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明 柯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 重庆401331)
宋之问(约656～约712)，字延清，初唐著名诗人，与沈佺期并称“沈宋”，现存诗220余首。目前，学术界对宋之问在明代的接受研究尚处于起始阶段。周斌的《宋之问接受史研究》[1]涉及宋之问在明代的局部接受研究，未涉及宋之问在明前、中、后期的起伏变化。傅玉兰的《宋之问及其诗歌研究》[2]简略论述了部分明代诗论对宋之问五言律诗的评价。当前未见专文较全面的考察宋之问诗在明代的接受、影响和地位等。明前期100余年间，以温婉平和著称的宋之问诗在重要唐诗选本中的选录数量超过同为“唐律龟鉴”的沈佺期，其诗歌地位甚至远超诗坛“正宗”陈子昂。明中期，宋之问诗因不符“诗必盛唐”“高古”等审美理想，在选本中遭冷遇，但仍高于杨炯等初唐大家。明后期审美渐趋多元，宋之问诗接受度达到有明一代的巅峰，重要选本录宋之问诗数量多为初唐第一，这种特殊现象及原因需要深入探究。
查清华的《明代唐诗接受史》把明代唐诗接受划分为3个时期：“洪武元年到成化末年(1368～1487)为明前期，弘治元年至庆隆末年(1487～1572)为中期，万历元年到崇祯末年(1572～1644)为后期。”[3]10考虑到宋之问诗接受度呈现波动性，兹将宋之问诗在明前、中、后期的接受分开讨论。明前期重要的唐诗选本有高棅的《唐诗品汇》《唐诗拾遗》《唐诗正声》和康麟的《雅音汇编》。4个选本选录宋之问、沈佺期、陈子昂等初唐大家的诗篇数量见表1。
表1 明前期各选本录宋之问等诗歌数量表
高棅的《唐诗品汇》编撰起始于洪武十七年(1384)，书成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编成90卷，选唐诗人620位5 700余首诗。《唐诗品汇》共选宋之问诗58首，约占宋之问诗总量的26%，多于沈佺期(54首)，远超“初唐四杰”，仅次于陈子昂(75首)。高棅《唐诗品汇·凡例》云：“以初唐为正始，盛唐为正宗、大家、名家、羽翼，中唐为接武……间有一二成家特立与时异者，则不以世次拘之，如陈子昂与太白列在正宗。”[4]14明初，诗歌“宗盛唐”的思想已经发端，如贝琼称：“诗盛于唐，尚矣。盛唐之诗称李太白、杜少陵而止。”[5]卷1高棅将盛唐列为“正宗”“大家”，可证明前期诗歌“宗盛唐”思想已浓厚。高棅“不以世次拘之”，将初唐擢进士成名的宋之问诗置于“正始”叙目下。高棅在《唐诗品汇》云：“神龙以还，品格渐高，颇通远调，前论沈宋比肩，‘沈佺期、宋之问始变江左诗律，时人宗之，为之语曰：苏李居前，沈宋比肩’。”[4]46宋之问五、七言律诗及其他各种诗体均居正始，可见高棅对宋之问诗的高度重视。
高棅洪武三十一年(1398)编《唐诗拾遗》，增补61家诗共954首，其中增补宋之问诗15首，多于沈佺期、陈子昂等初唐诗人。之后，高棅因《唐诗品汇》卷帙浩繁，考虑到“博而寡要，杂而不纯”[6]卷首，再编《唐诗正声》22卷，为《唐诗品汇》精选本，“题目‘正声’者，取其声律纯完而得性情之正者矣”[6]卷首。《唐诗正声》共录唐140余家诗931首。仅选王勃5首、杨炯1首、卢照邻1首、骆宾王3首。选宋之问诗11首，多于沈佺期(9首)，次于陈子昂(16首)，为初唐诗人选诗较多者。
康麟《雅音会编》将“声律纯正”作为选诗标准，选杨士弘《唐音》中的五、七言律绝大部分诗，共3 800余首，旨在为后学者提供唐人用律、用韵典范。其中选宋之问诗21首，远多于陈子昂(8首)、沈佺期(15首)、杨炯(16首)、骆宾王(18首)，《雅音会编》仍显示明初对宋之问诗接受度颇高。
整体看来，明初宋之问诗歌的接受度整体处于高位，《唐诗正声》《唐诗拾遗》选宋之问诗数量远超初唐著名诗人王勃、杨炯、沈佺期等，《唐诗品汇》中仅低于陈子昂，远超沈佺期及“初唐四杰”。
到明中期，“弘治时……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7]7348，宗盛唐已是巅峰。明中期李攀龙的《唐诗删》《唐诗选》影响深远。孙琴安指出：“李氏一选，声誉鹊起，身价百倍，批注者蜂拥而起。”[8]11同时期邵天和的《重选唐音大成》、胡缵宗的《唐雅》、顾应祥的《唐诗类钞》也为重要选本。明中期各选本所录陈子昂、沈佺期、“初唐四杰”等诗数量见表2。
表2 明中期各选本录宋之问等诗歌数量情况表
李攀龙《唐诗删》，截其《古今诗删》唐代部分而来，录唐155家诗740首，最重视初、盛唐诗，中唐诗选录较少，晚唐诗再次之。《唐诗删》选宋之问五言古诗1首，七言古诗3首，五言律诗2首，五言排律4首，七言绝句1首，共11首，未录宋之问七言律诗及五言绝句，低于沈佺期(16首)，略低于陈子昂(12首)，但仍高于王勃、杨炯等初唐大家。《唐诗选》是《唐诗删》的精华本，作为反映前七子诗学主张的代表著作，共7卷，录128家诗465首，其中录宋之问七言古诗3首，五言律诗2首，五言排律4首，七言绝句1首，共10首，未录宋之问五言古诗、七言律诗与五言绝句诗，高于沈佺期(9首)、陈子昂(7首)，远超“初唐四杰”。
邵天和《重选唐音大成》于嘉靖五年(1526)始成，凡15卷，选诗1 565首，共录宋之问五言绝句3首，未选宋之问五言律诗，且七言古诗也是一首未选，低于陈子昂(8首)、沈佺期(9首)等，是明代选宋之问诗数量最少的唐诗选本。胡缵宗《唐雅》，书成于嘉靖二十八年(1549)，共8卷，选诗1 263首；
仅录宋之问七言古诗1首，五言绝句3首，五言律诗2首，共录宋之问诗6首，低于沈佺期(9首)、陈子昂(25首)，与杨炯选诗数量相等。顾应祥《唐诗类钞》书成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凡8卷，选唐238家诗1 800余首，按照诗歌体裁的分类顺序进行编排；
录宋之问五言古诗2首，五言律诗1首，五言绝句3首，七言古诗2首，共选宋之问诗8首，未录宋之问五言排律、七言律诗及七言绝句，低于沈佺期(14首)，选诗数量为初唐诗人中最低。
明中期宋之问诗接受度下降，选诗数量有所减少，少于陈子昂、王勃等初唐大家，在《唐诗删》《重选唐音大成》《唐雅》《唐诗类钞》中还略少于与之齐名的沈佺期，但在《唐诗删》《唐诗选》中多于杨炯、卢照邻等初唐大家。
明后期，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及文坛公安派和竟陵派的崛起，诗学审美走向多元。此时期，影响最大的明代唐诗选本有唐汝询的《唐诗解》、周珽的《删补唐诗选脉笺释汇通评林》、钟惺的《唐诗归》、陆时雍的《唐诗镜》及曹学佺《石仓唐诗选》等。后期各选本对宋之问及陈子昂、沈佺期诗等选诗数量如表3。
表3 明后期各选本录宋之问等诗歌数量情况表
唐汝询《唐诗解》继承前人宗盛唐的思想，以《唐诗选》《唐诗正声》为参照，录184家诗1 500余首，重初、盛唐诗而略中、晚唐诗。《唐诗解》选宋之问诗22首，仅次于陈子昂(24首)，高于沈佺期(19首)、王勃(10首)等。周珽刊于崇祯八年(1635)的《删补唐诗选脉笺释汇通评林》，选435家诗2 400余首，宣称“盛唐地位独优”[9]436；
选宋之问诗28首，多于“初唐四杰”，与陈子昂、沈佺期选诗数量相等。钟惺、谭元春《唐诗归》共36卷，录唐291家诗2 200余首；
选宋之问诗49首，为初唐诗人诗选数量最多者，多于沈佺期(21首)、陈子昂(19首)，远多于初唐其他诗人。
陆时雍《唐诗镜》选录盛唐诗的同时，注重对初、中、晚唐诗的兼顾，开始转变“独尊盛唐”诗的局面。《唐诗镜》选307家诗3 158首，选宋之问诗39首，多于沈佺期(33首)、王勃(16首)等，宋之问仍为初唐选诗数量最多者。此时《唐诗镜》已不独宗盛唐，初唐诗人王勃(16首)、杨炯(10首)、卢照邻(9首)、骆宾王(14首)、沈佺期(33首)等选诗数量大增，宋之问录诗数量远在陈子昂、沈佺期及“初唐四杰”之上。曹学佺《石仓唐诗选》取其《石仓历代诗选》唐代部分而来，录唐1 000余家诗10 977首。选宋之问诗95首，为明代选宋之问诗数量最多者，远多于王勃(70首)、陈子昂(61首)、沈佺期(68首)等，选诗数量位列初唐诗人第一。
明后期对宋之问的评价呈多元化，唐汝询与周珽、陆时雍等人承袭宗盛唐的思想，也延续了对宋之问的推崇，选录宋之问诗较多，《唐诗归》《唐诗镜》中宋之问诗选录数量都远高于其他初唐诗人。并且，在《删补唐诗选脉笺释汇通评林》《唐诗解》中，宋之问诗数量也并未减少，《石仓唐诗选》更是达到95首，为初唐选录诗数量第一。
纵观整个明朝，宋之问诗接受度一直居高不下，明代多数代表性选本录宋之问诗数量为初唐诗人第一。究其原因，宋之问诗在明代的高度接受，与明代的选诗观念、审美思潮、社会环境等因素是密切相关的。
(一)明朝政治环境与文化思潮的影响
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实录》中载：“元世祖自朔漠起，尽以胡俗变易中国之制……上久厌之，至是悉令复旧。衣冠一如唐制。”[10]146朱元璋要求天下：“延师儒，授生徒。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以革污染之习。”[10]249“复先王之旧”旨在恢复儒家纲常伦理以维护其统治，体现统治者再建汉唐盛世的雄心，客观上利于“复古”思潮兴起。陈国球认为：“‘复古’可说是明代文学的主潮，由国初到末世，主张‘复古’的议论层出不穷。”[11]6思想文化上，朱元璋力推程朱理学，要求“和而正”[10]2521。明初王祎描绘当时全国文风：“在上者莫不歌咏帝载，以鸣国家之盛。”[12]57而宋之问诗整体上温婉平和，有大量歌功颂德、鸣盛世之音的应制诗，在初唐诗人中是出类拔萃的。明初高棅《唐诗品汇》《唐诗拾遗》共录宋之问诗73首，远高于沈佺期(60首)，其中宋之问的应制诗约为50%，可见高棅将宋之问视为“鸣盛世之音”的代表，符合“和而正”的选诗标准。加之宋之问的贬谪诗中无仇国怨主之戾，多平和之气，正合“温柔敦厚”的选诗标准。如《途中寒食》：“马上逢寒食，途中属暮春。可怜江浦望，不见洛桥人。北极怀明主，南溟作逐臣。故园肠断处，日夜柳条新。”[13]421此诗被明代多个唐诗选本选录，为宋之问代表作之一。明初陈德公评宋之问诗：“沈、宋上接六代，下开盛唐，进绮丽而益工，运便妍而极秀，音韵吐含，温婉不迫……唐代正音，端在是耳。”[14]32可见，符合“和而正”“温柔敦厚”的审美理想是宋之问诗在明初备受重视的重要原因。
弘治年间，明孝宗“勤求治理，置亮弼之辅，召敢言之臣，求方正之士，绝嬖幸之门”[15]626，全面推行新政，史称“弘治中兴”。李梦阳记载曰：“治体宽裕，生养繁殖，斧斤穷于深谷，牛马遍满阡陌。即闾阎而贱视绮罗粱肉靡烂之，可谓极治。”[16]475经济繁荣、政治相对宽松进一步增强了士人摹汉唐的信心。“弘治后期，在中兴的局面中已显现出由盛转衰的最初迹象。从政治到思想，到社会风貌，到人心，都在发生复杂的变化”[17]275。明中期心学兴起，王阳明主张“性情”自由抒发，李贽提倡“童心说”，汤显祖等赞颂“浅俗”“真情”，有力推动了重个性、重感情的文学思潮的形成和发展。这一时期，以歌功颂德为职志的宋之问诗因不合诗坛主流审美理想接受度随之降到低谷。明后期，公安派领袖袁宏道吸收李贽的主张，倡导诗文创作不拘一格、独抒性灵，而竟陵派更是强调主体个性，追求清幽孤寒的艺术风格。此时部分选家不满明前、中期“诗必盛唐”的主张，开始致力于对初、中、晚唐诗的大力发掘，因此陈子昂、王勃等初唐大家重新被重视，宋之问诗的选录和地位也随此潮流大幅提升，到达高峰。
(二)选家旨趣及文学主张的变化
《唐诗品汇·凡例》云：“先辈博陵林鸿尝与余论诗：‘唯李唐作者，可谓大成；
然贞观尚习孤陋；
神龙渐变常调；
开元天宝，神秀声律，粲然大备，故学者当以是为楷式’，予以为确论。”[4]14高棅将诗歌盛衰与时代相连，推崇“盛唐声调”“神秀声律”，并以此为标准衡量初、盛、中、晚唐诗。宋之问处于初、盛唐之交，上承六代下开盛唐，其诗声律和谐多含粹美之气。明初高棅《唐诗品汇》云：“神龙以还，品格渐高，颇通远调，前论沈宋比肩，后称燕许手笔……雅正冲淡，体合风骚，骎骎乎盛唐矣。”[4]46肯定宋之问诗已具盛唐诗之风貌。明初徐献忠在《唐诗品序》中评：“延清天挺瑶华，端然秀颖，身游宇内，而神薄太清。其诗意匠纵出，种种合度，神情所契，在在成声……今延清含粹美之气，而按鸿朗之节，极苦辛之变，而不离《雅》《颂》之义，又谁得而尚之？后世李太白以天才见称，其归命元根，实出宋九。”[18]2372肯定了宋之问对诗歌声律和谐的影响，直言盛唐李白取法于延清。此外，除对律诗做出贡献的宋之问、沈佺期，其他为律诗做出贡献的初唐诗人与此时期的选诗标准大相径庭。杨慎称：“《正声》不取四杰……盖王、杨近体未脱梁、陈，卢、骆长歌有伤大雅，律之正始俱未当行，惟照邻、宾王二排律合作，则《正声》亟收之。”[8]80批评王勃、杨炯律诗未脱梁陈之旧，卢照邻、骆宾王律诗不合雅正。
明中期前、后七子推崇“诗必盛唐”的观点和“高古”“宛亮”的文学审美标准，加之文坛领袖王世贞、李攀龙的影响，宗盛唐的审美理想已是明中期最强音。李攀龙《唐诗选》的选诗特点是重初、盛唐诗，轻中、晚唐诗。这一时期，唐诗文献开发和整理兴盛，“借助声势浩大的宗唐风气、优越的经济条件和先进的印刷技术，唐诗，尤其是初、盛唐诗得到了空前广泛的传播”[3]12。但宋之问诗却在选本中遭冷遇。《唐诗删》《唐诗选》《唐雅》均仅选宋之问五言律诗2首，《重选唐音大成》更是一首未选。王世贞在《艺苑卮言》说：“五言律诗差易得雄浑，加以二字，便觉费力。虽曼声可听，而古色渐稀。”[19]2421宋之问五言律诗选录极少，七言古诗选用也在低谷。重要选本《唐雅》仅选宋之问七言古诗1首，《重选唐音大成》更是一首未选。许学夷在《诗源辨体》中解释道：“初唐七言古，自王、卢、骆再进而为沈宋二公。宋调虽渐纯，语虽渐畅，而旧习未除……宋间出靡调，犹是六朝之余。”[20]145这一时期宋之问诗因不合“诗必盛唐”及“高古”“宛亮”的选诗标准接受度极低，但其接受度仍高于杨炯等大家。这也是明代中期沈佺期诗接受度略高于宋之问诗的重要原因。
明后期，“‘诗必盛唐’的观念受到冲击，中晚唐诗得到重视，批评视野和批评话语都更加多样和丰富，调和折衷的宗尚态度占据了主流，这些都使明后期的唐诗学呈现多元的面貌”[21]。周珽、唐汝询等选诗仍以《唐诗品汇》《唐诗选》为宗，重初、盛而轻中、晚唐。竟陵派钟惺《诗归序》曰：“真诗者，精神所为也。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
尔乃以其虚怀定力，独往冥游于廖廓之外。”[22]卷首就此标准而言，宋之问诗风也是与之相符的。钟惺在《唐诗归》中云：“‘马上逢寒食，途中属暮春。二语各一意，浑然不觉’，谭元春评此诗：‘此诗可谓平极矣。何尝不动奇眼’。”[23]127如“‘度岭方辞国，停轺一望家。魂随南翥鸟，泪尽北枝花’诸句，读之令人神伤。又‘归来物外情’一篇，句句转捩，通篇流动而又一气贯下，恬淡中别饶情趣,初唐时不可多得”[14]38。所以录宋之问诗仍最多。陆时雍在《唐诗镜》中评：“沈、宋出之绮思。自此藻丽日开，宫商递变，律诗之盛在此际间耳。”[24]450陆时雍肯定了宋之问不拘格套，推动律诗的发展，对明中期不合“高古”“宛亮”的宋之问诗选录高达39首。曹学佺《石仓唐诗选》进一步对初、中、晚唐诗进行大力发掘，更多关注在明前、中期备受冷落甚至排斥的初、中唐诗人。陆时雍、曹学佺以其独到的眼光改变了明代唐诗选本的选诗格局，因而录宋之问诗达到有明一朝的巅峰，《石仓唐诗选》更是达到95首，约占宋诗总数的43%。
孙琴安认为：“唐诗选本很有些温度表的味道，它可以使我们知道这个朝代对某一诗人是冷还是热；
冷到什么程度，热到什么程度。”[8]16终明一代是对唐诗接受的关键时期，选本和诗话在沿袭前人对宋之问诗评价的同时不断向前发展，赞扬其温婉平和的诗风，尽管明代政治环境与文学思潮不断变化，选家旨趣各异，但明代重要唐诗选本对宋之问诗歌都保持了相当高的接受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