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包容视角下“老漂族”的数字融入研究

黎昌珍, 饶玲瑜

(广西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4)

据统计,我国流动老人的规模正逐渐扩大,该群体的社会融入问题备受关注。而信息时代的数字融入,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城市融入的适应速度和满意程度,已成为社会融入的关键一环。但城乡数字资源失衡、适“漂”化建设相对滞后、家庭数字支持缺位、参与行为缺乏正向引导等,成为该群体“漂而难融”的主要制约因素。如何破解其数字融入的难题,让“老漂族”们也能乐享信息科技,是学术界值得重点关注的一个问题。本文试图从“数字包容”的视角出发,以贯彻核心理念为着力点,借助螺旋动态模型,力争厘清数字融入的内在逻辑,找准破解之道。

(一)“老漂族”

“老漂族”也称随迁老人、进城老人,特指年龄在60岁以上,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流动老年人。社会以年龄结构和空间动态为参考依据,将其形象地称为“老漂”。迁移行为的原因复杂多元,隔代照料、城市养老和劳动务工构成了老年人流动的三大主要拉力,其中“隔代抚养”是第一拉力,占比最高。关于“老漂族”的群体分类也不尽相同:一是根据个体特征,卫健委流动人口司认为流动老人是由劳动迁移者、失能迁移者、健康退休迁移者和家庭供养迁移者四类人群构成;
二是根据迁徙目的,将其划分为务工经商型、照料子代型和休闲养老型三类[1];
三是基于归属感知和留存意愿,分为完全认同型、继续认同型、认同制约型和认同失败型四类[2]。

尽管细分群体间存在着异质性,但学界普遍认为该群体具有以下特征:一是“被动式迁移”。不同于一般流动人口基于谋生发展的内生性动力,“老漂族”的流动行为颇具家庭使命感,支持子代、凝聚家庭等利他性因素使其被动卷入家庭化流动的进程之中[3]。二是“漂而难融”。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经济融入不再成为社会融入的首要制约因素,而城市融入是一个持续动态的过程,鉴于主体适应能力和家庭社会支持等多重制约,心理融入、数字融入等已成为“老漂族”再社会化的新难点[4]。

(二)数字包容

数字包容也称“电子包容”,作为“数字排斥”的对立引申概念,最早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旨在解决数字鸿沟的问题[5]。日本于2000年发布《全球信息社会冲绳宪章》,明确了数字包容的原则,即全民参与、全民受益。国际电信联盟(ITU)认为,“数字包容”特指社会成员全面享有的信息通信技术使用权。2006年“数字包容”一词被欧盟正式引入,逐渐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6]。数字欧洲咨询小组将“数字包容”定义为:信息通信技术在社会各界的广泛应用以促进权力平等、全员参与、成员受益的良好局面,从而消除数字鸿沟带来的参与程度上的差距[7]。综合以上,“数字包容”的一般定义为:以信息技术的全面渗透、参与权利的全民平等、多元创新的全力支持为核心要义,旨在推进数字融入,弥合鸿沟差异。数字包容的内涵有三个方面,一是涵盖信息通信技术(ICT)在内的各类新兴科技的普及和使用;
二是社会公民的数字参与,强调一视同仁的数字赋权和权利保障;
三是数字素养的全面提升,以社会公共服务为重要载体,开展数字培训,鼓励创新应用。数字包容的核心理念为全面参与、全民融入;
信息资源是基础载体,数字使用是重要手段,权利赋能是必要保障,全民融入是最终目标。坚持“数字包容”的理念,鼓励全体公民把握数字化趋势、学习数字技术、提升数字素养,有利于实现数字融入的理想目标。

(三)数字融入的螺旋动态模型

Ana等学者在2018年创造性地构建了“数字鸿沟的综合测量模型”[8]。该模型由“数字鸿沟”“数字参与”和“数字包容”三部分构成,意图解释正是由于数字鸿沟的存在,影响了人们数字化的初次参与和持续参与行为;
为破解这一困境,社会急需营造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数字环境,以实现动态调适、持续深化的数字融入目标。据此,一个理想状态下“数字包容”的动态模型,即数字融入的螺旋动态模型应运而生。该模型描述了数字融入的理想状态,旨在构建一个人人平等、全员参与的数字社会。同时Ana等人利用数据对该模型进行了二次分析,验证了模型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作者认为数字融入总体是一个螺旋上升的动态过程,包括5大关键环节(见图1)。

图1 Upward spiral model of E-inclusion(原模型)

Force(外部力量)是指影响人们数字参与和融入的积极动力和消极阻力,既包括电子设备的普及、友好包容的社会环境,也包括公共服务的城乡差距;
Resource(社会资源)涵盖满足大众需求的数字化供给、素养培训和信息服务等;
Access(主动接受)、E-acceptance(电子参与)、E-inclusion(数字融入)均属于主体行为,从“意识—行为”的逻辑来看,这三大环节描绘了人们从“认同”到“参与”再到“融入”的调适过程。5大关键环节表明数字融入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为克服数字鸿沟带来的阻力,既要统筹资源,又要强化激励,以促成数字融入的循序渐进。

近年来,有关“老漂难融”的社会现象层出不穷。据报道,进城老人因异地身份无法就地申办低保救助,必须返回原籍才能办理;
父辈原先是村里的社交能手,进城后却不愿出门、拒绝社交;
网络购物和短视频成瘾的背后,随迁老人占比不小……诸如此类的新闻让人在唏嘘之余,不禁反思数字时代随迁老人的融入是否陷入“先天不足,后天吃力”的尴尬困境。

(一)困境解读

1.“先天不足”——参与有限与参与被动

“老漂族”在迁移之前不少属于农民身份,2021年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发布的《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中国乡村数字素养调查分析报告》,农民数字素养得分仅18.6,比平均值低57%;
老年群体的数字素养为14.2,比平均值低64%;
农村老人的数字素养状况堪忧。《2021年中国银发经济洞察报告》指出,仅有0.9%的农村老人经常上网,大部分农村老人没有使用互联网的习惯。来自农村的“老漂族”在迁移前的触网比例偏低,数字化参与相对有限。

相关研究表明,“老漂族”在疫情的倒逼机制下被动“卷入”数字融入的快速进程中。从2021年9月社科院发布的《后疫情时代互联网适老化研究》来看,与疫情前相比,该群体中微信支付的认证用户和使用频率大幅增加,信息娱乐能力也有所提升。但在报告的访谈调研中发现,多数家庭的子代认为老年父母无需主动掌握数字技术,并愿意代劳为其完成智能操作;
同时,对于“双漂型”老人而言,只要其中一位老人能较为熟练地使用互联网,另一位老人就可以不再学习数字应用。由此可见,信息时代随迁老人的数字参与更多呈现被动姿态。

2.“后天吃力”——习网不畅与用网不当

“老漂族”顺利搭乘城市化的快车,从农村逐渐转场到城市,但似乎未能赶上信息化的快车。庄曦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市移民的互联网社会支持》中指出,互联网时代“老漂族”对信息支持的需求位居第一,占比61.1%,其次才是情感、陪伴等心理支持需求。相比于瑞士、荷兰等西欧国家较为完善的“网络无障碍法规”,直到2020年底工信部才首次出台了网络应用的适老化行动方案。此外,相关数据表明,近六成的老年人在手机应用中面临字体不清、求助无门、不懂规则等现实困难;
在遇到此类问题时,近半数老人因操作麻烦而选择直接放弃。部分随迁老人表示,在向家人请教手机使用时,会遭受自我否定、信心打击等挫败感。长期以来,信息支持的缺位无法满足“老漂族”的数字需求,降低其投身数字学习的积极性。

由中山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中国老龄产业协会等机构在2021年12月联合发布的《2021智慧助老模式观察报告》中,发现近八成老人每天的手机使用时长超过三小时。而在居家隔离的疫情期间,上网时间和网络依赖明显增加,“老漂族”逐渐演变为“老宅族”。例如,他们在购物平台上每天按时在线打卡签到,领取和完成任务,以赚取一定的奖励金。同时辗转于各大“助力群”,分享链接,相互点赞助力。抖音、快手等短视频推出“极速版”,定位瞄准银发群体,以观看视频累计时长为依据奖励红包返现,受大批随迁老人的转发点赞和长期使用。类似的用网习惯已成为该群体的社交符号和基本共识,网络社交在调动参与积极性、丰富数字体验的同时,也伴随着以下隐患:一是“老年网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容易引发视力下降、头脑昏沉、反应迟钝等慢性疾病;
二是短视频内容质量良莠不齐,观点的快速输出和繁杂的网络舆论不利于引导“老漂”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三是“挤出效应”,即该类重复机械的单向社交挤占了其他社交活动的时间和精力,尤其挤占了浏览时事、查阅资料、技能学习等积极健康的方式,易产生对数字参与的认知偏差。

(二)原因剖析

1.参与有限:城乡数字资源和服务参差不齐

“老漂族”的迁移流动实质上是一种再社会化的动态历程,其中数字参与的再社会化需在乡村和城市两大场域中完成。从乡村场域来看,尽管互联网、宽带网络等硬件设施已逐步实现行政村的全覆盖,但面向老年人的数字教学尚未得到推广和落实,导致有网却不会使用的老年“网盲”占比不小;
同时,乡村的信息环境“氛围感”不强,村民的家庭信息化多停留在数字电视、无线宽带等浅层次的使用层面,是否参与数字应用,在这个熟人社会里显得无关紧要。而城市场域的数字服务资源明显多于农村,但应用范围广泛并不代表主体面向的全渗透,“老漂”们在医疗报销、福利申请等业务上会因异地身份而遭受拒绝,说明在该群体适应城市数字再社会化的过程中,仍存在数字支持补位不足,具体表现在需求响应不够精准、数字服务公共性不强、城乡资源整合不当等方面,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数字参与的广度和深度。

2.参与被动:适“漂”化建设相对滞后

相比于日本覆盖公共空间和公民家庭较为完善的老年数字服务,我国的老年数字治理尚处于起步阶段,面向全体老年人群的兜底保障和基础帮扶不足。针对“老漂族”等特定老年群体的权利保障机制仍存在很大的改善空间:一是政府层面的立法不完善,如主体资格和法定权利的界定模糊,对数字弱势群体的保护缺位;
二是社会层面的“老漂友好型”环境缺乏,从流动人口的管理来看,尚未构建流动老人的信息数据库,无疑加大了部门协作、动态监管和政策更新的执行难度,使得“老漂友好型”社会的构建进度缓慢,收效不佳;
三是社区层面的“助漂”支持无力,助老服务多以内容形式分类开展,而忽视了服务对象及其数字需求的异质性,导致随迁老人在社区的服务体验中显得被动和无奈。综合而言,适“漂”化建设的相对滞后已成为该群体数字认同的一大阻碍,极大降低了数字参与的自主性和积极性。

3.习网不畅:家庭数字反哺的缺位

农村家庭中年轻劳动力大量外流的现实,造成了家庭早期对流动老人的支持缺位。在随迁后期,老人往往以“后备军”和“补位人”的身份进入到子代的核心小家庭中,使得此时的家庭不像是颐养天年的享乐主场,更像是完成代际使命的临时转场。儿女们一方面承受着城市融入的压力,另一方面肩负着子女抚养的责任,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角色转变后的父辈们的数字需求。子代更关注父辈们对于城市家庭生活的适应速度和隔代照顾的分担能力,未能充分地给予父辈在数字化适应层面的辅助和激励[9]。据统计,超过九成的老人会向子女请教手机使用。因此,家庭是反哺机制发挥作用的核心阵地。然而,在有限家庭资源的让渡分配中,子代会秉持“下位优先”原则,优先满足其子女的需求和利益[10],使得资源的流动倾向严重失衡,导致“老漂”们难以获得充分的家庭支持,反哺作用也随之失效。

4.用网不当:数字参与行为规范的缺失

在“老漂族”数字素养偏低的情况下,盲目鼓励其投身网络参与而不加以正向引导,容易造成物极必反的效果。例如,当前短视频推出的“极速版”,以观看视频赚取现金的形式吸引众多随迁老人花费大量时间刷视频;
部分“分享助力群”逐渐沦为“谣言散布群”和“舆论发酵群”等。产生此类现象的原因如下:一是当前我国对老年数字行业的监管不力,尤其体现在对入驻平台用户和发布内容的认证、审核上缺乏统一的评判标准和督查机制;
同时,在上网时长的约束上,国家已意识到青少年群体的网瘾问题,要求各大平台推出“青少年上网模式”,强制性限定每日上网时长,而针对老年网瘾问题,目前还未出台相关规定。二是面向随迁老人健康上网的正向引导极其匮乏,对“老漂族”是否具备明辨是非的网络甄别能力的重视程度不高,当前仍停留在对老年网络防骗宣传的初始阶段。

为破解“老漂族”身陷“先天不足,后天吃力”的尴尬困境,数字包容的两大核心理念——全面参与,全民融入,提供了一定的方向指引(图2)。“全面参与”强调参与形式的多元化、增进参与的自主性;
“全民融入”则从社会数字融入的整体性出发,秉持“不让一个人落下”的原则,鼓励各群体的深度参与行动。家庭是随迁老人数字行动生成和践行的核心空间,家庭场域理应成为改善困境的着力点:对内强调代际反哺,对外统筹社会资源,内外兼顾,形成合力,以此推进全面参与。同时,从主体本位角度出发,遵循“意识—行为”的逻辑,由内到外,以意识面向的“认同”有序激活行动面向的“深化”,改善“老漂族”数字融入的相对弱势地位,进而助力全民融入。

图2 数字包容视角下困境破解的逻辑要义

“老漂族”如何在数字融入的进程中突出重围,数字包容的理念指出既要内外兼顾促进合力构建,也要由内到外助力内力激活;
而螺旋动态模型(图3)在强调统筹资源、强化激励的前提下,精准定位融入过程的动态环节,创造性地将融入难点转化为关键节点,是对当前困境破解的有力回应。在包容理念的积极响应下,结合我国的国情环境和本文研究的具体语境,可将螺旋动态模型进一步细化解码:从家庭场域出发,对内强调“代际激励”,对外注重“资源整合”,共同助力“合力构建”;
从“老漂族”主体本位出发,以认知强化塑造行为持续,形成从“数字认同”到“数字参与”再到“数字融入”的关键路径,在前述环节的基础上,以“内力激活”助推融入深化。五大环节动态推进“老漂族”数字融入的循序渐进,为困境改善提供了更具针对性的破解对策。

图3 数字融入的螺旋动态模型(笔者调整)

(一)代际激励:强化家庭支持,鼓励数字反哺

家庭是“老漂族”数字化启蒙教育的第一场地,也是数字化运用和创新的核心阵地。研究表明,“后喻文化”已成为代际互动中的新风向,即长辈向晚辈请教网络技术已成常态[11]。相对而言,中青年人拥有的数字资源更为丰富,数字素养和创新能力更胜一筹。基于责任伦理和“以强济弱”,晚辈对随迁老人的数字反哺成了义不容辞的责任,理应拒绝再扮演“老漂”们的数字代理者,而是真正地“授之以渔”,传递积极的网络使用观念、耐心讲解常用智能技术,从帮助随迁老人学习使用智能手机开始,引导他们尝试网络社交、在线购物和网上办理业务,为他们在新环境下的数字参与奠定良好基础,向后期的数字顺利融入迈出关键一步。

(二)资源整合:突破地域限制,协调城乡资源

2021年2月,威海、雄安等地率先开展居住地申办低保等社会救助试点工作,随迁老人在异地的社会救助和福利保障得到进一步落实。同年9月,国家医保局颁布了《关于开展门诊慢性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试点工作的通知》,将5个群众需求大的慢性病纳入异地结算的试点范围。当前迎来了突破地域限制的利好局势,未来仍需协调城乡资源:一是加快异地医保报销网络一体化建设,为流动老人做好异地就医、跨区养老提供有力支持;
二是力争破除区域壁垒,将“老漂族”纳入所在社区的统筹管理中,在社区医疗、休闲娱乐、养老服务等方面享受与本籍老人同等水平的服务[12];
三是构建随迁老人的数据信息库,实行动态管控,推进全国职能部门的信息共享、更新同步,以破除随迁老人自由使用数字资源的壁垒。

(三)数字认同:克服数字恐惧,稳推认同学习

针对“老漂族”的科技恐惧,可以采取逐级策略,以“过渡性培训+终身性学习”的形式稳步推进“老漂族”的数字学习,激发其使用和参与的能动性。其中,“过渡性培训”,旨在构建数字社区认同的缓冲地带;
“终身性学习”,力争积极促成城市数字使用的常态化。随迁初期,主要由所在社区或居委会承办,以数字社区认同为起点,开展网络使用的学习观摩、物业智能设备的操作解说、数字社区的宣传认知等多种活动,减缓城乡数字差距带来的强烈冲击。在过渡期后,秉持数字教育理念,利用公共服务空间和电子信息设备,如老年大学、城市图书馆等场所,为其提供数字化基本学习培训,包括网络使用的基础操作,出行、购物、业务办理等常用生活服务的线上办结,帮助“老漂族”克服科技恐惧的心理,培养乐于学习、勇于尝新的数字使用理念和习惯。

(四)数字参与:落实数字赋权,保障有效参与

“数字赋权”最早出现在尼古拉的《数字化生存》中,被认为是数字化发展的本质[13]。近年来,联合国又将“数字人权”列为“第四代人权”,旨在保障数字权益,消弭数字鸿沟。针对“老漂族”的数字融入难题,首先应当以完善立法为突破口,明确责任主体及其数字权利的界定,尤其要落实该群体在过渡期的异地权益保障问题,切实解决后顾之忧。其次是积极引导老年数字行业的发展方向,以“老漂族”的实际需求为导向,鼓励开发适应性、定制化的数字应用,同时加强行业监管,制定健康合理的行业服务标准,实现数字诉求的精准回应、服务质量的有效保障、数字参与的落实优化。

(五)数字融入:拒绝“数字强融”,保留温情空间

2020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实施方案的通知》后,全国多地积极响应,在线下保留现金结算和人工办理的服务项目,为老年数字融入开设“绿色通道”。这一举措是国家尊重老年群体,避免“数字强融”的良好开端。为“老漂族”的数字融入提供喘息空间,理应成为构建“老漂友好型”社会的必要举措。一是增强社区的包容性,以志愿服务、物业慰问等形式开展对随迁老人的访问关怀,认真听取意见反馈,积极解决相应问题,增强其社区适应性。二是鼓励互助帮扶,由相关部门牵头,委派融入适应能力强的“前辈”帮助随迁“新成员”,成立互助小分队,以经历相似的经验分享创设缓冲空间,为其顺利完成数字融入保留一份温情。

数字融入已成为检验当下社会融入成功与否的新增指标。对身处信息时代相对弱势地位的“老漂族”而言,当前的数字融入是一场巨大考验。在城乡数字资源失衡、适“漂”化建设相对滞后、家庭数字反哺缺位和老年数字行业监管不力等多重因素制约下,“老漂”们在数字融入的进程中面临着参与有限、参与被动、习网不畅和用网不当等难题,加剧其在数字融入方面深陷“先天不足,后天吃力”的尴尬困境。为避免随迁老人在融入进程中沦为“数字遗民”,本文积极响应“全面参与”“全民融入”的数字包容理念,兼顾数字融入的内外合力,在借助数字融入的螺旋动态模型的基础上,分别从合力构建和内力激活面向,进一步提出强化家庭代际支持、整合城乡数字资源、稳步推进数字认同、落实保障数字赋权、保留包容温情空间的具体对策,循序渐进地助力该群体的数字融入,以期真正实现城乡数字建设的成果惠及“老漂”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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