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丛皞 姜佳奇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通过对中国当代东北劳模报告文学的研究，探析新中国工业“反现代的现代”之路径。中国共产党通过超越封建工业生产关系和泰罗制，完成了工业组织的革命，确证了劳动者的尊严。中国女性劳模作为一代“历史中间物”，在“家庭等级制”的凝视之下进行着艰辛的“心灵革命”。这些精神遗产被新时代玉成为“大国工匠”精神，是新自由主义世界里逆行的勇气。
当代文学劳动是人的存在方式和本质活动，创造了社会和历史。理解劳动和劳动者是进入历史的一种方式。“劳动者”在“革命的20世纪”占据历史舞台的中心。随着20世纪的终结、全球左翼运动的退潮与“后革命”时代的到来，劳动者渐次从时代中心退场。在20世纪的历史中，劳动曾经表征着个体的尊严。劳动者崇高身份的建构与解构和20世纪的思想历史的演进互为表里。对劳动文学书写的研究，有助于突破知识分子和文化思想中心主义的线性历史研究范式。恰恰是中国工业革命及其历史延展将劳动者置于时代舞台的中央，扬弃了西欧工业化大生产初期的弊病，践行了“反现代的现代性”，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现代化之路。
“劳模”是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产物。“劳模”表彰起源于被封锁的红色政权的生产自救运动。20世纪30年代，苏联兴起“斯达汉诺夫”运动。中国的陕甘宁边区，有“赵占魁运动”。1943年11月26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及模范生产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1950年，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劳模制度最终定型。此后的模范表彰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主题息息相关。①比如1956年的“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1959年全国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财贸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全国群英会），1977年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1978年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等所授予的“全国先进生产者”称号和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授予的“全国先进科技工作者”称号。从1989年开始，全国劳动模范表彰只设立“全国劳动模范”和“全国先进工作者”两个称号。对“劳动”展开系谱学的分析，也是对短暂的、革命的20世纪作梳理。有必要首先对“劳动”概念的流变进行分析，以体察堆叠在不同时期“劳动”概念之下的权力碎片、话语碎片。今日的“劳动”与历史上的“劳动”形成了诸多互文关系。
古希腊与古罗马普遍轻视劳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将具体的劳动视作最低级的活动。早期基督教的《旧约圣经》产生于处于劣势地位的以色列人中间，认为努力劳作可得到上帝的嘉许。韦伯的新教劳动天职观就源自这里。
西方近代工业的发展，劳动从目所能及的具体劳动，转变为资本统治着的、现代意义上的抽象劳动，古典政治经济学由此诞生。
亚当·斯密首创了劳动价值论，劳动成为衡量价值的方式，是价值得以交换的前提和尺度，是国民财富的源泉。他将劳动区分为“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前者即使财富增殖的劳动，后者即如家仆的劳动。亚当·斯密认为劳动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颇具苦难色彩。黑格尔一方面受亚当·斯密的影响，承认劳动创造物质财富和满足人的主观需要的“经济学”意义；
另一方面又首次提出劳动本质和劳动主体的人的观念。发展了劳动的抽象性和精神性价值。
马克思则将劳动从抽象的精神运动中解放出来，认为劳动是人通过与自然进行的物质交换过程确立的自身生存发展的基础，它创造了世界、人本身，以及人类社会和历史，由此也成为人区别于动物且彰显自由本性的重要标志。人只有全面掌握了历史发展的规律，让劳动成为人自由发展的基础和前提而非简单的追逐财富增殖效应，警惕和克服劳动中异化的倾向和处境，才能真正的从“必然王国”踏入“自由王国”。
韦伯在马克思之后提出了“劳动天职观”，认为清教徒勤勉于资本积累、并不在享受中沉沦，是宗教天职观使然。韦伯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对工具理性侵蚀个人自由的悲剧性展望，对认识当代思想状况都具有建设性。
鲍德里亚批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解依然停留于资本主义的逻辑，“自由王国”不可避免地是劳动王国和工业王国。工业是一只巨兽，无论是泰罗制还是社会主义工业，或许在工业门类日益齐全、水平日益精进之后，更高水平的工业化，而非多向度的人，才是唯一的合理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诞生于无产阶级革命在整个欧洲的溃败。西方马克思主义“劳动”问题的表述也透露着消极倾向。
卢卡奇把劳动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原始形态的劳动，需要工具性中介；
另一种则是泛指人们的其他社会实践，需要动用社会关系，也即非工具性中介。“非本质化”的有关劳动的解释显然是暗含于资本主义社会分工的框架之内的。
哈贝马斯、马尔库塞也将劳动所指涉的范围窄化。他们的理论亦深陷于晚期资本主义的泥淖中，劳动被搁置一旁，像“单向度的人”一样被碎片化、原子化，或干脆被指认为大工业生产的“帮凶”。在革命的20世纪激起千层浪的广大劳动者生而俱来的荣光，一时分解殆尽、烟消云散了。
世人对待劳动的态度体现背后不同群体的权力关系，以及不同群体的历史浮沉，投射着工业巨兽阴影之下人的生存状态。比如，马克思将“无产阶级”与“劳动”紧紧联系在一起，宣示着20世纪作为“革命的世纪”的到来。“劳动”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可向历史拷问出更多的细节。通过研究劳动者的报告文学，探究一个个鲜活的劳动个体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历史的侧面会更加丰赡。
中国现当代文学对劳动模范的普遍关注和书写，是从中国共产党在东北解放后接手城市和工业开始的。
《开国劳模马恒昌》是根据我党树立的早期劳动模范马恒昌的真实经历创作的。作品描绘了在1946年4月我党接管沈阳之后，马恒昌如何从一个对新生政权不了解和误会的工人，在以刘斌为代表的第五机器厂的党员领导和新观念的教育下，认识到劳动是为自己负责，并最终成长为新时代优秀工人的故事。马恒昌对解放军、共产党基层政权情感建立的过程，也是城市人际关系秩序与逻辑重构和重组的过程。伪满洲国时代的雇佣劳动的经济依附关系，变成了劳动者在劳动中创造自我生活和意义的价值生产过程。
1958年，草明创作了以鞍钢劳模孟泰为主人公的报告文学《老英雄坚守在高炉上》，这篇报告文学最微妙的部分是孟泰在日伪时期和新中国不同表现的对比，以及发生转变的缘由。“一九四八年，看见八路军来了，他们和和气气，把他们的白面拿出来做面汤和我们大家吃，又抱起工人的孩子问长问短”①草明：《老英雄坚守在高炉上》，《草明文集》第5卷，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版。，以及厂长和党委书记的“以厂为家”改变了他原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这两部作品体现了新中国的工业组织革命给新中国工人带来的心理认同和政治认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早期经验多集中在农村，农民政治认同感的建构方式主要是依赖土地利益和阶级情感，这种方式在城市和工业生产领域却不易复制。马恒昌在伪满时代已经是高端的技术工人——“大票”，他们依仗自身掌握的技术，通过组织老乡会、把兄弟等小团体，与管理者形成了比较巧妙的制衡关系，具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和主体地位。他们不可能拥有农民那样的阶级觉悟。因而，当时动员和改造城市工业领域的工人更侧重于心灵变革的“中间地带”的革命。
劳模报告文学中新型劳动对封建工业生产关系的超越，还体现在劳动保护和工人福利等一系列问题的解决上。全国劳动模范施玉海曾是伪满煤矿的工人。伪满在煤矿推行“人肉开采”的模式，重大事故频发。1947年6月煤矿解放后，施玉海牵头改善了落后的采煤方法，提升了生产的安全系数，并向全国发起了“施玉海运动”，也即煤矿安全生产运动。这很好地阐释了新中国工业中的“人情味”“人道主义”的政治来源。
近代中国工厂中，“把头”“工头”“管工”掌握着工人的命运，工人的地位低下。东北的矿场中，经过层层盘剥，工人到手的佣金所剩无几。遇到“把头”家中办红白喜事，矿工还需前往送礼。工厂几乎没有配套的食堂、医疗、幼儿园等设施。可以说，没有与工业进步同步的全方位社会革命，没有组织与观念上的革新，近代工业只能停留在一个低端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层次上。
这种模式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还通过劳模报告文学展现出对泰罗制的超越。不仅有异于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生产关系，更与苏联道路有所不同。
欧洲近代工业文明催生出的哲学，关注工业社会对人的控制。美国工程师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罗是19世纪末工业社会的典型人物，他在“走路时数脚步，在进行各种活动时计量时间，为寻求‘效率’而分析自己的工作”①［美］哈里·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20世纪中劳动的退化》，方生译，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84页。。他声言创造的管理方法，是“通过控制在工作过程中作出的决定来控制工作”，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开。列宁辩证地指出了泰罗制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另一方面是一系列最丰富的科学成就，即按科学来分析人在劳动中的机械动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动作，制定最精确的工作方法，实行最完善的计算和监督制等等。”②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1918年3月—4月）》，《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1页。
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开展的“斯达汉诺夫”运动强调工作效率。“马钢宪法”的特点是一长制、专家治厂、科层管理、经济核算和劳动竞赛，其中有列宁盛赞的、明显的泰罗制成分。
195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破裂之后，毛泽东提出要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鞍钢宪法”破土而出。“鞍钢宪法”是对“马钢宪法”的反叛和超越，以群众运动的浪漫主义的狂热取代了苏联式的理性主义。它的核心是“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技术人员、工人、干部实行结合。不论实际作用是否达到预期，都不可否认它是人民民主的尝试。精英立场的、新自由主义式的、为大工业生产、泰罗制或专家制的“合理性”“控制论”的立场，忽略了尊严感和主人翁意识对普通公民的意义，不认同工人有参与技术革新的权利和能力。研究劳动者个体的物质生产与精神层面的细节，才能力避种种意识形态迷恋，感受到中国式工业道路在精神与工业实质上的双重成就。1959年报告文学报道了全国先进生产者张甲禄，他是沈阳电缆厂工人，被业界称为“土专家”。新中国成立初期，尽管有苏联专家的技术援助，张甲禄还是努力学习专业知识，带领工人进行技术革新。
新中国工业对“泰罗制”的超越，是因为超越了“封建制”的工业生产关系，构建了城市的新伦理，培养了群众对共产党政权的情感认同。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广泛的精神革命对于后世中国人的影响实在难以估量。但这样的实践是否也是低水平工业生产条件下的权宜之计，在复杂的历史情形之下已无从评判。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私有制是人类一切不平等的根源，消灭私有制是实现女性解放的前提条件。实现女性解放有两个途径，一是女性参加社会劳动，二是家务劳动的社会化。新中国无疑实践了这种马克思式的妇女解放，并取得了惊人成就。越来越多的女性走进学校、工厂，掌握了作为权力象征的知识和技术。而家庭中的性别等级制问题，是无产者妇女获得解放的最后一道屏障。西方女性主义所致力于解决的也是这一基本问题。正如詹姆逊所言：“在历史上，一切等级制形式最终都总是基于性别等级制，基于家庭单位的建筑区，这清楚地表明了女性主义问题与马克思主义问题之间的真正结合点，不是对抗的结合点，而是女性主义规划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规划汇合、共同面对同一困境的时刻，即如何想象乌托邦。”①［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詹姆逊文集》，《新马克思主义》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5页。无论是哪一种模式的女性解放，女性都无法越过这样一道关卡：在与家庭制、父权制和夫权制的较量中摆正自身的位置。自上而下的、马克思式的妇女解放起效迅速，自妇女心灵而外的、从细微处生发的、针对性别等级制的革命，却道阻且长。
1935年蔡楚生导演的《新女性》中，女工阿英梳着短发，穿着深色衣衫，粗壮有力，是“去性别化”的。许多人认为，与韦明相比，阿英才是本片寄寓真正希望的新女性。影片中对韦明不怀好意的、阉寺性知识分子王先生，在阿英的殴打之下毫无还手之力。阿英的生理性别是女性，举止却是男性做派且能打败男性。这是早期左翼电影对女性的工人的想象。在被物化、被赋予消费意义的女性躯体之外，女性工人形象并没有更恰当的定义。女性劳模是被“创造”出来的，她们的身体即是创造的媒介。“事实上整个20世纪中国革命实践，都倾向于把妇女解放作为整个民族解放和阶级运动的现代化议程的统合而非分离的部分。”①贺桂梅：《延安道路中的性别问题——阶级与性别议题的历史思考》，《南开学报》2006年第6期。女性工人作为另一个性别的复写，与男性共同汇入了革命和工业建设的洪流之中。
田桂英在1950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是新中国第一批9名女性火车司机中业务水平最高的一个，她克服生理和文化水平的限制，创造了诸多奇迹。1951年，以她为原型的电影《女司机》上映。电影中记录女工从事了一天的铲煤训练之后，队长问累不累，女工回答不累，因为如果说累，她们就会失去成为女司机的机会。
辽宁女劳模尉凤英，只在夜校里学了些文化，却凭着钻研精神，实现了一百余项技术革新。怀孕的时候担心领导会照顾她，特意穿了一件肥大的衣服，直到生产大家才得知。坐了月子就又回到生产一线。产假期间又提出了6项技术革新。这些记叙，被认为是对女性生理特异性的漠视。20世纪，作为一代“历史中间物”的女性劳模，正在进行一场心灵革命。
探究两位女劳模的经历，可以发现这种“男女都一样”有两个侧面。其一是对性别特异性的掩藏；
其二也是更重要的，就是作为“心灵革命”载体的历史中间物——新中国的女劳模如何以一己之身穿梭、挣扎，最终为自己和后世的女性确立自身位置。
无论是田桂英还是尉凤英，她们的选择是坚定的。或者说，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在争取自身权益的路上，并没有放弃的资本。比如，马恒昌有选择是否配合共产党工作的权利。而女性劳动者却仿佛是坚定的理想主义者，她们横空出世，行走在注定功成的道路上。田桂英顶住来自传统，或者是父权秩序的压力。尉凤英则承受着丈夫的不满。作为一个“历史中间物”，尉凤英并不能完全放弃作为妻子和儿媳妇的责任。毕竟，新中国初期，并没有条件实现马克思所说的“家务劳动社会化”。退休之后的尉凤英开始“相夫教女”，弥补曾经对家庭的亏欠。即使是这样一位闻名全国的女性劳模，依然无法摆脱对自身固有的“相夫教子”责任的认知。或许，妇女解放的革命须得更为彻底。家庭性别等级制，是新中国的工业建设不太可能触及的方面，因为这关涉着社会基本单元——家庭的稳定。如果对家庭性别革命过于倚重，工业建设的后方就难以保证。
美国学者贺萧研究合作化时期的妇女记忆，得出结论“妇女进入公共空间——通常被描绘成是脱离黑暗而进入了革命的光明——带上了自身的阴影”①［美］贺萧：《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张赟译，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 120页。。贺萧所言的自身阴影，大抵是指父权/夫权秩序、家庭责任的牵累。贺萧的质疑是资本主义式的、拜物式的思考方式，缺少了对中国妇女解放的理解、同情的精神向度，它拒绝了中国式的革命浪漫主义。社会主义式的自上而下的妇女解放，是迅速且卓有成效的手段。这种“阴影”，或者说只是“历史中间物”的犹疑与彷徨，或许可以留待工业化的进步来驱除。这一代女性劳动者为荫蔽后代女性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她们一力承担了社会主义工业与家庭性别等级制的共同要求。这种饱含理想主义的能动性不应简单地被“权力”概括。工业进步可以对妇女解放有所促进，后世人终将铭记中国劳动妇女在这场漫长革命中的贡献。
今日的中国，正处在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的转捩点上，产业转型的步伐也在加快。20世纪以来，人们领略到了工业的威力，并证实了，只要身处具有对抗性的国际政治经济空间之中，除了发展工业之外，并没有其他路径可供选择。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产业的升级与精神的变迁共同进行。
选择走什么样的工业道路，直接关涉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能否超越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的范式，更关涉着社会主义的未来。后疫情时代，影响过一代代中国人的、资本主义后工业社会的神话几乎被逐一击溃，后工业时代的弊端亦显而易见。对于东北老工业基地而言，“大国工匠”有着悠远的文化精神意义，它所关涉的劳模精神的“恒”与“变”，直接表征着昨日和明日。
从“恒”的层面上来看，“大国工匠”精神是对工业时代东北劳模精神的回响。在消费主义时代，人们与“劳模精神”相隔千重山。那种与利己心丝毫不相干的理想主义精神，早就难以为物质丰盈时代的青年人所理解。“大国工匠”直接从社会主义的激情年代而来，重新尊奉了普通劳动者的地位。劳动者不再是被中产阶级遮蔽的“劳动力”，而是可以通过对业务的熟练获得尊重的、有技能的“工匠”。“大国工匠”同“鞍钢宪法”似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技术不仅仅是工程师、高学历者的专利，更应该属于普通技术工人。“鞍钢宪法”对脑力劳动/体力劳动之差别的弥合，在“大国工匠”处又可见一斑。《新时代产业工人的“大国工匠”》叙写了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的新时代劳模吴宏立的成长历程。他的成长与成功经历了从以“体力劳动”为主的阶段到以“脑力劳动”为主的阶段的跨越式发展的过程，彰显了精神素质与劳动技能的综合功能统一性。吴宏立的成长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和中国不断提高科技水平，攀登尖端技术高峰，由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的选择和历程是同构的。在这个历程中，不仅知识技能的纯科技的素质在起作用，而且敬业、稳重、勤劳和耐心的精神品质起的作用更为显著，成为人与技术不断成长和发展的精神动力。渗透着甘于奉献、刻苦专研的精神素质和人格力量，凝聚着工人阶级劳动、奋斗和创造的优良美德，化为自我和社会生长壮大的本质性的内在力量的实践效应，成为手工业为主的农业精神在工业时代的优良传统和宝贵遗产。
“大国工匠”这一概念，主要是从新中国之初工业建设的遗产中汲取资源，充分给予每个劳动者以尊严和地位，同时又立足于传统的沃土，培植“匠人精神”，并根据时代语境做出细微的调整。“大国工匠”具有对抗性和质询性。它自觉对抗消费时代对物质的追逐崇拜，对抗中产阶级审美标准，对抗对劳动本身的轻视。它的质询性在于，“大国工匠”所依从的现代性路线，让有温度有热血的理想主义者来操控机器，基于这种精神创造新时代的奇迹。因此，强调“大国工匠”某种意义上可视为是对后工业时代的反叛和超越。《青春铸就钢铁之翼》中，辽宁沈阳的中航工业集团的“80”后方文墨，年纪轻轻就已经是航空工业的首席技能专家。他能加工出车床都很难达到的精度，“0.003毫米加工公差”被称为“文墨精度”。精益求精与完美主义达到的高度和可能性诠释了工匠精神最为核心的价值内核。由他和他的班组车出的零件，被用于歼-15舰载机上。大工业生产背景下，手工固然逐渐被机械所取代，但这种蕴含着才气和灵感的某种超越性的“人的能力”是可以超越“机器的能力”的，超越标准化和大规模的生产方式所达到的维度，昭示了人的精神力量和技术能力在高科技创新中的贡献度。在“大国工匠”这一定义之下，劳动/技能成为个人参与民族国家建设的方式，劳动者将技术汇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这是今日工业战线上的一种新动员，是劳模精神的“恒”与“常”。
从“变”的层面上来看，新时代“大国工匠”精神与劳模精神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国际环境的变化上。当中国融入新的、“全球化”的国际规则的时候，工业生产结构也必然发生变化。实业兴国——在新自由主义金融霸权的今日更是如此。发展实业，不仅关系到人民生活水平，更关涉着民族国家在全世界的地位。“大国工匠”的评选，是具有动员意味的活动。“动员”不仅是社会主义的特色，它也契合着中国传统的“群”的概念，是将个人的价值融入集体价值中的一种视角，标识着集体主义理想的复归。《而今迈步从头越》中，黑龙江省中国一重集团首席技能大师刘伯鸣在核电大型锻件领域填补了技术空白，攻克了技术难关，打破了大型锻件依赖进口的局面，为中国重工业赢得了国际话语权。刘伯鸣的付出与成就的背后是技术创造和国家强大的宗教般的虔诚，这令人折服的责任感与专注和敬业是大国气度和风范的题中之义，也体现了泱泱中国由大国向强国迈进。可以说，技术创造本身就熔铸了改革开放艰难的精神历程和民族复兴最生动的时代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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