人民文艺的合法性、合理性与优越性，在传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具有“典型性”的特质。这种“典型性”，既区别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偏重审美中心的理论倾向，也有别于苏联甚至中国国内一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僵化“人民性”的危险倾向。
柳青现实主义理论中的“人民性”思想不仅指导了当代文学前30年的文艺创作，对于繁荣当下社会主义文艺同样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首先，现实主义中的人民立场过去是，现在仍是我们国家和民族一切社会主义艺术活动的根本立场。“人民性”的科学唯物史观规定了当代文艺的光荣任务，既能够历史地反映中国大多数人的现实生活，表现先进的时代精神，又可以生动、具体地塑造具有人民主体性的典型形象，表达人民的真实感情，让人民意识到自己的主人翁地位并承担起历史责任。其次，人民文艺在反映历史真实的同时，还肩负着“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倾向性与“创新创造”的典型性的统一的重任。如何在“人民性”的问题上保持一种理论与实践、现实与未来的良好张力，这是以柳青为代表的人民作家一直在探索的工作，也是当下人民文艺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违背了这一历史要求与具体的现实关系条件，任何形式的艺术，即便是借助最现代的媒介，披上最新式的外衣都将难以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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