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人淮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我们党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战略抉择，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指明了方向和路径，事关国家发展战略全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们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举措，是为了在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惊涛骇浪中增强我们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是一场需要保持顽强斗志和战略定力的攻坚战、持久战，要自觉把本地区本部门工作纳入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统筹考虑和谋划，以更加坚定的思想自觉、精准务实的举措、真抓实干的劲头，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取得扎扎实实成效。”[1]“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努力探索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有效路径。”[2]“要继续用足用好改革这个关键一招，保持勇往直前、风雨无阻的战略定力，围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更深层次改革，实行更高水平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动力。”[3]本文以创新、改革、开放为向度，对推进构建新发展格局进行全面、系统和科学的筹划、部署和推进。
纵观人类发展史，强国的兴起无不基于持续发展的强大内生优势，国际竞争优势也主要是各国的内生优势，特别是其中的核心优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利用低廉要素和人口红利等内生优势，采取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国际大循环模式，不仅弥补了国内资金、外汇等“缺口”和技术、管理、人才等“短板”问题，而且通过“后发优势”促进了经济高速增长，逐步缩短了同发达国家差距。但同时很大程度上形成了对国外先进技术、知识产权和市场等过度依赖，制约了国内关键核心科技、产品等供给配套和市场发育等内生能力的提升。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快速提升、国际环境条件深刻改变、大国之间博弈加剧等，低廉要素和人口红利等传统内生发展优势正在弱化，经济发展来自国际竞争的压力和风险愈加凸显。作为引领和驱动发展第一动力的创新，是一个民族发展壮大、生生不息的强劲动力；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创新主要是科技创新，科技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实力最关键的体现，推动科技创新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所在。因而客观上需立足国内大循环，坚持把科技创新特别是自主创新作为突破口，加大科技攻坚克难力度，激活内生新动力和新活力，赋能确立国内大循环主体地位和构建新发展格局。
（一）依托科技创新提升科技实力
科技发展是开启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钥匙，科技的重大创新和发展深刻地改变着世界，推动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变革、进步和发展。在我国“由大向强”的重要关口，全面重塑和持续增强内生优势，迫切需要加大科技自主创新力度，加快提升国家整体科技实力，不断提高技术供给的能力和水平。依托科技创新不断提升科技实力，不仅可以及时弥补国内大循环的“短板”环节，而且可增强国内大循环“优势”环节，既有助于畅通国内大循环，也有助于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更好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发展进入快车道，天宫、悟空、墨子、北斗、天眼、蛟龙、大飞机等相继问世，人工智能、高铁、移动支付、金融科技、5G通信等领先世界，许多前沿、先进科技正加快进入并跑、领跑，但原创能力水平即“从0到1”的首创技术，特别是实现“从0到1”突破的原创性基础研究，整体上滞后于许多发达国家，我国发展中还存在诸多“卡脖子”技术问题。近年来，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为了继续维持其科技领先和霸主地位，不断加大对我国科技施压力度，不仅严厉打压制裁我国高科技公司，严禁向我国出口前沿、先进技术特别是关键核心技术，而且不断加大科技脱钩力度，严格限制同我国进行科学技术研究、高科技企业生产、教育和人才等交流合作，不少行业企业高科技和产品面临“断供”风险，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畅通等问题日渐突出，因而必要强化科技自主创新，加快提升国家科技整体实力和水平。
依托科技创新加快提升国家整体科技实力，亟须强化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强化原始创新和原创技术。原始创新能力和原创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民族的核心竞争力，抢占科技和经济发展制高点，成为世界创新高地和科学中心，需要独辟蹊径推动原始创新和原创技术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始创新要有创造性思辨的能力、严格求证的方法，不迷信学术权威，不盲从既有学说，敢于大胆质疑，认真实证，不断试验。”[4]加快推进原始创新和取得更多原创技术，需鼓励、引导和包容科技人员敢于大胆开辟新领域、探索新模式、采用新方法、提出新创见。二是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关键核心技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为了掌握关键核心领域主动权，需要相关科研机构聚焦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颠覆性技术和现代工程技术等协同创新，努力在攻克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全方位突破，不仅力争做到不被“卡脖子”和不受制于人，而且努力使大部分关键核心技术成为世界第一。三是科技成果转化运用。先进科技创新成果只有得到有效运用，才能真正变为现实生产力和内生优势。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运用，需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发挥好企业的主体作用和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当然，强化科技自主创新，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提升科技整体实力，并非闭门造车，要更积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充分吸纳、有效整合国际创新资源和成果，力求使我国真正成为全球科技开放合作重要舞台和科技创新重要中心。
（二）依托科技创新筑牢产业根基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内容，是产业在国内国际循环中的布局调整和优化。目前，我国虽然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是全球产业体系最完整、工业配套能力最强大国家，但我国产业发展不充分、不平衡、不协调、不完备、不配套、不安全、不可控、不领先、不高效等现象较为明显[5]，军民科技和产业分割问题依然十分突出[6]，产业链跨国合作中的关键核心技术、关键材料、关键零部件和设备等中间品及其标准、品牌等对外依赖度较高，有的严重受制于人，产品技术出口也主要限于中低端，附加值低，国际竞争力弱，产业根基整体上不强。因而“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7]产业是供给主体，提高供给质量效率，增强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就需要筑牢产业发展根基。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始创新具有极强的“连锁效应”，不仅是新技术、新发明、新产品等技术进步的先导，而且会带来经济结构和产业形态等重大变革，更好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畅通。因而，只有强化科技创新，加快提高产业发展的科技水平，才能从根本上筑牢我国产业根基，不断提升关键环节、关键领域、关键产品等供给保障能力。
依托科技创新筑牢产业根基，亟须强化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提升产业发展层次水平。产业发展层次水平的提升，主要取决于科技创新和科技进步，因而需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在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时，坚持用先进技术全面系统改造传统产业，努力将传统产业提升为优势产业，将传统服务业改造为现代服务业，不断提高国内产业在国际分工体系特别是全球价值链中的层次水平，全面提升我国高端产业在全球中的比重，大幅度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取得竞争优势。二是提升产业自主可控和抗风险能力。随着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民粹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等不断抬头和上升，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产业链加速全球收缩，我国传统的资源和市场“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产业发展格局，面临着越来越凸显的产业链割裂、供应链断裂等风险。为此，需要加大科技创新力度，通过科技自立自强摆脱对外国先进技术、关键生产要素、标准品牌和市场等过度依赖，提高产业的自主可控水平和抵御国际市场风险能力。三是提高产业发展的科技进步贡献率。按照形成新发展格局的要求，加快产业发展动能转换，使产业发展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驱动转向科技创新驱动，不断扩大科技进步对产业发展的贡献度。
（三）依托科技创新释放内需潜力
满足和扩大内需，是推进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形成国民经济良性循环。”[8]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已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继续稳步向前发展。“我国具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强大的生产能力、完善的配套能力，拥有1亿多市场主体和1.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类专业技能的人才，还有包括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在内的14亿人口所形成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阶段，投资需求潜力巨大。”[9]面对超大规模的国内投资市场和消费市场，由于科技发展整体上难以有效支撑和推动供给质量的提升及供给结构的优化，也难以创造和提供更多新的投资和消费需求，致使供给体系整体上跟不上投资和消费的升级及结构变化要求，无论是从质上还是从量上供给体系与需求体系难以有效匹配，从而使国内巨大投资与消费内需潜力难以得到充分释放。比如，由于相关技术发展滞后，国内关键核心材料、零部件或元器件、设备等供给就难以满足国内生产需要，高级化妆品、高档服装等高端消费品供给也难以跟上国内消费需求升级需要。加上居民收入分配不合理，贫富差距拉大、房价持续攀升产生的对其他消费的挤出效应等，进一步加大了国内需求潜力释放难度。
依托科技创新释放需求潜力，亟须强化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提供有效供给。需求潜力的释放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效供给，为此需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提高供给质量水平，优化供给结构，更好满足需求结构变化和需求层次升级等需要；
大力发展以大数据、人工智能、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等为代表的新基建新产品新服务，不断创造和提供新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二是扩大社会就业。需求潜力的释放，还取决于居民的收入水平和购买能力，而居民的收入和购买力绝大多数来自劳动收入。如果没有充分就业，不仅国内产能得不到充分利用，影响和制约投资需求，而且难以保障居民收入和提高居民整体购买力，影响和制约消费需求，最终使需求潜力难以得到充分释放。为此，需加大科技创新力度，促进新经济、新产业、新业态等发展，为劳动力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和灵活就业等群体创造和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和机会，提高劳动力就业水平，不断提高居民收入和购买力水平。三是平抑和稳定物价。需求潜力的释放，还取决于市场价格波动。若生产要素价格和消费品价格持续过快上涨，必然降低投资者和消费者购买力，从而削弱投资和消费需求能力。为此，需加大科技创新力度，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运用新技术开发新能源新材料新产品，打破关键核心零部件/元器件、设备等垄断，从源头上稳定价格。同时，加大消费需求领域特别是教育、医疗、住房等严重稀释居民消费能力领域的科技创新力度，抑制消费品等价格急剧攀升，不断提高居民消费能力。
人类历史发展的实践反复证明，开放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决不是自我封闭，放弃国际分工与合作，再次回到单一国内循环，更不是关起门来什么都靠自己做的自给自足“内循环”或“小循环”，而是依托国内统一大市场、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内需市场和制度优势的更高水平开放，是内外联动、相互促进的国际国内双循环。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我要明确告诉大家，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10]“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11]新发展格局的形成，离不开高水平开放，这就要求我们需要在保持现有的开放优势前提下，打造对外开放新增长极，培植对外开放新优势，不断提高对外开放质量和水平，努力占领对外开放新高地，更高水平、更高质量融入国际大循环，从根本上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更好地畅通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使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得到更有效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作用得到更有效发挥，从而在更广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上提高我国开放型经济水平，加快推动形成东西双向互济、陆海内外联动的开放格局，促进对外开放更高质量、更高水平、更有效率、更可持续、更为安全发展，推动国内国际循环的相互促进。
（一）高质量“引进来”“走出去”
实现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推动内外联动和国际国内循环相互促进，需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并更高层次推动“引进来”和“走出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充分发挥国内劳动力资源丰富和市场广阔优势，大规模吸引外资、技术，大规模出口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不仅通过发挥国际技术溢出效应，获取了国外先进技术、提高了国内技术创新和发展水平，并解决了国内市场短缺问题，丰富了国内市场，而且吸引数亿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解决了大量富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广大人民逐步融入现代化生产和生活之中，显著提升了人民收入水平，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不仅如此，国内产业和生产体系日渐完善，国内国外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然而，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实力显著提升，国内市场整体上逐步由短缺变为相对过剩，资本整体上从资本净输入国变为资本净输出国，技术整体上从落后跟跑逐步变为并跑和在某些领域的领跑，基本上解决了“有没有”问题，现在主要是解决“好不好”问题。与此同时，国内资源环境矛盾日渐突出，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人口红利不断削减；
国际上一些国家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日渐盛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某些产业与我国高度重叠，产品存在较强同质性，国际市场竞争异常激烈。无论是从国家经济转型需要看，还是从国际市场格局演化看，都迫切要求我们将传统的低层次“引进来”“走出去”转向高层次推动“引进来”“走出去”。
高质量“引进来”“走出去”，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一是“引进来”“走出去”更为高效。“引进来”和“走出去”不仅要反映资源禀赋、社会分工、经济发展等方面比较优势，做到取长补短、优势互补，而且更要充分体现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特点，特别是体现和满足我国确立的新发展阶段战略目标、任务和部署等要求，更高水平引进利用外资和技术，更高水平进行对外投资和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积极主动参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等重构，努力培植我国独具特色竞争优势，以更高层次的“引进来”“走出去”为国内国际循环注入新活力和新动力。二是“引进来”“走出去”更可持续。新发展阶段，需在进一步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并举的同时，自觉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着力促进国内外要素高效流动、资源合理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和规则有效衔接，不断增强“引进来”“走出去”的灵活性、适应性、引领性、平衡性，使“引进来”“走出去”能够得到持续发展。三是“引进来”“走出去”更加安全。当今世界正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环境正发生着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引进来”和“走出去”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特别是国际上保护主义、民粹主义、逆全球化等思潮涌动，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等“断链”风险加大，无论是“引进来”还是“走出去”，都需增强安全忧患和风险意识，更加重视自主创新、自主可控、自立自强，增强抵御风险能力。
（二）高层次参与国际分工体系
构建新发展格局，提高对外开放的层次水平，不仅要求更主动和更深入参与国际分工，而且要求更高层次参与国际分工。旧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发达国家拥有主动权，处于主导地位，广大发展中国家主要处于被动从属地位；
发达国家拥有规则制定权、控制权，广大发展中国家只能被动接受和遵循。发达国家凭借其优势和强势地位，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盘剥，从中谋取高额利润。长期以来，我国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主要是通过中低端参与国际分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不仅处于国际产业链中低端，而且处于国际价值链中低端。我国通过中低端广泛参与国际分工，虽然解决了资金短缺等问题，并以市场换技术方式实现了技术进步，以低廉劳动力成本带动了产品出口，成为世界制造中心，促进了经济发展，但创造的大量利润被国外攫取，并付出了资源、环境等代价，在不同程度上使我国形成了对国外先进技术、标准品牌、市场和服务等过度依赖。据统计，2017年中国企业向外国支付知识产权使用费高达280多亿美元，2018年仅前8个月就已支付了300亿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付给了美国企业。①随着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特别是中国国力的大幅提升，国际力量格局和分工体系正发生深刻变化，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出于强权政治、霸权主义逻辑，视中国为最大威胁和最主要战略对手，利用中国市场、技术等还依赖美等发达国家的现实，极力推动和中国贸易、技术等脱钩，连续发起贸易战、科技战，试图以此维持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优势强势地位。为了摆脱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极限施压和打压，在参与国际分工中化被动为主动，需加快提升我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地位。
高层次参与国际分工体系，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一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增强竞争优势。随着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肆虐和大流行，许多国家采取了画地为牢封锁措施，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组，国际生产和贸易等受到极大冲击，国际经贸环境充满变数。[12]对此，应当鼓励国内企业加大科技创新力度，聚力发展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产业群，拓展和发展跨境金融、信息服务、专业服务等高端服务，促进产业链内外协同联动，推动我国产业不断向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高端攀升。二是推动贸易大国转向贸易强国。目前，我国已是贸易大国。2020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462.6亿美元，同比增长1.5%，继续保持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占全球的比重14%左右。②年末外汇储备余额达到32165亿美元。③但离世界贸易强国目标还有不小差距。为此，需优化贸易结构，提高贸易技术含量，创新和活跃贸易方式，扩大贸易服务，加快提升我国在国际贸易中地位，“拓展对外贸易，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强国建设。”[13]三是积极推动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顺应世界多极化趋势，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主动参与国际治理特别是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逐步由经济规则的被动接受者角色转变为主动制定者角色，提升我国在国际经济舞台中话语权，不断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占据有利地位。
（三）高标准打造国际合作平台
国际合作平台是连接国内国外经济的重要桥梁，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必要纽带。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高标准打造国际合作平台。高标准的国际合作平台，是参与各方相互理解和包容的平台，而不是相互猜忌和计较的平台；
是平等合作和双赢、多赢、共赢的平台，而不是以强凌弱、以大压小和单赢的平台；
是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平台，而不是强势方独断专行和零和博弈平台。高标准打造国际合作平台，有助于我国与合作方不断寻求最大公约数，促进我国与合作方在经济合作和交流等方面达成共识，不断扩大合作的领域和空间，实现优势互补、取长补短、互利共赢，共同开创发展新机遇，拓展发展新空间，释放发展新潜力，从而实现经济大融合、成果大共享、发展大联动，更高水平融入国际经济循环，提升我国对外开放质量水平。为此，需把高标准国际合作平台作为促进内外联动的有效载体，对国内国际价值链分工及其资源等进行有效整合，不断拓展和密切国际生产、国际贸易、国际物流、国际投资、国际商旅文化等领域交流合作，使我国同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发展空间更加广阔、交流合作更加深入，以更高水平重塑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加快提升对外开放质量效益，加快形成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新优势。
高标准打造国际合作平台，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一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参与全球治理合作、实现平等互利共赢，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也是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提高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重要平台。[14]共建“一带一路”的关键是互联互通，重点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需共同努力排除制约各方合作交流的政策障碍，高质量共建“六廊六路多国多港”，共同用好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保驾护航功能，发挥好“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沟通作用。二是完善多边和双边合作机制。为促进我国同世界各国和相关地区的沟通、交流和合作，我国同有关国家共同建起了诸如上海合作组织、博鳌亚洲论坛、中欧合作论坛、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中俄合作论坛、中国—东盟合作等多边和双边对话合作机制，成为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平台，需扩大合作范围、提高合作层次、提升合作水平、创新合作模式，更好发挥其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作用。三是建好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平台。设立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是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的重大战略部署和制度创新，也是加快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重要平台。目前，我国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港等规模不够大、程度不够深、水平不够高，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需改善营商环境、加强产权保护、促进公平竞争等，在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进程中更好发挥这方面平台的作用。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新发展阶段我国发展格局的战略转型。加快推动新旧发展格局的转换，必然带来多领域多方面的深刻变化和调整，是经济社会系统的深层变革，因而只有进行更深层次改革，才能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增添强劲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构建新发展格局，不仅仅是发展问题，更是改革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当前形势下，构建新发展格局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善于运用改革思维和改革办法，统筹考虑短期应对和中长期发展，既要在战略上布好局，也要在关键处落好子。”[15]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事关发展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需要在全面分析和准确判断经济社会发展的国际国内环境条件变化基础上，系统理解把握推动新旧发展格局转换中“转什么”“往哪里转”“怎么转”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需善于发现和抓住构建新发展格局面临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牢牢把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目标、方向、重点和突破点等，充分发挥我国制度优势，协同推进相关领域改革，形成改革的强大合力，通过系统集成改革补短板、强弱项和疏通堵点，加快推动新旧发展格局的转换。
（一）深入推进改革破壁垒清障碍
传统发展格局向新发展格局的转换，是新旧思想观念、制度安排、发展路径、利益关系等方面深刻调整和变革。传统发展格局下所形成的甚至被固化的观念、制度和利益关系等，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和制约新发展格局的构建。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用改革思维和办法，通过深层次改革破除影响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传统观念、制度和利益关系等羁绊。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主要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制约发展格局战略转型的障碍，也主要来自经济体制领域的不完善。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同样需要把经济体制改革作为重点，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关系。总的来讲，就是要建立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厘清政府和市场之间的边界；
按照“有效市场+有为政府”要求，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国内国际循环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解决好市场机制不完善或市场作用缺失等带来的梗阻问题；
深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更好发挥政府提供公共政策、公共产品和弥补市场失灵等作用，解决好政府管理机制不完善或政府作用缺失带来的梗阻问题，破除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存在的各种壁垒。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一环，就是将我国传统上资源和市场“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国际大循环为主，转变为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内需市场优势和充分释放内需潜力的国内大循环为主。然而，内需市场优势的挖掘和内需潜力的释放主要取决于消费需求，消费需求主要取决于消费能力，消费能力主要取决于收入水平。因而有必要深化相关制度改革，破除发展格局转向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存在的购买力不足或不强等壁垒障碍。
深入推进改革，为新旧发展格局的转换破壁垒清障碍，需要着力抓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商品服务市场发展相对比较完善，但要素市场发育相对滞后，资源配置仍有扭曲，有必要把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作为重点。需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要求，深化户籍等制度改革，疏通人才和劳动力流动的障碍，深化农村集体土地、国有土地等制度改革疏通土地流动的障碍，深化产权交易、股票证券交易等制度改革疏通资本流动的障碍，深化科技成果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等制度改革疏通技术转移转让等障碍，探索建立健全统一规范的数据管理制度，疏通数据流动的障碍，促进市场要素自主流动、有序流动和高效配置。二是深化“放管服”改革。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需要更深层次推进“放管服”改革，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营造公平有序市场环境。为此，要在“放”上求突破，通过简政放权为企业“松绑”、为市场“腾位”；
在“管”上谋创新，积极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和手段加强监管，提供健全完善市场秩序；
在“服”上做文章，优化行政审批等服务模式，革除不合理条条框框、繁文缛节，提供更便捷、公平、可及和高效服务。三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我国人均GDP已突破1万美元④，内需潜力巨大，但收入分配和消费结构还不合理，内需潜力未能得到有效释放。为此，需按照效率与公平相兼顾要求，适度扩大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有效发挥税收等调节手段作用，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逐步缩小收入差距，不断提高城乡居民消费支出、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
（二）深入推进改革夯实市场基础
市场是经济循环的基础，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健全完善和坚实可靠的国内市场基础，否则就很难顺利推动发展格局的战略转型，或者战略转型难以持续。长期以来，我国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大进大出”，逐步确立了以国际大循环为主体发展格局。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转型，正面临着比较突出的国内市场需求、供给和流通体系等基础不牢问题。比如，经济发展过度依赖海外市场，许多重要资源、要素的来源和大量产品、服务，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服务等出口高度依赖海外市场，而且海外市场过度集中和依赖少数国家及地区；
国内科技创新滞后于发达国家，许多先进技术特别是核心仪器仪表、关键零部件/元器件、高端数控机床、CPU和芯片等先进技术对外依存度高，存在许多“卡脖子”技术问题；
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国内许多企业主要扮演代工和贴牌等角色，许多生产技术标准、产品品牌等受制于人，国内大多数产业处于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低端，产品附加值和国际竞争力水平较低，同国内消费升级等需求不匹配，面临着产能过剩等问题。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和《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等规定要求，深化市场经济改革，进一步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努力夯实促进战略转型的市场基础。
深入推进改革，为新旧发展格局的转换夯实市场基础，需要着力抓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加快构建完整内需体系。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关键是扩大内需。我国是全球最大和最有潜力的市场，内需增长空间巨大，“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16]因而需充分发挥需求对提高供给质量、优化供给结构的牵引作用和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既要大力扶持引导重点产业、龙头企业、重大项目等发展，有序推动新基建，不断扩大投资需求，也要积极实施就业扶持和就业优先等政策，健全完善社会保障等措施，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等新消费，不断扩大消费需求，从而不断夯实投资和消费内需基础。二是加快构建国内生产供应体系。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畅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内生产供应体系的完善程度和水平状况，而国内生产供应体系质量的完善程度和水平状况，又主要取决于产业链的现代化水平，因而需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线，既要锻造产业链长板，巩固和提升国内优势产业国际领先地位，又要补齐产业链短板，整体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加快构建安全可靠、自主可控、先进高效的国内生产供应体系；
既要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在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也要加快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强品牌效应，提升国际竞争力。三是加快构建现代流通体系。畅通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离不开顺畅高效的现代流通体系，因而需加快推进流通体制改革，运用先进技术手段，采用现代流通模式，减少交易环节、降低流通费用、提高流转效率，使物流、商流、资本流、信息流和人才流等变得更加畅通无阻。
（三）深入推进改革提供制度支撑
构建新发展格局，不仅体现为国内国际循环的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各环节的改革和完善，而且体现为相应的配套法律、法规、政策等制度改革和完善，主要是经济制度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完备的制度体系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和保障，无论是国内大循环还是国内国际双循环，都需要深化相关制度改革，通过系统性制度改革和创新，为新发展格局的形成提供坚实可靠的制度保障。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根本制度保障，需“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培育更有活力、创造力和竞争力的市场主体。……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17]健全完善的市场制度体系，是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极其重要的制度保障，需要深化价格等机制改革，加快形成公平竞争、高效规范、充分开放的国内统一大市场；
深化竞争机制等改革，充分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动力活力；
深化完善市场治理机制，更好发挥政府对市场的宏观调控作用。也就是要加快构建市场机制作用有效、微观主体有动力活力、宏观调控有为有效的经济制度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畅通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需加强法治保障，建立健全保障国内开放公平的统一市场和促进内外经贸合作交流等相统一相协调的法律制度体系，从而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劲动力和有力支撑。
深入推进改革，为新旧发展格局的转换提供制度支撑，需要着力抓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健全完善公共竞争市场制度。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保障。需完善行业和企业垄断认定制度，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健全市场有序准入退出制度及其企业破产法律法规和配套政策等，解决好地区保护主义、行业壁垒、企业垄断和市场分割等问题；
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治理，推动改革不合理、不公平的国际规则和秩序，最大限度遏制和消除国外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和民粹主义等不利影响。二是健全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基石，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保障。为此，既要清晰界定劳动力、资本、土地等传统要素产权，更要科学界定知识、技术和数据等新兴要素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严格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等规定，不断健全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有效防范和依法严厉打击各种侵权行为，强化产权保护，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激发市场活力。三是健全完善财税金融等政策制度。建立完善财税金融等政策制度，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要保障和重要推动力。需建立现代财税制度，完善预算、直接税、个人所得税、出口退税等制度，健全减税降费、财政补贴、政府举债融资等政策，加强财税法治保障；
建设现代银行金融制度，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健全金融服务功能，加强金融法治保障，有效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总之，要充分发挥财税金融等政策的支持、引导、限制功能，加快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
注释
①王文，徐晓蕾.王毅会见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会长哈斯[EB/OL].(2018-09-29)[2022-01-01].http://www.gov.cn/guowuyuan/2018-09/29/content_5326683.htm.
②唐建伟，刘学智.中国经济增长多少？2020年GDP总量是2000年10倍 [EB/OL].(2021-01-20)[2022-01-01].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9366264902589 609&wfr=spider&for=pc.
③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春英就2020年12月份外汇储备规模变动情况答记者问[EB/OL].(2021-01-07)[2022-01-01].http://www.safe.gov.cn/safe/2021/0107/18010.html.
④唐建伟，刘学智.中国经济增长多少？2020年GDP总量是2000年10倍 [EB/OL].(2021-01-20)[2022-01-01].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9366264902589 609&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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