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少峰，程振宇
(聊城大学 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山东 聊城 252001)
18世纪末，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1)詹姆斯·库克(1728—1779)，英国皇家海军军官、航海家、探险家和制图师，18世纪后期三次率队前往南太平洋航行，第一次为1768—1771年，第二次为1772—1775年，第三次为1776—1779年。学者习惯称其为“库克船长”，本文采用此语。通过三次航行打通了太平洋航路，来自欧美的探险家、捕鲸船、贸易商、传教士等纷纷涌入太平洋岛屿地区，从此西方各国在该地区开展的贸易活动进入大发展时期。19世纪是太平洋岛屿地区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时期，亦是该地区与外部世界紧密联系的时期。依据贸易形式不同，此时期的对外贸易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的易货贸易(2)易货贸易既包括岛屿内部、不同岛屿之间的贸易，也包括岛屿与外部世界的贸易。本文所谈的易货贸易主要是指岛屿民众与外部世界(西方人)的贸易，不论及不同岛屿之间的贸易。；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的货币贸易。厘清19世纪太平洋岛屿地区对外贸易形式的演变，有助于探究该地区在国际贸易塑造下地区经济发展的特征、存在的困境和未来发展出路。
太平洋南端航路真正纳入环太平洋体系要从18世纪70年代库克到达澳大利亚东岸算起。[1]约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库克船长、丹尼尔·索兰德(Daniel Solander)等人带回的报告描绘了一片广袤、荒芜、人烟稀少的土地。[2]这些报告以及收集到的大量原料标本，奠定了欧洲对南太平洋贸易兴趣的基础。库克船长的太平洋探险和对南太平洋海路的开辟拓宽了太平洋海上交通网的视野，为捕鲸船队、毛皮贸易商人开辟了一条新的贸易路线，太平洋岛屿地区易货贸易的通道就此开启。概而言之，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太平洋岛屿地区易货贸易的兴起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助力”。
首先，捕鲸船的到来掀起了太平洋岛屿地区的易货贸易。18世纪中叶，使用油灯照明在欧洲和北美的城镇中成为一种时尚。这直接引发了人们对鲸油的巨大需求。随着库克船长航海日志的出版，欧洲出现了大量利用库克船长的发现而制订的探险计划，从而开启了南太平洋的捕鲸业。1786年6月，英国下议院通过了《南部鲸鱼渔业法案》(SouthernWhaleFisheryAct)，该法案被称为“鼓励南部鲸鱼渔业的法案”。[3]19世纪20年代早期，英国捕鲸船队的规模达到顶峰，1821年在太平洋的捕鲸船只约有160艘。[4]捕鲸船队的足迹遍及太平洋的中部、南部，推动了太平洋岛屿地区易货贸易网络的初步形成。捕鲸船队带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捕鲸船队成为早期贸易信息的主要传播者。捕鲸活动需要捕鲸船队经常来往于各个水域，并在附近的岛屿进行补给，捕鲸船的游动性使捕鲸者有更多的机会与岛民进行贸易活动。潜在的贸易商会从捕鲸船队那里获取各岛屿的商品信息，而且捕鲸船会雇用或强迫美拉尼西亚人和波利尼西亚人在船上服役，“在南太平洋从事贸易的船只和捕鲸船的船长，都很容易诱使当地的土著人成为他们的船员，如果他们遇到拒绝自愿服务的情况，就把土著人绑架上船”[5]。在船上服役的岛民会把收集的岛屿产品信息传播到家乡，推动岛际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捕鲸船队与土著居民的贸易往来改变了岛屿社会与外界隔绝的状态。与捕鲸者的物物交换使岛民得到了好处，易货贸易成为岛民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一环。捕鲸船船长曾这样描述：“令人惊讶的是，无论什么天气，这些蒙昧无知的当地人都会将危险置之度外，划着他们轻巧的独木舟，从距陆地五六英里远的地方过来，以便获得几条铁箍，一个鱼钩，或者一把刀。”[6]15
其次，以檀香木、海参、玳瑁壳等动植物资源为主的奢侈品贸易吸引了大量的欧美贸易商人，进一步推动了太平洋岛屿地区易货贸易的发展。由于远洋贸易成本高、海运速度慢，19世纪以前的欧洲贸易商对太平洋岛屿地区的贸易兴趣不大。19世纪上半叶，檀香木、海参、玳瑁壳等奢侈品贸易所带来的巨额利润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贸易商人涌入太平洋岛屿地区。檀香木贸易的兴起引起了第一股贸易热潮。从15世纪起，欧洲商人就向中国市场供应从印度和东印度群岛进口的檀香木和樟脑等芳香物。随着这些资源的枯竭，商人们的眼光放到了更远的地方，特别是“太平洋贸易圈”。太平洋岛屿的檀香木是一种非常有利可图的贸易对象，平均利润率为600%，在1808—1809年的高峰时期增长得更高。[7]19世纪初期是檀香木贸易的繁荣时期，美拉尼西亚群岛成为檀香木来源的主要地区。1804年，斐济盛产檀香木的消息在英国、美国的殖民地商人和在南太平洋作业的船长当中流传。[8]1805年的东印度公司档案记载：“从南太平洋运来一些海豹皮，但现在有一个大发现，就是南海各岛屿出产的檀香木。”1806年1月22日的记录也有说明：“最近从南海到达的一艘美国船，运来斐济群岛出产的檀香木约2000至3000担之间，据说该处发现有同样木材的森林很多。”[9]过度的开采使斐济的檀香木资源很快枯竭，约在1814年，斐济的檀香木贸易已经衰落。为了获取檀香木，欧美商人的足迹扩展至太平洋其他岛屿。1825年，欧洲人在新赫布里底群岛又发现了大量的檀香木树丛，但无休止的开采与世界市场檀香木价格的不稳定，使得檀香木贸易在19世纪30年代以后逐渐衰落。
随着檀香木贸易的衰落，海参捕捞业兴旺起来。海参是中国市场上紧俏的珍贵商品。1830—1845年是海参贸易的黄金时期，尤其在斐济群岛。1830—1835年，斐济每年都要收集3～4批货物，每批35～70吨海参。[10]此外，玳瑁壳、珍珠贝等也是檀香木贸易衰落后贸易商人重点关注的贸易商品。玳瑁壳一直是捕鲸者热衷于交换的贸易物品，用玳瑁壳制成的梳子、发饰和纽扣是欧洲流行的奢侈品，这种风尚在维多利亚时代后期达到顶峰。商品贸易种类的增多进一步满足了贸易商人对太平洋岛屿地区奢侈品的需求，进而加快了易货贸易的进程。
再次，西方商品的倾销改变了岛民的传统社会生活，岛民对西方商品需求的增长驱动着易货贸易的发展。19世纪上半叶，欧美贸易商将烟草、枪支、布料、朗姆酒等商品倾销到太平洋岛屿地区，并占据了贸易主动权。太平洋岛屿的部落之间战争频繁，枪支作为在战争中具有决定性力量的武器，从一开始就是酋长们渴望得到的商品。库克船长在第一次航行日记中曾记载：“土著人就开始慢慢聚拢到帐篷周围，其中一个胆子大的将哨兵推倒，从哨兵的手里抢走了滑膛枪。”[11]在斐济，檀香木的交易常与枪支联系在一起，一些欧洲人在斐济定居下来并向岛民提供枪支维修服务。在萨摩亚，塔帕纤维布(树皮布)很快被印花棉布和其他类型的进口布替代。酒精和烟草是贸易商控制岛民的重要物资，随着酒精和烟草的传播，数以万计的岛民变成烟民和酒鬼。在新赫布里底盛产檀香木的埃若曼高岛，朗姆酒走私成为檀香木贸易的副业，甚至连传教士的追随者也参与其中。烟草在太平洋岛屿地区的传播速度和17世纪的欧洲几乎一样快。据安德鲁·切恩(Andrew Cheyne)所说，1847年，所罗门群岛的斯卡亚纳人(Sikaiana)会用一只100磅的猪来换5磅烟草。[12]501848年末，烟草开始大量从悉尼运出，烟斗和烟草成为经久不衰的需求品。塞恩伯格总结了这种联系，“教会岛民吸烟，这样中国人就可以有香烧，澳大利亚人就可以喝上中国茶”[6]8。19世纪中叶，西方商品已成为岛民的生活必需品，岛屿经济的依附性开始凸显。不断增长的贸易需求刺激着西方贸易商对南太平洋市场的商品输出。
最后，基督教的传播对易货贸易起着推动作用。随着18世纪末福音运动的兴起，伦敦传道会、美国海外传教委员会等传教协会的传教士纷纷涌入太平洋岛屿地区。传教士的传教活动与易货贸易有着紧密的联系。一方面，由于传道津贴难以满足传教士的需求以及筹措教会经费的需要，传教士鼓励岛民生产更多产品，将贸易收入的一部分捐给教会。在资源匮乏的岛屿，传教士还帮助岛民生产能用来交换欧洲商品的产品。约翰·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在《南太平洋岛屿传教事业叙述》中曾提及：“我们高兴地希望，用木槿皮制造的绳索和绳子同样可能成为一种有价值的替代品。基于这种观点，我建造了一台制绳机，教他们制作绳索的技术，并鼓励他们准备大量的材料，其中一些被送往新南威尔士，以期找到一个市场。……我也想增加一些当地人能够提供的商品来交换欧洲的产品，我花了很大的代价雇了一个人，教我种植巴西烟草的技术。”[13]166另一方面，很多传教士就是易货贸易的中间商，传教活动与商业扩张往往同时进行。在密克罗尼西亚群岛和斐济群岛，新教传教团不仅收集和出售椰肉干，还用传教团的船只进行贸易。
在上述因素的共同推动下，太平洋岛屿地区的易货贸易逐渐兴盛，岛民与贸易商的贸易关系发生了转变。
在易货贸易初期，捕鲸者、贸易商和岛民的这种易货贸易是在各自的经济体系范围内进行。岛民为了生存不得不种植农产品，而且经常会有盈余，很多岛民养殖家禽的规模也超过了他们的生存所需。酋长(chief)(3)酋长，有些岛屿称之为“大人物”(big man)，是南太平洋地区岛民的统治阶层。美拉尼西亚群岛的领导权类型以亲属关系为基础，没有森严的等级制度，萨林斯称之为“大人物制”(big man leadership)。参见赵少峰、于镭《太平洋岛国酋长制的演化及其走向简论》，《世界民族》2020年第3期第11～20页。宴会时丰盛的食物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奥诺号”(Oeno)捕鲸船幸存的船员威廉·卡里(William Cary)在斐济群岛生活时曾记载：“人们正在为一场盛大的宴会做准备，国王派人从四面八方收集用于烹调的山药、芋头、各种蔬菜，以及猪、家禽等。当地人从岛上带来了食物……他们收集的食物够二三千人吃。”[14]岛民们热衷于用过剩的物品去换取新奇且实用的西方工业品，最初的贸易商人仅需用如钉子、玻璃这样的小物品就可以换到檀香木这样的贵重物品。初期易货贸易的双方都是用对自身而言价值较小的物品换来较大附加值的物品，岛民在经济和技术上也不依赖欧洲人。
随着岛民贸易观念的建立，商人交换的代价也越来越大，并且金属物品的耐久性使岛民对铁的需求下降，岛民开始要求贸易商品的多样性。例如，狗被欧洲人进口来交换岛上的产品，岛民把狗作为追捕野猪的帮手、村庄周围的守卫、食物和珍贵牙齿的来源，商人则需要在航行前搜集流浪狗装船。[12]114在檀香木的贸易中，“美拉尼西亚人不仅渴望贸易和舶来品，还深知这种木材对欧洲人的价值，在讨价还价时寸步不让”[6]200-201。《萨摩亚记者》(SamoanReporter)也有记载：“一群英国商人和土著人就一堆檀香木的价格发生了争执，土著人想用檀香木换贝壳，而商人们却不肯给，他们递上的烟草也被土著人谢绝了。”[15]在许多岛屿，岛民的偏好迫使商人成为贵重物品的供应商。
在19世纪中叶自由贸易兴起和工业革命完成的背景下，西方商品的倾销形成由贸易商主导的新型贸易关系。与岛民的易货贸易，既为欧洲开拓了新的商品市场，又使其获得了利润丰厚或工业发展紧缺的原材料。从本质上说，这是一种早期殖民主义的贸易体系，是原始资本积累时期具有掠夺性的经贸体系。[16]西方商品的倾销提升了岛民的生产效率和生活水平，但这种提升是以岛民经济上的依附性和对太平洋岛屿地区自然资源的掠夺为代价的。
贸易货币化是西方资本主义扩张的典型特征。19世纪下半叶，在太平洋岛屿地区，易货贸易的形式开始被货币和定价机制取代。货币贸易逐渐取代易货贸易缘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易货贸易的兴盛使得岛民依赖于西方商品，进而催生了岛民对货币的需求。随着西方商品在太平洋岛屿地区的广泛应用，岛民很快认识到西方商品的优越性。理查德·弗兰克·索尔兹伯里(Richard Frank Salisbury)在新几内亚高地的研究表明，使用金属工具可以节省岛民三分之一的劳动时间。[17]岛民用金属工具来改良独木舟和园艺设施，用金属鱼钩来代替老式的骨钩和带壳钩，金属锉刀和铁制工具还可以节省建造房屋的时间。进口食品也是岛民大量需要的商品，如面粉、大米、肉罐头和鱼罐头等。1888—1892年，英属新几内亚莫尔兹比港和萨马雷港的进口货物总额为66 548英镑，其中进口食品达到23 024英镑。[18]到1905年，英国出口到斐济的商品总额就达25.6万英镑，主要是布料、五金、面包和饼干等日常用品。[19]随着岛民对西方大宗商品的需求与日俱增，他们对货币的需求也不断增加。
第二，捕鲸者、传教士、贸易商为岛民接受货币做了思想上的铺垫。“在长期定居在太平洋的波利尼西亚和密克罗尼西亚部落中，……分配其他财产则是建立和加强社会关系和义务的问题，而不是为任何实际目的服务的经济问题。例如，垫子是用来储存和代表社会财富的，就像我们认为拥有珠宝一样。在这种形式中，分配功能仅用于权力的展示和财富的积累。”[20]贸易商为岛民展示了西方的商业贸易范式，推动了贸易概念的传播，货币的价值也随着贸易的进行逐渐得到认可。传教士在促使岛民接受货币概念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约翰·威廉姆斯曾在艾图塔基岛(Aitutaki)教导岛民通过养猪的方式与贸易船只换取钱：“有一天晚上，我正在向人们解释英国基督教徒筹集资金，把福音传给异教国家的方式。听到这话，他们对没有钱表示遗憾，因为他们不能享受‘帮助上帝之言成长的善事’的特权。我回答说：‘如果你没有钱，你可以用东西来换钱。’这对他们来说是很新鲜的，他们想马上知道他们有什么东西可以换到钱。”[13]289在传教士的教导下，岛民用猪换回了“没有价值”的钱币，钱币的价值通过带有宗教色彩的方式得到了岛民的认可。传教士还致力于教授岛民技术，使岛民以工匠的身份为欧洲船只服务以获得钱币。威廉·埃利斯曾记载：“现在又有木匠和铁匠受雇于船长帮助修理船只，他们有固定的工资。”[21]岛民需要向教会纳捐，也可在教会开办的种植园、作坊、学校、园圃做工。在库克群岛、新赫布里底群岛等岛屿，教会对经济的掌控甚至超过了政府。
第三，商业种植园和采矿业的发展推动了易货贸易向货币贸易的转变。19世纪60年代是种植园经济蓬勃发展的时期，美国南北战争是种植园经济发展的直接诱因。美国内战导致棉花的价格高涨，众多投机商在太平洋岛屿地区建立棉花种植园。如德国的歌德弗洛伊公司(Godeffory Company)在萨摩亚购买了2.5万英亩土地来种植棉花；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投机商则来到斐济建立棉花种植园。1860—1874年，永久移居斐济的西方人从最初的50人增加到1500～2000人，1863年斐济的棉花贸易额为400英镑，1870年已增至9.27万英镑。[22]19世纪70年代早期，随着美国棉花生产的复苏，棉花价格暴跌，甘蔗种植园取代了棉花种植园，并成为该地区种植园经济的支柱产业，同时还出现了椰子、可可和茶叶种植园。[23]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太平洋岛屿地区建立起规模庞大且类型单一的商业种植园经济网络。与此同时，西方殖民者开始开采密克罗尼西亚群岛的磷酸盐矿，并成立太平洋磷肥公司，业务范围涉及瑙鲁岛、帕劳、巴纳巴岛(4)基里巴斯的一个岛屿，旧称“大洋岛”。从1900年起，基里巴斯的主要经济活动是对巴纳巴的磷矿开采，由英国磷矿委员会代表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国政府执行。参见Christopher Browne, Douglas A. Scott,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even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1989, p. 62。等。此外，在新几内亚、巴布亚、斐济等地还兴起了“黄金热”。1888—1892年，英属新几内亚出口到库克镇(Cooktown)海关的黄金共计10 981盎司，价值39 520英镑。[18]
种植园的生产需要大量的土地和劳动力，欧美殖民者通过武力、租用及购买的方式取得了对大量土地的所有权或租用权。欧美殖民者在这些土地上开办种植园，破坏了岛民的传统经济形式，失去土地的岛民为了养家糊口被迫到种植园劳动以换取粮食和小额薪水。种植园和采矿业的发展造就了太平洋岛民中的工薪阶层，虽然工资低、工作环境恶劣，但在19世纪下半叶，除了依靠出售剩余产品或耕种经济作物，在商业种植园和采矿企业做工是许多岛民获得额外现金收入的来源。
第四，太平洋岛屿劳工贸易的兴起扩大了经济货币化的范围，加快了贸易货币化的进程。劳工贸易的兴起缘于种植园和采矿业对劳动力的需求。19世纪下半叶，成千上万的男子和妇女从太平洋各岛屿被带到昆士兰等地，成为种植园的契约劳工。[24]劳工贸易所具有的强迫性和人员流动性有利于岛屿社会的货币化。20世纪初，劳工贸易被禁止后，遣返回乡的劳工们成为推动贸易货币化的又一股浪潮，尤其是吉尔伯特群岛、新赫布里底群岛、瓦利斯群岛地区，深受劳工贸易的影响。据不完全统计，1868—1878年新赫布里底人被贩运到斐济、新喀里多尼亚和昆士兰当劳工的将近1.4万人。[25]这些返乡的劳工成为新生产力的代表，还有一些人成为基督徒，这些因素都加快了易货贸易向货币贸易的转变。
第五，殖民地税收制度的实行。殖民地政府推行了向土著居民收税的制度，货币要用来付税；
岛民要想得到货币，就必须栽培商品作物或到欧洲人的种植场和采矿企业去做工。[26]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斐济、所罗门群岛、萨摩亚等地区纷纷沦为殖民地，殖民地政府的建立进一步发展了殖民主义经济，以此增加财政收入。斐济首任总督阿瑟·戈登(Arthur Gordon)在任职期间曾大力发展斐济的种植园经济，以实物税收方式增加政府收入。据估计，1901年94 397名斐济人的年度人均现金收入为1英镑5先令8便士，斐济人收入的70%来自用于出口的经济作物，斐济人在1901年缴纳了12 127英镑的进口税，再加上人均4先令的直接税，他们缴纳的税款大大超过了斐济政府的运行成本。[27]税收制度的实行除了满足政府的财政需要，更重要的是迫使劳动力向种植园和采矿业流动，从而推动了殖民主义经济发展和岛屿经济货币化的进程。
第六，垄断资本主义的推动。19世纪70年代，自由资本主义逐渐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已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这一时期，欧美国家由商品输出转为资本输出，大量的货币资本涌入太平洋岛屿地区，资本的输出加快了该地区被纳入资本主义贸易体系的进程。涌入此地区的资本按其流向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流向殖民主义经济的生产资本，主要是种植园和采矿业，以特许公司和种植园主为主；
第二类是流向传统经济的商业资本，以欧洲进出口贸易公司、贸易零售商为主；
第三类是借贷资本，以高利贷商人、欧洲金融资本家为主。借贷资本具有双重作用：一是直接以借贷的形式加强对岛民的经济控制；
二是以间接转化为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形式成为贸易货币化的动力源泉。
通过以上几点因素的推动，易货贸易向货币贸易转变的三个主要条件都已具备：一是岛民对货币价值的认可，使得岛民与贸易商在贸易结算时使用货币成为可能；
二是岛屿经济的货币化，为大规模的货币贸易奠定了基础；
三是资本主义国家对太平洋岛屿地区的资本输出，在改造贸易模式的同时也将其纳入了世界资本主义贸易体系。
太平洋岛屿地区的货币贸易在不同的岛屿发展情况各异。货币贸易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岛屿与外部世界的接触程度及西方殖民者实行的殖民政策。从贸易额的增长来看，巴布亚、新几内亚、斐济、萨摩亚、汤加、所罗门群岛，以及主要的采矿殖民地，如瑙鲁、新喀里多尼亚、吉尔伯特群岛等，其货币贸易的发展较为迅速。由于货币贸易是在西方殖民者的控制下进行的，因此其发展程度与岛屿的货币化程度并不成正比。例如，斐济的贸易额远高于库克群岛，但经济货币化的程度却不如后者(5)斐济居民获得的大部分收入并不是用于扩大生产，而是用于物品进口。进口制成品的消费可以激励斐济的本土生产，维持出口生产水平。1875—1939年，4900万英镑的出口收入没有以利润、汇款、利息和股息支付的方式汇回本国，其中70%的收入用于消费进口商品，30%用于进口投资。参见Bruce Knapman, Fiji’s Economic History，1874-1939: Studies of Capitalist Colonial Development,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1987, pp. 129-130。20世纪初，库克群岛的岛民已成为热衷经济作物的种植者和进口商品的消费者，1911年，拉罗汤加岛已有4家电影院。参见唐纳德·狄侬编《剑桥太平洋岛民史》，张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317页。；
新几内亚的沿海地区贸易水平较高，而高地居民受货币贸易的影响很小(6)20世纪初，巴布亚新几内亚地区大约有300万人口，是太平洋岛屿人口数量最多的地区。该地区岛屿众多、中部多山，有800多种语言，土著文化保存较为完整。在“淘金热”兴起之后，澳大利亚政府通过《非受控地区条例》(The Uncontrolled Areas Ordinance, 1925-1938)限制采矿者和传教士涌入这一地区。参见The Laws of the Territory of New Guinea 1921-1945, Volume IV, Halstead Press Pty Ltd, 1947, pp. 4559-4563。。总体而言，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作为世界贸易体系的重要一环，南太平洋岛屿地区易货贸易向货币贸易的转变已基本完成。
易货贸易向货币贸易的转变基本完成后，太平洋岛屿地区的对外贸易逐渐由西方殖民者控制，并与殖民统治紧密联系。19世纪中叶之前，太平洋岛屿地区的对外贸易是两种不同的经济体系之间的贸易，欧美的捕鲸船和贸易商人以易货贸易的形式掠夺当地资源，其目的主要是满足庞大的市场需要。19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太平洋岛屿地区被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瓜分殆尽，欧洲进出口贸易公司与特许公司取代了捕鲸船队和贸易商人，成为该地区对外贸易的主导者。这一时期，太平洋岛屿地区的传统经济体制遭到了强烈的冲击，殖民地政府的建立加快了该地区融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进程。19世纪末20世纪初，贸易的进行被置于一种新的内部的单一经济体系之中，政治地位的丧失使其在全球工业资本主义体系中扮演了供应原材料和接受工业制成品的角色，岛民也成为服务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生产者。
货币贸易的发展深化了对岛屿地区的商业开发，开启了各岛屿经济货币化的进程。由于该地区的经济货币化进程是被“强迫”的而不是自发的，因此太平洋岛屿地区陷入只有贸易额增长而无经济发展的困局。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错综复杂，既有西方殖民者推行的殖民政策的影响，也有土著人传统习俗的制约。
首先，西方殖民者取得的利润以极少比例投入当地再生产和提升基础设施建设中。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殖民者在太平洋岛屿地区实行了不同的殖民政策。(7)汤加是唯一没有沦为殖民地的岛屿国家，但在20世纪初建立了一个受英国人监督的土著人政府。斐济总督戈登通过大酋长委员会进行间接殖民统治，酋长们可以参与农村管理和征税，戈登遵循着斐济人利益至上的原则，使斐济人占有了83%的土地[28]；
巴布亚副总督威廉·麦格雷戈(William MacGregor)在1890年颁布了《皇家土地条例》(CrownLandsOrdinance)来处理土地问题，1894年又颁布条例强制巴布亚人从事椰子生产活动[29]；
在德属新几内亚，新几内亚公司是德国实施间接统治的最大力量；
1896年，在所罗门群岛任驻岛专员的查尔斯·莫里斯·伍德福德(Charles Morris Woodford)也采取了兴办种植园创造收入的政策；
新赫布里底群岛于1906年由英法共管，主要作为太平洋岛屿地区种植园和采矿业的劳动力储备中心；
密克罗尼西亚群岛因其丰富的矿产资源，殖民者主要围绕采矿而制定殖民政策，特许公司是主要实施者；
在西萨摩亚，德意志贸易和种植园公司是主要的商业资本，总督威廉·索尔夫(Wilhelm Solf)大力支持该公司的商业活动(8)德国歌德弗罗伊公司的太平洋地区分公司于1880年重组，全称“德国汉堡南海群岛贸易和种植园协会”(Deutsche Handels-und Plantagen Gesellschaft der Südsee Inseln zu Hamburg，简称DHPG)。该公司是萨摩亚群岛的最大投资者，控制着4500英亩的土地。参见George Steinmetz, The Devil’s Handwriting Precoloniality and the German Colonial State in Qingdao, Samoa, and Southwest Africa, University of Chicogo Prdss, 2007, p. 338。。尽管宗主国实施的殖民政策不同，但是他们的最终目的一致，那就是谋取更多殖民利益。贸易公司通过建立种植园和开办采矿业公司攫取财富，其所得利润主要被转移到国外或用于资本的扩大再生产。贸易公司并不关注岛屿经济发展，即便是对港口、铁路等公共设施的修建，也是为了降低贸易中的成本。(9)萨摩亚总督索尔夫曾对萨摩亚人征收人头税，这笔钱用于修建通往大型种植园的道路。反对征税的萨摩亚人被驱逐出境。参见George Steinmetz, The Devil’s Handwriting Precoloniality and the German Colonial State in Qingdao, Samoa, and Southwest Africa, p. 338。在斐济，殖民地制糖公司对广泛的陆路运输网络的垄断，使得该公司拒绝向除种植者以外的人员提供铁路运输，从而阻碍了其他私人和政府资助的经济作物投资。参见Bruce Knapman, Fiji’s Economic History，1874-1939: Studies of Capitalist Colonial Development,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87, p. 131。殖民者在殖民地投资、传播西方经济理念和技术的真正企图是把该地区作为西方工业发展的原料供应地和商品倾销市场。
其次，太平洋岛屿地区的传统、习俗和制度制约了经济发展。一是岛屿地区古老的风俗习惯、社会制度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具有顽强的抵抗力。在新几内亚岛屿，传统的贝币(tabu)一直是最重要的贸易媒介。19世纪早期，贸易商为了推动贸易发展不得不搜集贝币，从而促进了贝币的流通。即使贝币在1900年被“废止流通”，殖民地政府规定只能用硬币支付从1905年开征的人头税，但是其仍在继续流通。[30]271这是因为新几内亚地区一直有着古老且复杂的销售制度，旧的“贝币体系”并没有被西方的货币体系完全取代。二是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依然在土著居民的经济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大多数岛民是作为农村生产者参与货币贸易，岛民生产了斐济半数以上的椰肉干，西萨摩亚和法属波利尼西亚四分之三的椰肉干，汤加、吉尔伯特和埃利斯群岛、库克群岛、纽埃、美属萨摩亚和关岛的几乎所有椰肉干。[30]327以萨摩亚为例，19世纪70年代，德国贸易商主要依靠收购萨摩亚人生产的椰肉干进行贸易，即使在椰子种植园建立之后，这种传统经济的生产方式依然占有重要地位。(10)萨摩亚人继续主导着当地最重要的作物——椰子的生产。到1910年，萨摩亚人生产了70%的椰子，而DHPG生产了25%，其余的产量来自欧洲的小种植者。参见George Steinmetz, The Devil’s Handwriting Precoloniality and the German Colonial State in Qingdao，Samoa，and Southwest Africa, p. 338。在20世纪初，生活富裕的萨摩亚人拒绝前往种植园就业，他们喜欢选择在政府、使团和货币经济的贸易部门从事不太艰苦、更有声望和报酬更高的工作。[31]然而，以原始农业为主的生产模式所生产的产品在世界市场缺乏竞争力，技术落后、生产效率低及劳动力素质良莠不齐的农村生产模式很难与资本投入大、统一系统管理的商业种植园模式竞争。三是传统经济和货币经济的矛盾的影响。由种植园和采矿业的发展而兴起的劳工贸易造成太平洋岛屿地区的人口大流动，劳工的涌入改变了岛屿原有的人员结构，对岛屿原住民的影响深远。斐济是受其影响的典型例子，劳工贸易使大量印度劳工涌入斐济，货币经济的发展在斐济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现象。一方面，传统的“克里-克里”制度使斐济人对货币经济缺乏足够的观念：“一个岛民除了需要金钱用以满足其取得某种特别的奢侈品的愿望……此外是没有挣钱的任何动机的。”[32]62另一方面，充满进取心的印度人在斐济定居后，没有斐济传统文化观念束缚的他们更能适应新的货币经济，“他们所种的主要作物是小麦和甘蔗，二者均属经济作物，他们可以把产品售出，换回货币，而不是用来吃掉或作物物交换之用”[32]83。印裔斐济人和土著斐济人在货币经济观念上的差别也影响了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一直延续至今。
当然，岛屿经济陷入困境并不是仅受限于以上两个方面的因素，还包括自然资源有限、交通不便等因素，而最为关键的是太平洋岛屿地区被纳入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秩序。殖民统治和殖民贸易冲击了当地传统经济结构，但是并未建构起新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体系，这对曾经被忽略、经济基础薄弱的“边缘地区”产生了“致命伤”。
第一，岛屿地区形成单一的殖民地经济结构。单一类型的商业种植园的建立和采矿业的发展是其主要表现：斐济和汤加主要种植甘蔗和棉花；
西萨摩亚以种植可可为主；
在巴布亚、所罗门群岛、新赫布里底群岛建立了大量的椰子种植园；
在塔希提和新喀里多尼亚也有种植园分布；
吉尔伯特群岛和瑙鲁岛以采矿业为主。大量的西方资本投入种植园和采矿业，并以贸易的形式攫取利润。岛屿地区单纯开采部分矿产品和生产部分农副产品，这些产品的生产、加工、运输、出口等也被控制在宗主国手中，不利于岛民平等贸易和掌握岛屿独立的经济命脉。
第二，岛民缺乏改变自身经济依附地位的通道。大多数岛民抱有传统的思想，服从酋长的权威，并被迫接受在新经济秩序下的依附地位。尽管岛屿地区出现了少数具有现代意识的岛民，他们往往接受过教会或殖民地学校的近代教育，有着西方式的思维，渴望成为新生产力的主导者，但是这类尝试大多被制止。例如，在德国统治之初，为了控制椰肉干价格，萨摩亚人试图成立一家由村庄出资支持的全国性贸易公司，这家名叫“奥洛阿”(oloa)的公司很快被殖民地政府查禁。(11)萨摩亚总督索尔夫认为“奥洛阿”公司不仅损害白人商人的利益，也削弱了总督的权力。参见Brian T. Alofaituli, Indigenous Protest in Colonial Samoa: The Mau Movements and the Response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1900-1935, The University of Hawaii, 2017, p. 156。西方殖民者并不希望当地发展起来，他们希望岛民更多的是作为劳工为西方的殖民主义经济服务，而不是以种植园主、店主、船长、商人的身份与殖民者竞争。
第三，对西方贸易的依附性越来越强。欧美的进出口贸易公司和贸易零售商在与岛民的贸易中占据垄断优势，这使他们可以高价卖出工业品，低价收购农产品。多数岛民无力抵抗这种剥削，愈发依赖西方资本，以便获取更多贷款。[33]殖民地政府为西方企业掠夺岛屿地区资源提供了“支撑”。殖民地政府为了创造财政收入，不仅主动废除了保护劳工的法规，还将特许使用费和许可证费设定在极低的水平。1888—1889年，英属新几内亚的许可证费用总计只有2英镑，1891—1892年总计136英镑15先令。[18]殖民地政府还不断拉拢酋长成为西方殖民者管理岛民的帮手(12)19世纪初至19世纪中叶，斐济的檀香木贸易在酋长的庇护下有序展开，酋长们还动用大批劳动力捕捞海参并在烘干室里烘干，以满足国外对干海参的需求。，如斐济建立的大酋长委员会、萨摩亚的傀儡国王玛利托亚等。
19世纪末太平洋岛屿地区完成了易货贸易向货币贸易的转变。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太平洋岛屿地区，虽然贸易额实现了快速增长，但是当地的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却处于停滞状态。究其原因，太平洋岛屿地区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过程是被动的、强制的，宗主国在掠夺当地的资源以后，并未为当地建立起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体系。进入20世纪，太平洋诸岛历经“二战”和实行独立进程的洗礼，前宗主国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自20世纪60年代起陆续独立的太平洋岛国，时至今日对前宗主国的经济依附依然很强，在经贸往来上保持紧密联系。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同太平洋岛国贸易额不断攀升，一些太平洋岛国提出了“北望”战略，期待扩大与亚太地区新兴经济体的合作。越来越多的太平洋岛国政府期待搭乘中国经济发展“快车”，摆脱传统习俗和前宗主国的束缚，实现“借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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