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娇 周 霞
[内容提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两大战略耦合协调发展对于推动城乡融合及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构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对2010-2019年山东省两大系统综合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关系以及耦合协调发展的驱动因素进行剖析。结果表明：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增长态势强劲；
耦合协调水平时序演变稳步向好，从中度失调实现了初级协调；
相对发展水平演化为“新型城镇化滞后-同步发展-乡村振兴滞后-同步发展”四个阶段；
驱动因素中，政府能力、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对耦合协调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创新水平、公共服务均等化、信息化水平为阻碍因素。
城乡发展不平衡、城乡二元结构性问题背景下，为促进城乡高质量协调发展，《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以人为中心的绿色、可持续、城乡统筹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实现城镇化水平全面提质增效、提档进阶，利用其辐射带动功能助推乡村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升级版[1]、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2]，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要路径，更好的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土地、原材料、能源、剩余劳动力以及生态产品。协调推动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两大战略落实落地，对于实现以城带农，以农促城，城乡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提出，两大战略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一部分为两大战略融合发展的理论依据与实现路径。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二者存在内在逻辑上的自洽性，且二者存在相互促进的作用。新型城镇化全面助推乡村振兴的同时，乡村全面振兴也有利于缓解“城市病”等问题[4]。走城乡“统筹融合式、共生可持续、包容一体化、高效高质量”的路径，才能实现城乡耦合发展[5]。城乡融合研究的关键在于空间、社会、经济等多个维度的制度联动改革，实现城乡融合的关键在于城乡共治[6]。也有学者指出乡村振兴战略与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过程中，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合理配置[7-9]，另一部分为实证分析，利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10]、GM(0，N)模型[11]、Tobit模型[12]等方法研究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影响因素及驱动机制，此外，西部地区[13]，各个省份[14-16]两大战略耦合协调研究也相继展开。
关于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已有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方法以定性为主，研究范围来说，各个省份研究相对较少，山东省是我国东部农业大省，在融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以及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区位优势明显。基于此，本文以山东省为研究区域，量化两大系统耦合协调关系，讨论耦合协调驱动因素。以期为促进山东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一)指标体系构建与权重设定
1.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框架，并遵循乡村振兴二十字方针的目标，结合山东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参考已有研究基础[16-18]，构建山东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表1)。
表1 山东省乡村振兴水平与新型城镇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2.数据标准化处理与权重确定
首先，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从而消除原始数据因单位、正负取向不同导致误差。由于后续进行对数运算，数据取值必须大于“0”，有必要对标准化后的数据向右平移0.01个单位。计算公式如下：
正向指标处理：
(1)
负向指标处理：
(2)
式中，xij为第i年份的第j个指标的原始数据；
max(xj)为第j个指标的最大值；
min(xj)为第j个指标的最小值。
本文选用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计算公式如下：
(1)计算指标权重矩阵，公式为：
(3)
(2)计算指标信息熵，公式为：
(4)
(3)计算信息熵的冗余度，公式为：
dj=1-Ej
(5)
计算各个指标权重，公式为：
(6)
3.计算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综合评价水平
(7)
式中。Ux、Uy分别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综合评价水平；
Wj为各个指标所占权重，Xij表示第i年份第j个指标的标准化后的数据。利用该式可以计算各个分项指标的评价水平。
(二)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测算
1.耦合度
耦合概念最初应用于物理学，后来广泛应用于经济、社会等学科。多用于解释和评估两个或者多个系统之间相互作用以及强度关系[19]，本文将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作为两大系统进行耦合度分析，公式如下：
(8)
耦合度取值为0-1，参考已有研究，对耦合度进行分类：0≤C<0.3为低水平耦合阶段；
0.3≤C<0.5为拮抗水平耦合阶段；
0.5≤C<0.8为磨合水平耦合阶段；
0.8≤C<1为高水平耦合阶段，耦合度为1时，达到了最大值。
2.耦合协调度
由于存在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都处于低水平阶段时，也可能出现较高的耦合度的情况。因此，为进一步解释和评估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两个系统之间一致及和谐协调水平，本文进行耦合协调度分析，公式如下：
(9)
式(9)中，C为耦合协调度，T为两系统综合协调指数，a、b为待定系数，且二者之和为1。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对于我国的发展具有同等重要性，不可偏颇，本文取a=b=0.5。参考已有研究[20]，耦合协调度划分类型为0 3.相对发展模型 为了进一步分析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两大系统差异化与相对发展状况，本文采用相对发展模型评价两大系统相对发展水平，计算公式如下： β=Ux/Uy (10) 式(10)中：β为相对发展度； 1.Tobit模型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两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在0-1之间，属于受限因变量，满足样本选择模型，即Tobit回归模型的构建条件。模型设定如下： Di=β0+β1GOVE+β2INDU+β3TECH+β4SERV+β5INFO+β6ECON+εi (11) 式(11)中，Di代表第i年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两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度，β0为常数项，β1～β6为各变量的回归系数，εi为随机扰动项。 2.变量选取 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由多种驱动因素共同作用。结合山东省实际情况以及已有研究成果，选取耦合协调度作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中，采用农林水支出与农村总人口之比代表政府能力、采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一二产业产值比值代表产业结构、采用专利授权数代表创新水平、采用城乡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之比代表公共服务均等化、采用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代表信息化水平、采用人均GDP代表经济发展水平(如表2)。 表2 耦合协调驱动因素 本文研究2010—2019年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及驱动因素，所有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山东统计年鉴》、《中国社会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部分缺失数据通过往年数据利用插值法计算得出。 由表3可以看出，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由2010年的0.170上升到2019年0.834。具体分为三个阶段，2010-2015年处于稳步提升阶段，2015-2016年小幅度下滑，2017-2019年出现攀升态势。山东省作为东部农业大省，依托人口、经济以及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成为粮食产量连续七年千亿斤以上的粮食主产区，2020年全国首个农业总产值突破万亿元的省份。尤其是2017年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给乡村发展注入了活力，五大领域发展态势明显提升，按照得分大小排序，依次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生活富裕、产业兴旺、治理有效。生态宜居成为五大领域中的“排头兵”，说明化肥、农药零增长行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等一系列政策出台，以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理念深入人心推动了生态振兴发展，治理有效的波动发展说明乡村基层治理还面临着资金匮乏、人才短缺、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等问题。产业发展空间较大，因此还要加强乡村产业集群发展，加大政府财政补贴、银行金融支持、社会资本投资等各多元措施，叠加推进产业兴旺。 由表4可以看出，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由2010年的0.120上升到2019年0.858。除了2018年略有下降以外，处于稳步提升阶段，2019年新型城镇化水平是2010年7.15倍，年均增长率为20.77%。2015年，山东共有14地区入选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地区，位列全国第一。以此为契机，山东省不断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城镇人口结构、空间布局不断集聚和优化。其中，空间城镇化增长跨度最大，经济城镇化紧跟其后，增长跨度也很大。2017年，人口城镇化出现大幅度上升，而生态环境城镇化出现下滑趋势，囿于前期生态破环严重，超出了生态承载力范围，后期环境保护、生态修复不是一蹴而就的，具有时滞性。社会城镇化则波动较大。2017年起，人口城镇化、空间城镇化、经济城镇化逐步成为拉动新型城镇化的主要力量，社会城镇化、生态环境城镇化成为薄弱环节。 表4 2010-2019年山东省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 根据耦合度划分，由表5可以看出，2010-2019年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度一直介于0.483-0.500之间。其中，2014、2015、2019年耦合度为磨合水平，其他年份为拮抗水平耦合阶段。可以看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两大系统耦合度比较平稳，变化幅度小，处于拮抗向磨合的过渡阶段。两大系统间的同步性、关联性还有待加强。 根据耦合协调度划分，由表5可以看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由2010年的0.267上升到2019年0.650，上升了2.43倍。年均增长率10.57%。山东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在2010年为中度失调，2011-2012年为轻度失调阶段，2013-2014年为濒临失调阶段，2015-2017年为勉强失调阶段，2018年扭转两大战略联动效率低的局面，步入了初级协调阶段，实现了从失调到协调的跨越。2019年耦合协调度进一步上升，保持在初级协调阶段。可以预见是，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充分发展，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起效，两大系统耦合度和协调度将稳步提升。 表5 山东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类型与相对发展类型 如表5所示，2010-2012年为新型城镇化滞后于乡村振兴，两大系统发展速度不一致，发展较快的乡村受到发展较慢的城镇的牵制，传统发展模式下，忽视了对资源和环境的要求，片面追求城市规模，长期内制约经济发展，导致城镇滞后发展。2013年，随着新型城镇化概念的提出，打破了粗放式发展的路径依赖，转型为可持续、高质量、协调发展模式。2013-2015年两大系统实现同步发展，2016-2017年乡村振兴滞后，制约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随着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乡村发展迎来新机遇，不断克服当前乡村发展面临的问题，为乡村发展注入新动能。2018-2019年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两大系统再次实现同步发展。 运用Stata13.0软件对2010-2019年山东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的驱动因素进行分析，模型1至模型5为逐个加入解释变量后的结果。回归结果见表6。 表6 耦合协调驱动因素Tobit回归结果 回归结果显示：政府能力10%的水平上正向显著影响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在乡村发展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发挥政府“有形的手”职能进行宏观调控至关重要。政府加大对农业农村、林业水利、扶贫开发等方面的财政支出，提供基础设施、社会服务及各个领域相应的配套支持，有利于促进两大系统协调发展。 产业结构5%的水平上正向显著影响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第三产业发展，加快了生产要素流动，拉动消费，创造就业机会，对于农村来说，依托产业链实现农民收入增加，生活水平提高； 创新水平为负向影响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的因素，显著性水平为1%。说明创新水平不足，没有充分发挥引领发展的作用，山东省应加快促进创新水平质的提升，加大人力、物力、财力投入，为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铺路。同时，将现代科技手段应用于农业生产，为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以及乡村发展提供动力。 公共服务均等化为负向影响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的因素，显著性水平为1%。说明农村公共服务存在的供给不充分的问题制约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公共服务同步供给体现城乡空间正义[22]。“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作为十四五规划提出的目标，也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路径之一，要充分发挥好保障城乡居民生活、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美好生活需要的兜底作用。 信息化水平为负向影响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的因素，显著性水平为1%。说明城乡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制约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城乡信息化融合发展可以弥补农村地理位置闭塞的弊端，应加快农村“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技术发展，建立信息共享平台，推动数字乡村建设，加速实现城乡高质量发展。 经济发展水平1%的水平上正向显著影响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做大“蛋糕”是分好“蛋糕”的前提，农业技术研发、基础设施供给、农业产业发展等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离不开资金支持。因此，坚持夯实经济基础，把经济发展当作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的内在动力。 1.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呈增长趋势，乡村振兴各分项指标中，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短板，新型城镇化各分项指标中，社会城镇化、生态环境城镇化为薄弱环节。 2.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耦合度较低，研究期内多数年份为拮抗水平耦合阶段。两大系统耦合协调水平时序演变呈现稳步向好趋势，从中度失调实现了初级协调，两大系统开始向健康有序方向发展。 3.相对发展水平演化特征为“新型城镇化滞后-同步发展-乡村振兴滞后-同步发展”四个阶段。 4.驱动因素来看，政府能力、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对耦合协调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创新水平、公共服务均等化、信息化水平是阻碍耦合协调的几个方面。 1.完善创新政策体系，扎实推进创新水平。一方面，因地制宜建立农村创新创业政策体系和制度，强化扶持政策保障功能。以农户需求为导向，建立创业创新中心孵化基地，激活农村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创新乡村产业发展模式，加强村集体、企业、农户协作，发展乡村电商、乡村旅游等非农产业，实现乡村产业多元化发展。 2.打破城乡界限，普惠共享公共服务。提升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保障乡村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参考城镇标准施行，实现城乡发展“一盘棋”。尤其要重视乡村教育保障，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完成乡村人才“输血”到“造血”的功能转换，走内涵式发展道路。 3.高质量推进信息化水平建设，实现城乡信息共享。借助“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信息技术，不断提高农民获取数据信息的快捷性以及精确性，缩小城乡间“数字鸿沟”。通过推动政府与各市场主体的合作等措施，减少农民信息搜寻成本，弱化农业市场的时空限制，解决农资采购和农产品流通等环节信息不对称问题，实现农村信息获取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Ux、Uy分别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综合评价水平，参考已有研究[21]，当0<β≤0.9,乡村振兴滞后于新型城镇化；
0.9<β≤1.1,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同步发展；
β>1.1,新型城镇化滞后于乡村振兴。(三)Tobit模型与变量选取
(四)数据来源
(一)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时序特征分析
(二)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分析
(三)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相对发展分析
(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驱动因素分析
根据资源禀赋和当地特色，通过发展旅游、文化、养老、生态等特色产业促进产业绿色转型，推动以农业为基础的农村一二三产业全面深度融合发展。(一)研究结论
(二)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