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尼采思想的哲学心理学分析

徐献军

(同济大学 人文学院, 上海 200092)

尼采是现代哲学史上最深刻的思想家之一。与绝大多数哲学家不同的是,他的思想给读者留下的难以磨灭的印象是:充满悖论、模棱两可、思维跳跃、直截了当、意象凄美。换言之,大多数哲学家是用理智进行写作,而尼采是用情感来写作。他的人生,与他的哲学一样充满了矛盾:他是牧师的儿子,却成为最著名的“上帝杀手”之一;
他热爱真理和自由,却被误解为纳粹主义的教父;
他是思想世界中的巨人,却是现实生活中的遁世者;
他拥有无与伦比的智慧和洞察力,却长期受到躯体疾病与心理疾病的折磨。很少有思想家对西方文化的影响比尼采更为深远与广阔——哲学家海德格尔、弗洛伊德、荣格、加缪、维特根斯坦,文学家里尔克、斯特林堡、叶芝、黑塞、奥尼尔,作曲家马勒、理查德·施特劳斯,画家蒙克、德·基里科、达利,等等,都受到了尼采的影响。(1)Eva M. Cybulska, “Nietzsche: Bipolar Disorder and Creativity”, Indo-Pacific Journal of Phenomenology, 2019, 19(1), p.53.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尼采的思想是难以理解的——不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至关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将他的思想理解为理性运作的成果,还是中止理性而获得的成果?本文试图从哲学心理学角度出发对尼采的思想进行理解与分析。在这种视角中,尼采的思想与其生平是不可分割的,或者说,我们必须从其生平中的重大心理事件出发去理解他的思想。尼采生平中的重大心理事件之一是:他长期处于心理疾病状态中。正如德国精神病理学家和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说的:“尼采的疾病,不仅毁灭了他的生命,而且以这种方式逐渐成为他生命中的一个部分:如果没有疾病,那么他的生命与著作几乎是无法想象的。”(2)Karl Jaspers, Nietzsche. Einführung in das Verständnis seines Philosophierens, W. de Gruyter, 1981, S. 117-118.这里的疾病,主要指的是他的心理疾病。雅斯贝尔斯可能是第一个将尼采的哲学创造力与他的心理疾病相联系的人。在此之前,精神病理学中的主流观点是将心理疾病视为退行性疾病,即只有负面的作用。但随着雅斯贝尔斯、弗洛伊德、冯·魏泽塞克等人发现心理疾病中的创造性维度,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将一些伟人的成就与他们的心理疾病相联系。例如:雅斯贝尔斯发现,精神分裂症具有特殊的创造力,因为患者的脑神经进程并非完全被破坏了,而是被重新调整过了(3)Karl Jaspers, Allgemeine Psychopathologie, Springer, 1973, S. 509.;

弗洛伊德指出,达·芬奇是强迫性神经症患者,而他的艺术和科学成就是其性冲动升华的表征(4)弗洛伊德:《达·芬奇的童年回忆》,刘平译,九州出版社,2017年。;
冯·魏泽塞克认为,心理疾病当中会出现新的东西,而有的时候这种新的东西就是创造力(5)Viktor von Weizsäcker, Pathosophie, Suhrkamp Verlag, 2005, S. 278.。循着这样的思路,本文尝试将尼采的心理疾病与他宏大的哲学创造力联系起来,并从他的心理疾病出发去理解他的核心哲学思想,如有关永恒轮回、超人和上帝的思想。

尼采于1844年出生于普鲁士萨克森州的吕岑。他是家中三个孩子中的老大。尼采的父亲在他四岁时便死于脑软化病。但他认为他的父亲死于梅毒,并且常常担心父亲将梅毒传染给了他。尽管体弱多病,但尼采在大学和毕业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25岁时就担任了瑞士巴塞尔大学的古典语文学教授。但由于健康状态不佳,尼采在1879年辞去了教席,领取的养老金可以使他在接下来的十年中自由旅行与写作。在这十年里,尼采创作了一生中最伟大的作品,而在最后一个创作年,他甚至写了五本书。尼采与莎乐美(Lou Salomé)的恋爱经历既短暂又强烈,而这段惨痛的经历使他终生未婚。1889年,他倒在了意大利都灵的街头,而后被送进了疗养院,之后又被转到了耶拿的精神专科医院。1900年,尼采因脑中风逝世。

长期以来,人们都非常关心:尼采究竟得的是什么疾病?流行的观点认为:尼采死于由梅毒螺旋体侵犯人脑后引起的麻痹性痴呆。如果按照这种观点,那么至少在1879年尼采辞去大学工作时,他就已经得了梅毒。然而,耶拿精神专科医院的病历显示:他没有颤抖、共济失调、构音障碍、尿失禁等神经系统异常症状。另外,他长期保持的高水平创造力与麻痹性痴呆也是完全不相容的。雅斯贝尔斯认为,尼采的剧烈情绪波动始于1880年,并且这种波动是他创造力的核心。1881年,尼采在给加斯特(Peter Gast)的一封信中说道:“强烈的感情让我不寒而栗……我哭得太多了……不是伤感的泪水,而是喜悦的泪水;
我唱歌和胡说八道,充满了让我领先于所有其他人的一瞥。”(6)Christopher Middleton ed., Selected Letters of Friedrich Nietzsche,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96, p.178; p.280.在同一年,当尼采在瑞士塞尔斯-马里亚山中散步时,他突然欣喜若狂起来并产生了永恒轮回的观念。这可能是尼采第一次轻躁狂发作。在此之后的是抑郁的发作,而这使得他的创作模式断断续续。他在情绪不佳时酝酿自己的思想,而在兴高采烈时进行写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第一部,他只用了十天就完成了。这尤其表明了尼采在轻躁狂期的巨大创造力。他本人也意识到了这种强烈的情绪波动。1887年,在给福克斯(Carl Fuchs)的信中,尼采说:“在过去的这些年里,我内心的剧烈跳动令人恐惧;
既然我必须过渡到一种新的、更强烈的形式,那么我首先需要一种新的疏离、一种更加强烈的去人格化。”(7)Christopher Middleton ed., Selected Letters of Friedrich Nietzsche,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96, p.178; p.280.根据《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SM-Ⅴ),尼采的整体临床表现符合双相障碍1型的标准,包括短暂的轻躁狂、较长的抑郁以及一些躯体症状。(8)Eva M. Cybulska, “The Madness of Nietzsche: A Misdiagnosis of the Millennium?” Hospital Medicine, 2000, 61(8), pp.571-575.

在尼采所处的时代,由于技术手段的缺乏,梅毒的诊断是无法得到客观证实的。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将尼采的疾病诊断为梅毒,更多是基于一种文化现象,而非科学诊断。根据现代的诊断标准,梅毒所致的麻痹性痴呆经常与情感障碍混在一起。换言之,情感障碍患者在旧的标准下经常被归到梅毒所致的麻痹性痴呆中,因为抑郁症状很接近麻痹性痴呆症状。(9)Kenneth Dewhurst, “The Neurosyphilitic Psychoses Today: A Survey of 91 Cases”,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969, 115(518), pp.31-38.

因此,笔者主张:尼采在大学毕业后直到生命结束前的一年患上了双相障碍,依据就是他在情绪上的大起大落以及杰出的哲学创造力;
而在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得的则是多发脑梗死性痴呆,并因此死去。

与本文主题相关的是:尼采的哲学思想与他所患的双相障碍有什么关系呢?事实上,哲学家们很早就意识到了疯癫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在柏拉图的《斐多篇》中,苏格拉底将疯癫(madness)分为两种:一种是由疾病造成的,而另一种源于对传统行为规范的神圣解放。(10)Plato, Phaedrus, Robin Waterfield tra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54; p.79.苏格拉底将后一种疯癫称为“神圣的疯癫”。(11)Plato, Phaedrus, Robin Waterfield tra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54; p.79.波普尔在阐述科学发现的逻辑时说:“每个发现都包含着‘一个非理性元素’,或者说是‘一个创造性直观’。”(12)Karl Popper,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Routledge Classics, 2002, p.8.心理学家安德里森(Nancy C. Andreasen)在对30位作家的研究中发现了双相障碍与创造力的显著相关性。(13)Nancy C. Andreasen, “Creativity and Mental Illness: Prevalence Rates in Writers and Their First-Degree Relatives”,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987, 144(10), pp.1288-1292.当然,这不意味着双相障碍是创造力的充分条件,而只意味着双相障碍中的情绪波动有助于激发创造力。更具体地说,有创造力的天才需要冒着让心灵离开理性控制的风险而进入混沌和未知的精神领域。因此,有创造力的个体对于心理障碍可能具有更高的易感性。(14)Shelly H. Carson, “Cognitive Disinhibition, Creativity and Psychopathology”, D. K. Simonton ed., The Wiley Handbook of Genius, John Wiley & Sons, Ltd, 2014, pp.198-221.在尼采这里,他在患病前已经积累的丰富思想就储存在他的无意识中。双相障碍的作用是让他的无意识能够更多地摆脱理性和传统规范的束缚,使无意识中的思想能够更好地释放出来。

接下来,笔者将从哲学心理学的角度去分析尼采关于永恒轮回、超人和上帝的思想。尼采曾经说:“我自己是一回事,我的著作是另一回事。”(15)尼采:《瞧,这个人》,《尼采著作全集》第六卷,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374页。在这里,他是想说,他在著作中所表达的思想未必是他真正所想的。例如,他在著作中表现了对于女性的蔑视,而实际上他在女性面前极度羞涩,又极度渴望女性的爱。但我们绝不能将尼采的人生与他的著作分割开来。实际上,他的思想与其说是理性的写作,还不如说是对他狂暴的内心的哲学表达。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一位历经并且总是一再要经历大量健康状态的哲学家,也经历了同样多的哲学:他能够做的无非是每一次都把自己的状况转变为最具精神性的形式和距离,——这种变形艺术正是哲学。我们哲学家……必须持续地从自己的痛苦中分娩出自己的思想,母亲般地给予一切,我们从自己的鲜血、心灵、火气、乐趣、激情、苦难、良心、命运、祸害中获得的一切。”(16)尼采:《尼采四书:快乐的科学》,孙周兴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8页。在那个双相障碍无法得到心理治疗的年代,哲学写作就是他将内心痛苦或者说时代的危机进行转化的方式。这种转化,就是心理治疗终极目标意义上的升华。

尼采的哲学离不开他的人生。他的永恒轮回思想尤为如此。尽管在哲学界,对这种思想的阐释已经相当深入了(17)孙周兴:《永恒在瞬间中存在——论尼采永恒轮回学说的实存论意义》,《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第1-9页。,但笔者在这里想要换一个角度,即借助弗洛伊德与荣格的精神分析概念去分析永恒轮回对于尼采个人的特殊意义。

1881年8月,在瑞士阿尔卑斯山的西尔瓦普拉那,永恒轮回的思想突然闯入尼采的脑海。“有个恶魔潜入你最孤独的寂寞中,并且对你说:‘这种生活,如你目前正在经历、往日曾经度过的生活,就是你将来还不得不无数次重复的生活;
其中决不会出现任何新鲜亮色,而每一种痛苦、每一种快乐、每一个念头和叹息,以及你生命中所有无以言传的大大小小的事体,都必将在你身上重现,而且一切都是以相同的顺序排列着的——同样是这蜘蛛,同样是这树林间的月光,同样是这个时刻以及我自己。存在的永恒沙漏将不断地反复转动,而你与它相比,只不过是一粒微不足道的灰尘罢了!’”(18)尼采:《尼采四书:快乐的科学》,孙周兴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316页。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轮回的思想并不陌生,因为佛教早就传来了六道轮回的思想。但在佛教看来,这种轮回只有修成宿命通的人才能真正体验到。尼采所说的永恒轮回显然不同于佛教的六道轮回——佛教讲的是多生多世的轮回,而尼采讲的是此生中同样东西的轮回。尼采的思想以他自己的亲身体验为基础。如上文所说,尼采产生永恒轮回思想的时期,也是他的轻躁狂发作的时期,换言之,他有了精神病的体验。在《梦的解析》中,弗洛伊德强调人在梦境与精神病状态下都缺乏时间感(19)Sigmund Freud, Die Traumdeutung, Über den Traum“, A. Freud, E. Bibring, W. Hoffer, et al. (Hrsg.), Gesammelte Werke Ⅱ/Ⅲ,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99, S. 95-96.,而永恒轮回思想可能是时间感丧失的哲学表达。从荣格的角度来看,尼采的永恒轮回思想可能是对原型意象的把握,或者说是对形而上学的最终真理的把握。(20)Carl G. Jung, Mysterium Coniunctionis, R. F. C. Hull tra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551-552.

除此之外,尼采的永恒轮回思想也表征了他的创伤体验的反复发作。“人们若有性格,则也会有其一再重现的典型体验。”(21)尼采:《善恶的彼岸》,《尼采著作全集》第五卷,赵千帆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01页。童年时父亲早逝带来的阴影,成年后与瓦格纳、莎乐美的失败交往,留给他的是被抛弃、恐惧、失望、愤怒的体验,就像永恒的循环一样不断重演。无论如何去做,痛苦的永恒轮回都不可避免。快乐是短暂的,而痛苦才是永恒。对尼采来说,“世界就是一个苦难的和受折磨的上帝作品”(22)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39页。。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尼采的相似事件反复发生的经验属于神经症者的“重复性强迫”,而“永恒轮回”这个概念解释了尼采重复创伤经验的无意识倾向。(23)Sigmund Freud, Jenseits des Lustprinzips“, A. Freud, E. Bibring, W. Hoffer, et al. (Hrsg.), Gesammelte Werke ⅩⅢ,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99, S. 20-21.由于尼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内省程度,在通常人那里被压抑的过去与现在的区别感在此消失了。

但在荣格看来,永恒轮回是生命的一个象征,而这种圆周运动象征回到完整与纯真的原始状态,即“所有已逝事物的轮回、过去事物的完全恢复”(24)Carl G. Jung, Seminars on Nietzsche’s Zarathustra (2 vols), J. Jarret ed., Routledge, 1989, p.1341.。永恒轮回也是一种治疗心病的解药,因为轮回的圆周代表了心灵的自我修复倾向。因此,对尼采来说,永恒轮回不是科学假设,而是一种在当下重建过去、使自己重新获得父爱的防御努力,比如用瓦格纳去替代父亲的角色。“在永恒轮回出现之后,尼采享受了七年的伟大创造力,并撰写了一系列最清晰、最有见地的哲学著作。”(25)Eva Cybulska, “Nietzsche’s Eternal Return: Unriddling the Vision, A Psychodynamic Approach”, Indo-Pacific Journal of Phenomenology, 2013, 13(1), p.8.

简而言之,永恒轮回的思想包含了两种要素:人生痛苦的重复,以及在相似因素重复中获得补偿与完善的可能性。尽管强迫性的重复就像美杜莎之首一样,最终摧毁了尼采的精神健康,但在完全缺乏现代意义上的心理治疗(尤其是药物治疗)的情况下,尼采把握住了疗愈的一线可能,尽可能地维持了他的哲学创造力。另外,尼采通过永恒轮回还揭示了人类通过轮回来完善自身的可能性——假若人只有一生,那么在这一生中相似因素的重复就提供了做得更好以及再次把握过去的可能性。

尼采的“超人”概念是他最著名的概念之一。尽管有很多研究者已经提供了富有价值的哲学解释,但将这个概念与尼采本人经历相联系的研究还是不多的。1882 年至 1883 年的冬天,尼采萌生了“超人”的观念。当时他的生活在经历一次次的挫折之后陷入了动荡,而他不得不通过理想化的方式去面对内心的幻灭与悲伤。超人无疑就是这样一种坚硬与理想的自我面具,可以保护他那脆弱与孤独的心灵。(26)Eva Cybulska, “Nietzsche’s Übermensch: A Glance behind the Mask of Hardness”, Indo-Pacific Journal of Phenomenology, 2015, 15(1), p.1.正如他所说的:“所有深刻的东西都喜爱面具。”(27)尼采:《善恶的彼岸》,《尼采著作全集》第五卷,赵千帆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67页;
第68页。

“超人”这个词当然不是尼采发明的。在他之前,诺瓦利斯、海涅与歌德等就已经使用了这个词。但尼采给予这个词以独特的意义,即神性的、疯狂的“超人”。“看哪,我来把超人教给你们:他就是那道闪电,他就是那种疯狂。”(28)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3页;
第101页;
第295页;
第184页。荣格将“超人”解释为“对普通人的神化”(29)Carl G. Jung, Seminars on Nietzsche’s Zarathustra (2 vols), J. Jarret ed., Routledge, 1989, p.333.。海德格尔认为,“超人”是“一个以自我创造的宏伟风格为基础的人”(30)Martin Heidegger, Nietzsche (2 vols), D. F. Krell trans.,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84, p.220.。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尼采自己想要通过“超人”的概念达到什么呢?

1882年 4 月,尼采遇到了年轻且聪明的莎乐美。她似乎既能理解尼采哲学的本质,也能洞察他的内心。尼采一度认为莎乐美是他的灵魂伴侣,但结局却是不幸的。尼采发现自己将对女性的不切实际的幻想投射在了莎乐美身上,而这段痛彻心扉的情感经历使他对女性的态度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莎乐美展示的“三位一体”的著名照片中,尼采和他的朋友保罗·雷摆出两匹迷茫的马的样子,而莎乐美则在他们的头上挥舞着鞭子。为了摆脱这段阴影,尼采借查拉图斯特拉之口说出了:“你去女人那里吗?别忘了带上鞭子!”(31)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3页;
第101页;
第295页;
第184页。

但尼采高度的道德标准驱使他去克服对于莎乐美以及之前的瓦格纳的怨恨。超人无疑是一个很好的能让他克服这种怨恨的面具。“每一种深刻的精神都需要一张面具;
更有甚者,在每一种深刻的精神周围都持续生长着一张面具,因为这种精神所传递的每一个词语、每一个步伐和每一个生命迹象,都持久地受到虚假亦即浅薄的解读。”(32)尼采:《善恶的彼岸》,《尼采著作全集》第五卷,赵千帆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67页;
第68页。面具既能强化无意识中的自我,也能形成与现实相反的自我。在面向他人的自我与内心的自我之间的摇摆或调和,对尼采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正如赫拉克利特早就发现的,对立统一将创造出更强大的力量。两种自我之间的持续紧张,就是尼采的创造力源泉之一。

但对尼采来说,更重要的是:如何从内心脆弱的自我过渡到外在强大的自我(超人)?为了克服内心的过度敏感,尼采首先想要克服同情、怜悯。“在爱护和同情中总是隐伏了我最大的危险。”(33)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3页;
第101页;
第295页;
第184页。在他深深地意识到自己对于人类苦难的共情后,他想要创造一种能够超越悲伤的、英勇的贵族主义。“唯以统治执政为己任的不光是一个主人种族;
而是一个具有自己的生命领域、具有一种力之过剩(对于美、勇敢、文化、风度乃至于最精神性的东西而言的力)的种族。”(34)尼采:《权力意志》,孙周兴译,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99-300页。然而,脱离传统道德的努力导致了他与世界的进一步疏离。超人竟然是一种更加孤独的个体,而这并不是尼采的本愿。尼采深深地体会到了现实与理想的冲突。“人是一根系在动物与超人之间的绳索——一根悬在深渊之上的绳索。”(35)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3页;
第101页;
第295页;
第184页。超人的面具使得尼采进一步远离了社会与人群——他的情感世界就是一片沙漠,没有任何亲密的关系或分享者。

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的:“在……尼采的病例中……患者的人格似乎对每种疾病和精神病都进行了加工;
必须从一个人的性格出发去理解一个人在其疾病中是怎么样的。”(36)Karl Jaspers, Allgemeine Psychopathologie, Springer, 1973, S. 535.尼采深厚的哲学思想对他所患的双相障碍进行了“加工”。在这种哲学“加工”中,作为躁狂状态的超人理想,是对作为抑郁状态的凡人的超越。尼采的“超人”,就像古中国的“圣人”、古印度的“圣者”(阿罗汉、菩萨)一样,是对痛苦凡人的救赎。如果说人生的痛苦在所难免,那么尼采指出了一条解脱之路:通过成为超越凡人之上的超人,去克服人生的痛苦。

尼采的名字经常被无神论者用作批判基督教的工具。然而,尼采不是一开始就是“敌基督者”。在青春期早期,尼采就表现出了对于宗教主题的深切关注,并且虔信上帝。由爱上帝者到敌基督者的曲折历程,正是他用哲学语言写下的一部凄美的人生日记。

尼采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他的父亲就是路德教会的牧师。在中学时,他曾以能够背诵《圣经》中的赞美诗而出名。他在普夫达中学的毕业演讲《致未知的上帝》中讲道:“再一次地,在我徘徊并把我的目光转向前方之前,我在孤独中向您举起双手——您,我逃避的人,在我内心的最深处,我庄严地奉献了祭坛。这样您的声音,可能会再次召唤我……我想认识您,未知的上帝。您像一阵风暴一样深入我的灵魂,进入我的生活。您这个难以理解但相关的唯一神!我想了解您,甚至为您服务。”(37)Philip Grundlehner, The Poetry of Friedrich Nietzsch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25-26.

然而,那个时代与日俱增的宗教怀疑主义很快就席卷了尼采的内心世界。近代科学的发展以及个人主体性的强化,为“上帝已死”铺平了道路。但“上帝已死”的思想,究竟是一种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攻击,还是一种精神分析意义上的哀悼呢?尼采自己的生活以及性格,又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他有关上帝的思想呢?

有关尼采对于上帝的态度,他曾经的女友莎乐美是这么看的:“只有当我们进入尼采哲学的最后阶段时,才会完全清楚宗教冲动在多大程度上始终支配着他的存在和他的知识。他的各种哲学对他来说只是上帝的替代品,旨在向他补偿一个神秘的上帝。那么,他在人生的最后几年承认了:没有这个偶像,他就无法活着。正因为如此,我们一次又一次地遇到他与宗教、对上帝的信仰以及对救赎的需要所进行的激烈斗争,因为他与它们的关系岌岌可危。”(38)Lou Salomé, Nietzsche, S. Mandel ed. & tran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1, pp.88-89.如果按照这种解释,那么尼采所说的“上帝已死”更像是一种哀悼,而不是攻击。(39)Eva Cybulska, “Nietzsche Contra God: A Battle Within”, Indo-Pacific Journal of Phenomenology, 2016,16 (1-2), pp.195-206.

按照弗洛伊德的看法,哀悼是对所爱对象丧失的反应。如果个体可以完成哀悼,那么他就能将力比多由对所爱对象的依恋中撤出来,从而获得心理自由,并转向新的对象。但如果个体不能完成哀悼,那么他就无法放弃原先的力比多立场,从而就要通过幻想来继续依恋原先的对象。(40)Sigmund Freud, Trauer und Melancholie“, A. Freud, E. Bibring, W. Hoffer, et al. (Hrsg.), Werke aus den Jahren 1913—1917. Gesammelte Werke Ⅹ,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99, S. 430.

在尼采这里,他所依恋的精神对象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作为超越者的“上帝”。“现在我爱的是上帝,我不爱人类了。在我看来,人是一个太不完美的东西。”(41)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7页;
第11页。他希望有一个强大的超越者能够将他从痛苦的尘世生活中解救出来。这种“上帝”也是“超人”的一种形象。然而,以近代科学为基础的宗教怀疑主义摧毁了上帝存在的根基。“从前,亵渎上帝是最大的亵渎,然而上帝已经死了,因此这些亵渎者也就死了。”(42)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7页;
第11页。尽管如康德这样的哲学家,曾经希望调和信仰与理性的矛盾,但终究没有成功。紧接着的就是尼采对于上帝的哀悼。他所有对于传统道德的批判,都不是单纯的攻击,而是怅然若失的哀悼。他没有想到:他曾经以为强大无比的上帝形象,在科学理性的进攻中如此不堪一击。他甚至加入了攻击上帝的队列,成为著名的“敌基督者”。

然而,他的哀悼并不成功,而且他一生中都在将上帝极端理想化与贬低化之间摇摆。上帝形象的幻灭,非常类似于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突然发现了父母的缺点。按照温尼科特的理论,健康的幻灭需要“足够好的父亲”所提供的现实“镜像”。(43)Donald W. Winnicott, The Maturational Processes and the Facilitating Environment: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Emotional Development, The Hogarth Press, 1982, pp.145-146.但在尼采这里,这种“镜像”过早地消失了。在哀悼不彻底的情况下,与所爱对象的分离最终导致了自我的分裂。

一方面,在《敌基督者》中,他对基督教进行了激烈的攻击:他指责保罗发明了罪、审判和惩罚,以此作为控制羊群的一种方式;
他还反对保罗将耶稣的殉难解释为对人类罪责的救赎。(44)Friedrich Nietzsche, “The Antichrist”, W. Kaufmann ed. & trans., The Portable Nietzsche, Penguin Books,1976, pp.627-634; p.608.另一方面,在同一本书中,他又表达了相反的思想:“‘上帝的国度’不是人们所期望的;
它没有昨天和后天,它不会在‘千年’之后到来——它是一种心灵的体验;
它无处不在,它就在这里。”(45)Friedrich Nietzsche, “The Antichrist”, W. Kaufmann ed. & trans., The Portable Nietzsche, Penguin Books,1976, pp.627-634; p.608.在1889年1月给加斯特的信中,他写道:“给我唱一首新歌:世界变了样,诸天都欢欣鼓舞。被钉在十字架上。”(46)Christopher Middleton ed., Selected Letters of Friedrich Nietzsche,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96, p.345.在这里,他不仅回应了拉斐尔的名画《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而且仿照了《圣经·诗篇》第96章:“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

从尼采的青春期开始,他就表现出了对神学主题的深切关注,这一直持续到他的晚年。从虔诚的上帝信徒,到上帝的刺客,再到两极之间的摇摆,他为此倾注了极大的创作热情与精力,并以哲学的形式写下了一部凄美的内心斗争日记。

如前所述,尼采生活在一个现代精神病学以及心理治疗还未发展起来的时代。这在很大程度上使他的双相障碍无法得到及时的诊断与治疗,而这很有可能是这种心理疾病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发展为完全的器质性脑部疾病的原因。因此,他只能进行自我的疗愈,而他采取的方法是进行哲学的创作——当然即使他没有心理的疾病,他仍然可以进行哲学的创作。但在他患有双相障碍的情况下,他的哲学具有了更加鲜明的个人色彩,并使他的哲学创作形式区别于绝大多数哲学家。

在没有心理治疗的年代,尼采无师自通地身兼患者与心理治疗师的双重角色。在论健康的提升中,尼采说:“人们已经站在一个无可辩驳的观点的面前,即罪犯和疯子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人们应该非常清楚地把疗愈的可能性和方法摆在他面前——对这种冲动的消灭、转化和升华。”(47)Friedrich Nietzsche, Daybreak, R. J. Hollingdale ed. & tra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120-121.在这里,他提出了心理治疗的最佳手段,即升华。他不仅用他的人生实践了升华,即将心理疾病的力量升华为了哲学创作的力量,而且启发了精神分析的创立者弗洛伊德。后者也将升华视为精神分析治疗的最佳手段。弗洛伊德在对达·芬奇的精神分析中,提出达·芬奇的艺术与科学成就就是对他性冲动进行升华的表征——升华是对性冲动的高级与非性的转化提升。“通过观察人们的日常生活,我们会发现:多数人成功地把他们的性冲动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指向了他们的专业活动。因为性冲动具有升华能力,所以它特别适合作出这种贡献,即性冲动可以让其他具有更高价值的、非性的目标来取代它的直接目标。”(48)Sigmund Freud, Eine Kinderheitserinnerung des Leonardo da Vinci“, A. Freud, E. Bibring, W. Hoffer, et al. (Hrsg.), Werke aus den Jahren 1909—1913. Gesammelte Werke Ⅷ,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99, S. 145.

如果说双相障碍的升华是尼采哲学创作的一个动力,那么双相障碍所带来的千变万化的情绪就是他哲学创作的另一动力。值得注意的是:尼采在语言学、哲学和心理学等诸多方面的深刻洞见,是在他的理性停止工作以及他的无意识意象迸发时所取得的。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尤其体现了这种特点,他说道:“看哪,我是一个闪电预告者,来自乌云的一颗沉重雨点,而这闪电就叫超人。”(49)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6页。

我们绝不能说,尼采巨大的哲学创造力完全是由双相障碍引发的,但我们可以说,双相障碍释放与放大了他的创造力。在尼采的著作中,他就像洞穴中的哲学家一样,将他所有的痛苦升华为了哲学思想。尼采曾经将自己与混沌中孕育的星球相比,而他的生命就像内部不停发生核聚变反应的恒星一样:如此强大的生命能量,是人所无法承受的。也许,这就是他得双相障碍的原因之一。在尼采创作的最后一年,他甚至写了五本著作——就像将死的恒星一样,在发出最亮的光芒后,走向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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