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海波，陈 容
(1.仲恺农业工程学院经贸学院，广州 510225；
2.广东茂名健康职业学院药学系，广东 茂名 525400)
自2005年“公共文化服务”这一概念在我国面世以来，国内学者便对公共文化服务展开了广泛而深入地研究。与城市相比，乡村的公共文化建设仍旧落后，优化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提升文化服务供给效率已经刻不容缓。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及，乡村建设要做到脚踏实地稳步推进，尤其强调了公共服务方面要加大力度做好县域统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在人们的生活中越发重要，同时也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前提与关键。基于国内外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方面的研究成果，发现学术界主要围绕其核心内涵、供给主体、供给问题和供给模式等展开。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面临一些棘手问题，如何解决难题是值得学界思考的问题。本文梳理了学术界相关的研究，为释放供给活力提供对策，并对未来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研究趋势进行了展望。
1.1 公共文化服务
从国外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倾向于从公共产品的角度来研究公共文化服务。对于公共产品的理解，约翰·穆勒[1]通过对灯塔的使用和支付费用论证了公共产品的特性，单凭市场力量来解决是不可能的。亚当·斯密[2]对于公共产品理论有较大的贡献，认为提供刚性公共产品的重要角色只能由政府担当，而与公众相关的其他设施或工程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更加灵活和科学的供应方式。国外专家学者对公共服务相关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形成了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但是，由于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国情不同，我们应该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提炼国外有益经验，以此对解决自身问题起到指导作用。
周晓丽、毛寿龙[3]提出，公共文化即例如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设施或者相关公共产品，其一方面能给公众普遍带来物质上的享受，另一方面也能带来精神方面的享受。公共文化服务对资源进行配置，注重社会效益和非营利性，是既具备非竞争性、同时也表现有非排他性的公共文化产品。罗云川[4]认为农民可以从公共文化服务中吸收得到精神养分，乡村治理能力也因此得到强化，乡村发展更加稳定。以上学者都强调了公共文化对公众在精神层面起到的积极作用。
1.2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
尹长云[5]提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涉及四个方面，包括文化知识在人们中的普及、先进文化的广泛传播、精神营养的提供、农民文化权益的保护，由政府起到主要带头作用、企业、团体、个人自愿参加，是一种为农村居民提供精神文化的活动。宋元武[6]认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兼备一般公共文化服务的性质和独特的农村地域特色。它是由政府、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在农村地区供给的公共文化活动或设施，农民文化需求能从中得到满足，涉及农村文化的4个层面，分别是法律、制度、政策和文化监管。由上述学者的研究，可见政府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可以升华农民群体文化生活，是由政府以及基层部门所提供的非盈利性服务，有利于改善农村文化贫乏落后现状。
我国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系与国外的差异较为显著，尤其是在背景和政策上。然而国外学者的供给主张为我国的供给发展提供了充实的理论来源。李钟植[7]主张，政府在多元主体参与到农村文化供给体系之中始终起到带头引领作用，引导和协调配合各类社会团体或组织。美国的珍妮特 V 登哈特、罗伯特 B 登哈特夫妇[8]在对新公共管理研究中，认为政府应该摆正定位，担当服务者角色，而不是发挥掌控作用。国内有学者主张公共文化供给过程中，根本主体的角色非政府莫属。胡守勇[9]认为，农村公共文化应由政府组织，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做好长期规划，使公共文化制度趋于完善。有学者持不同观点，主张重视供给主体多元化。李少惠[10]认为未来的发展趋向是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引入社会主体参与来实现供给的有效性。
3.1 供给问题
整理国内学者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相关研究成果，发现主要存在3个问题：一是供给缺乏有效性。我国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严重失衡，导致出现向农村供给不足的情况。有学者指出，当前农村地区的公共物品的供求差距和供给情况差异较大，没有达成统一的平衡点。政府为主导的供给忽视农民对公共文化的实际需求，导致供需不匹配，大大削减了供给的有效性[11]。二是供给与需求严重不匹配，出现失衡的局面。王列生[12]指出，供给与需求相脱节，人们的公共文化需求与地方政府的供给呈现非对称化、城乡公共文化发展呈现非均等化等特点。陈建[13]指出，供给方面呈现了一个很突出的矛盾，那就是结构性失灵，现有供给难以满足当前需求。三是供给呈现不均衡格局。孙浩[14]指出，城乡公共文化资源配置不均衡。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供给水平和能力均依次递减。吴理财[15]通过对全国80个县域做问卷调查研究，认为城市与乡村这两者的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体现出了根本性差异。该地带如果越远离城市核心，公共文化服务呈现越弱的状态。
3.2 供给模式
蔡起华、朱玉春[16]认为，应充分重视农村居民的作用，激发农村人们群众参与到农村文化供给体系的意愿，建立公民表达需求的渠道平台，引导人们主动参与到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之中。李倩[17]从社会治理角度思考，主张应该鼓励社会力量的参与、进行科学民主的决策、加强资金保障以及内外监督机制。创新的服务供给模式有助于提高供给效率，有助于全方位满足农民文化需求，有助于解决资金投入不足的问题，更能激发农民与政府进行交流的积极性，促进社会民主化。周敏[18]认为政府单一的文化服务供给模式存在着供给不足和无效供给两方面的问题，应充分发挥政府、社会组织和农民群众各自的优势进行服务的提供。上述学者的研究可以反映，我国学者当前越来越注重多元化供给模式的可能性。
乡村振兴战略促使我国农村焕发蓬勃生机，欣欣向荣。在这一重要战略实施的过程中，文化是否能够得到有力振兴，更是需要潜移默化改变之后才能发挥作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是乡村文化振兴的“驱动轮”，高效释放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活力可谓当务之急。综合学者相关建议和意见，结合我国现实情况，提出以下三点释放供给活力的对策。
4.1 供给力量应引入多元化参与机制
目前仅依赖于政府不能解决文化供给问题，会因供给主体单一造成供给效率有限，而且我国农村规模庞大，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所需财政资金是一笔巨大的支出。加之近年来政府防控“新冠”疫情面临不小的经济压力，单靠政府提供资金无法满足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发展需求。因此供给力量应引入多元化参与机制。童萍[19]指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中，社会力量特别是非政府组织所具有2种特征符合供给者所需要的特质，分别是公益性和灵活性。社会组织具有独特优势。我国政府应综合采用多种治理工具积极支持多元主体参与文化供给，使供给的效率和质量上一个台阶。要推动相关公共文化服务职能向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力量转移，转变角色定位，也就是由直接提供者逐渐过渡为间接管理者，在农村地区建立一种公私伙伴型关系。
4.2 建立供给主客体之间的良性对话机制
供需失衡问题较为严峻，应当敢于破除以往政府“一言堂”的状况，形成开放模式：政府部门、市场、社会组织等供给主体，建立定期对话机制，与供给客体保持良性互动。政府部门要做好牵头和引导，更好地建立良性对话机制，必须把畅通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主体和供给客体的信息交流途径的工作作为重中之重去抓。可通过多种渠道，例如发放问卷、电话、互联网平台、村民大会、乡镇或街道牵头组织村民代表召开座谈交流等方式，尊重、吸收群众意见。一方面要注意做好农民意见需求的梳理分类、送到有关部门研究处理和反馈跟踪工作，保证农民将其需求及时传递至供给主体；
另一方面要善用良性对话机制让农民能够最大限度反映自身诉求，引导农民敞开心扉，积极参与文化服务工作规划和政策意见的讨论中来，汇集民智民意，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有益参考。
4.3 依托网络平台供给模式推陈出新
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农村经济呈现“芝麻开花节节高”景象，在农村使用智能手机已不是新鲜事物，这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通过网络平台供给夯实了物质基础。杨芳、王晓辉[20]主张运用线上线下结合方式，使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既能做到精确，又能做到准确供给，做到“线上部署、线下发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要克服信息不畅通、供需不均衡的难题，使供需做到深度契合，必须要依托网络平台，供给模式做到推陈出新，朝着数字化方向去发力。在新发展阶段，政府部门应紧跟网络信息化的步伐，有效整合网络资源，运用微博、微信公众号、以抖音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等传播手段，创新公共文化有机结合互联网服务模式，满足农民对丰富文化服务生活的需求。数字化赋能公共文化服务，例如建立数字博物馆，农民可以借此渠道了解馆内的展品，获取感兴趣的信息，充实历史文化知识。通过网络平台，农民可以开阔眼界，拓展获得公共服务产品渠道，提升文化生活品质。
总体而言，国内学术界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现状、主体、弊端等方面有了不少成果，建立了系统而充实的理论。对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中存在的弊端，学者们从多维度进行研究，给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为其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从总体来看，现有研究也存在以下不足之处：宏观层面研究较多，不能够突出本质问题，运用实证分析进行研究比较缺乏；
跨学科研究不足；
可操作性不强，理论需要和实践进一步相结合。未来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研究的发展趋势：一是加强供给水平综合评价方法和标准、科学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二是更多地引进其他学科的科学方法进行研究。三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研究广度、深度不断加强。我国政府对乡村文化建设日益重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研究人员逐年增加，研究广度、深度也将得到持续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