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舞蹈区域融合与文化坚守现象研究——以锡伯族舞蹈为例

□张笑瑞

锡伯族婚礼中的贝伦舞

民族舞蹈滥觞于人类社会生活,在不同的历史时空坐标系之中观察民族舞蹈发展的源动力,其多是产生发展于个体、群体方面的生产需求以及生活需求之中。从艺术功能的角度看,民族舞蹈多是兼具娱乐性、功能性的舞蹈形式,是一种扎根于人民,与群众生产活动密切相关的艺术形式。

虽然民族舞蹈在形而上层面趋向一致,但在形而下层面,不同地域环境、社会形态以及文化背景下不同民族舞蹈的形态、发展路径却相去甚远。拿中国境内的民族舞蹈举例,如傣族轻盈灵活饱含“万物有灵”民族文化内涵的“孔雀舞”,藏族情绪饱满、舞姿豪放的“锅庄舞”,维吾尔族以“移颈”“扬眉”“动目”为特点独具风韵的“赛乃姆”,朝鲜族极具农业文化特征的“农乐舞”等等,这些民族舞蹈形式虽都饱含着人类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具有目的与功能层面的共性特征,但由于不同的生态地域环境与民族社会文化特征,不同民族舞蹈在表现形式上展现了强烈的个性特质,也正是此种个性特质,塑造了民族艺术的独特符号,促进了文化的多样性发展。

随着社会生产活动的增加,人类活动范围不断扩大,不同民族在发展过程中栖居地产生重合,民族之间产生融合现象,文化艺术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随融合程度的不断深入而逐渐演变,继而形成一种包含多种文化特征的艺术形态。

本文将从锡伯族的“迁徙”历史以及舞蹈形态入手,分析在此种特殊民族发展背景下舞蹈艺术的发展与嬗变,并通过对锡伯族舞蹈独特发展形式的分析,管窥中国民族舞蹈的区域性特质及民族性特征。

从语言学层面看锡伯族属满—通古斯语族,其发端于嫩江中游支流淖尔河流域,是为东湖族系鲜卑人的后代。大兴安岭地区以渔猎为生的鲜卑人发展而形成,“锡伯”二字是在辛亥革命之后统一使用的称谓,在史书中对于“锡伯”(锡伯语sibe)的汉字音译有犀比、西僰、锡窝等等,关于锡伯族最早的记载为《满洲实录》中所载的哈达世系:

哈达国汉,姓纳喇,名万,本扈伦族也,后因住哈达处,故名哈达,乃乌拉部彻彻木之子纳齐卜禄第七代孙也。其祖克锡纳都督被族人巴岱达尔汗所杀,万遂逃往锡伯部绥哈城,其叔旺住外兰逃至哈达部为部长……

追溯到蒙元时期,锡伯族为“科尔沁之奴,为科尔沁纳贡奴役。”公元1692 年,锡伯族被清政府编入正黄、镶黄、正白三旗。锡伯族进行了四次跨地域迁徙。第一次迁徙将锡伯族人从其发源之地分别迁住于齐齐哈尔、吉林乌拉和伯都纳新建的木城;
第二次迁徙是在1699 年至1701 年间,将锡伯族迁至北京、盛京地区;
第三次是在1764 年,清政府从东北地区锡伯族人中挑选精锐强将,连同家眷一起派往新疆的伊犁戍边屯田;
第四次是在1769 年,清政府从锡伯族里选出千余名官兵迁至云南边塞驻防。四次迁徙导致了锡伯族在中国东北、西北、东南三个区域内的区隔发展。

锡伯族萨满神鼓

锡伯族手鼓、神偶

由于交通的限制,至此各地区锡伯族聚集地基本断绝了交流渠道,文化也开始在不同的区位环境下独立发展。直至当代,随着交通、通讯技术的跨越式发展,锡伯族各地区之间才逐渐恢复沟通,也正是在此种特殊的发展背景下,锡伯族经历了在文化同源背景下不同地域的民族发展之路,这些现象也同样反映在民族艺术领域内,对锡伯族舞蹈、音乐等艺术形式都产生了极大影响,也为我们当今研究民族艺术的同源区隔发展现象提供了现实案例。

锡伯族在其四次迁徙的背景下,随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变化,其舞蹈形式也在不同地域内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演化。以当下视角看,总体上可以将锡伯族在南迁盛京地区后的舞蹈形式以及西迁至伊犁察布查尔县后发展的舞蹈形式作为当代锡伯族舞蹈之代表,也可将其理解为同民族舞蹈不同环境下的区域同化符号。

(一)“南迁”盛京背景下的舞蹈颠覆性融合

清政府第二次迁徙锡伯族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为了巩固清政府的统治地位。

锡伯族在迁徙至盛京地区后就此扎根,用心经营,在今沈阳市还可见到位于和平区的锡伯族家庙以及沈北新区的锡伯族聚集地。由于盛京与锡伯族淖尔河流域同属东北地区,其文化习俗、生活方式相近,而且由于随盛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而自生的多民族既有社会结构基础,所以锡伯族南迁之后很好地融合进了盛京地区社会环境,随着时间的流逝,社会形态的更迭,锡伯族逐渐被融入盛京地区民族大环境中。在舞蹈艺术领域内,现今在沈阳地区遗留的锡伯族舞蹈形式几乎与该地区主流民族舞蹈并无二致,如今我们所能见到的东北地区的锡伯族舞蹈“灯官秧歌”与东北秧歌在动作形态上已基本趋为一致。所以说,目前在东北地区所独立留存发展的锡伯族舞蹈已基本失去民族辨析性,为艺术形式区域融合、同化。

(二)“西迁”伊犁背景下的舞蹈独立性交融

伊犁地区的锡伯族人口主要聚集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这是锡伯族历史上第三次迁徙的目的地,不同于以往两次在东北文化影响圈内部的迁徙过程,本次民族迁移横跨中国版图的东西。这次迁徙可谓是锡伯族与民族原有生存环境的彻底割裂,也是民族生态环境、民族文化环境的重置。但也正是在此种背景下,伊犁地区锡伯族保留了相对原生态的文化形式,在民族同化进程中表现得更为“含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也能看到锡伯族在与当地民族共同生活的大背景下,在舞蹈形态上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区域同化现象,例如伊犁地区锡伯族贝伦舞中的拍手舞和行礼舞的上身动作,明显具有鲜明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新疆本地民族的影子。而且伊犁地区锡伯族部分舞蹈中的音乐也就地取用当地乐器,对当地音乐艺术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借鉴。不仅如此,在当今伊犁地区锡伯族舞者的专业表演过程中,我们也能明显看出表演者在表情、神态上的灵动表现与该地区其他民族舞蹈面部表情运用极为相似,在舞者神态上出现了新疆的“风土性”。

鲜卑瑞兽

虽然在当今伊犁地区的锡伯族舞蹈中可以看到许多该地域其他民族的舞蹈符号,但总体上来看,其更多的还是保留了锡伯族自身的民族文化特征,其舞蹈形式依然具有明显的民族辨析性,所以说相较于盛京地区的锡伯族舞蹈艺术,伊犁地区的锡伯族舞蹈更好地保存了锡伯族原始文化,该地区的舞蹈是在锡伯族独特文化的主体上部分吸收其他民族舞蹈元素构建而成。

从自然演变历史看,锡伯族是在白山黑水的滋养中发展而来,与多数东北地区民族舞蹈相似,早期的锡伯族舞蹈在衍生之初就与东北地域的文化紧密相连,同样在目前遗存的锡伯族舞蹈形式中,我们还能看到不论是在舞蹈形态还是舞蹈文化层面中,都还保留着较为明显的东北地区共性文化内涵。

(一)原始宗教信仰遗存

锡伯族是原生于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受氏族社会影响,锡伯族形成了以祖先崇拜、自然崇拜为主体的萨满文化,并衍生出跳神的萨满活动形式。之后随社会的发展,锡伯族迁出原始环境,逐渐进入农业社会,这种狂野的、充满氏族文化气息的萨满跳神活动也逐渐发展为具有服务性质的宗教活动。到了民国时期,萨满仪式逐渐走向衰落,更多的只是保留了此种萨满舞蹈的外在形态,从而转化为一种表演性质的舞蹈。如今我们在部分锡伯族舞蹈服饰、道具上还能窥探到这种萨满文化的遗存,例如腰铃、法裙等。虽然这种形式的舞蹈现已不再被认为具有祭祀等功能,但此种舞蹈语言同样还留存于现今的锡伯族舞蹈之中,这些传承性的舞蹈语言对于深入了解锡伯族历史文化以及区域同化差异性缘由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二)原始生活文化坚守

锡伯族最初生活于大兴安岭地区,以山林狩猎为主要生活方式,所以在锡伯族舞蹈之中包含有“仿形舞”样式,这种舞蹈将鹰、熊、蛇、猴等动物作为模仿对象,这类舞蹈被锡伯族称为“乌兰克贝伦”,或者是“乌兰奇”。后来随着锡伯族迁徙出大山,开始了以骑射为主的狩猎生活方式,对“马”元素的运用开始更多的出现在锡伯族舞蹈之中,如今在贝伦舞中有许多对于马步态的模仿以及锡伯族人马背英姿的动作,例如“单地阿克苏尔”“双地阿克苏尔”“多火阿克苏尔”等等,这些以“马”形象为基础的舞蹈更加体现了锡伯族文化与舞蹈艺术的衔接性、关联性,以及其所代表的锡伯族社会发展阶段的完整性特征。随锡伯族的“西迁”,其受到中原农耕文化的影响,民族生活方式开始从狩猎、骑射转向以农耕、畜牧为主的小农经济形态,并发展出以《簸箕舞》《拾麦穗舞》为代表的表现小农文化生活的舞蹈形式。

在不同历史时期锡伯族舞蹈受到经济形态、社会形式以及生存地域等方面的影响,生活、生产方式不尽相同。随着社会更迭,锡伯族也逐渐褪去了原始的生活方式,积极融入社会发展的快车道,但是这些历史却通过舞蹈艺术记录、保存了下来,无论是最初的山林渔猎、骑射狩猎,还是随社会发展演变而出的畜牧耕种,抑或是如今我们所见具有新疆地域风格的舞蹈形式,以及融入东北地域的舞蹈样式,都将锡伯族的历史文化、社会嬗变用身体的艺术留存了下来,这也使得今天我们艺术工作者、历史研究者们可以从锡伯族的舞蹈进入他们的民族历史,通过这种身体的律动窥知锡伯族人民在不断变迁过程中的不变坚守。

锡伯族舞蹈《祈福西行》

锡伯族聚居多地的独特民族发展背景,为我们在进行民族文化艺术区域融合过程研究提供了现实案例。基于不同地域锡伯族舞蹈的形态区别,我们可以看到文化艺术的融合程度通常与本体民族与对象民族的地域距离、文化差异呈反比例趋势,也就是说本体民族与地域、文化相近民族在交融过程中通常表现为较为彻底地融合,例如同属东北地区的锡伯族与满族、汉族的文化融合。而本体民族在与地域距离较远或文化相似度较低的民族进行文化艺术交融时通常融合程度较低,虽然也会产生部分程度的融合,但相较于地域文化相近的民族之间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例如新疆地区的锡伯族与维吾尔族、塔吉克族。此种研究结论,不仅为我们研究民族艺术的形态、文化提供了理论前提,而且令我们意识到在研究单独民族文化艺术时,绝不能孤立的去探讨艺术之生成,一定要着眼于民族地域内,着眼于民族历史区位之中,弄清搞懂民族的历史,史论结合开展研究工作。

舞蹈艺术的区域融合与文化传承是民族区域交融的结果,此种融合趋向是具有历史机遇性特征的民族艺术现象。随着社会发展,科技进步,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距离”迅速拉近,在此种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民族文化个性特征逐渐淡化,融合趋势更加显著。那么如何记录、保存这些人类发展历史上的艺术瑰宝,尤其是此种“非物质”的历史文化遗存是我们当今艺术工作者乃至历史工作者所要重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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