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泉
(杭州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杭州 311121)
党史上的三个历史决议作为光辉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件，是对中国共产党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同时也是我们党对毛泽东思想的三个权威阐释版本。三个历史决议是党在总结百年发展历程中所取得的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成就的同时对毛泽东思想的三次历史性致敬，反映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坚定态度。本文基于历史与现实、文本与实践相结合的视角，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核心原则出发，围绕毛泽东思想的概念界定、内容体系的概括以及指导地位和作用评价等方面，就三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阐释作以比较研究。
三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所作的概念界定，既在本质规定上保持一致性，又与时俱进地在具体规定和表达上体现出日臻完善、全面、科学的特点。
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一个历史决议)尽管没有明确定义毛泽东思想，但明确指出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是正确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代表[1]73。这一重要表述凸显了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最主要特色，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界定奠定了科学基础。党的七大的修改党章报告、党的十二大的修改党章报告以及三个历史决议等重要文件对毛泽东思想所作的定义，都与这一重要表述一脉相承。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二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在概念界定上作出了比较科学完整的阐释，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2]332。党的十二大的修改党章报告在该定义的第二句话“中国革命”后增加了“和建设”，从而明确把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关内涵纳入毛泽东思想的概念界定之中。这一概念界定的前两句话是对第一个历史决议所阐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进一步阐释。换言之，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源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实践基础是中国革命和建设，这个实践基础包括实践目的、实践动力、实践来源和实践标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实践，是毛泽东思想产生和发展的两个基点。其中，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源”，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源”，就不会有毛泽东思想的“流”；
中国实践是“本”，没有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这个“本”，毛泽东思想这个“流”就无所依托，缺乏坚实的支撑。“源”和“本”同等重要，缺一不可，不可能有无“源”之“本”，也不可能有无“本”之“源”，二者相互依托、相互渗透，共同对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产生影响。这个概念界定的第二句话强调在从马列主义之“源”转化为毛泽东思想之“流”过程中，只有正确的理论和经验成分才是毛泽东思想的“流”，而片面的、甚至错误的理论和经验不属于毛泽东思想的“流”。毛泽东晚年的一些错误观点特别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完全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立场。因此，第二个历史决议所作的概念界定，就把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观点，特别是与毛泽东同志关于“文革”的理论区别开来，更加严谨科学。这一概念界定的第三句话是全新的创造，第一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第二个历史决议之所以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其原因在于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在党的发展历史上，除了毛泽东同志本人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主要和杰出贡献外，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其他老一辈革命同志也曾经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作出过重要贡献，而且毛泽东思想的许多方法与观点，也是从基层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创造的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
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三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概念界定，一方面继承了已有结论，特别是继承了第二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所作的概念界定，另一方面又有所创新，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3]13。与第二个历史决议相比，第三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所作的概念界定尽管同样是三句话，但每句话都有一定的创新。第一句话增加了“创造性”，强调了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不是一般性的，而是富有开拓性和创新性的，进一步凸显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作用。第二句话增加了“和建设”，坚持了党的十二大修改党章报告以来的提法，强调毛泽东思想的内涵不仅包括其指导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还包括对中国建设道路的积极探索和有益经验。第三句话是全新的概括，是对毛泽东思想在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历程中作用和地位的充分肯定，不仅指出了毛泽东思想具有“第一次”的奠基性地位，还强调了毛泽东思想对于党在新时代继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理论铺垫和示范作用。
第一个历史决议形成于1945年4月，回顾总结了建党以来24年的历史。第一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内涵体系的概括，是围绕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主题进行的。由于当时抗战尚未彻底结束，第一个历史决议主要是在总结第一次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经验的基础上，特别是在与第三次“左”倾错误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和思想上表现的对比中，对毛泽东同志相关的理论观点进行了阐述。因此，正如邓小平同志所强调，第一个历史决议“没有专门讲毛泽东思想的全部内容”[4]292，它对毛泽东思想内涵的概括，在体系性和完整性、逻辑性和科学性等方面，都有历史局限性。当然，党的七大所通过的修改党章报告，对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作出了当时所能作出的最为完整的体系性概括，因此可以说第一个历史决议是对毛泽东思想内容体系的初步概括。
第二个历史决议在主要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经验的同时，也回顾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前28年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经验。这更有利于全面科学地反映毛泽东思想的内涵体系，更有利于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因为毛泽东思想毕竟是在新中国成立前萌发、产生、成熟并被确立为全党指导思想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主要是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与30年代前期在同党内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经验教训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在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继续得到发展”[2]331-332。正是基于这种全面的历史的、具体的分析，第二个历史决议围绕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两大主题，对毛泽东思想的内涵体系进行了全面、科学的概括。
其一，与第一个历史决议从政治、军事、组织、思想四个方面进行的概括相比较，第二个历史决议从六个方面对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体系进行了概括，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增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一重要内容。因为第二个历史决议是在新中国成立32年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自然要在阐释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之后把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观点囊括进去。同时，第二个历史决议以单列展开论述的形式突出了对毛泽东思想的思想政治工作、党的建设以及关于政策和策略等内容的阐释，进一步突出了这些内容的重要性。在阐释革命军队和军事战略时，第三个历史决议增加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关于加强国防和现代化武装力量建设的相关论点，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内涵。
其二，第二个历史决议首次阐释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并把它作为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各部分内容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5]1131。之前党的文献在论述毛泽东思想的内涵时，不同程度地讲到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三个方面，但都没有单独地、详细地展开阐释，更没有提升到灵魂地位论述。如第一个历史决议在阐述毛泽东思想内容体系时，分别在有关思想和组织的部分中明确提出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并结合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其它内容阐释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相关内涵，虽没有明确提出独立自主思想，但对其相关内涵的阐释基本上分布在有关政治、军事等内容之中。第二个历史决议不但强调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5]1131，还对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方面进行了详细阐释。这不仅极大丰富了毛泽东思想内涵，而且极大凸显了毛泽东思想的本土化特色以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第二个历史决议在毛泽东思想内容体系的六大部分和活的灵魂的阐释中，都有代表性地列出了包含这些内涵的毛泽东同志的主要著作，并作出了“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概括”这个正确定论[5]1127。当然，正如第二个历史决议所强调的那样，毛泽东思想的内容绝不仅限于所列出的主要著作，“而且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全部科学著作中”[5]1131。但是，在论述毛泽东思想内容体系的每部分内容之后，都列出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始人——毛泽东同志的重要代表作，以翔实的文本依据论证了毛泽东思想内容体系的历史真实性和原创性，有助于我们原原本本地、科学地、完整地学习领会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体系。
由于第三个历史决议“把着力点放在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上”，“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个重点”[3]80，因而没有详细阐释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体系，但把毛泽东思想中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容单列出来作了新的概括，指出要“重建呈现以问题为导向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三大理论架构的毛泽东思想新体系”[6]，增加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3]12“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3]12-13“尊重价值规律”[3]13等重要观点，从而丰富了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容。
作为阐释毛泽东思想三个权威性的文本，三个历史决议立足于当时历史转折的关键节点，都对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和作用作出了富有前瞻性的评价。其既有高度的前后一致性，又具有与时俱进的进步性。“一致性”表现为三个历史决议都首先对毛泽东思想对过去党所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指导作用的高度肯定，又都对毛泽东思想对未来党所领导事业的指导作用的高度自信。“进步性”在于三个历史决议分别从不同的时间维度出发，对毛泽东思想无论是对于党过去事业还是未来事业的指导作用的评价，其时间广度和内涵深度都不一样，总体呈现出延伸扩大和深化递进的态势，前瞻性视野越来越广阔。
第一个历史决议在实事求是地总结了党成立以来新民主主义革命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高度肯定和科学评价了毛泽东思想对过去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的巨大指导作用，认为党领导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成就的根本原因在于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1]73。同时，第一个历史决议不拘泥于过去，着眼于夺取未来革命的胜利，强调“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1]111-112。这种豪迈的宣示，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毛泽东思想指导未来革命胜利的坚定自信和高度肯定。概而言之，第一个历史决议受历史时间的限制，对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和作用的评价，局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去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未来，在高度肯定毛泽东思想对党的过去革命取得胜利的理论指导作用的同时，高度强调毛泽东思想对党的未来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理论指导作用。
党制定第二个历史决议的时代背景是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两股错误思潮对开创改革开放新局面极为不利。一股错误思潮就是神化毛泽东同志，搞“两个凡是”，把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言论特别是把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观点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并对此深信不疑，甚至强调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其予以坚持和发展。另一股错误思潮就是借口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错误，夸大党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一些失误，以此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搞“非毛化”，甚至反对党的领导和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两股错误思潮都不利于推进改革开放，也不利于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它们的共同指向就是不愿实事求是地、科学而完整地评价毛泽东思想，都不利于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因此，“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4]291-292，是制定第二个历史决议所要坚持的最核心原则。因为如果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就不能保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正确方向。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化，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创新之举。在新中国成立至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32年间，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尽管遇到曲折甚至遭受“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破坏，但所取得的成就仍是举世瞩目的，这与毛泽东思想对全党的指导作用分不开。因此，在从改革开放到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关键转折关头，在对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体系特别是对毛泽东思想有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内容作出科学概括和阐释的基础上，对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和重要作用作出科学评价成为当时党不可回避的重大时代课题。本着这样的前瞻性认识，第二个历史决议首先充分肯定了新中国成立32年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认为新中国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5]1107-1108，忽视或否认我们的成就及其成功经验是严重的错误[5]1107-1108。这其实就是庄严地宣示：作为新中国成立32年来指导全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毛泽东思想，其基本原理经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其次，第二个历史决议实事求是地剖析了党在新中国成立32年来所犯的错误或严重错误，如“‘文化大革命’前就有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5]1110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在进一步分析党所犯错误的原因时，第二个历史决议认为党中央的集体领导负有责任，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本着这样的科学态度，第二个历史决议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总结，尤其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总结，实事求是地指出和分析了毛泽东同志晚年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上特别是在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思想、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区别开来。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主张特别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5]1117，明显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若不把这些错误论点与作为全党理论指南的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就会出现改革开放的实践与指导思想的理论相脱离甚至相违背的矛盾境况。在这种理论与实践的悖逆中，不可能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后，在充分肯定了新中国成立32年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实事求是地分析党在这一时期所犯错误的基础上，第二个历史决议放眼未来，前瞻性地高度评价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和作用。第二个历史决议强调对于毛泽东思想，我们不仅要倍加珍视，还要在新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保证我们的事业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继续前进”[5]1133。这体现了党中央富有前瞻性的战略眼光，为后来党领导全国人民40多年持续、健康、全面地推进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思想政治基础。
第三个历史决议是在党的领导下成功走过光辉的一百年历程、昂首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新征程的重要时期所制定的。党的第二个百年新征程，对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关键性作用。在这个关键节点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3]72，不仅要进一步弄清楚我们党是“从哪里来的，怎样来的”，还要进一步明确我们党要“往哪里去，怎样去”。面对这样的历史长河，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新的大历史观指导第三个历史决议的制定，从时间的长时段、空间的宽视野科学评价毛泽东思想，既从总结过去百年党史的历史经验中反思和肯定毛泽东思想，又从事关未来百年党的发展前景来阐发和评价毛泽东思想，不仅高度肯定毛泽东思想对党过去一百年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指导作用，强调毛泽东思想“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3]13，还对毛泽东思想对今后党的事业的指导地位和作用作出了新的前瞻性评价，强调毛泽东思想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独创性理论成果“至今仍有重要指导意义”[3]13，并将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融入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十条历史经验，强调对这十条历史经验“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并在新时代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3]71。
第三个历史决议评价毛泽东思想还体现出以下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突出了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7]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从理论上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体系并作为指导思想的第一个重要理论成果。第一个历史决议和第二个历史决议在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方面，虽然都高度肯定了毛泽东同志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贡献，但都没有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首创地位和奠基作用，第三个历史决议强调党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阐释了在党的百年奋斗史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三次飞跃，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3]13，强调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3]67，从理论创新高度肯定了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首创地位以及开拓性奠基性作用。二是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地位和历史使命的高度上评价毛泽东思想。习近平指出，一百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所进行的一切奋斗，都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8]。第三个历史决议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主题，阐发了党在百年奋斗史中所历经的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四个时期，相应地实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四次伟大飞跃，即：“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3]8，“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3]14，“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3]22，“实现了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3]62。四个时期、四次伟大飞跃，内在相互联系、不可分割，有机地构成了我们党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恢宏史诗。其中，前两个时期和两次伟大飞跃所取得的成果，为后两个时期的成功推进和后两次伟大飞跃的胜利取得，提供了制度前提、理论准备、物质基础和宝贵经验。而前两个时期的圆满完成和前两次伟大飞跃的胜利取得，显然与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指导和精神引领分不开。历史并不是孤立的片段，而是时间、空间和人类思维的普遍联系和连续发展。历史已经证明，“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5]27-28。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从我们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长河和使命视角高度评价毛泽东思想，从而进一步阐发了毛泽东思想不仅是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指导思想，同时也是党领导改革开放新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的重要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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