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全生”思想探析

◎李苏伟

(宝鸡文理学院 陕西 宝鸡 721000)

“全生”一词见于《庄子·养生主》篇首:“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1]121这里“全生”是跟“保身”并举的,二者含义都指向于保全养护个人生命的某个部分,但又有不同的侧重。“保身”一词来源于《诗经·大雅·烝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2]经查《故训汇纂》,“身”有两个基本含义:1.体,即物理意义上的躯体;
2.己,即指自己。[3]而“保”为“养护安守”之意,“保身”意即“养护安守自身”。而成玄英疏为“保守身形”[4],显然仅仅是从人有形的物理躯体而言的。而“全生”多译为“保全生命”,似乎比仅仅保全有形之躯的“保身”更多了一些值得涵泳的意蕴。人的生命当然不仅仅只有形,还包括“使其形者”。人不仅要养护自己的身体,而且要养护自己的心灵,这也正是庄子用“养生”而非“养身”的原因。“全”有整全、全体、全面之意,“生”则有一种生生的、活泼的动态,“全生”一词似乎蕴含着一幅整全的、立体的、动态的生命图景。以此种“全生”的意义来解读庄子的思想,就不会只是在吮吸“古人之糟粕”(《天道》),而是能做到对庄子真实生命体验的共情。出于上述考虑,这样意义下的“全生”一词,相较于“养生”“保身”而言,更能凸显庄子保全生命的思想宗旨。

(一)人无所逃于天地间

海德格尔认为人是被抛入这个世界的。人无法选择自己存不存在,因为已经存在;
人亦无法选择自己存在的世界,因为已经被抛入这个世界。无论世界是什么样子,人都没有拒绝生活在此世界中的选择。这意味着人是无可逃于天地间的,在无可奈何之后安之若命是唯一的选择。

庄子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认为避世离俗终非究竟之道。“刻意尚行,离世异俗”的非世之人以及隐于江海“钓鱼闲处”的避世之人,其身体虽然跟人类社会保持了距离,但终究没有逃离这片天地。况且天下万民之幸福祸患总是不时地拨动着他们的心弦,说是遁出尘世,实则一直心系人间。如果真的对人世种种再无留恋牵挂,心如枯槁,投水而死,虽然真正做到了脱离这个世界,但也丧失了人最珍贵的本质—生命。

庄子说“绝迹易,无行地难”,通过死或者遁隐的方式来逃离人世是很容易的,但是在人世间生活却又不留下痕迹是很难的。能“入游其樊而无感其名”(《人间世》),在人间世的樊笼里优游自在,还能保全生命、不受忧患牵累,这是圣人终身的追求。

(二)立足于人间世的生命忧患意识

从《人间世》的篇名就可以看出,庄子始终是立足于人本位的:他并不关心与人剥离的外在自然界,而是关注人的现实生存处境。庄子所处的时代周道衰废,道德沦丧。“臣弑君、子弑父”“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5],上位者尚有“身为刑戮”之患,普通人的处境可想而知了。身处这种朝不保夕的生存困境,人自然而然会开始思索如何保全生命,安顿身心,把生命寄托在一个没有危险的理想之境。

《人间世》篇中,叶公子高受楚王之命出使齐国,“事若不成,则必有人道之患;
事若成,则必有阴阳之患。”[1]158叶公子高为君王做事,事情还没办之前就担忧焦虑,惴惴不安;
事情最后若是办不成,则身体一定会受到刑罚。可见在人间世生活,不仅有“身患”,外在的形体会受到戕害;
而且有“心患”,内在的心灵也承受着各种创伤。时时刻刻处于这两种大患的威胁下,人不能不戒惧修省,以全生为要。

(一)跳出“利害”之网

人在世间多是趋利避害的,殊不知利害是如影随形的,得利的同时,祸患也随之而来。《山木》篇中,蝉为了贪图树荫乘凉的享受,忘记自身的处境,而被螳螂张开双臂捕获;
螳螂为了获得口食,暴露身形,也被黄雀扑啄;
黄雀只盯着眼前的虫子,却不知自己也被庄生的弹弓锁定了。庄生怵然戒惧,明悟到“物固相累,二类相召也”(《山木》),万物是互相牵累的,利害是相互感召的。人们想要追逐利益的时候,侵害也随之而来了;
人们侵害某些对象,把他们作为满足自己欲望的工具时,其自身也将被别人作为工具来实现目的。

如何跳出这繁复的“利害之网”,保护自己不受侵害呢?《齐物论》篇说:“圣人不从事于务,不就利,不违害,不喜求,不缘道”[1]103,圣人因深知利害相感的道理,故不以世俗追求为务;
因其不就利,故无害可避;
因其无所追求,故无所固守。圣人正是以此而能“游乎尘垢之外”(《齐物论》)。

(二)有用无用之间

1.有用之忧患

世人皆以有用为利,所以贪好有用之物,欲成有用之材。其实伤身的祸患正是因有用之利所招致。

楸、柏、桑这三种树,在宋地种的很多,它们对人们很有用。一拱、一把粗的时候,人们砍来击打猴子;
三四尺粗的时候,人们砍来作高屋的正梁;
七八尺粗的时候,富贵人家砍来制作棺材。所以这三种树没有生长到其自然的寿限,就被砍伐用于满足人们不同的需要了。[1]183

山木能成材,膏能照明,桂可食用,漆树能制器物。此四者或遭砍伐,或被燃烧,或被斫倒,或被切割。所谓“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山木》),有用之物总是更容易罹受祸患,有用之人又何尝不是?

鲁侯敬祖尚贤,励精图治,仍不免于身患,这是因为鲁侯有鲁国之累。鲁侯身为一国国君,可谓大材大用,但是治理一国总不免劳神伤形;
同时身居高位,也会招致天下人的嫉妒或怨愤,总有人想要弑君取而代之。国君之位于鲁侯而言,就像动物值钱的毛皮一样,会给他带来杀身之祸。有用之患,虽位至九五,仍旧不能幸免,可见人间世忧患之深重。[1]669-670

2.无用之大用

世人的价值视角下,对无用之人、无用之物的评价总是很鄙夷和不屑的。毕竟无用之人,总是一事无成,一无是处,无所作为的;
无用之物于己无利,更不值得关心了。但是庄子《人间世》篇中却提供了反向思路:无用之物、无用之人恰因其无用而能成就全生之大用。

曲辕的大栎树,大到枝叶能遮蔽数千头牛,树干宽百尺,高出山七十尺才分出枝干。惊异于其大的围观路人有很多,但是木匠却旁行不顾。因为这棵大栎树用于造船易沉,用于做棺材易腐烂,用于制作器物易毁坏,用于做门易渗出树脂,用于做房梁和柱子容易虫蛀,是“不材之木,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寿”[1]175-176。

支离疏身有残病,世人不管谁见了恐怕都会为他嗟叹命运不公了,竟然让他生得这一副非人模样。但是国家征兵、征徭役时,支离疏都因为身体的残病而得免征;
国家怜恤鳏寡病弱时,支离疏反而领受了许多粮食和柴火。支离疏因形体之无用而得“养其身,终其天年”[1]185。

类似于大栎树和支离疏这般无用的还有商之丘的大木,祭祀时白额的牛、高鼻的小猪、有痔疮的人[1]183,都因其无用而得以保全自身。

3.有无之间

那么人做到无用就可以免除祸患,保全自身吗?《山木》篇有一个更深刻的寓言来讨论这个问题。

庄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夫子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故人喜,命竖子杀雁而烹之。竖子请曰:“其一能鸣,其一不能鸣,请奚杀?”主人曰:“杀不能鸣者。”明日,弟子问于庄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
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处?”庄子笑曰:“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

山木因为比之有用之材是无所可用的散木,故能以不材终其天年;
反观大鹅却因为比之另一大鹅无鸣叫之用而被杀。有用能招致有用之患,无用也能招致无用之患,既然二者都可能招致祸患,那人到底该如何自处、如何抉择呢?在这种复杂的世情下,庄子只好在有用无用之间游走,既不太有用而伤身,也不太无用而遭弃[6]。但这方法“似之而非也”,非究竟之道,故终不免于牵累。若要真正不受人世身患的牵累,唯有“乘道德而浮游”(《山木》)。

(三)从“形全”到“全德”的转换

庄子认为如果只是汲汲于形体的保全,这样的“除患之术浅矣”(《山木》),不仅未能触及全生之道的根柢,反有可能适得其反。有人追求各种口腹享受来保养身体,反而损伤了身体自然的机能;
有人不惜物化、践踏、掠夺他人来使自己心中适意,反而引起别人的嫉妒和怨恨而杀身。这些人正是老子所谓“以其生生之厚”的不善摄生者[7],名为养生,实是害生。

庄子认为要想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全生,除了需要养护形体,更重要的是要修养德性。人的生命不仅包括自然形式的形体生命,还包括非自然形式的道德生命,这是人区别于动物或植物之本质,缺其中任一形式都不能称之为人。所以生命的保全,不仅仅是指躯体的完整,还有道德的完备,并且完备道德是居于根本且首要地位的。

《德充符》篇描写了数个形体残缺但德性之光闪耀的人:有兀者王骀、申徒嘉、叔山无趾,以及恶人哀骀它、闉跂支离无脣、瓮盎大瘿。他们通过内在道德的修养而弥补了外在形体的不足。兹举叔山无趾的例子来说明。

叔山无趾被砍掉了脚趾,故用脚后跟走路来见孔子访求至道。孔子却觉得叔山无趾已遭身患,现在想补救也已经晚了。叔山无趾很生气:“我昔日修身不谨而使得脚趾被砍掉,现在我来不是为了已经失去的脚趾,而是为了保全我身上比脚趾更重要的东西—内在的道德。天地广大无私,我本以为您和天地一样伟大,没想到您却说出这样的话。”等叔山无趾离去,孔子告诫弟子:“叔山无趾是个被砍掉脚趾的人,仍旧努力进德修善以弥补先前之恶,更何况品德完满的人呢?”[1]207-208

叔山无趾在亡足后,认为“犹有尊足者存”,这是他对生命本质的深刻觉解:人不仅有形体,还有比形体更尊贵的存在——道德。《德充符》篇说“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当这些丑陋畸形的人修养到道德充溢其身的时候,人们只感受到他们身上美丽又神圣的德性光辉,而忘记了他们残缺丑陋的形体。并且因他们残缺丑陋形体的反差,反而让他们的德性之光更加闪耀。在这种意义上,形体层次的残缺成了更高层次的完满的一部分,而要达到这种更高层次的完满,必须立足于完满道德的保全。庄子说“德全者形全”(《天地》),人重视自身道德的保全应该超过对形体完整的重视。德性完备,形体自然随之得以保全。

(四)从“存诸己”到“存诸万物”

世人总是对庄子总有一种消极避世、只求苟全自身的刻板印象,其实庄子多的是对他人及万物生命的关怀。从《人间世》篇颜渊请行卫国的故事就可以看出,庄子不仅仅考虑如何保全区区一身,还有对如何救化万民的论辩。

颜渊欲往卫国劝谏君主改过修善,救民于水火。但是仲尼却觉得颜渊此去卫国必遭刑戮。“古之至人,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存于己者未定,何暇至于暴人之所行”,颜渊虽然欲救卫国万民,全其生命,但自己生命的保全尚不能保障,又怎么可以保全他人的生命呢?而颜渊有刑戮之患,不能存身化人,除了卫君“年壮行独”“不见其过”外,还有自身德行未臻圆满之境的原因。颜渊是仲尼的得意弟子,德行高尚,言行谨慎,为何依旧难以担此大任呢?在庄子眼里,颜回即便做到了“端而虚,勉而一”,即身形端正,恭敬身心,一心勤勉为国为民;
但是君主喜怒无定,习惯了听顺心阿谀的话,做大模样,耍小聪明,指望他有平常人的小德尚且难成,何况具有安民济世的大德呢?再退一步讲,颜回即便可以做到与天为徒、与人为徒、与古为徒,也只能做到保全自身,既不能感化君主也不能泽化万民。如何才能既存诸己又能化人?化人必先正己,于是仲尼让颜回进行“心斋”的内修,亦即老子“致虚极,守静笃”的圣学功夫:“瞻彼阕者,虚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谓坐驰。夫徇耳目内通而外于心知, 鬼神将来舍,而况人乎!是万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纽也,伏戏、几蘧之所行终,而况散焉者乎。(《人间世》)”[1]137-158

室内空无一物,光才能遍照。人心亦一室也,若是心中常被物欲占据,自然如明镜蒙尘,失去了照物容物的功能。唯有心虚无物,心室自然辉光彻照,明如白昼。唯此虚明之心,能应万物之化,能通幽明鬼神,能达人伦之道。

心斋所进入的玄玄之境,正是庄子全生思想的至高之境——逍遥。这种境界的人游心于道德之乡,免疫世间忧患的伤害,既能全自己之生,又能全万物之生。如同在藐姑射山居住的神人,滔天洪水淹没世界却不能让其沉溺;
大火融化金石,烧焦大地高山也无法让其感到炎热。他们肌肤如冰雪,神姿绰约如处女。他们摒弃物我是非,齐同万物生死,一任自然生化。故虽不以世俗为务,而万物自然复本归真,是其所是,以各自之本性自由而整全地呈现出生命的光彩。

庄子对生命的关注是贯彻其思想的始终,从人间世所面临的生命忧患作为其全生意识发生的起点,进而论述人避免忧患、保全生命之道需要经过由趋利避害到跳出利害、由全形到全德、由存己到存万物三个不同面向的转化,最终游心于道德之乡,抵达无限的逍遥之境。这对于现实的人理解和把握生命本质、尊重和保全生命有重要的启发和警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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