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 放 张 坤
○东华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2021年《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施行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提出了更加明确的管理要求。信息披露作为企业向外界传递经营情况、展现企业发展状态的一种信息传输，只有保证资本市场信息披露的“公开、公平、公正”，才能减少信息不对称，实现资本市场高效配置资源，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
公司治理结构不仅决定了股权结构和内部治理结构，也直接影响着公司决策和日常经营管理。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可以有效解决委托代理问题、减少信息不对称，是高质量信息披露的制度保障。同时，持续稳定的信息披露能够向外界传递出企业更为详细和准确的信息，利于利益相关者获悉企业信息，增强股票流动性[1]，从而对企业的治理结构产生积极影响[2]。因此，研究公司治理结构与信息披露质量关系对优化公司治理结构、提高企业决策有效性具有积极意义。
(一)关于公司治理结构的相关研究
公司治理结构来源于单词“Corporate Governance”，1932年首次出现在美国学者Berle和Means合著的《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中。国内外学者对公司治理结构研究大致基于制度安排理论和组织结构理论。前者认为公司治理结构是一套制度安排[3]。后者认为公司治理结构是由股东、董事会和管理层组成的组织结构。也有学者认为公司治理结构不仅仅由这三部分简单构成，还包括控制权的分配和使用、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的设置等[4]。也有学者指出公司治理结构分为内、外部治理结构[5]，但我国学者开展公司治理结构研究往往忽视外部治理。这是因为西方经济学家以市场经济体制实践背景为基础，自由竞争和完善的市场体系是其讨论的前提。综上所述，在回顾了有关公司治理结构的文献以及结合我国市场经济制度的实践背景，本文从内部治理结构角度选取了股权集中度、流通股比例、董事会会议次数、监事会功能效度和高管持股比例五个变量来代表公司治理结构，以研究其与信息披露质量的关系。
(二)关于信息披露的相关研究
信息披露动机包括外部动机和内部动机。外部动机包括适应资本市场交易需求、降低法律诉讼压力、管理者经营能力信号传递等；
内部动机包括减少信息不对称、管理者控制权收益以及良好的公司治理环境等。也有学者针对信息披露计量问题展开研究。Botosan[1]率先构建了信息披露指数，根据研究目的设计和选择信息披露的项目。虽然学者们对衡量信息披露质量还没形成一致意见，但可将其归为三种衡量方法[6]：一是评分法，即从多个评价角度对信息披露质量进行评价打分，该方法考虑因素多、评价角度全，但赋分可能存在主观性；
二是事件法，即根据上市公司是否发生财务舞弊或财务欺诈等违规事件作为信息披露质量优劣的依据[7]，该方法以事件为判断依据，较为客观，但披露条约作为约束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最低要求，难以真实反映信息披露质量；
三是理论模型法，即借鉴国外学者或者自行构建联合指标来替代信息披露质量指数[8-9]。这种方法通过多种指标的联合，能够较全面地反映信息披露质量，但指标选取未形成统一标准。因此，本文在衡量信息披露质量时，为获取充分的样本数据以保证实证研究的有效性，选择评分法对其衡量，即根据样本公司在深交所每年的信息披露质量考核水平作为替代变量。
在回顾文献后可以发现，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因素是来自于多角度的，但是会计信息质量的高低与公司治理结构有深度的联系。本文在上述公司治理结构和会计信息披露质量文献基础上,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角度出发展开研究,着重研究深市主板A股制造业公司，以期为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改善提供有益参考。
(一)股权集中度与信息披露
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结构的基础，主要包含股权构成和股权集中度，良好的股权结构有利于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在股权相对集中的公司中，股东能更有效地治理公司，为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和可持续发展，股东也会积极提高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10]。由此，提出假设1：
H1: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信息披露质量正相关。
(二)流通股比例与信息披露
流通股是公司在交易所中流通的股份，有很强的流通性。流通股股东可根据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决定是否购买该股票，所以流通股占比越大，对信息披露质量要求越高[11]。由此，提出假设2：
H2：流通股比例与信息披露质量正相关。
(三)董事会会议次数与信息披露
董事会特征包括CEO地位、独董比例、董事会规模、董事会会议次数等因素。董事会是公司经营决策机构，对股东权益负责，也影响着信息披露。董事会成员数量作为一种信号传递，反映了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发挥作用的频率，但并不能说明董事会是否真正发挥了作用。同时，会议次数越多，说明公司存在较多问题或公司决议效率较低[12]。由此，提出假设3：
H3: 董事会会议次数与信息披露质量负相关。
(四)监事会功能效度与信息披露
监事会的功能是代表股东监督公司经营管理。高管作为公司日常经营管理的主要人员，需要被监管人员监督管理。因此，需要设立多少监事会人员来监管高管人员，即监事会成员与高管成员人数之比为多少才能够实现最优的功能效度，是个难题。若该比例较低，可能会导致监督管理不到位，造成高管权力的滥用。若比例过高，也可能会导致对高管人员的过度约束，造成高管人员权力受限。总的来说，监事会成员对高管成员的比例越高，越不利于监事会功能效度的实现，从而不利于信息披露质量。由此，提出假设4:
H4: 监事会功能效度与信息披露质量负相关。
(五)高管持股比例与信息披露
高管持股使高管与公司所有者利益趋于一致，有利于高管在实现自身利益的同时助力公司价值的最大化。官保纲等[13]提出，当管理者入股或机构入股增加时，代理人成本降低，高管操纵利润可能性降低。由此，提出假设5：
H5: 高管持股比例与信息披露质量正相关。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深圳主板制造业上市公司2015—2019年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删去ST公司、资料不全的公司，得到693家公司，共3465个样本进行研究。信息披露质量指标数据来源于深交所官网信息披露中的信息披露考评，公司治理指标数据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
(二)变量含义及计量
变量定义表见表1。
(三)模型构建
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法研究公司治理结构和信息披露质量关系。构建的多元回归模型如下：
Y=α0+β1X1+β2X2+β3X3+β4X4+β5X5+β6SIZE+β7RATIO+ε
其中：α0为常数项；
β1、β2、β3、β4、β5、β6、β7分别为各变量的待估参数；
ε为随机误差项。
表1 变量定义表
(一)描述性统计
对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信息披露质量的均值为 3.080 88，标准差为 0.635 41，说明大多数样本的信息披露质量评价较好。股权集中度、流通股比例、董事会会议次数、资产负债率的最大、最小值以及标准差都相差较大，说明公司治理结构差异大。监事会功能效度均值为0.61，标准差为0.27，说明样本中多数样本监事会人数小于高管人数。高管持股比例、公司规模变化幅度都较小。
表2 描述性统计结果
(二)相关性分析
表3分析了公司治理结构与信息披露质量间的相关系数，表明除流通股比例和高管持股比例外，信息披露质量与其他自变量以及控制变量显著相关。其中，股权集中度和公司规模分别与信息披露质量显著正相关，董事会会议次数、监事会功能效度和资产负债率都分别与信息披露质量显著负相关。
表3 相关性分析结果
(三)多重共线性检验
如表4所示，多重共线性检验表明，变量容忍度均大于0.2，且各变量VIF均小于2，所以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因此回归模型中的变量选择是有效的。
表4 多重共线性检验
(四)回归分析
方程回归结果见表5，整体来看，回归方程的F统计量为 87.048 07，在1%的水平上显著(P=0.0000)，所以回归方程具有统计学意义。其中，股权集中度在1%的水平上显著(Prob.=0.0000)，系数为 0.003 138，研究假设1得证，即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信息披露质量正相关。流通股比例在1%的水平上统计显著(Prob.=0.0025)，系数为 0.173 829，研究假设2得证，即增加流通股比例有利于提高信息披露质量。董事会会议次数在1%水平上显著(Prob.=0.0000)，系数为 -0.018 309，研究假设3得证，即董事会会议次数与信息披露质量负相关。监事会功能效度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Prob.=0.0000)，系数为 -0.183 473，研究假设4得证，即监事会成员与高管成员人数之比的提升与信息披露质量负相关。高管持股比例在5%层面显著正相关(Prob.=0.0207)，系数为 0.205 216，研究假设5得证，即高管持股比例的提升有利于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控制变量公司规模在1%水平上是显著的(Prob.=0.0000)，并且系数为 0.458 416，表明公司越大，其财务披露质量越好。资产负债率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资产负债率水平越高，财务信息披露质量越差。
表5 方程回归结果
(五)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研究结论的有效性，本文将解释变量股权集中度指标(前十大股东比例)替换为第一大股东比例，再次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变量替换后，自变量股权集中度、高管持股比例和控制变量公司规模系数仍显著为正；
自变量董事会会议次数、监事会功能效度和控制变量资产负债率系数仍显著为负；
自变量流通股比例虽有轻微变化，但系数仍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故通过了稳健性检验，结论稳定。
表6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一)从股权结构来看，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和流通股比例与信息披露质量正相关
该结论说明，企业股权集中度越集中，越有利于权力的统一行使，可以提升决策效率，为了自身股权利益最大化，股东倾向于公司治理结构的优化和良好运营。流通股比例提升，会改变公司股权性质，公司发行在外的股数越多，受到的关注度会越高，越利于财务信息披露质量提升。对此，提出的建议是优化股权结构，提高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适当提高公司股权集中度，有效利用相对股权集中度对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正向作用。加大公司在外流通股数，加强股份的外部流通，利用外部监督对财务信息披露的促进作用。
(二) 从董事会内部治理结构来看，董事会会议次数与财务信息披露质量负相关
董事会会议次数是董事会参与公司治理并发挥其功能效度的重要反映。董事会作为决策机构，效率过低，使得公司难以实现良好的治理与运营，为财务信息披露质量带来不利影响。对此，提出的建议是完善董事会制度，充分发挥董事会职能，不能仅追求董事会会议次数，要注重董事会会议质量，提高董事会会议决策效率。
(三)从内部治理结构的监事会层来看，监事会功能效度与财务信息披露质量负相关
监事会功能效度高，说明监事会人数相对于高管人数过多，监事人员冗余，对董事和高管会造成过度约束，导致管理层权利受限，决策效率低下，进而披露质量较差的财务信息。对此，提出的建议是优化监事会结构，促进其内部监督职能实现，发挥其职能有效性。
(四)从内部治理结构的高管层来看，高管持股比例与信息披露质量正相关
高管持股能够有效缓解委托代理机制的不利影响，鼓励高管在实现自身利益的同时，不侵害公司其他权益人的利益，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因此，提出的建议是完善高管持股的激励机制，促进高管与公司利益一致，降低代理成本，提高管理水平，实现公司的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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