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肖惠，姚士谋，陈 爽, ，王龙升*
1.鲁东大学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烟台 264025
2.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南京 210008
3.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南京 210044
黄河流域在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已成为中国重大战略之一（傅伯杰等，2021；
苗长虹和张佰发，2021）。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面临水资源短缺、水土流失严重、水沙关系复杂、生态系统结构-功能局部退化、地质及洪涝干旱灾情严重、人地系统不协调等系列问题（樊杰等，2020；
张佰发和苗长虹，2020）。同时，黄河流域城市化、产业发展受资源环境约束，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导致重点区域资源环境压力增大，开发规模与承载能力不匹配是黄河流域开发保护的主要矛盾之一（方创琳，2020），因此，亟待探索黄河流域可持续发展途径与策略。但黄河流域梯度跨越大，城市群发育程度不同，上中下游三大区域在地貌地质条件、资源禀赋和国土空间格局等方面具有巨大差异，如何从不同空间尺度协同推进黄河流域可持续发展对黄河流域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新发展理念下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强调“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城市生态化建设作为流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有助于形成符合城市高质量发展和空间治理要求的科学发展模式，为多层次、多类别、时空结合的黄河流域治理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奠定基础。
城市生态化建设是生态城市理论和建设实践的进一步深化，作为“点-面”兼顾的空间体系，综合了目标导向、问题导向与经验导向等思维，从生态环境建设机制、经济生态化转型、城市规划体系、文化体系构建、空间结构优化等角度破题生态城市发展（弓媛媛和周俊杰，2021；
李建辉等，2021；
刘琳轲等，2021；
滕堂伟等，2021）。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城市生态化建设是提升生态城市品质与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围绕生态城市理论与城市生态化建设已展开了广泛研究，基于经济-自然-社会层面或结构-功能-协调度等维度构建指标体系（Samuel et al，2013；
蒋艳灵等，2015），对省域（Dong et al，2016）、流域（童光荣和郭笑撰，2000；
Chen et al，2020）、市域（李鹏飞，2019）、城市群（徐丽婷等，2019）等的城市生态化水平进行测度。同时学者们已广泛意识到城市生态化建设在城市建设“非生态化”不可持续性修正中的重要性，分别从经济-生态、环境-生态、社会-生态、空间-生态、文化-生态等维度对城市生态化建设开展研究并提出具体提升路径（常克艺和王祥荣，2003；
谢高地和曹淑艳，2010；
刘福，2019；
潘家华，2019；
詹森杨，2021）。可见，对城市生态化建设的研究内容较为丰富，但也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当前研究指标体系虽覆盖社会、经济、环境等诸多方面，但指标内涵过于宽泛，难以在具体的规划管理与设计实践中付诸应用，面对生态文明建设、经济高质量发展、文化软实力提升、空间治理的重大时代需求，现有的生态城市评价指标体系仍有改进空间，尤其在空间、文化两个维度应给予重点考虑；
二是目前研究缺乏各种类型生态城市的系统划分，综合各城市规模等级、职能类型、“三区七群”发展格局以及上中下游地理分区等分区分类分级的调控策略，有助于对生态城市建设目标与功能定位做出适时调整；
三是现有的城市生态化建设研究多集中在某一维度，从“系统-整体-协同”的视角构建综合城市生态化建设框架的研究尚显不足。
基于此，本文以黄河流域为研究对象，将宏观的生态城市建设转型为落地性更强的城市生态化建设，基于“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空间”5个维度重构城市生态化建设的评价指标体系；
其次，系统划分黄河流域城市生态化建设类型，揭示城市生态化建设的空间格局与特征；
最后运用障碍因子诊断模型从多维度视角提出与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目标相契合且具有实践性的城市生态化建设路径。
1.1 研究区概况
为保证研究区域的完整性，本研究以李敏纳等（2011）提出的“以自然流域为基础支撑、考虑地域研究单元的完整性以及地区经济与黄河的直接关联性”为原则，对黄河流域研究范围进行划分。在自然地理区域划分中，因四川省属于长江流域，内蒙古自治区东四盟属于东北地区，因此本文研究区域不包括四川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东四盟。考虑到黄河与地区经济发展的联系，综合前期关于黄河流域的相关研究（唐永超等，2020；
薛明月等，2020 ；
李梦程等，2021），考虑数据可获取性、连续性与科学性，本文黄河流域范围包括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不含内蒙古东部地区）、山西、陕西、河南、山东8省（区），共90个城市，其中可获得数据的有79个城市。
1.2 数据来源
所用数据主要分为统计数据和空间数据两类：（1）统计数据主要来源于2020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年鉴》、《中国文化发展年度报告》、《中国水利统计年鉴》（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以及国家文物局发布的七个批次的国家级历史文化村镇数据和历史文化名城数据等（https://www.mohurd.gov.cn/gongkai/fdzdgknr/tzgg/201901/20190130_239368.html）。（2）空间数据来自标准地图服务网（http://bzdt.ch.mnr.gov.cn/）、数据共享服务系统（http://data.casearth.cn/）和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经济数据与应用中心网站（https://sedac.ciesin.columbia.edu/），利用ArcGIS提取热岛效应指数和土地利用效率指数。
2.1 城市生态化建设指标体系构建
城市生态化建设是生态城市理论和框架的进一步深入，生态城市理论研究与实践问题的优化可用于指导城市生态化建设。基于“经济稳定增长、生态环境保护、民生质量提高、公共服务保障、文化软实力提升、空间结构优化”可持续发展目标，本文认为应从经济增长是否高质量、生态环境是否绿色安全、生活空间是否宜居适度、文化弘扬是否全面、空间形态是否合理这5个维度出发对城市生态化建设水平进行评价，形成五位一体的研究框架。
基于上述研究框架，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按照科学性、系统性原则，构建黄河流域城市生态化建设评价指标体系（表1）。经济生态化是以生态理念发展经济，提高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黄河流域的经济生态化强调经济增长与环境的协调（赵建吉等，2020），选择单位GDP能源消耗量、R&D投入等来体现经济生态化。社会生态化是满足人们消费升级、提高生活质量、公共服务供给和均等化水平的需要，指标既考虑了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等社会公平和稳定因素，又考虑了居住条件、公共服务水平、健康生活等因素。环境生态化表征生态修复、污染控制、资源利用的微观建设层面（潘家华，2019），黄河流域环境生态化包括资源环境与生态本底及环境保护与治理状况，选取人均水资源总量、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水土流失指数等来反映。文化生态化是通过强化文化物质载体、多文化共生共存来缓解文化生态失衡（詹森杨，2021），指标重点考虑了文化物质载体建设及投入传播等方面。空间生态化建设是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城市建设逐渐向以生态为导向的城市建设发展，合理优化的城市空间结构重视与“生态化”结合，强调“生态导向”在城市建设发展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薄立明，2019），选取土地利用效率、景观多样性指数来表征。
表1 城市生态化建设评价指标体系Tab. 1 The assessment indicator system of quality of urban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续表1 Continued Tab. 1）
2.2 研究方法
2.2.1 主客观综合赋权法
主客观综合赋权法将主观赋权层次分析法与客观赋权熵权法相结合，引入拉格朗日函数建立优化决策模型。引入欧氏距离函数，保证主客观权重差异及相应偏好度一致，最终得到指标的综合权重值Wj，该方法能弥补客观与主观赋权各自的缺点，反映指标数据的真实结果，具体过程见朱峰和张宏伟（2017）。
2.2.2 城市生态化建设水平综合得分测算
首先将获取的原始指标数据进行极值标准化处理，再对标准化数据分别与已经计算得到的主客观综合权重相乘，最终获得各个城市生态化建设水平综合得分。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Sij为黄河流域各城市生态化建设水平综合得分；
Zij为去量纲标准化的数值；
Wj为黄河流域各城市j项指标的主客观综合权重；
m是指标的个数；
n为研究对象的总数。
2.2.3 ESDA方法
ESDA是表征某一现象空间相关特征的方法，多用于揭示对象空间分布，通过全局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测试空间相关模式。本文用全局与局域空间自相关对黄河流域城市生态化建设水平进行空间集聚状况分析。具体计算过程参见周国华等（2018）。
2.2.4 障碍因子诊断模型
为制定更有针对性的城市生态建设水平提升策略，采用障碍因子诊断模型分析影响黄河流域城市生态化建设水平的障碍因子。公式如下：
式中：Iij为指标偏离度，Wj为因子贡献度，mij为单项指标的标准化值，Oij为障碍度，Oij值越大，说明该因子对黄河流域城市生态化建设水平影响越大，障碍程度越强。
3.1 城市生态化建设水平空间格局总体特征
3.1.1 城市生态化建设总体空间格局
采用主客观综合赋权法测度2019年黄河流域79个地级市城市生态化建设水平，其平均得分为0.322。按照Jenks最佳自然断裂法，将城市生态化建设水平划分为高、较高、中等、较低和低5个等级，其中，69.63%的城市处于中等及中等以下水平，城市生态化建设水平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图1为借助ArcGIS 10.3制作的各维度城市生态化建设水平专题图。
由图1a可以看出：黄河流域干支流沿线城市生态化建设水平较高，分别在阴山山脉、太行山脉、秦岭等主要山峰山脉形成“隆起带”，空间格局上总体呈现“多中心”的空间分异格局，且呈显著的“中心 — 外围”逐渐递减的空间分布态势。城市生态化建设高等级的城市共8个，占总城市比例的10.13%，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中下游的济南、青岛、郑州、太原、烟台等地，形成城市生态化建设的“凸起区”。城市生态化建设低等级的城市共11个，占比13.92%，主要集中分布在黄河流域上游的固原、陇南、白银、吴忠、武威等地，形成城市生态化建设的“塌陷区”。大多城市处于较高水平（16个）、中等水平（20个）和较低水平（24个），分别占比20.25%、25.32%、
30.38%。
3.1.2 城市生态化建设各维度空间特征
经济、社会、环境、文化、空间生态化反映了城市生态化建设的不同方面，分析各维度的评价结果并探讨其空间分布（图1 b — 1f），得出以下特征：（1）经济生态化建设是城市生态化建设的重要保证，郑州、青岛、太原、济南居前四位，巴彦淖尔最差，仅为郑州的7.97%。（2）社会生态化建设空间结构上呈现明显的以省级行政中心为中心逐渐向周围城市递减的趋势；
济南最高，为0.157，陇南最低，约为济南的17.25%。（3）环境生态化建设在陕西省、河南省、山东省三省南部形成了中高水平的连绵区，陕西省的汉中、宝鸡、安康与内蒙古自治区的巴彦淖尔、鄂尔多斯位居前列；
汉中最高，为0.109，陇南最低，约为汉中的16.49%。（4）文化生态化是城市生态化建设软实力提升的重要抓手，山东省、山西省的城市文化生态化得分位居前列；
青岛最高，为0.166，中卫最低，约为青岛的15.85%。（5）空间生态化是新常态背景下城市空间结构优化的必然选择；
枣庄最高，为0.083，朔州最低，为枣庄的44.42%。
图1 黄河流域城市生态化建设水平空间分布Fig. 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urban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综上所述，就5个分维度生态化建设水平的差异而言，经济生态化建设水平差异最大，极差为0.167，变异系数为0.669；
空间生态化建设水平差异最小，极差为0.045，变异系数为0.158。经济生态化、环境生态化与城市生态化建设的空间分布类似，水平较高城市主要分布于黄河流域阴山、太行山、秦岭等主要山峰山脉沿线，社会生态化建设水平较高城市主要分布于黄河流域上游和下游，文化生态化建设水平较高城市主要分布于黄河流域中下游，空间生态化建设水平较高城市主要分布于山东省东南部、河南省中部及陕西省中南部。
3.2 城市生态化建设水平空间集聚分析
基于ArcGIS 10.3软件对黄河流域城市各维度生态化建设水平作全局与局域空间自相关分析，揭示城市生态化建设水平空间集聚状况。
3.2.1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中Moran’sI指数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城市生态化建设Moran’sI指数为0.4014，经济、社会、环境、文化和空间生态化的Moran’sI指数分别为0.1429、0.2270、0.1035、0.6659、0.3271，表明黄河流域各维度生态化建设水平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
3.2.2 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如图2a 城市生态化建设LISA图所示：高 —高集聚区域为黄河流域下游济南、青岛等城市，该区域城市具有良好的区位条件，经济基础好，城市群发展程度高，城市间的联系与合作密切，对周边城市的生态建设具有很强的带动作用，形成了高效的空间关联模式。低 — 低集聚区域为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南部，该区域地质灾害频发，生态环境脆弱，经济收入与支出、居住条件与文化生活、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组织管理等构成的城市生态化建设水平低于其他区域。高 — 低集聚城市为兰州、西安和太原，这3个城市都是省会城市，在发展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吸收了局部地区大量的资源、资金和人才等要素，“虹吸作用”的影响使得本身城市生态化建设水平较高。低 — 高集聚城市为乌兰察布，一方面是乌兰察布市本身区位条件一般，发展基础薄弱，另一方面是乌兰察布市靠近呼和浩特、包头和大同等城市生态化建设水平较高的城市，属于虹吸潮的“低洼地带”。
通过图2b — 2f得到各维度生态化建设的空间集聚特征 ：（1）图2b为经济生态化建设LISA图，高 — 高集聚区域为济南、青岛等城市；
低 — 低集聚区域为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中卫，该区域地处六盘山特困区的核心区，集中了宁夏约50%的贫困人口，经济生态化水平整体偏低。（2）图2c为社会生态化建设LISA图，高 — 高集聚区域为山东省中东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以及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石嘴山、银川，上述区域基础设施完善、城市管理水平较高、居民生活品质较高。低 — 低集聚城市为临汾、运城、陇南、天水。高 — 低集聚城市为太原、郑州，均为省会城市，在区域内“虹吸作用”明显。（3）图2d为环境生态化建设LISA图，高 — 高集聚区域为陕南的汉中、安康，该区域地处秦岭的南坡地区与大巴山的北坡地区，生态环境和生态旅游资源禀赋具有绝对优势。低 — 低集聚城市为银川，该城市位于黄土高原与沙漠的交汇过渡地带，气候、生态环境具有干旱半干旱性、过渡性和脆弱性，土壤盐渍化、沙漠化等生态问题突出。虽已加大生态保育和恢复建设力度（宋小龙等，2022），但区域整体环境生态化水平较低。低 — 高集聚城市为陇南，主要受自然环境基底、社会经济发展特征、政策调控以及快速城镇化等因素影响，同时该区域的产业结构以能源资源为主，与周边地区相比自身环境压力较大。（4）图2e为文化生态化建设LISA图，高 — 高集聚区域为山西省太原、晋中以及山东省。低—低集聚区域为青海省和甘肃省中西部，呈连片分布，表明在文化软实力提升、旅游资源空间配置上，黄河流域上游城市相比黄河流域下游有较大差距。（5）图2f为空间生态化建设LISA图，高 — 高集聚区域为山东省日照、临沂、枣庄与河南省的开封、商丘、周口。低 — 低集聚区域为山西省，该区域作为资源型城市存在经济转型困难和人口吸引力不足的双重压力，土地利用效率较低（董建红等，2021），因此空间生态化水平偏低。
图2 黄河流域城市生态化建设LISA图Fig. 2 LISA map of urban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3.3 各类型城市生态化建设水平特征分析
3.3.1 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生态化建设水平
城市规模影响城市生态化建设水平，因此本文从城市不同等级类型分析城市生态化水平。由于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大都市区的数量较少，分别为省级行政中心和副省级城市，因此将这3个大都市区合并为Ⅰ型及以上大城市，与Ⅱ型大城市、中等城市及Ⅰ型小城市进行比较分析。对各等级城市生态化水平的均值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图3a）：由高到低分别是Ⅰ型及以上大城市、Ⅱ型大城市、中等城市及Ⅰ型小城市。Ⅰ型及以上大城市、Ⅱ型大城市的城市生态化建设水平均高于黄河流域城市生态化建设平均值（0.322），且城市生态化水平与城市等级成正比，究其原因，城市规模的扩大造就了各种社会资源的集聚，借助人口数量及经济体量等优势，城市生态化建设水平得到改善。而小规模城市规模效应不足，措施落实难度较大，城市生态化建设水平提升缓慢。
3.3.2 不同职能类型的城市生态化建设水平
《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 —2020年）》划定了262个资源型城市，其中地级行政区（包括地级市、地区、自治州、盟等）126个（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3/content_2547140.htm）。基于此本文将黄河流域城市划分为资源型城市和综合型城市两类，其中资源型城市40个，综合型城市39个。对各等级城市生态化水平均值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图3b）：综合型城市生态化建设水平最高（0.345），超过黄河流域城市生态化建设平均值（0.322），资源型城市生态化建设水平为0.316，综合型城市在经济生态化、社会生态化、环境生态化、空间生态化各维度指数平均值均高于资源型城市，表明城市职能综合更有利于城市生态化建设水平的提升。
图3 黄河流域各类型城市生态化建设水平特征Fig. 3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level of various types of citie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3.3.3 不同空间载体的城市生态化建设水平
基于黄河流域“三区七群”协调发展格局（金凤君，2019）的构建，本文探讨不同空间载体的城市生态化建设水平特征。
“三区”指黄土高原资源开发-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区域、青藏高原保护与限制开发区、华北平原现代化高质量升级-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区。结合黄河流域城市生态化建设水平测度结果，对三大区域各维度生态化建设水平进行统计（图3c），结果显示：华北平原的城市生态化建设水平最高（0.364），超过黄河流域城市生态化建设平均值（0.322），其次为黄土高原（0.302）、青藏高原（0.290）；
从分维度生态化建设水平来看，华北平原在经济、环境、文化生态化建设方面较优，而青藏高原在社会生态化建设方面表现较优，主要得益于地广人稀、人均公共物品拥有量较高。三大区域各维度生态化建设水平的差异大致与黄河流域自然环境的差异和特点以及保护和发展面临的区域性问题有关。
“七群”分别为山东半岛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晋中城市群、呼包鄂榆城市群、宁夏沿黄城市群和兰西城市群。结合黄河流域城市生态化建设水平测度结果，对七大城市群及非城市群的多维度生态化建设水平进行统计（图3d），分析显示：黄河流域城市群中处于发育成熟阶段的山东半岛城市群各维度生态化建设水平更高，快速发育阶段的呼包鄂榆城市群、晋中城市群、中原城市群次之，而发育雏形阶段的关中平原城市群、宁夏沿黄城市群、兰西城市群的各维度生态化建设水平均较低。对指标进一步细分可以看出：相比非城市群，城市群优势主要体现在经济、社会、文化、空间维度的生态化建设，环境生态建设还有改善的空间。以宁夏沿黄城市群为例，其第二产业比重达到53.17%，属于重工业结构，环境生态化建设水平较低。这表明作为城镇化主要空间载体的城市群发育程度影响黄河流域城市生态化建设水平，其发育程度越高，城市生态化建设水平越高。
3.3.4 不同流域位置的城市生态化水平
在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黄河流域的环境治理、生态治理、社会治理和经济治理都需要上下游联动、左右岸协调。基于“上中下游、左右岸”的不同尺度（赵宏波等，2021），本文进行不同流域位置的城市生态化建设水平特征分析。
对黄河流域上中下游城市各维度生态化建设水平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如图3e所示：黄河流域下游城市生态化建设水平最高，超过黄河流域城市生态化建设的平均值，且分维度生态化建设水平均高于上中游。对黄河流域左右岸城市各维度生态化建设水平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如图3f所示：黄河流域右岸城市生态化建设水平最高，超过黄河流域城市生态化建设的平均值，且除社会生态化建设水平之外，其他分维度的生态化建设水平均高于左岸。
运用障碍度诊断模型对黄河流域79个城市生态化建设水平的障碍因子进行诊断，判断影响城市生态化建设水平的阻力因素。参考徐丽婷等（2019）的相关研究，依据障碍度大于10%的原则判定各城市生态化建设的主要障碍因子，结果如图4所示。不同类型城市的生态化建设障碍因子存在明显差异，其中：（1）从不同规模等级城市看，Ⅰ型及以上大城市其经济发展、创新活力与公共服务等优势突出，城市生态化建设主要障碍因子为基础设施、文化资源、文化投入与空间格局，今后要加强经济发展结构调整，加大科教文化投入，提高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实现城市空间形态的可持续发展；
同时，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人口规模大、集聚程度高，人地矛盾更为突出，人均居住用地面积等基础设施数量较少，也是一个地区未来需要改进的方面。而Ⅰ型小城市，在经济发展、创新活力、环境防灾、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方面明显处于劣势，此类城市未来应充分发挥良好生态环境优势，探索生态经济发展新路径，提升经济实力和质量，进一步提升城市公共服务质量和文化软实力。（2）从不同职能类型的城市看，综合型城市生态化建设障碍因子为经济发展、创新活力、基础设施及环境基础，资源型城市生态化建设障碍因子为环境治理、经济潜力、创新活力、公共服务及土地利用。（3）从不同空间载体的城市看，发育成熟阶段的山东半岛城市群生态化建设障碍因子集中于创新活力、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及空间格局，而发育雏形阶段的关中平原城市群、宁夏沿黄城市群、兰西城市群的生态化建设障碍因子主要为经济发展、经济潜力、环境治理及文化传播等方面。（4）从不同流域位置的城市看，文化投入、文化传播、公共服务、创新活力是黄河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城市生态化建设的共同障碍因子，经济潜力及空间格局是影响黄河流域下游城市生态化水平的重要因子，环境治理及经济发展是影响黄河流域上游城市生态化建设的关键因子。
图4 黄河流域城市生态化建设指标层障碍因子障碍度Fig. 4 Obstacle degree of main obstacle factors in the index layer of quality of urban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综上所述，环境基础、经济发展、创新活力及土地利用等是黄河流域大多数城市生态化建设的主要障碍因子，进一步统计上述要素层中指标层占最大比例的障碍因子，依次分别为人均水资源总量、人均可支配收入、R&D投入占财政支出比重及土地利用效率。同时，资源使用、公共服务、文化投入、空间格局、基础设施等要素层的障碍度值也较大，主要表现在单位GDP能源消费量、每万人公共图书馆藏书量、文化及相关产业占GDP的比重及景观多样性指数。表明在高质量发展目标下城市生态化建设涉及文化软实力提升、空间形态优化等多方面的障碍因素。因此，今后各城市应深度挖掘和激发经济发展活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强保护城市生态本底，合理利用水资源，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5.1 结论
从空间格局看，黄河流域城市生态化建设在空间上呈现“多中心”的分异结构，且具有显著的“中心 — 外围”逐渐递减的空间分布态势。城市生态化建设水平较高的城市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中下游，较低的城市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上游。黄河流域各维度生态化建设得分具有不平衡性，经济、社会、文化维度的生态化建设水平差异较大，而环境、空间维度的生态化建设水平的差异较小，突出表现了黄河流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状。从空间集聚状况看，黄河流域城市生态化建设水平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城市生态化建设高 — 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下游山东省，低 — 低集聚区主要分布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南部，高 — 低集聚城市为兰州、西安和太原，低 — 高集聚城市为乌兰察布。黄河流域各维度生态化建设高 — 高区和低 — 低区在空间上集聚格局明显，显著高 — 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山东省、河南省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西部，显著低 — 低集聚区分布在青海省和甘肃省中西部。黄河流域城市生态化建设水平与城市规模等级成正比，职能综合城市、发育程度高的山东半岛城市群、优先开发地区的华北平原、黄河流域下游及右岸的城市生态化建设水平相对更高。
基于障碍因子诊断结果发现：对黄河流域城市生态化建设水平障碍较大的因子主要包括人均水资源总量、人均可支配收入、R&D投入占财政支出比重、土地利用效率、单位GDP能源消费量、每万人公共图书馆藏书量、文化及相关产业占GDP的比重、景观多样性指数等，未来应根据不同城市生态化建设的障碍因子，因地制宜地制定差异化提升策略，有效推动黄河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在经济、社会、环境、文化和空间等不同维度的协调发展。
5.2 启示
基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理念，本文构建经济-社会-环境-文化-空间“五位一体”研究框架，探索了可开展不同类型城市生态化建设空间格局特征分析的方法。其一，指标选择上充分体现了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经济高质量发展、文化软实力提升、空间治理等重大时代需求，如创新活力、健康生活、文化投入、空间优化等要素。其二，运用主客观综合赋权的方法评价城市生态化建设水平，保证主客观权重预期相对应的偏好程度间差异的一致性，有利于各维度生态化建设水平的分析。障碍度模型的使用有助于分析黄河流域批量城市的主要障碍因子。第三，不同于静态的、单一城市或省级城市的研究，基于黄河流域不同城市规模、空间载体、流域位置的城市生态建设对比分析可以看作是对现有研究的有益补充。可为黄河流域城市协同发展、打造黄河流域增长极和中心城市群提供参考。
就不同类型黄河流域城市生态化建设综合得分及其空间分布来看，发育雏形阶段的关中平原城市群、宁夏沿黄城市群、兰西城市群的城市，经济水平和民生质量显著提高，但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和资源利用上线仍需坚守，寻求经济高质量增长生态阈值，深入挖掘黄河流域沿岸的文化资源，有效提升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黄河流域城市群文化品质。快速发育阶段的晋中城市群、中原城市群还要注意河南省、山西省部分城市的社会进步、空间治理等问题。
城市生态化建设水平测度是复杂的、系统的问题，涵盖内容包括经济、社会、环境、文化与空间多个方面，因此构建一个全面的城市生态化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是研究的难点，本文仅从客观方面对城市生态化建设指标进行分析，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尝试加入主观调查问卷数据，进行城市生态化建设的综合分析；
其次，后续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探究城市生态化建设水平较高及较低地区的形成机理与影响机制，为提升黄河流域城市生态化建设水平提供有针对性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