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一菡
(北京印刷学院设计艺术学院,北京 102600)
印刷术作为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在人类文明传承与传播的进程中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印刷技术的两种技艺形态:雕版印刷技艺、活字印刷术以及与印刷术息息相关的安徽宣纸、篆刻等遗产项目,都列为了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足见中国传统印刷术对世界文明发展的贡献。
在中国大多数传统技艺中,都会出现“重技轻艺”的现象,但印刷术与之相比却不同。
因为印刷术的终端产品是印刷物,具有精神属性。
印刷产品在生产的过程自觉将技术与艺术紧密结合,凸显产品的文化属性。
因此,中国传统印刷技艺展现出了更为丰富的审美体验。
将传统印刷技艺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它是由道、技、物三个部分组成。
“道”是印刷技艺的本质特征,“技”是印刷技术的实践途径;“物”是技艺的物质载体,即印刷物。
“道”是一个贯穿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大到治国兴邦,小到日常生活,处处渗透着“道”。
学者王前曾对技艺之道进行了精辟的哲学诠释:“从本体论层面看,‘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是传统制作技艺的理想境界;从认识论层面看,‘由技悟道’是掌握传统制作技艺的必由途径;从方法层面看,‘以道驭术’是传统制作技艺操作中的行为引导和准则。”[1]“道”表现在印刷技艺上即是:内在性、整体性、非对象性的特征。
内在性突出了劳动者对技术的掌握与修为,而非对使用工具的过分依赖与改进;整体性则是强调了整个生产过程中的阴阳制衡与五行调和;非对象性是指传统制作技术强调人与万物的相通相融,尊重自然节律与顺应利用物质的本来属性,而非主体对客体对象的改造。
这些特征直接决定了在传承技艺的过程中,传承人所遵循的原则与规律。
尊重自然规律,在对技艺之道的体验与探索的过程中,投射理想人格,宇宙观、人格观与审美观在学习、领悟技艺,完成真善美的统一。
技艺之“道”并非是先验性真理,它是在不断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完善而追求的境界。
这种实践就是“技”。
“技”就是在劳动过程中劳动者与劳动工具融合而形成的一种制作秩序、制作规范以及制作经验。
它包括:劳动者在操作时的方式方法,如对原材料的选择、处理、加工,对工具的使用,工艺流程及管理等。
这期间,技艺之“道”是通过劳动者的经验、知识、技能,通过劳动者的双手而隐匿其中。
雕版印刷技艺在版材选择、处理、加工,就有选材、锯解、浸沤、干燥、平版等工序,纸张上则选择印刷及誊写两种用纸,颜料上则以黑色为主,其它颜料辅之。
在工具上,除毛笔是最主要大书写工具之外,还有刻版及刷印工具。
制版上则包括写样、勾描、校对、雕刻、修版等工序。
刷印上则是有固版、刷色、复纸、刷印、晾干、装订等多道工序。
劳动者正是运用经验、知识、智慧、力量在完成这些繁复的工艺流程之后,将劳动产品最终呈现给社会,为人民大众提供服务。
“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别于其他遗产类型的核心与本质。
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载体,也是“遗产”的组成部分。
在传统印刷技艺的背后,传承人传承的动因与生成、传承的经验与感悟、传承的立场与情感都融入在遗产项目传承的过程中。
著名学者向云驹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身体的遗产,身体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的观点,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要“以人为本体,以人为主体,以人为载体”[2]。
在中国古代思想中,“身”是一切意义传达、审美标准的起点。
“中国哲学中对于身体的认识侧重于意义结构的角度。
身体没有限于单纯的肉体,从未与‘心’‘神’‘意’等‘精神’因素割裂开来,相对于西方人重耳目‘高级感官’对于形式规律的认知,中国人对于世界的领悟方面更加强‘体’——真切的认识被称之为‘体会’‘体验’‘体察’等带有身体感的用语。
总之,‘体’意味着真实的经验。”[3]传统印刷技艺中的核心与精微,往往就是通过身体的体悟与感知得到的微妙差异。
在传统印刷技艺中,刻工是整个技艺中精密度最高的一个环节。
刻工的手具有非凡的意义。“人类的信息系统的知觉形式是由视觉、听觉、味觉、嗅觉和触觉联合构成。
手作为实现人类触觉的重要器官在接受各种信息符号、实现自我生理保护和心理调节的过程”[4]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人为了“实现需要,赋予手以系统的生理反射机制。
凭借手的探索,人的主体与外在现实沟通,自然地修正其他各种感觉的误差,提高判断能力。
人与物之间的接触,一般首先是用手或从手部触觉开始的。正是通过实施触觉的主要器官——手,人们才得以造出并使用和改进工具,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4]刻版是印刷技艺中的技术功。
在刻版时,制作者首先要有“心中有物”。
“心中有物”是指在整个刻版之前,制作者需要对木板的软硬材质,版面的排列布局、字体大小形状等做到心中有数,形成关于整个版面结构的“心智图像”。
虽然心对手的反应是人类生理的反射机制,但是在操作过程中,真正做到“手随心动”显然还需要经过长期有意识的实践训练才能达到。
熟练掌握刻版技艺需要几年的时间,而掌握这项技能没有捷径,只有通过不断枯燥的练习,才能达到对技术了如指掌。
在实践积累到一定程度后,便进入另外一个阶段“以身藏器”。
所谓“藏”,“是把工具化入身体的领会和展示当中。
这时,工具就不再是一件没有生命的死物,而成为了身体的一个有机的部分,甚至工具所处理的对象也成为身体的一部分。”[3]
“物”是劳动的终端的物化产品。
它是最直观地将“道”与“技”浓缩其中,然后以物化产品的形态展现出来,也是审美体验得以展开的逻辑起点。
印刷物审美的对象分为两大类型:“印刷的艺术”,即围绕印刷出版物的生产与传播所需要的艺术呈现与表达,如书籍装帧设计、封面设计、版式设计、书籍插图等;“艺术的印刷”即艺术品通过印刷、复制的方式生产与传播所呈现出来的独特审美趣味与艺术价值,如木版年画等。
书籍设计需要围绕内容展开,表达中国古代文人情怀及审美倾向;木版年画以图像与色彩为主要载体,以通俗易懂、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现趣味的生活百态与民间生机。
知识在中国古代社会一直是被精英阶层所掌握的,知识的承载物书籍的审美同样也必须符合它的读者群——精英阶层的审美趣味。
在书籍装帧形式中,线装书代表了“中国书”的整体气韵。
体现了端庄、大气、雅致、内敛的“书卷之气”。
线装书结构简洁,工艺精细、复杂,内容多为经史类著作。
为了与厚重的文化内容相契合,线装书的封面多采用单色纸,色彩以黛绿、深蓝等传统深色为主,以突出厚重、质朴、大气的装帧风格。
针眼设计以四眼为主,多至六眼,一般为双数。
以线缀之,利用细线,将封面进行了有规则的线条分割,使之形成了一个既相互对应,又和谐共处的封面整体的美感。
线装书籍,改变了过去包背装书“粘”的不穿的弊端,使书籍更加规整、结实、耐用。
更重要的是,线以它丰富的文化内涵,丰富了书籍装帧的艺术形式。
“线,天天都能看到,和人们的生活贴得那么近;线,又是那么单纯,虽细却包含着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的精神,用它固定书,多么富有诗意和恰到好处;它的单纯充满着雅意。
它的韧劲象征着和谐产生的力量。”[5]因此,线装书无论是在功能上还是审美上,都是中国古代书籍装帧的集大成者。
它是“中国古代书籍装订形式的最为进步、最为完美的形式。
它把书中一切不和谐的因素均已淘汰,无论从版式到封面,从装订到书的结构,从纸张到整体设计,从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的角度来审视,它至善至美,至高至雅,是历史发展过程中书籍技术功能和审美功能的完美结合。”[5]线装书的装帧艺术,不仅是中国印刷领域中富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艺术硕果,也是世界书籍装帧艺术百花园中一朵娇艳的奇葩。
相对于线装书的“雅”,年画的“俗”充满了民间的勃勃生机。
在民间,年画就是年文化的一种表现。
年画的内容丰富,重要的主题是祈求平安、保佑吉祥。
年画的特点与艺术风格也各不相同:古朴稚拙的河南朱仙镇年画,充满市民趣味的杨柳青年画,粗犷朴实山东潍坊年画,充满乡土气息河北武强年画,细腻工整的桃花坞年画,色彩浓艳的四川绵竹年画等等,这些年画展现了地域特色,呈现出多姿多彩的艺术风貌。
这些年画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表达了劳动人民对审美的追求。
虽然书籍装帧与木版年画在审美诉求、艺术旨趣、演绎风格、作品格调及艺术表现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但它们都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
就审美产生的初衷及过程来看,它们最大的同质性在于:二者都是人类真情实感的流露、反映和表达。
书籍的装帧设计往往是一种指向性的意义关联,如对线的要求是洁白、柔韧,对书写纸和签、锦的要求是古雅、和谐,这些洁白、柔韧、古雅的“意象”,唤起与此“象”相关联的情操和深刻的思想。可以说,装帧本身已不再仅仅是赋予书籍一种形式,它已成为了中国古代文人雅士的一种人格之美的具象反映和表述,上升到了审美化的人生境界。它与中国文人的精神世界密切相连,息息相关,成为中国古代文人传递思想,表达精神的一个重要的载体和媒介。
与中国古代书籍中浓郁、独特的文人情结不同的是,年画则是以一种民间化、大众化、群体化的态势表现出劳动人民的真情实感。
集体性是民俗文化中一个明显的特征。
这也体现了劳动人民集体意识较强的文化精神。
可以说,年画表现的是一个群体的真实情感,用发自内心的炽热情感歌颂生活,赞美生活。
如果说书籍的装帧代表了精英化的“雅”的审美,而年画代表了民间大众“俗”的审美特征,那么文人在印刷创作中的深度参与,则体现出了“化雅为俗”的新美学趋势。
以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頫为代表的书画创作,对印刷艺术影响深远。
在书法方面,赵孟頫精通真、行、草三书,其小楷字体妍丽,用笔遒劲;大楷则圆劲秀媚,端正研究,姿态流畅,洒脱自如。
在元代刊刻书籍中常用的字体,就是赵孟頫体。
元代书籍刻印中赵体流行最主要的原因是:赵孟頫的书法艺术在元代已极负盛名,在权贵文人及民间均有较大影响,且具备很高的艺术审美价值,并且,赵孟頫常常亲自为当时的刻本书上版,如《道德宝章》等书版就是赵孟頫亲自书写的。
亲自参与到印刷领域进行实践,使其书法艺术中融入了雕刻艺术的特点,更为印刷刻工及大众所接受。
赵孟頫书法平和简静,线条端正流畅,结构均匀整齐,笔画呼应得当,其艺术风格呈现出简洁明快、端正不失飘逸,严谨而又灵活的审美特点,而这种审美特征,也容易被印刷刻工借鉴使用。
除楷书被印刷业大量使用外,赵孟頫的行书也常在元代书籍刻印中使用,这也是元代印刷领域的一大创新。
赵孟頫的行书如行云流水,通达自然,其字体常应用于一些文学艺术类作品的印刷,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能使读者拥有极高的阅读与欣赏价值。
大批文人对印刷生产环节的深度介入,使印刷审美产生了“化雅为俗”的美学新趋向。
一方面是传统的“雅”的原则和旨趣被“俗”吸纳了——它们仍然保存着“雅”的样态,但是,它们传达的是“俗”的精神;另一方面,“俗”中心化了,它成为价值选择的基点,它不仅不需要借“雅”立足,反而是因为与“雅”对峙,而具有价值。
在印刷审美中,充分体现了这种雅与俗的结合:雅俗共赏、化雅为俗的审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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