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芬
(集美大学 诚毅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当前活动量不足、“坐式生活”和“垃圾食品”等问题充斥现代幼儿生活形态，世界范围内幼儿肥胖率持续上升，慢性疾病呈现低龄化趋势，幼儿身体健康问题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家庭是幼儿在成长过程中的第一个社会化组织和教育场所，幼儿家庭体育是个体终身体育意识的发源地[1]，也是幼儿身体健康的重要保障。近年来我国印发的多部重要法规文件均对推动幼儿体育发展和完善家庭体育保障做出了明确要求。2020年卫生健康委、教育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的《儿童青少年肥胖防控实施方案》要求强化家庭责任，“营造良好的家庭体育运动氛围”“提倡家长与孩子共同运动，创造必要的条件促进运动日常化、生活化”。2021年12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的通知》,明确提出要“引导家长关注孩子健康成长，利用周末和节假日开展亲子活动”。2022年1月1日，我国首部家庭教育法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法案明确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合理安排未成年人体育锻炼的时间”。因此，家庭体育在健康中国战略和家庭教育战略的大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
3―6岁幼儿正处于身体和机能不断协调发育的时期，他们好玩、好动的天性决定了游戏是幼儿的基本活动形式。家庭亲子体育游戏是3―6岁幼儿家庭体育实施的最佳途径。家庭亲子体育游戏指父或母一方或双方带领幼儿以游戏的方式进行的各种大肌肉运动的体育娱乐活动。家庭亲子体育游戏对促进幼儿运动能力发展、身体活动参与和密切亲子关系的重要价值已被诸多研究所证实[2]。目前，学术界对幼儿群体家庭亲子体育游戏的研究主要涉及亲子体育游戏实施现况和亲子体育游戏的价值探讨两个方面，相关文献数量不多。已有实施现况主要围绕家庭亲子体育游戏开展的时间、地点、频率和内容开展，多从描述分析的角度进行阐述。已有学者指出家长的体育观念和参与行为是家庭体育环境建设的关键，也是儿童、青少年体育发展的重要支撑[3]。幼儿家长对亲子体育游戏的意识是其引导幼儿实施亲子体育游戏活动的潜在力量，然而目前尚未有研究涉及。另外，已有研究鲜有涉及从幼儿家长的背景因素探讨家庭亲子体育游戏的实施现况。鉴于此，本研究重点从家长参与意识和参与行为两层面考察福建省域内3―6岁幼儿亲子体育游戏的现状，并结合幼儿家长背景因素进行差异甄别，旨在了解当前幼儿阶段亲子体育游戏状况，为有效提高亲子体育游戏质量提供科学依据，提高家庭教育质量。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对福建省3―6岁幼儿家长的亲子体育游戏参与意识和参与行为进行调查。
(一)调查对象
考虑到地域间的异质性和经济差异，本研究采用分层比例抽样的方式确定调查对象，以福建省各市为层级单位(共9市)，依照各层样本占总数的百分比等比例确定抽样的家长数。共发放问卷2 432份，回收问卷2 389份，回收率为98.23%，有效问卷2 235份，有效问卷率为91.90%。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其中，父母的职业方面根据已有职业分类的标准[4]，将职业按照其反映社会阶层的高低，由低到高分为5个等级：一是临时工、失业、待业人员、非技术及农业劳动者阶层；
二是体力劳动工人和个体经营人员、技术工及同级工作者；
三是一般管理人员与一般专业技术人员，事务性工作人员；
四是中层管理人员与中层专业技术人员、助理专业人员和职业高级管理人员；
五是高级专用技术人员、专业主管人员。为表述方便以下分别以非技术人员、体力劳动人员、一般专技人员、中层专技人员和高级专技人员代称。
表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N=2 235)
(二)调查工具
本调查问卷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幼儿家长基本情况，主要调查受试者的身份、年龄、家庭月收入、家庭形态、学历和职业等情况；
第二部分为家庭亲子体育游戏开展现状，包括家长亲子体育游戏参与意识和参与行为两个部分，设置单选题和多选题两种题型。该部分问卷是在实地调研和访谈的基础上，综合相关研究文献[5-8]编制而成。问卷初稿编制完成后，邀请本领域3名专家对问卷内容进行论证，并经43名幼儿家长预试后定稿。经检验，整体问卷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α值为0.936，显示本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
(三)数据处理
采用SPSS21.0软件对所获得的调查问卷数据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分析的内容包括描述统计、卡方检验、事后比较和多元回归分析等。
从亲子体育游戏的态度、开展动机和制约因素对幼儿家长的亲子体育游戏意识进行调查，从亲子体育游戏的空间选择、项目内容和活动量对家庭亲子体育游戏行为进行调查。
(一)幼儿家长的亲子体育游戏意识
1.亲子体育游戏的态度
家长对亲子体育游戏的态度是亲子体育游戏开展的决定因素。本研究关于幼儿家长对亲子体育游戏开展态度的调查结果显示，65.7%的幼儿家长认为“完全有必要”开展亲子体育游戏，27.2%的家长认为“有必要”，可见幼儿家长在意识层面对亲子体育游戏持积极肯定的态度。
经χ2检验(χ2=65.423，P=0.000<0.01)，不同学历幼儿家长群体对亲子体育游戏态度的人数分布存在显著差异，如表2所示。幼儿家长对亲子体育游戏的态度随着学历的增长而大体呈增长趋势，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或中专、大专、本科和研究生的幼儿家长表示有必要或完全有必要开展亲子体育游戏的比例分别为75.0%、89.4%、91.8%、94.5%、94.8%和95.4%。事后两两比较发现，大专、本科和研究生学历的家长对亲子体育游戏的重视程度显著高于小学学历的幼儿家长。职业方面，不同职业的幼儿家长对亲子体育游戏态度的人数分布存在显著差异(χ2=43.792，P=0.000<0.01)。非技术人员、体力劳动人员、一般专技人员、中层专技人员、高级专技人员家长中，认为完全有必要开展亲子体育游戏的比例分别为64.0%、64.8%、65.4%、67.6%和68.9%，表明社会优势职业家长群体的家长相比弱势职业家长群体对亲子体育游戏活动更为积极。
表2 不同学历、职业幼儿家长对亲子体育游戏开展的态度情况
2.亲子体育游戏的开展动机
在家庭亲子体育游戏开展动机中，排名前五的需求因素分别是增进亲子良好关系、增强体力和健康、增加家庭凝聚力、增强自信和意志、增进运动能力，分别占比82.6%、69.8%、35.3%、25.8%和22.5%。
经χ2检验(χ2=22.911，P=0.011<0.05)，父亲、母亲开展亲子体育游戏的动机分布存在差异。如表3所示，在反映增加家庭凝聚力的动机中，父亲占比14.7%，母亲占比12%；
而在反映增强体力和健康的动机中，母亲占25.3%，高于父亲的22.6%。
3.亲子体育游戏制约因素
在所调查的幼儿家长中，较容易制约其亲子体育游戏实施的原因以“工作繁忙”为最多，占比高达52.1%；
“没有适当的运动场所”次之，占44.9%；
“幼儿安全顾虑”再次之，占33.2%；
其他原因依次为“运动设备材料不足”(占23.6%)、“缺乏科学的指导”(占23.5%)、“家务繁忙”(占24.1%)、“自己运动技能不足”(占12.1%)、“幼儿学习其他才艺没有时间”(占6.6%)、“没有家人的支持”(占5.3%)和“自己不喜欢”(占3.2%)。
经χ2检验，幼儿家长开展亲子体育游戏的制约因素分布存在学历(χ2=163.235，P=0.000<0.01)、职业(χ2=221.259，P=0.000<0.01)和家庭收入(χ2=101.678，P=0.012<0.05)的差异。不同类别幼儿家长在“工作繁忙”“没有适当的运动场所”和“幼儿安全顾虑”三项主要制约因素方面的差别不大，而在“运动设备材料不足”和“缺乏科学的指导”两项存在差异。相较而言，低学历、低家庭收入和社会弱势职业的幼儿家长群体更加关注运动设备不足的问题，而高学历、高家庭收入和优势职业的幼儿家长群体更加关注亲子体育游戏指导的问题。
(二)家庭亲子体育游戏参与行为
1.亲子体育游戏的空间选择
从亲子体育游戏的场所选择来看，在“公园广场”开展亲子体育游戏的比例最高，占63.7%，其次是“自家客厅”“住宅社区周边空地”和“社区体育场所”，占比分别为是53.2%、45.7%和29.0%；
选择营业性体育场所作为亲子体育游戏场地的家庭占比最低，仅为7.3%。经χ2检验(χ2=65.423，P=0.000<0.01)，亲子体育游戏的主要使用场所在收入方面存在差异，如表4所示，家庭收入低于8 000元的家长倾向于在公园广场、自家客厅、住宅社区周边空地和自家庭院开展亲子体育游戏活动，而家庭收入高于8 000元的家长倾向于在公园广场、自家客厅、住宅社区周边空地和社区体育场所开展亲子体育游戏活动。
表4 不同家庭月收入间亲子体育游戏的场所情况(多选)
2.亲子体育游戏项目
调查结果显示，幼儿家庭常开展的亲子体育游戏项目依次是骑行类、平衡类、跑跳类、投掷类、攀爬类、推拉类、钻爬类、垂悬类、滚圈类、负重走类。骑行类占比最高，达65.5%，平衡类次之，占40.4%，跑跳类再次，占38.9%。可以看出亲子体育游戏项目的开展相对丰富，但对垂悬类、滚圈类和负重走类体育游戏项目的开展相对较少，仅分别占8.9%、8.1%和2.6%。差异分析结果表明不同背景幼儿家长所开展亲子体育游戏项目不存在显著差异。
3.亲子体育游戏活动量
从体育锻炼的强度、时间及频率来考察亲子体育游戏的活动量情况，结果如表5所示。亲子体育游戏活动的锻炼强度总体不高，超过60%的家庭常选择轻微运动和小强度不太激烈的运动，其中选择轻微运动强度的幼儿家长数最高，达34.3%，中等强度较激烈的持久运动的比例为26.8%，能够达到呼吸急促、出汗很多的高强度活动家庭占比不足10%。在锻炼时间方面，每次亲子体育游戏活动持续时间在21～30分钟的人数百分比最高，占37.1%，其次为31～60分钟占比28.3%，能达到持续时间60分钟以上的仅有5.6%。体育锻炼频率方面，每个月开展2―3次亲子体育活动的家庭占比最高，为35.0%，仅有49.6%的家庭能够每周开展一次亲子体育活动，不足半数。
表5 亲子体育游戏活动量情况
为进一步了解亲子体育游戏活动量的影响因素。首先根据梁德清等人修订的《体育活动等级量表》计算亲子体育游戏的运动量[9]，将强度和频率按1―5计分，时间按0―4计分，运动量=强度*时间*频率，得分低于等于19为低运动量，得分居于20―42为中等运动量，得分高于等于43为高运动量。其次以运动量作为因变量(中高运动量=1，低运动量=0)，将幼儿家长的身份角色、年龄、家庭形态、学历、职业和家庭月收入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家长学历和家庭月收入是亲子体育游戏活动量的影响因素。总体上家长学历程度越高，亲子体育游戏活动量越高，以研究生学历为参照，小学及以下、初中、中专(高中)、大专、本科学历家长的亲子体育游戏活动量的OR值分别为0.210(95%CI：0.077―0.573)、0.251(95%CI：0.150―0.418)、0.414(95%CI：0.257―0.668)、0.402(95%CI：0.256―0.630)、0.501(95%CI：0.327―0.768)；
以家庭月收入以收入高于20 001为参照，家庭月收入低于5 000元(OR=0.500，95%CI：0.439―0.714)、5 001～8 000元(OR=0.617，95%CI：0.449―0.848)、8 001～11 000元(OR=0.563，95%CI：0.408―0.776)的亲子体育游戏活动量偏低，详见表6。
表6 亲子体育游戏活动量的影响因素回归分析
针对研究结果，对当前福建省3―6岁幼儿家长的亲子体育游戏参与意识和行为进行分析和讨论。
(一)家长的亲子体育游戏态度和行动呈现“言行不一”的失衡状况
本研究结果显示大多数幼儿家长对亲子体育游戏持积极态度，可见亲子体育游戏开展的必要性已被多数幼儿家长所认同，这有利于生命早期体育生活方式的建立，此发现也得到了相关研究的支持[10]。然而遗憾的是家长的态度只是奠定了亲子体育游戏意识的基础，而非体育行为的必然动力[11]。本研究发现家长的亲子体育游戏态度和行为并未“言行一致”。研究依据体育锻炼强度、时间和频率考察亲子体育游戏的活动量，结果显示，大多数家庭亲子体育游戏的锻炼强度处于小强度及以下水平，能达到中强度的家庭仅占26.8%。在锻炼时间方面，能达到持续时间60分钟以上的仅有5.6%。锻炼频率方面，有超过半数的家庭未能每周开展一次亲子体育活动。以我国《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和《儿童青少年肥胖防控实施方案》关于“每天体育活动时间不少于1小时”的要求作为判别标准，亲子体育游戏活动的时间和频率远未达标。约四分之三幼儿未达到能够强身健体的中强度锻炼水平，离《学龄前儿童(3―6岁)运动指南》“中等及以上强度的身体活动累计不少于60分钟”的要求相差甚远，可见当前亲子体育游戏活动量整体偏低。相关研究同样指出，我国城市幼儿身体活动量偏低于欧美发达国家的要求[12]65，应引起重视。
(二)增进亲情和增强体质是开展亲子体育游戏活动的主要动力因素
依据个体行为的动机需要理论，体育行为产生的直接原因取决于家长的体育动机这个内驱力[11]。本研究发现家庭开展亲子体育游戏呈现出动机多样化的现象，增进亲子良好关系、增强体力和健康、增加家庭凝聚力、增强自信和意志与增进运动能力依序是幼儿家长开展亲子体育游戏的主要动机。其中，增进亲子良好关系和增加家庭凝聚力倾向主要反映“增进亲情”的内驱力，增强体力和健康、增进运动能力主要倾向反映“增强体质”的内驱力。从排序相较而言，家长的“增进亲情”动机需求强于“增强体质”需求，该发现与已有研究结果不一致[10]。究其原因，可能与现代城市化进程加速，家长平日忙于工作无暇陪伴子女，对增进亲情的情感需求较高有关。本研究也发现，在反映增加家庭凝聚力的动机中，父亲表现出比母亲更强的倾向性，而在反映增强体力和健康的动机中，母亲比父亲表现出更强的倾向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传统父亲母亲的社会分工差异有关，相比而言，父亲在外面工作的时间较多，没有充裕的时间陪伴子女，在开展亲子体育游戏活动时更加关注其增进亲情和家庭凝聚力的价值体现。
(三)工作繁忙、场地限制、安全顾虑是限制亲子体育游戏实施的主要因素
研究发现，工作繁忙、没有适当的运动场所和幼儿的安全顾虑是当前亲子体育游戏开展的主要制约因素。拥有闲暇时间是个体进行体育锻炼的前提条件[13]，本研究发现“工作繁忙”成了亲子体育游戏开展的最大阻碍，相关研究结果也曾得到一致结论[14]33。究其原因，本研究幼儿家长多为26岁以上的青壮年和中年群体，他们正处于事业发展的黄金期，担负家庭和工作双重压力，导致家长没有额外的时间陪伴孩子游戏。场地和设备是亲子体育游戏重要的环境保障，由于大肌肉活动对场地的特殊要求，场地限制也成了家庭亲子体育游戏开展的一大阻碍。限于居家住所所能提供的运动空间有限，社区体育场地是亲子体育游戏开展的重要辅助场域。然而目前大多数社区配套体育场地、设施成人化现象明显，较少考虑儿童特殊需求，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幼儿体育活动的开展[1]。最后，本研究结果显示幼儿在亲子体育游戏过程中的安全问题亦是家长考虑是否开展亲子体育游戏活动的重要因素。幼儿正处于身体和机能不断发育完善的阶段，运动协调和控制能力相对较差，容易在体育活动中受到伤害，家长的顾虑在情理之中。但需要注意的是，从进化心理学角度看，幼儿在出生伊始便具备在玩耍中冒险的本能。幼儿天性好动、好尝试、好挑战，家长应该关注的是如何在适当冒险的环境中提高幼儿的自我保护能力而非刻意规避风险。因此，家长应充分利用多元资源拓展体育知识，丰富体育认知，转变“重智轻体”和过度保护的错误体育观念；
从繁忙的工作中适当解脱，使亲子体育游戏成为家庭必要的休闲娱乐活动，真正保障幼儿体育活动量，促进幼儿体质健康成长。
(四)亲子体育游戏场所选择具有空旷性、就近性和经济性特点
家庭亲子体育游戏主要开展的场所依次是公园广场、自家客厅、住宅社区周边空地和社区体育场所，可见家庭在选择亲子体育游戏场所时主要关注空旷性、就近性和经济性三个方面。首先是空旷性，因体育运动涉及身体活动的幅度较大，环境要求不能过于拥挤，家庭多选用室外场所进行，室内则主要使用较为空旷的客厅场地。其次，就近方便也是家长选择体育游戏场地的一个重要原则。差异分析结果发现，家庭收入低于8 000元的家长倾向于在公园广场、自家客厅、住宅社区周边空地和自家庭院开展亲子体育游戏活动，而家庭收入高于8 000元的家长倾向于在公园广场、自家客厅、住宅社区周边空地和社区体育场所开展亲子体育游戏活动。这可能也与家庭的居住环境有关，家庭经济收入较低的家长可能主要居住在农村自建房，自家庭院便适合就近开展活动，而经济收入较高的家长群体居住于社区，因此基于就近原则利用社区体育场所开展体育游戏。最后，家庭所选亲子体育游戏场所多具有经济性特征，本研究发现幼儿家庭首选的体育场所主要是家庭和免费性公共场所，选择营业体育场所作为亲子体育游戏场地的家庭占比最低，相关研究中也有一致发现[15]。究其原因，可能与我国家庭体育消费观念有关，长期以来我国居民对体育的产业性质缺乏足够认识，运动健身意识比较薄弱[16]，导致家长不愿意在亲子体育游戏的场地上消费。
(五)亲子体育游戏项目选择存在轻“上肢运动”和“耐力锻炼”问题
本研究结果显示目前幼儿家庭亲子体育游戏内容逐渐多样化，常开展的亲子体育游戏运动项目主要是骑行类、平衡类和跑跳类，据调查家长多使用自行车、滑板车、平衡车和蹦床等设备辅助实施此类亲子体育游戏。这意味着家长在开展体育游戏时能够充分利用现有体育设施开展亲子体育游戏活动，且较为关注幼儿下肢运动技能的发展。然而本研究发现亲子体育游戏内容中垂悬类、滚圈类和负重走类运动等项目开展相对不足。悬挂、悬荡、垂吊等垂悬类体育游戏对幼儿锻炼手臂力量的发展有重要作用，而滚圈、轮胎等滚圈类游戏则有利于幼儿手臂的操控和手脚协调能力的发展。负重走类如负重行走、背背篓等体育游戏有助于幼儿的力量和耐力的发展。此三项活动开展不足，说明幼儿家长对幼儿上肢运动和力量耐力训练的关注不足。已有关于成都市5岁幼儿的身体素质测查结果显示，幼儿在下肢力量和平衡能力上有明显优势，但上肢动作力量和身体动作的敏捷性有待提高[17]。因此，家庭亲子体育游戏项目内容存在的轻“上肢运动”和“耐力锻炼”现象不容忽视。究其原因，一方面，与传统体育观念偏重跑跳锻炼有关，家长普遍缺乏上肢锻炼和力量训练的意识。另一方面，与垂悬类、负重走类等上肢和力量锻炼项目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家长可能有所顾虑有关。此外，当前公共体育场地投放的运动设施亦多以下肢锻炼器械为主，可能也是主要因素之一。因此，政府和社区应重视和完善幼儿社区公共体育服务建设，有针对性配套“上肢运动”和“耐力锻炼”运动设备。
(六)家庭资本影响家长亲子体育游戏的参与意识和行为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提出的社会资本理论将家庭资本划分成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家庭的经济收入、父母受教育的水平、职业等属于家庭资本之列，本研究发现家庭资本在一定程度影响家长亲子体育游戏的参与意识和行为。在家长亲子体育游戏的意识上，本研究发现幼儿家长的学历和职业在一定程度影响家长对亲子体育游戏的态度。学历方面具体表现为大专、本科和研究生学历的家长对亲子体育游戏的态度显著高于小学学历的幼儿家长。这可能与低学历的幼儿家长在一定程度存在“重智轻体”的观念有关，相较而言，高学历家长更加注意幼儿的体智德美全面发展，重视对幼儿的身体教育，因此对亲子体育游戏的态度较为积极。职业方面，本研究发现社会优势职业的家长相比弱势职业的家长更看重亲子体育游戏活动。这与已有研究关于工作性质对职工亲子体育活动的参与意愿有显著影响[18]33的结论基本一致。其次，本研究结果显示家庭开展亲子体育游戏的制约因素存在家长间学历、职业和收入的差异。相较而言，低资本家庭更加关注运动设备不足的问题，而高资本家庭更加关注亲子体育游戏指导的问题。究其原因，可能低学历和低收入家长所受到的教育大多是义务教育和技能型职业训练[19]，故在开展体育游戏活动时更加依赖于运动设备等外在条件的提供。然而，已有研究指出幼儿期是学习基本动作技巧的重要时期，单依靠成熟因素无法得到充分的发展，必须通过持续的练习和指导增进幼儿运动能力[20]。相比于受限于运动设备的固定化亲子体育游戏实施模式，高学历和高收入家长期望更优质和多样化教育资源的补充[19]，对幼儿体育个性化需求更为敏锐，因此对于体育游戏指导的需求更为迫切。
在亲子体育游戏行为方面，本研究发现，家长学历和家庭月收入是亲子体育游戏活动量的影响因素。家长学历方面，一般而言，家长的文化程度越高，对体育价值的认知程度越好，会更加自觉地陪伴孩子，已有研究结果亦表明家长文化程度越高其子女参加运动的情况就越好[21]17。家庭月收入方面，相较于高收入家庭，低收入幼儿家庭亲子体育游戏活动量明显不足。相关研究指出家庭收入与家长的幼儿体育态度和行为存在显著性正相关的关系[22]26。家庭投资理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相对较高的家长更注意科学育儿，能够依据幼儿特点建立有益和有效的学习环境[23]，因此家庭经济收入较高的家长能为幼儿提供更多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支持，保障幼儿体育活动量。因此,家庭资本较低的弱势群体家庭亲子体育状况需要得到更高的关注。建议政府应明确把3～6岁幼儿亲子体育纳入家庭教育服务指导体系，尤其关注家庭资本较低的弱势家庭幼儿，建立家园社协同的幼儿体育帮扶体系;加大家庭体育的宣传力度，普及亲子体育理念、价值和体育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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