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亚兵，游肖迪，赵 振
（兰州理工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甘肃 兰州 730050）
互联环境下，大数据、区块链等信息化技术的更迭速度加快促使企业加快创新步伐，然而仅靠内部资源整合难以维持企业竞争优势以获得长远发展的创新资源。社会网络理论认为，企业通过外部关系可获得有助于企业发展的有效信息和资源，企业之间通过外部合作形成的相互交错的关系网，为其获取创新所需要的异质性资源提供了保障［1］。此外，随着行业竞争的不断加剧，环境不确定性逐渐增强，有着组织关系依赖的企业才能在复杂动态的市场环境中存活。基于此，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不断拓展关系网络获取创新所需要的外部信息和资源［2］。
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本文认为，创新联合体是一种由大企业牵头、中小企业参与、结合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等多元化主体参与并致力于同一创新目标的产学研融合的新型组织形式，为中小企业进行跨界合作、拓展关系网络、创新生产管理模式等搭建了平台。因此，这一建议的出台，极大激发了企业的参与积极性：湖北智能建造科技创新联合体、江苏省六大创新联合体、绿色船舶创新联合体、北京生物种业创新联合体等相继建立。尽管早期已有学者对联合体进行过相关研究［3-4］，但就现实情况而言，创新联合体是在实践中提出的新概念，只有少数学者从博弈论角度分析了创新联合体的动力机制等问题［5-6］，其相关理论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关于创新联合体有何特点，参与构建创新联合体对企业创新能力有何影响等一系列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相关理论研究有待进一步丰富，因此，对创新联合体和联合体内中小企业创新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创新联合体这一概念的提出及相关政策的出台，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势在必行，企业关系嵌入会越来越受到重视。目前，已有学者基于社会网络理论，将关系网络视为企业重要外部资源，探究其对企业创新能力以及创新绩效的影响。相关文献从网络嵌入的不同维度出发，从结构洞、关系强度等入手，探寻其与创新的关系，如强、弱关系与企业突破式创新的关系研究［7］、嵌入性创新网络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8］等，但大都基于企业内、外的单一角度出发研究关系网络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虽然有学者研究联盟关系嵌入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9］，但是创新联合体与企业战略技术联盟是不同的概念，两者虽在内容和形式上有交叉和重叠，但前者是后者的演绎和延伸，有着独特的特征［5］，主要体现在：①创新联合体具备市场需求主导和政府引导的创新模式职能，政府部门的引导发挥重要作用；
②联合体成员之间不是基于成本分摊的简单竞合关系，而是优势互补前提下的协同竞争，致力于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实现共同创新目标；
③联合体内部通过股权分配和利益共享形成风险共担，建立起强信任机制，长期合作意向稳定。基于以上差异，“自组织的对偶式合作——自组织、被组织结合的多元主体协作”的实质性转变，导致了创新联合体关系嵌入对企业创新能力产生了不同于联盟关系嵌入的影响，因此，新组织形式下的创新联合体关系嵌入会如何影响企业创新能力还需进一步研究。另外，企业创新过程中需要考虑外部不可控因素的重要作用［10-11］。随着行业技术水平的迅速发展和市场环境的剧烈变动，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越来越难以把控，环境不确定性会如何影响创新联合体关系嵌入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以及不同关系强度下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是否相同等问题也需进一步分析。
综上，本文基于社会网络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从创新联合体的内外部视角出发，研究创新联合体内外部强、弱关系嵌入对中小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
将环境不确定性作为调节变量，探究环境不确定性在不同维度、不同强度下的创新联合体关系嵌入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中所起的调节作用。旨在推动创新联合体相关理论的发展，拓展关系嵌入对企业创新能力影响的研究视角，为中小企业如何参与并推进“创新联合体”构建提供一定思路。
（一）关系嵌入
在以往的研究中，不同学者对关系嵌入这一概念有不同的定义和理解。Granovetter（1985）认为，关系嵌入是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形成的关系网络，强调个体的经济行为，感情强度和互惠性原则等通过影响个体的经济决策影响其经济行为［12］；
Gulati（1999）将关系嵌入定义为双方之间相互理解、信任和承诺的程度，侧重于交易双方之间的直接联系［13］；
Lin 等（2009）对关系嵌入的定义与Granovetter相似，认为关系嵌入就是关系网，反映了企业与其他技术主体间的承诺、信赖和信息共享程度等网络关系特征［14］。本研究将关系嵌入定义为：社会网络主体间产生联系所依赖的联结，反映的是企业与联合体内外部相关者互动频率、持续时间等，强调联系的广泛性和紧密性，表现的是组织间交流与沟通的开放和透明程度、能够进行信息共享的程度。反映主体在所处网络中的关系质量［15］，通常以关系强度表现出来，进一步地，学者们将关系强度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进行探讨［2，16］。强关系是指持久的、接触频次多、互惠程度高的亲密关系，侧重于所获信息、资源等的深度；
弱关系是指偶尔联系的、接触频次少，互惠程度低的简单社会关系［17］，强调信息、资源等获取的广度。
已有研究基于企业自身［2］和产业集群［18］的内、外部视角探究了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本研究试图从创新联合体内外部视角出发，将关系嵌入划分为创新联合体外部关系嵌入和创新联合体内部关系嵌入。其中，外部关系嵌入主要基于某一各自特定技术或资金等的需求与联合体外其他企业建立的合作关系；
内部关系嵌入侧重于企业与创新联合体内部其他成员之间为完成共同创新目标在交流协作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特定关系，它集中于联合体内稳定的多元知识、信息的沟通交流。
（二）内部关系嵌入与企业创新能力
创新联合体本质上是基于创新资源、能力、社会资本等各参与主体间的积极协作。内部关系嵌入对创新的直接影响体现在资源配置以及信任机制等方面，主要通过信息、知识等的获取、整合和转化影响企业的创新能力。根据社会网络理论，企业创新活动所需的人、财、物等资源可通过内部社会资本有效获取，合作伙伴间的资源共享极大影响创新联合体成员协作［4］。此外，内部网络关系可以通过影响知识获取能力影响企业创新，尤其对处于创新行动阶段（即知识整合过程）的企业而言，长期紧密的伙伴关系是有益的［19］。而不同程度亲疏伙伴关系为企业提供信息和资源的质量和数量具有差异，其中，强关系比弱关系带来更深层次的知识共享和研发合作，整体上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企业同联合体内其他参与主体建立强关系时，能促进知识的传播，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企业对这种知识的识别和利用效率，促进知识内化，为企业创新提供有利条件［20］，且成员间有效合作会促进人、财、物等资源高效流动，企业可以在短期内快速整合联合体内关键技术、人才和管理优势等创新资源，减少非必要成本，降低创新费用［3］。同时，企业实施创新过程中也更容易获得其他企业有力支持，减少企业创新的后顾之忧。
企业处于创新联合体内部弱关系嵌入时，虽然从联合体内部获得的信息和资源不如强关系状态下获得的效率高、质量好，但由于联合体内部通过股权分配和利益共享建立起稳定的信任机制，可以避免投机行为和敲竹杠行为的发生［9］，从而提高工作效率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减少企业间的交易成本，促进企业间长期合作，提升企业间的研发效率从而促进创新能力的提升。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
H1a：创新联合体内部强关系嵌入与企业创新能力正相关；
H1b：创新联合体内部弱关系嵌入与企业创新能力正相关。
（三）外部关系嵌入与企业创新能力
创新联合体是参与主体因同一创新战略目标组建的互利共赢协作体，联合体内部的信息和资源互融互通，成员间易形成闭合结构，成员想法容易趋同［21］。因此，企业还需与联合体外部组织构建合作关系以获得异质性信息。就现实情况而言，任何企业都不止处于一个合作关系中，企业除正式的技术联盟关系外，还会与联盟外的其他企业或者组织合作交流。创新联合体内企业亦然，除参与构建的创新联合体外，企业还与联合体外部其他企业或组织有不同程度的亲疏合作关系。当企业与联合体外其他组织沟通交流时，因双方具有不同知识、经验及文化背景，故能为企业进行创新活动提供异质性知识［22］，同时，与合作企业之间不同强度关系为企业在获取资源方面提供了互补优势，增加了企业创新产出。
社会网络理论指出，企业构建的关系网络越密集，获取外部信息和知识的渠道就越广泛，与外部的关系强度越强，越有利于挖掘对自身创新有价值的互补性资源［23］。企业处于创新联合体外部强关系嵌入时，与关系网络中企业或组织的密切交流与合作促进了隐性知识传播［24］，提高了外部信息质量，更利于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而与联合体外部的其他企业或组织保持弱关系，可以保证企业信息搜索广度，与内部关系嵌入相似，虽然企业并未融入高情感亲密关系，但维持弱关系既不必付出高成本代价又能获取广泛外部信息［21］，有利于企业进行创新行为。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本文假设2。
H2a：创新联合体外部强关系嵌入与企业创新能力正相关；
H2b：创新联合体外部弱关系嵌入与企业创新能力正相关。
（四）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环境不确定性是影响企业发展的重要权变因素，是企业进行创新行为需要考虑的重要决策变量。根据以往研究［10-11］，关系嵌入与企业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并非固定不变，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要素会对其生产经营产生制约和影响。开放式创新环境下企业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高环境不确定性意味着环境动态性和丰富性较强，企业所处环境中各利益相关者的需求或行为快速变化甚至难以预测，企业生存发展所需要的技术、资金、人才要素数量增多［8］，给企业创造了更多技术机会的同时，也提升了竞争的激烈程度。
当企业以强关系嵌入在联合体内部时，与其他成员建立的稳固、紧密的联系本身就降低了环境感知的威胁，这种情况下，环境不确定性提供的更多是多样化的技术机会，企业将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关注市场技术需求导向带来的创新契机，有助于企业更好把握创新机会及实现创新目标［25］。信息、资源等的搜寻和整合是创新的前提，根据资源依赖理论，企业间资源差异性较大且不能完全自由流动，当企业处于联合体内部弱关系嵌入状态时，资金、人才、信息等资源流动效率低下，企业与联合体内的成员互动缺乏，不能及时获取关键信息和资源。虽然企业能从弱关系中获取多样化的非冗余知识和资源，但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这些信息和资源进行筛选和整合［26］。对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创新而言，快速准确地掌握市场需求、把握市场动态至关重要。高环境不确定下，市场环境迅速变化、难以预测，若企业不能及时整合所搜集的信息和资源，则这些资源和信息时效性下降，阻碍创新能力提升。因此，本文提出假设3a、3b。
H3a：环境不确定性正向调节创新联合体内部强关系嵌入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
H3b：环境不确定性负向调节创新联合体内部弱关系嵌入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
中小企业的风险抵抗能力较低，尤其是专注于创新的中小企业更需要减少创新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当环境高度不确定时，环境要素的差异化较大，大量的非结构性问题涌现，企业需要借鉴或运用不同于已有知识结构的新知识或新技能来解决这些问题［25］。高度的环境不确定性使得企业更加重视运用目前所掌握的资源抵御潜在威胁，处于创新联合体外部强关系嵌入的企业更容易从联合体外部网络中及时获取异质性知识来解决问题，使得外部强关系嵌入与企业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增强；
相反，处于外部弱关系嵌入的企业未形成稳定的合作关系，并且没有建立信任机制，致使企业获得的信息不对称［23］，导致外部弱关系合作企业机会主义倾向增强。企业在高环境不确定下进行创新时会面临更多风险，由于相关成员之间尚未形成风险共担，处于外部弱关系嵌入的企业更多地是独自承担风险，因此环境不确定性会削弱外部弱关系嵌入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因此，本文提出假设3c、3d。
H3c：环境不确定性正向调节创新联合体外部强关系嵌入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
H3d：环境不确定性负向调节创新联合体外部弱关系嵌入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
综上，本文构建如图1所示的概念模型。
图1 概念模型
（一）变量测量
为确保测量题项的可靠性，本研究选择被广泛引用且信效度较高的量表。对来自外文文献的测量量表严格按照“翻译—回译”的程序进行翻译和修订，以形成最终问卷。研究采取李克特五点量表法（1～5表示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
（1）关系嵌入。本研究参考吴晓波、许冠南（2011）和Rindfleisch 等（2001）的研究［27-28］，按照外部关系嵌入和内部关系嵌入两个维度的定义，根据具体研究需要对量表进行适当修改，包括成员之间信守承诺程度、交换信息频率等题项。
（2）企业创新能力。参考蒋振宇和王宗军（2020）、Capon 等（1992）的成果［2，29］，本研究从基础设施、研发投入和创新回报等方面设计量表，包括公司创新所必须的知识和人才储备、与竞争对手相比公司对研发投入的关注度、公司的研发资金投入比主要竞争对手回报率更高等题项。
（3）环境不确定性。借鉴彭伟（2012）和李剑力（2010）等的研究［25，30］，将环境不确定性划分为市场需求、竞争程度、竞争对手数量三个维度进行测量，包括市场需求变化较快、市场竞争对手数量较多、市场竞争激烈等题项。
（4）控制变量。借鉴以往的相关研究，将企业年限、企业性质和行业类型作为控制变量。
（二）数据收集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数据搜集，历时四个月，共收集两轮。由于本文以创新联合体内中小企业为研究主体，因此调查对象为已成为或即将成为创新联合体成员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这些企业与多样化创新主体进行合作，被调查的管理人员对与之合作的同行企业、供应链伙伴以及科研院所等均有所了解。
问卷正式发放前首先预发放30 份问卷进行问卷前测，根据经过信效度检验的回收问卷，剔除一些题项，待稳定后形成最终问卷。问卷正式发放采用线上和线下两种形式，线上问卷利用问卷星软件通过微信链接和邮箱等发送；
线下调查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到部分公司进行实地访谈，一种是依托高校平台，借助师资力量，联系2018 级、2019 级和2020 级EMBA 学员和具有中高层管理者身份的MBA 学员，向其阐明问卷填写用意并具体解释问卷中题目含义，邀请其填写问卷，并委托这些学员将纸质版问卷发放到所在企业的其他中高层管理者。由于学员所在企业多位于浙江、江苏、山西、陕西和河南等地，结合线上问卷来自广东、甘肃等地，因此调查地区涉及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
本研究实际回收问卷500份，在将有缺失项问卷、所有题项打分相同问卷以及类似题项打分矛盾问卷剔除后，最终得到有效问卷418 份，有效回收率为83.6%。从调查的样本来看，在被调查企业中金融业的比重最大，制造业次之，两者占据样本的51.9%，其他行业类型也占据一定比重，公司所属行业覆盖面较广；
企业年限大部分在5～15年之间；
调查对象以民营企业为主。样本详情见表1所列。
表1 样本描述性统计
（三）实证模型
为验证关系嵌入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以及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本研究利用SPSS软件通过回归分析进行效应验证，构建核心模型如下：
其中，IA 表示被解释变量创新能力；
X表示解释变量，包括内外部强、弱关系嵌入；
Controls 表示控制变量；
ε1表示随机误差；
α0为常数项；
α1和γ表示待估计量的回归系数。若α1为正且显著，则H1a、H1b、H2a和H2b成立。
本研究借鉴胡志亮等（2021）的调节效应检验模型验证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31］。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调节变量环境不确定性（EU）以及自变量与调节变量交互项（X×EU），β1、β2、β3、λ 表示待估计量的回归系数。若β1显著为正，β3显著为正，则 H3a 和 H3c 成立；
若β1显著为正，β3显著为负，则H3b和H3d成立。
（一）共同方法偏差及区分效度检验
由于采用自评的方式进行调查导致同源方法偏差必定存在，因此本研究利用SPSS25.0 根据Harman单因子分析方法将关键变量的全部题项进行未旋转时的因子分析，结果显示首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39.99%，低于50%，说明研究的共同方法偏差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本研究通过SPSS25.0 软件对搜集的数据进行分析，通过检验，得出KMO值为0.952，适合做因子分析，并进行信效度检验，得出问卷量表的信、效度值，具体见表2所列。
表2 量表的信度、效度
根据表2，所有变量的信度值均大于0.7，信度较佳；
另外通过对四个因子以及25 个分析项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得出，4 个因子对应的AVE值分别为0.679、0.648、0.567和0.588，均大于0.5，且CR 值分别为 0.95、0.943、0.796 和 0.85，均在 0.7 以上，说明数据收敛效度较佳。此外，利用Mplus7.0软件对搜集的数据进行分析，将四因子模型和其他模型的拟合指标进行比较，得出四因子模型的拟合效果最优。具体验证结果见表3所列。
表3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二）相关性分析
表4显示了各变量间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从中可以看出，各主要研究变量之间具有显著相关性，且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适合进行回归分析。
表4 变量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矩阵
（三）假设检验
无论是创新联合体内部关系嵌入还是创新联合体外部关系嵌入，企业与其的关系强度要么是强关系，要么是弱关系。根据研究需要，将回收的418份问卷，分别以内、外部关系嵌入的均值为标准，将总样本分为“内部强关系嵌入”“内部弱关系嵌入”“外部强关系嵌入”和“外部弱关系嵌入”4 组数据，并利用SPSS25.0软件依次对4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检验四者与创新能力的关系以及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鉴于量表得分相对较高，内部关系嵌入均值为3.320，外部关系嵌入均值为3.365，故将量表得分区间为［1，3.320］的样本作为“内部弱关系嵌入”组，得分区间为［3.320，5］的样本作为“内部强关系嵌入”组，得分区间为［1，3.365］的样本作为“外部弱关系嵌入”组，得分区间为［3.365，5］的样本作为“外部强关系嵌入”组。
在表5 中，模型1 检验的是行业类型、企业年限和企业性质对创新能力的影响。由模型2 和模型5 可知，内部弱关系嵌入和内部强关系嵌入的回归系数为0.279 和0.607，在p＜0.01 时显著，说明内部强关系嵌入和内部弱关系嵌入对企业创新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并且，内部强关系嵌入比内部弱关系嵌入更能促进企业的创新能力。由此，H1a 和 H1b 得到验证。
表5 回归分析表（1）
模型4中纳入了内部弱关系嵌入×环境不确定性，验证环境不确定性对内部弱关系嵌入与企业创新能力关系的调节作用。在模型4中，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0.281，在p＜0.01的水平下显著，与模型2相比，模型3 的解释力显著提高，相较于模型3，模型4 的解释力也有了一定的提高因此，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显著，且负向调节内部弱关系嵌入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由此，H3b成立。
表6中，模型8和模型11分别检验外部弱关系嵌入和外部强关系嵌入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可以看出，外部弱关系嵌入和外部强关系嵌入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327 和 0.646，在p＜0.01 时显著，说明外部弱关系嵌入和外部强关系嵌入对企业创新能力均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回归系数的差值较大，说明处于外部强关系嵌入的企业比处于外部弱关系嵌入的企业更能提高创新能力。由此，H2a和H2b得到验证。
表6 回归分析表（2）
模型10 中纳入了外部弱关系嵌入×环境不确定性，验证环境不确定性对外部弱关系嵌入与企业创新能力关系的调节作用。可以看出，外部弱关系嵌入×环境不确定性的回归系数为-0.299，在p＜0.01时显著，模型9比模型8的解释力显著提高（△，与模型9 相比，模型10 的解释力也有了一定的提高（△，因此，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显著，且负向调节外部弱关系嵌入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由此，H3d成立。
模型7中纳入了内部强关系嵌入×环境不确定性，模型13中纳入了外部强关系嵌入×环境不确定性，两个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81 和0.11，但两个模型中p＞0.1，因此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不显著，H3a和H3c不成立。本文认为可能的原因为：在中国高人情社会情境下，人情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资本［32］，企业间在交往中会充分考虑情感因素的影响。当企业处于强关系网时，无论是创新联合体内部还是创新联合体外部，企业的中高层管理者之间有着较为紧密的沟通和交流，甚至由最开始的“人情”转化为“友情”。强关系网中多元化主体之间交往密切、协作稳固，最大程度共享多元化信息和资源的同时，也能最大程度共同抵抗外部环境不确定带来的风险，导致环境不确定性调节效应不显著。
（一）研究结论
本文根据社会网络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以创新联合体内的中小企业为研究主体，探讨了关系嵌入对创新能力的影响，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①创新联合体内、外部强关系嵌入和弱关系嵌入均对企业创新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也与学界相关研究结论一致［15，20］。无论处于创新联合体外部强、弱关系还是创新联合体内部强、弱关系中，企业都可从这种关系中获得一定信息和资源。相对弱关系嵌入，强关系嵌入更能给企业带来优质资源，给企业提供关键创新要素。②在不同强度的关系嵌入与创新能力的影响关系中，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不同。当企业处于内部弱关系嵌入时，与创新联合体内其他成员之间呈现弱联结状态，环境不确定性导致企业从创新联合体内部获得资源和信息的时效性下降，使得内部弱关系嵌入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正向影响作用被削弱；
处于外部弱关系嵌入的企业无法充分了解行业动态且需要独自承担更大风险，环境不确定性抑制外部弱关系嵌入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正向影响。但在高人情社会情境下，环境不确定性对内、外部强关系嵌入与创新能力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并不显著。
（二）理论贡献
首先，本研究从创新联合体内、外部视角出发，将关系嵌入分为内部关系嵌入和外部关系嵌入两个维度，分析了创新联合不同维度关系嵌入中强、弱关系对中小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机理，拓展了以往关系嵌入对创新能力影响的研究视角，丰富了企业创新、社会网络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的研究。
其次，本研究在探究关系嵌入与创新能力的关系时将环境不确定性作为情境变量纳入研究，厘清了不同维度关系嵌入下强、弱关系与创新能力关系中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揭示了内、外部强关系嵌入对创新能力影响中环境不确定性无显著调节效应的可能原因。
最后，创新联合体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企业合作新形式，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3，8］上阐述了创新联合体的相关概念及鲜明特点，描述了创新联合体与技术联盟的主要区别，丰富了创新联合体的相关理论研究，并为创新联合体的构建和发展提供了一定理论借鉴。
（三）实践启示
首先，企业应当积极参与创新联合体构建并充分利用这一创新平台，主动参加创新联合体内部组织的活动，不断深化与内部其他企业之间的协作关系，同时注重延伸外部关系，以获取异质性信息和资源，获得协同优势，推动企业创新。例如，致力于技术创新的制造业企业应积极与行业龙头企业沟通交流，建立稳定紧密的协作关系以获得经济技术优势，同时与供应链下游的销售型企业建立合作关系，以充分掌握市场需求信息。
其次，高环境不确定下企业要努力维持与联合体内部成员的稳定关系，通过建立稳定的信任机制保证信息时效性，降低环境不确定性带来的负向影响。同时加强与联合体外部其他组织的联系，逐步建立信任关系以提升互惠合作质量，也可以加入一些非正式的组织，拓宽知识来源渠道，弥补从联合体内获取不到的信息，降低因信息、资源缺乏或同质化带来的风险。
最后，政府部门的引导在创新联合体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相关政府部门应根据产业、行业发展的不同要求明确“创新联合体”的具体认定与管理办法，给予重大科技项目资金支持和政策优惠，为企业搭建稳健的联合体合作平台的同时扮演好柔顺剂角色，合理协调内部成员利益，创造良好的合作氛围，打造高质量的合作网络。
本文的研究不足主要体现在：第一，通过调节效应的回归分析，发现控制变量中行业类型会对企业的创新能力产生显著影响，但是本文未对该控制变量进行进一步分析，未来研究可以将行业类型纳入研究，检验其对创新能力的影响；
第二，社会网络理论分析中，网络嵌入可以分为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两个维度，但是本文只研究了关系嵌入的影响，后续可以将结构嵌入纳入研究，并结合中国情境，具体讨论中国高人情社会情境下，网络关系如何影响创新联合体内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