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蓓蓓
（安徽大学商学院，安徽合肥 230601）
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数据”纳入生产要素分配环节，明确提出以数字化转型作为主要动力，驱动政府治理现代化并优化企业资本市场表现。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作为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结合的产物，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获取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战略举措，企业能否成功实现数字化转型升级，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任保平和李佩，2020）。首先，数字化转型是稳定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李韵和丁林峰，2020），对企业经营发展的各个维度均具有重要影响，并通过促进企业发展实现经济增长。其次，对于微观经济主体企业而言，高风险承担水平往往意味着企业更倾向于进行研发项目的投入，显著提升企业价值，推动社会技术进步，从而促进经济增长（Faccio等，2016）。结合以上两点，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两个因素均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实质上，数字化转型是将数字技术引入企业管理中，使得内部机制发生根本性变革（刘淑春等，2021），显著影响企业资源获取能力，而企业承担风险的行为作为一种资源消耗行为（张敏等，2015），势必会受到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且二者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厘清二者的互动关系对于有效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政府把握经济增长建设提供了参考思路以及规划方向。
理论上，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三方面：第一，数字化转型意味着企业利用大数据分析并且识别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能有效提升企业对资本市场的敏感度，从而提升企业的投资效率（Vial，2019）。投资效率的提升为企业的风险投资提供良好的资源与经验基础，增强风险投资信心，从而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
第二，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企业的信息处理能力，直接触及业务操作与企业战略的细节层面，准确及时地发现业务流程的不合理之处，优化内部控制质量。良好的内部控制有助于识别及防控经营风险，从而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李志斌等，2021）；
第三，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减少信息不对称（Teece等，1997；
Teece，2007），并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提高企业财务信息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使企业及时准确地了解自身经营发展状况，提高自身财务稳定性。同时，稳定的财务状况能够有效避免企业由于信息滞后而陷入财务困境，从而提升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因此，数字化转型可能会通过影响投资效率、内部控制质量以及财务稳定性，从而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此外，产权性质的不同会导致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有所不同（李文贵和余明桂，2012；
张先治和柳志南，2017），国有企业天然的政治属性，使其具有较低的风险承担水平。这种差异将导致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二者的关系因产权性质不同而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因此，本文进一步考察不同产权背景下，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二者关系的情境性特征。综上所述，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同时，越高的风险承担水平往往意味着企业更倾向于投资高风险高收益项目，更有利于提升企业价值（高磊等，2020）。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风险承担水平可能是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价值的潜在途径，即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风险承担水平进而提升企业价值，并在拓展性分析中加以检验。
基于上述考虑，本文选取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作用机制和情境特征。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数字化转型产生的经济后果方面，现有文献主要关注现金持有水平（谭志东等，2022）、全要素生产率（赵宸宇，2021）、企业绩效（李琦等，2021）等方面，本文则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丰富了数字化转型经济后果的研究；
（2）在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因素方面，现有文献主要从金融化（许志勇等，2020）、社会网络（张敏等，2015）、股权激励（朱琪等，2019）等方面进行研究，本文则是基于数字化转型的视角进行考察，拓展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研究视角；
（3）本文创新性地引入产权性质情境变量，加深对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之间关系的情境性理解。此外，本文从投资效率、内部控制质量和财务稳定性三个方面揭示数字化转型的作用路径，有助于深入理解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作用机理。
现有数字化转型的相关文献可分类为数字化转型的定义、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三个方面。
（1）定义方面。Matt等（2015）认为数字化转型是指企业运用数字技术进行战略转型和战略定位，以谋求市场竞争地位的行为。随着中国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利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改造企业的业务流程和商业模式，不断进行产业优化升级（何帆和刘红霞，2019）。
（2）影响因素方面。该维度主要涉及宏观经济环境和微观企业特征两个层面。在宏观经济环境层面，研究显示，在利率市场化背景下，企业更易获得金融资源（唐松等，2022a）。高质量的金融供给为数字化转型提供了资金支持（唐松等，2022b），同时，数字金融的发展为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技术支持（王宏鸣等，2022）。在微观企业特征方面，现有文献主要从政治关联与机构投资者视角进行考察。政治关联能够有效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王雪冬，2022），而异质机构投资者对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有所差异，具体表现为，压力抵抗型机构投资者能够有效推动数字化转型，而压力敏感型机构投资者会明显阻碍数字化转型（李华民等，2021）。
（3）经济后果方面。第一，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与投入产出效率（刘淑春等，2021），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能力和创新动能，进而提升企业绩效（易露霞等，2021）。第二，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提高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信息透明度，降低审计成本，从而降低企业的审计定价（张永珅等，2021）。第三，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减少信息不对称，向外界释放积极信号，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承担水平（肖红军等，2021），增强市场预期，从而提升企业在资本市场的表现能力（吴非等，2021）。
风险承担在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Nakano和Nguyen，2012），因此，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因素是理论界和实务界长期关注的焦点，主要涉及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两个层面。在内部治理层面，Boubakri等（2013）发现股权比例异质性显著影响了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国有股显著抑制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而外资股显著提升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并且企业股权结构越单一，风险承担水平越低（Bauguess等，2012）。高管自身的风险规避性使其在面对代理问题时会显著降低风险承担的意愿（李小荣和张瑞君，2014），而高管激励能够有效减少企业的代理问题，从而有助于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Kim和Lu，2011；
Choy等，2014），并且在管理者过度自信以及高管具有海归背景的企业中，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更高（Li和Tang，2010；
宋建波等，2017）。在外部治理层面，产业政策作为政府资源配置的有力措施，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政府补贴程度和贷款支持力度，从而提升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张娆等，2019）；
地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能够显著影响企业经营决策行为，为企业营造发展机遇，提高其风险承担水平（刘志远等，2017）；
税收增加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而税收减少则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没有显著影响（Ljungqvist等，2017）。此外，制度脆弱性增加了管理者未来预期的模糊性，提高了其风险规避的可能性，从而降低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李新丽等，2021）。文化价值观同样能够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表现为个人主义文化强烈的企业，其风险承担水平越高（Li等，2013）。
现有文献关注股权结构、高管激励、管理者特征、制度环境、文化差异等方面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但在数字化转型方面鲜有人进行研究。因此，本文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情境特征及作用机理，有助于加深学术界和实务界在数字经济时代下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影响因素相关问题的理解。
风险承担是企业在投资决策中对具有风险的投资项目的选择，表现为企业为了获取高额利润而愿意为之付出代价的倾向（Boubakri等，2013），对企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企业转型升级的必经过程，实质上是数字技术与企业各要素之间的深度融合（吴非等，2021）。数字化技术的应用改变了企业传统的发展模式，涉及企业生产、管理、销售等各个方面，重新定义企业的竞争机制、商业模式和战略定位（Porter和Heppelmann，2014）。数字化转型能够优化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效率，打破企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减少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降低代理成本，提高投资效率，优化内部控制质量，增强财务稳定性，从而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有以下三种影响：
第一，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投资效率，从而有效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现有研究表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高低主要取决于自身的投资行为（夏子航等，2015）。数字技术的应用使企业将市场动态信息与自身生产经营状况灵活的整合起来（Vial，2019），利用大数据分析并识别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根据市场需求来制定自己的投资决策，并且在投资过程中不断调整企业价值与市场不相符的部分，重塑企业的价值主张，有效提升企业对资本市场的敏感度，促进企业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提升企业投资效率。在投资效率有效提升的情形下，面对良好的项目资源与经验基础，管理层表现出较低的风险规避倾向，基于追求高收益的考虑，更乐意于投资高风险投资项目（邵艳等，2021）。同时，投资效率越高往往意味着企业创新能力越强（杜闪和王站杰，2021），能够增强企业风险投资的信心，激发管理者进行研发投入的热情（Thompson等，2013），增强自身风险承担意愿，为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提供良好的条件。
第二，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企业的信息处理能力和内部控制质量，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有效的内部控制是企业环境控制、风险评估与管理决策的前提（李志斌等，2021），也是企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张广胜和孟茂源，2020）。随着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数字化技术逐步应用到企业的内部控制中，企业的内部控制工作逐步嵌入到业务流程当中，直接触及业务操作与企业战略的细节层面，能够准确及时地发现业务流程的不合理之处，明确识别企业经营风险，有效提升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同时，有效的内部控制有利于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一方面，高水平内部控制能有效降低融资成本，显著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困境（程小可等，2013），为风险投资项目提供充足的财务资源，从而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另一方面，成熟的内部控制制度能够减少企业的内部机制建设的投入，降低企业内部制度的风险评估和控制成本，此时，管理者的风险偏好聚焦于高收益高风险项目，并愿意为此承担相应的风险，进而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黄华，2019）。
第三，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企业的财务运行效率，增强财务稳定性，从而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开发数据价值，实现企业智能运行，提高各部门的整体运行效率（Teece等，1997；
Teece，2007）。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减少企业的信息不对称，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和财务信息的真实性、有效性，使企业及时准确地了解自身经营发展状况，避免企业由于信息滞后而陷入财务困境，从而提高了企业的财务稳定性。此外，在企业财务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良好的财务状况能够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为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奠定良好的财务基础，有效刺激管理者进行风险投资，提升风险承担水平。相反，处于财务困境的企业往往极难获取外部资金支持，并要承担债务压力（罗琦和罗洪鑫，2017），在上述双重压力的作用下，企业倾向于减少风险投资，进而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高投资效率、提升内部控制质量、增强财务稳定性来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
H1：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
数字化转型能有效提高投资效率并鼓励高风险投资，进而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已有研究发现，企业的投资决策风格会受到产权性质的影响（周耀东和余晖，2012）。因此，本文将考察产权性质在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方面，产权性质是中国企业的重要属性，相比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凭借政府支持，享受政策红利，在资源获取、社会认可以及市场占有方面拥有天然优势（方军雄，2007）。但由于国有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压力较小，进行产业优化升级的意愿不强烈，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动力不足，并且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在资本市场中难以形成有效的正向反馈，这将显著削弱数字化转型的治理作用。而非国有企业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数字化转型对其来说是获取竞争优势并占领市场份额的重要手段，因此，非国有企业具有较强的数字化转型意愿，能够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提高投资效率、内部控制质量与财务稳定性，从而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与自身价值。故相较于国有企业，竞争压力和发展需求导致数字化转型意愿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强烈，同时为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提供了充足的发展空间，即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强。
另一方面，基于产权观理论，扭曲的经营目标以及缺失的激励约束机制存在于部分国有企业中。由于国有企业高管的任免主要取决于政府，为了实现预期的政治晋升目标，管理者宁愿放弃追逐经济利益也不愿承担相应的风险，因此管理者更青睐稳健的投资项目（周耀东和余晖，2012），从而抑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管理者的投资决策可能会受到政府影响，政府会促使国有企业投资更为稳健的项目，以实现经济平稳增长的目标（张先治和柳先南，2017）。同时，国有企业往往缺少对管理者有效的监督机制，有限的决策收益也削弱了管理者的风险承担意愿。上述缺失的激励约束机制显著降低了国有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相反，由于薪酬与企业绩效密切相关，非国有企业高管偏好于风险投资项目，会把企业资源投入到高风险高收益项目中去，进而显著提升非国有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因此，相比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由于高管的政治晋升偏好以及自身缺乏的激励机制等原因，风险承担水平较低，导致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空间有限，显著弱化了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风险承担水平的促进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2：
H2：相较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强。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0-2020年中国资本市场A股上市公司相关数据为研究样本，并进行如下整理：（1）剔除金融保险行业观测值；
（2）剔除处于ST等异常交易状态观测值；
（3）剔除数据缺失的观测值，最终获得13433个观测值。内部控制质量指数来自深圳迪博（DIB）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数据库，其他数据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同时在1%分位数和99%分位数进行Winsorize缩尾处理，以克服样本极端值可能对数据带来的不利影响。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
RISK表示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本文参考周泽将等（2019）的做法，采用盈利波动性指标来衡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具体地，滚动计算三年经行业调整的总资产收益率的标准差和极差，分别记为RISK1、RISK2。
2.解释变量
ADT表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本文参考吴非等（2021）的做法，将数字化转型定义为数字化在实践中运用的关键词，采用企业数字技术应用字频数的对数值，最终形成数字化转型的指标。指标基于Python对上市公司年报文本提取的数据池。
3.情境变量
NONSOE表示产权性质，若企业最终控制人属性为非国有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4.控制变量
本文参考吴非等（2021）的做法，选择以下变量加以控制：企业规模（SIZE）、现金持有水平（CASH）、资产负债率（LEV）、盈利能力（ROA）、成长能力（GROWTH）、股权集中度（FIRST）、企业年龄（AGE）、董事会规模（BOARD）、独立董事比例（RATIO）、两职合一（DUAL）、亏损状态（LOSS）、年度虚拟变量（YEAR）和行业虚拟变量（INDUS）。
本文变量及含义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定义与说明
（三）模型设定
为了验证假设1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本文参考吴非等（2021）的做法，构建模型（1），以检验数字化转型能否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预期数字化转型ADT项的系数β1显著大于0，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
为了检验产权性质的情境性作用，本文在模型（1）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数字化转型与产权性质的交乘项ADT×NONSOE、产权性质NONSOE，构建模型（2）。
（一）描述性统计与分析
表2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RISK1和RISK2的均值分别为0.0367和0.0667，标准差分别为0.0504和0.0916，3/4分位数分别为0.0390和0.0714，说明大部分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大体一致。ADT的均值为1.4862，最大值为4.3567，最小值为0.0000，说明中国企业之间的数字化转型程度存在明显差异，为本文分析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关系提供了契机。NONSOE的均值为0.6841，说明研究样本中有68.41%的企业产权属性为非国有，因此将产权性质作为情境变量具有深刻的研究意义。SIZE的均值为22.2508，最大值为26.1416，最小值为19.9713，说明样本企业规模差异较大。CASH的均值为0.0478，3/4分位数为0.0860，说明大部分样本企业现金流状况较好。ROA的均值为0.0509，标准差为0.0705，说明样本企业的盈利能力较为稳定。GROWTH的均值为0.1798，最大值为2.7573，最小值为-0.5698，说明样本企业成长能力存在较大差异。DUAL的均值为0.3815，说明样本中有38.15%的企业董事长、总经理由同一人担任。
表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二）相关性分析
表3报告了主要变量的相关性分析结果。RISK1、RISK2与ADT的系数均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Spearman相关系数类似，不再赘述，初步表明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越高，假设1得到验证。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之间的关系还有待下文多元回归分析的进一步检验。
表3 主要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三）多元回归结果分析
表4列示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两者关系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从回归结果可以发现，ADT与RISK1、RISK2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一结果说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即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越高，假设1得到验证。可能的原因是，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数字技术在企业内应用的范围越广，企业的信息透明度越高，信息不对称程度越低，并且能够提高企业内部治理水平与资源配置效率，增强财务稳定性，为企业奠定了稳定的发展基础，增强企业进行风险投资的信心，从而提高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
表4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
控制变量方面：SIZE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企业规模扩大可能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
CASH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企业现金持有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
AGE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企业经营时间越长，风险抵御能力越强，风险承担水平越高；
GROWTH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企业成长能力越强，风险承担水平越高。
表5列示了产权性质情境下，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关系的多元回归结果。第（1）列、第（2）列中ADT×NONSOE项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以上数据表明，相较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非国有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强，假设2得到验证。原因有以下两点，第一，国有企业具有特殊的政策属性，在资源获取与市场认可方面具有天然优势，相比非国有企业，在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时，竞争压力和竞争动力r较弱，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动力不足，且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很难有效形成各项资源的正向反馈。而非国有企业倾向通过数字化转型提高自身资源配置效率，进行转型升级的意愿更强烈，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提供了充足的发挥空间。第二，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在进行项目投资决策时，更倾向投资低风险项目，以降低管理者自身可能所需承担的风险，使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空间有限。但非国有企业更关注自身营利性目标，且投资收益往往与管理者业绩评估密切相关，其管理者往往为了企业业绩与自身收益而倾向风险投资。因此，相较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自身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强。
表5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产权性质的情境性分析
（四）敏感性测试
1.工具变量法
本文采用数字化转型程度的地区均值作为工具变量。该工具变量的合理性如在于：一是数字化转型程度与各个地区数字化转型水平息息相关，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
二是数字化转型的地区水平与个体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关联度较小，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要求。具体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ADT与RISK1、RISK2均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在控制内生性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研究结论依然稳健。
表6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工具变量法
2.倾向性得分匹配法
为了缓解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取1∶1近邻匹配法进行进一步检验。将数字化转型的中位数作为分界线，大于中位数设定为1，小于中位数设定为0，其余变量与前文相同。进行倾向性得分匹配前，实验组与对照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匹配后，变量取值的组间差异不显著，倾向性得分匹配达到预期效果。进行倾向性得分匹配后的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Panel A中ADT与RISK1、RISK2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与表4的回归结果一致；
Panel B中ADT×NONSOE项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与表5的回归结果一致。由此可见，在进行倾向性得分匹配控制内生性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
表7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倾向性得分匹配法
3.替换解释变量
为了进一步加强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将数字化转型划分为五个方面：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技术、计算技术、区块链技术以及数字技术应用，指标基于Python对上市公司年报文本提取的数据池，根据特征词归类为特定技术方向的词频，最终加总后得到数字化转型的总指标。此类数据具有右偏性特征，因此本文将五个分类指标加总后进行对数化，最终形成数字化转型的指标，定义为DCG。将重新设置的数字化转型指标代入模型（1）和模型（2）中进行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可以看出，表8Panel A中DCG与RISK1、RISK2均在10%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与表4的回归结果一致；
Panel B中DCG×NONSOE项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与表5的回归结果一致。综上所述，在变更数字化转型的度量方式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
表8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变更数字化转型的度量方式
4.替换被解释变量
本文参考周泽将等（2019）的做法，分别滚动计算三年经行业均值调整后的营业利润与总资产的比值以及息税前利润与总资产的比值的标准差，作为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替代变量，记为RISK3、RISK4。将重新度量的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指标代入模型（1）、模型（2）进行回归，结果如表9所示。可以看出，表9Panel A中ADT与RISK3、RISK4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Panel B中ADT×NONSOE项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以上结果表明，在变更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度量方式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
表9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变更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度量方式
在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部分，本文认为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投资效率、优化内部控制质量、提高财务稳定性，进而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因此，本文采用中介效应模型，以检验投资效率、内部控制质量与财务稳定性在数字化转型和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具体如下：
（一）基于投资效率的中介效应检验
为了检验投资效率在数字化转型和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关系中是否发挥中介作用，本文构建模型（3）和模型（4），具体如下：
其中，INVEFF代表企业投资效率，本文参考Richardson（2006）、陈志斌和汪官镇（2020）的做法，将投资效率模型中残差的绝对值作为企业投资效率的代理变量，绝对值越高，企业投资效率越低。
表10报告了基于投资效率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Panel A中ADT与INVEFF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在模型（1）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投资效率，结果如列（3）所示：ADT与RISK1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INVEFF与RISK1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Panel B中结果类似，不再赘述。以上数据综合表明，投资效率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即存在“数字化转型—投资效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中介效应传导路径。因此，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增强企业风险投资的信心，进而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
表10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基于投资效率的中介效应检验
（二）基于内部控制质量的中介效应检验
为了检验内部控制质量在数字化转型和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关系中是否发挥中介作用，本文构建模型（5）和模型（6），具体如下：
其中，IC代表内部控制质量，本文采用迪博（DIB）内部控制指数除以100加以衡量，该数值越大，表明企业内部治理水平和内部控制质量越高。
表11报告了基于内部控制质量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Panel A第（2）列中ADT与IC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在模型（1）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内部控制质量，结果如列（3）所示：ADT与RISK1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IC与RISK1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Panel B中结果类似，不再赘述。以上数据综合表明，内部控制质量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即存在“数字化转型—内部控制质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中介效应传导路径。因此，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增强企业风险预警和风险防控能力，从而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
表11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基于内部控制质量的中介效应检验
（三）基于财务稳定性的中介效应检验
为了检验财务稳定性在数字化转型和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关系中是否发挥中介作用，本文构建模型（7）和模型（8），具体如下：
其中，Z-score表示企业财务稳定性，本文参考Altman（1968）的做法，采用Z-score衡量企业财务稳定性，Z-score值越高，财务风险越低，财务稳定性越高。
表12报告了基于财务稳定性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Panel A第（2）列中ADT与Zscore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高企业财务稳定性，在模型（1）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企业财务稳定性，结果如列（3）所示：ADT与RISK1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Z-score与RISK1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Panel B中结果类似，不再赘述。以上数据综合表明，财务稳定性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即存在“数字化转型—财务稳定性—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中介效应传导路径。因此，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财务稳定性和资金使用效率，进而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
表12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基于财务稳定性的中介效应检验
数字化转型通过改善内部控制质量、财务稳定性等内部环境，通过提高投资效率增强企业风险承担意愿，从而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与之相关的经济后果值得深入研究。风险作为商业的本质，对于企业经营发展至关重要。已有研究发现，管理者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从事的风险承担活动有利于提升企业价值（John等，2008；
何瑛等，2019）。主要原因在于，高风险承担水平能够提高管理者对净现值为正但风险较高项目的投资意愿，充分挖掘利用有利的投资机会，推动企业长远发展，促进企业价值创造。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提升企业价值。
为了验证上述假设，本文采用TobinQ值来衡量企业价值，并检验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进而提升企业价值的中介效应。具体回归结果如表13所示，Panel A第（1）列中ADT与TobinQ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第（2）列中ADT与RISK1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在模型（1）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数字化转型，结果如列（3）所示：RISK1与TobinQ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Panel B中结果类似，不再赘述。以上数据综合表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作用，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提升企业价值。
表13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价值：基于风险承担水平的中介效应检验
数字化转型作为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式，对企业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理论上数字化转型会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基于此，本文以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相关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且相对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非国有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强。在采用工具变量法、倾向性得分匹配法、变更数字化转型的度量方式以及变更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度量方式等一系列敏感性测试后，本文的研究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的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高投资效率、提高内部控制质量以及增强财务稳定性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此外，本文拓展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产生的经济后果，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提高企业价值。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入剖析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为政府推进数字化转型，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提供参考。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两点建议：
第一，企业应重视数字化转型。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优化内部治理水平，提高财务稳定性，进而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因此，企业应该抓住这一发展机遇，将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数字技术应用到企业经营的各个方面，从企业自身经营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通过搭建数字平台形成企业特有的数字生态体系，提高企业资源整合能力，降低企业信息搜集与资源获取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与风险预警与防控能力，从而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
第二，政府应当根据不同的企业性质，为数字化转型提供异质性的政策支持。一方面，政府应在国有企业内部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宣传，增强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意识，发挥其作为国有企业带头响应数字化转型号召的榜样作用；
另一方面，政府应当加强对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支持力度，加大对非国有企业政府补助力度，增强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信心和决心，实现数字技术与企业发展的深度融合，助力企业转型升级，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