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玉红 陈晓媛 秦洪晶
（1.复旦大学图书馆，上海 200433；
2.青岛大学图书馆，山东 青岛 266071）
2017年，国际图联（IFLA）系统性地对未来图书馆战略规划作出方向指引，重新绘制了重要的共识性框架[1]，以此为分水岭，国内学者的研究日益丰富。周晓燕、宰冰欣在2016年以内容分析法对28所世界一流大学图书馆的战略规划文本做出了详尽的翻译收录和趋势分析[2]。2019年季梵将研究焦点对准了研究型大学联盟成员图书馆的战略规划，并根据最新公开文本梳理了各成员馆的亮点[3]；
刘华等将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和武汉大学的图书馆战略规划进行了比较分析，呈现了国内外大学图书馆战略规划研究的一个有趣切面[4]；
阎婷婷对15所加拿大大学图书馆的学习支持服务深入探讨，并上升到战略层面加入国内高校图书馆的顶层设计助力创新[5]；
2020年曹玲静和陈云伟分析了4种类型的研究型图书馆，对其战略规划文本内容做出了有益的总结，强调了“人-物-事”三合一的模式，是对过去零散描述性研究的升华[6]；
同年孟银涛、于倩倩所做的关于美国大学图书馆战略规划分析及启示，集中力量探讨了14所美国大学的图书馆规划，特别是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等其中4所大学的文本及访谈分析[7]；
吴敏则解析了美国加州大学10所分校的图书馆战略规划[8]。遗憾的是这些研究往往立足于文本，对战略规划中的案例没有深入挖掘，对国内学界近年来关注的热点（如开放获取、数字化战略等）着墨不多。
笔者在梳理规划文本基础上，从两个方面深入探讨：一是将原始文本涉及的多个管理要素，放在同一个框架内进行讨论；
二是将文本中提及的案例深挖，侧重撷取各标杆大学图书馆的共性和亮点，结合最佳实践案例分析，提供比规划文本更丰富的内容，以期带来更多的借鉴和启示。
2.1 研究样本选取方法
笔者对研究样本选取设定3个标准：符合“一流研究型大学”、平衡选择地区代表、具有典型性和研究可操作性。首先，选取广为接受的三大世界大学2021—2022年最新排名（QS[9]、THE[10]及USNews[11]）中各自的前50所大学，初步筛选出至少入围两个榜单的学校（共32所），并进行排名均值排序；
其次，确定选取学校的地区比例，根据3个榜单中所有入选学校的地理分布得出美国占比47%、欧洲大陆及英国29%、亚洲11%、澳洲8%、加拿大6%的大致比例；
最后，综合考虑战略规划文本的完整性、研究内容是否有延续性，最终选择了11所大学图书馆的战略规划文本作为研究样本。
2.2 样本内容提取
鉴于搜集的文本各有详略、年限格式不尽相同，为了使得样本之间尽量有可比性，能够清晰地看出共同趋势和各自特色，笔者把国外11所大学图书馆战略规划的内容先按照资源、技术、服务、空间4大要素分类呈现，如表1所示。最后重点分析资源建设的规划特色。
表1 国外11所研究型大学图书馆战略规划要点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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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分析表1中提取的战略规划要点，重点从4大要素之一的资源建设进行分析和归纳。
传统资源建设往往以“馆藏”作为图书馆的核心，所选样本的最新战略规划文本中已经鲜有单独提及，取而代之的是强调“开放获取”（8所）、推崇资源共享在内的“馆际合作”（8所）和建立在自身独有资源之上的“特藏建设”（4所）等3个新趋势。
3.1 开放获取
开放获取（OpenAccess，OA）往往与数字化战略相连，构成了馆藏资源发展的最大趋势。选取的11所大学图书馆都提到了数字化战略，哈佛大学、悉尼大学还制定了单独配套的数字化规划，所有调研大学图书馆都将数字化作为未来工作的要点和开放获取的第一抓手。在所有文本中，以麻省理工学院（MIT）和哈佛大学的规划最为典型。早在2016年，麻省理工大学就由馆长Chris Bourg挂帅成立了一支“未来图书馆特别小组”，以报告的形式搜集、讨论并创想未来图书馆，报告在图书馆愿景和使命的基础上，为MIT图书馆描述了一幅具有共识性的蓝图，致力于打造一个完全开放的全球知识平台[12]。这个颇具雄图意味的展望在疫情爆发之后，不但没有搁浅，反而迎来了加速——在2020年5月6日通过的一份新倡议中，MIT宣称“这一危机要求我们加快将图书馆转变为一个完全开放、公平获取的平台”，重点将落实在拓展原生数字内容和将大部分馆藏完全数字化，并以此为基础从上至下审视、调整开放获取的相关政策[13]。而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哈佛大学——在2020年11月哈佛图书馆发布的“战略方向”中，直接以“推进开放知识”作为报告的标题，提出作为“组成全球知识共同体的研究型图书馆”（Research libraries in a globalknowledge commons）这一宏愿[14]。
3.2 共享联盟
在固有的资源采购成本和疫情带来的双重压力之下，不少图书馆都选择了扩大或加强馆际资源共享，利用联盟的力量对抗日益高涨的资源购置费用。在利用现有馆藏资源方面，1999年成立的常春藤图书馆联盟（Ivy Plus Libraries Confederation，IPLC）[13]包括MIT、哈佛、普林斯顿等13所顶尖大学，通过旗舰项目Borrow Direct共享各校资源，尤其是各校的特藏资源。在2021年末的招聘信息中，联盟透露将推出网络资源收集计划，通过爬虫软件定期爬取非付费、非机构的免费信息中最具学术价值的主题信息集合。另外，2021年最受关注的就是加州大学的图书馆联盟“加州数字图书馆”（California Digital Library，CDL）与爱思唯尔（Elsevier）达成的里程碑式开放获取新协议。这项由两个灵魂人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图书馆馆长JeffreyMacKie-Mason和CDL馆藏建设主任Ivy Anderson促成的协议，是多年倡导开放获取以来，对传统费用快速上涨的期刊出版模式最直接、最成功的一次挑战。尽管在最终实际金额上还要看未来4年整个CDL联盟的出版成本，许多同行也将静观发展，但总体看来，联盟优势渐显。其背后原因有二：在微观层面上，疫情后整体学校财政缩减将加快大学图书馆“抱团取暖”的脚步；
在宏观层面和道义上，促进学术流动和公平、呼吁开放是不可阻挡的“政治正确”，在此思潮之下，最大的获益者会是“中低收入国家非付费阅读机构的研究者”[15]。
3.3 特藏资源建设
这股席卷行业的数字化开放浪潮，往往会推动馆史百年以上的大学图书馆加强特藏资源建设。比如，早在2005年，就有数个顶尖大学的特藏部门与谷歌合作进行馆藏数字化项目；
2015年，谷歌又与新改建的Weston Library相结合，推出了数字牛津大学图书馆项目，旨在将牛津大学图书馆丰富馆藏中的数字化内容整合到单一的门户网站[16]。牛津大学图书馆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一直致力于馆藏的数字化，设计初衷是让尽可能多的读者能够访问这些资源。网站于2020年底重新上线，改进了搜索、过滤和浏览集合项、元数据的显示，同时支持浏览和下载高质量的分辨率图像用于非商业研究和教学。重新启动的数字图书馆项目的资金来源于校级的数字化战略GLAM（涵盖花园、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的首字母简称），寻求外部公司text&bytes LLC的技术支持并完成开发。
同样是立足开放获取和数字化，UBC将重点首先放在了本校社区的学术成果上。交互式馆藏是其开放馆藏计划（Open Collections）中的核心概念，计划包括了数字化的照片、图书、报刊、地图、视频和其他资料等，由cIRcle、档案古籍和特藏、数字化中心组成[17]。其中cIRcle创立于2012年，是整个UBC数字化战略的核心，定位为一个向全网完全开放的数字化仓储“书库”，录入由UBC社区及合作伙伴创建的所有发表及未发表的作品。目前已经有超过4万个可开放获取的条目资源，收录了从1919年以来超过4万8千份论文和研究成果。cIRcle创立的意义在于免费向世界上的任何人任何网络所及的地区展现并留存由UBC输出的独特知识成果，确保简单、可获得性和永久保存。在2020—2021的cIRcle年度影响力报告中，150万次访问中80%的用户使用了cIRcle的内容，一半的访问来自谷歌学术的导流，用户从美加延伸至中日英印等全球许多国家[18]。
深入分析战略执行层中的最佳实践可以发现，在资源建设上的这三大趋势——开放获取、馆际联盟和特藏建设——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以数字化为基础，根据各馆的资源和需求特点，互相促进并行发展（如图1所示），这三者进程的重要程度不但体现在战略规划文本里，也往往凝聚在年报等标志性成果中，是图书馆影响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图1 以数字化为基础的海外一流研究型大学图书馆3大趋势
4.1 从狭义的资源建设升级为面向开放的数字化未来
国外研究型大学的战略规划文本基本不提及具体的馆藏数字或规模，甚至很少单独提及国内普遍的“纸本/电子资源”分类，而代表资源的“馆藏（Collections）”一词往往紧跟着“数字化”和“开放获取”，前者代表着资源建设从简单的量级变化转向存储形式的更新，后者则强调了获取资源以及使用资源的方式革新。这种变革方向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的“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19]不谋而合。因此我国的高校图书馆，在制定服务“双一流”建设的文献资源建设规划时，不应拘泥于现有的标准评估指标、权重和传统的采购模式，而应在“馆藏量、加工整序、保存维护、资源共建”[20]4个流程模块之上加强对数字化和共建共享的业务比重，避免“被信息行业、一些数据库商带偏节奏”[21]，力求形成自己的信息化构想，为“十四五”甚至是未来的2035全局规划打好基础和提前量。
4.2 量力而行，立足专精
从国外研究型大学的具体开放获取案例中可以看到，激进的、完全的数字化开放目前只是实力雄厚的超级大校的特权，但并不代表略小规模的顶尖学府不能立足自身已有资源进行同样的实践。我国“双一流”高校图书馆应当紧跟最新规划和目标的思路，从自有学术资源（特别是原生的数字资源）或独有的特藏资源入手，逐步推进数字化内容的开放获取。我国高校现有的CALIS、CASHL、CADAL已为各馆之间的资源联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一些小型的联盟（如上海东北片高校的“慧源共享”）等也收到了不错的效果，前瞻性的数字化开放资源规划加上资源共建的升级，将会大大提升整体文献资源建设的量级，引领所在高校一同迈入有更多合作和突破可能的数字化未来。
4.3“后疫情时代”在战略制定上推动新要素赋能
短期而言，疫情带来的经济压力必然导致预算削减，但大规模的远程教学也会同步增加电子资源的重要性，势必影响未来的图书馆功能规划；
为了追求有限经费的效益最大化，校内部门院系合作、复合功能甚至各种大学图书馆联盟将会更多涌现并强化；
数字馆藏作为第一梯队显得越发重要，同时特色馆藏的地位将会持续上升，与校史紧密联系的独有馆藏将会成为各高校图书馆区分的重要标志。比如UBC的本土文化中心、牛津的GLAM计划事实上已经将国内大学中的档案馆或校史馆纳入了图书馆服务的范畴。历史积淀较为深厚、有余力挖掘校史或所在地区史的大学图书馆亦可将特藏纳入未来的图书馆规划，突破传统的图情学科限制。
近年来，以纸质资源与电子资源共存的“复合图书馆”不断发展，朝着“数字图书馆”“智慧图书馆”时代逐步迈进。但从整体上来看，各大学图书馆战略规划前瞻性不够，无法应对“全面在线”的需求。鉴于此，复旦大学图书馆“十四五”规划提出初步建成数字图书馆，围绕实现“泛在文献信息服务”理念，在图书馆内涵建设上争取取得重大突破。加强数据库建设，未来10—30年处于国内顶级、国际领先的数字图书馆“实体”。2020年成立复旦-阿法迪共建智慧图书馆学研究中心，大学和企业联合，优势互补，推动智慧图书馆的研究和应用。
除了以上中短期的影响和改变，疫情无疑加速了整体教学和沟通方式的习惯转变，数字化、远程化和开放获取将会是未来公共图书馆以及大学图书馆的整体趋势和共识。
笔者在参考近5年相关领域研究的基础上，按国际顶尖大学的地理分布比例选择11所在图书馆战略规划上有突出亮点的案例，展现了全球研究型大学图书馆战略的共同趋势，为转型中的国内大学图书馆战略制定提供参考锚点和有益启示。在“软件”和“硬件”的升级背后，这些顶尖大学图书馆不约而同地把建立匹配未来需求的图书馆融入到大学自身的规划中，部分高校把图书馆的变革提高到未来学校战略的核心地位，格局上跨越校际、国别、高校/公立图书馆之分，着眼于整体学术生态的规划。笔者所列大学学术地位全球领先，其图书馆在资源建设战略上往往高瞻远瞩、不囿于经费、时间等限制，但在具体的战略重点上则相对多元，注重落实到具体的可行性目标，在文献资源建设上寻求突破，根据科技出版行业的发展趋势，适时调整发展规划。这种横跨要素、通盘考虑的规划制定过程本身，对于国内大学图书馆就极有借鉴意义。
致谢：感谢中国海洋大学图书馆李琳教授的悉心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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