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清高
[内容提要]陈忠实的《白鹿原》成功地将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创作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历史书写呈现出一种“生命化”的特征。所谓“生命化历史书写”，即作家在解读、叙述历史的过程中融入日常人性的生命体验。这种书写包含两个重要方面：一是强调作家以生命体验来感知历史，表达其个性化的历史观；
二是在塑造人物时充分予以人性的理解与关怀，注重对人性的描绘。“生命化历史书写”是作家对历史进行独特处理的一次尝试，体现了人性在历史题材小说中的复归，具有很强的启示性意义。
1986年，在陕西省作协工作的44岁的陈忠实“清晰地听到了生命的警钟”。“我突然强烈地意识到50岁这年龄在关的恐惧。如果我只能写写发发那些中短篇，到死时肯定连一本可以当枕头的书也没有，50岁以后的日子不敢想象将怎么过。”[1]写惯了中短篇的陈忠实发现自己在文学创作中存在的不足，并决定尝试以更加深厚、有力的长篇作品来表达对民族历史和文化的思考。1993年，《白鹿原》问世①。《白鹿原》在历史书写中具有明显的“生命化”特征，体现出陈忠实对历史进行独特感知与表达的强烈倾向。
“十七年文学”中涌现出一大批艺术成就突出的历史小说，其中既包含传统历史题材小说②，也有以《红日》《红岩》为代表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除极少数个例之外，这些小说大多使用了相同的书写模式，植根于正史、官史等史料，以既定的官方立场、较为宏大的历史叙事再现历史的面貌。然而这种历史书写存在着明显的弊端。首先，正史、官史的编写往往深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录史者在编纂史料时，常有一个“再解释”的过程，即，对史实进行不同程度的重新加工与叙述，这种“再解释”很容易也极可能消解历史真相，令史料本身具有欺骗性。另一方面，一味地立足于官方立场来进行创作，难免受到政治视角的局限，从而使历史叙述有失客观。因此在“十七年文学”里，政治是充分渗透于历史小说创作中的，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历史真相，更制约了作家的艺术发挥。“十七年文学”中的历史书写模式并不完全可取，这就要求作家们用更加合理的、新的方式来创作历史小说。
陈忠实在文学创作中曾深受“十七年文学”的影响，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他勇敢地从中走了出来。1980年4月的“太白会议”上，有评论家毫不留情地对陈忠实以往的创作“挑毛病”，这使他不得不思考过去被自己忽视的问题和弊病[2]。在反思中，陈忠实对小说创作得出了新的认识。“我越来越相信创作是生命体验和艺术体验的过程。每个作家对真在经历着的生活(现实)和已经过去了的生活(历史)的生命体验和对艺术不断扩展着的体验，便构成了他的创作历程。”[3]在他看来，小说是作家独特的生命体验与艺术体验的展示，体现出强烈的生命意识[4]。历史小说的创作需要作家生命体验的参与。由此，以一种融入自我生命体验的方式来感知、解读历史，成为陈忠实走出“十七年文学”后所坚持的历史创作理念。而《白鹿原》正是诞生于这个基础之上。
不过，这种理念在付诸于实践时，并非完全抛弃史书史料，而是说要尽可能地摆脱其中不合理的、过度的政治因素影响。否则，倘若仅凭生命感悟而随心所欲地写作，历史小说就会变成绝对的虚构，不再具有历史的意义。因此，在借鉴史料的基础上，融入生命体验进行创作，成为《白鹿原》中一以贯之的原则。事实上，从1986年着手准备、到1988年开始动笔，陈忠实也确实是这样做的。他查阅了蓝田、长安、咸宁三县的县志，又获取了大量的民间轶事和传闻[5]。他在黄土台原北坡下的西蒋村扎根生活，一边体悟该地的风土与历史，一边构思这气势恢宏的鸿篇巨著，仿佛亲临历史的现场。用他自己的话说，“整个心理感觉已经进入我的父辈爷爷辈老爷爷辈生活过的这座古原的沉重的历史烟云之中了。”[5]
陈忠实在《白鹿原》中对历史的体察是从民间立场展开的。《白鹿原》并未像“十七年文学”中的历史小说那样竭力描绘官方重大事件、简谈民间景况，而是实现了二者的翻转，这种民间史的姿态更加贴近生活真实。小说一开始详尽交代了白嘉轩娶七房女人、给父亲请医治病等琐事的前因后果，又细致描写了鹿三、黑娃等人如何在田间锄地、耕作，这些都是对民间日常生活的刻画。此外，书中对于“交农”、征粮、批斗等事的描写篇幅极多，这是在讲述民间社会矛盾。《白鹿原》里自然也有载于史书的重要历史变革，如武昌起义、国共合作，但往往简单带过，并不详细、直面书写，所费笔墨远不及对白嘉轩、鹿子霖等人日常生活和民间矛盾的描绘。白嘉轩、鹿子霖、鹿三、黑娃这类人物，尽是些身处民间的、真实的普通农民，并非身处政治中心的革命斗将和阶级英雄。对游离于官方视角的普通人而言，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能感悟到的“历史”，恰恰就是自身周遭所发生的事。对民间历史的描写，实际上融入了陈忠实作为一个普通人对历史的生命感知。
在民间史的视域下，陈忠实深刻探讨了农民群体与历史的关系，并给出自己的结论：农民对历史并不敏感，历史变革与阶级斗争对于他们而言是模糊的。小说里，当冷先生说出“反正(革命)了”，“没有皇帝了”的时候，鹿子霖思考的问题是“皇粮还纳不纳呢？”[6]82白孝文神色慌张地提到“一切权力归农协”，又问道“‘农协’是弄啥哩？”，白嘉轩却继续往机口里扔着棉花团儿，头也不转地说：“这跟咱屁不相干嘛！你该操心自己要办的事。”[6]202切身处于历史洪流中的白鹿原农民，并不琢磨革命如何发展、社会如何走向，最关心的事还是自己的这一亩三分地。白灵与鹿兆海要革命，两个年轻人连加入哪个党派都犹豫不决，竟以抛硬币的方式决定。“有龙的一面是‘国’，有字的一面是‘共’，你猜中哪面算哪个。”[6]195于是鹿兆海入了共产党而白灵入了国民党，走上了命运各异的两条道路。即使是接受过文化教育的年轻人，也仅怀有一腔热血，对历史和政治“是什么”这个问题仍没有充分的认识，并未摆脱农民的局限性。陈忠实本就是农民出身，对农村和农民极为熟悉，“我相信我对乡村生活的熟悉和储存的故事，起码不差柳青多少。”[7]684他在《白鹿原》中还原了农民对待历史的真实态度，这是结合自身生命体验而得到的结果。
在陈忠实看来，历史的真相是复杂的，历史发展呈现出一种“轮回”特征。《白鹿原》中有多处情节映射出了这种观点。大清灭亡后，新的行政机制建立起来，县令改为县长，白鹿村也有了保障所，这个社会本应是更加进步了，可是县府的赋税却更加繁重。照徐先生的话说，“清廷的皇帝也没有征收过如此名目的赋税，只是缴纳皇粮就完了”。[6]100黑娃的农协倒台后，田福贤回到原上开始报复行动，朱先生将白鹿原比作“鏊子”，即国共两党争相抢夺的对象；
后来黑娃做了土匪，朱先生更说：“原先两家子争一个鏊子，已经煎得满原都是人肉味儿；
而今再填一家子来煎，这鏊子成了抢手货忙不过来了。”[6]275在白鹿原这片广袤的民间土地上，斗争永不停息，历史始终以人与人、团体与团体的冲突和抵牾为存在形态。陈忠实结合自身生命体验，以小说人物(朱先生)的口吻道出了对历史的体会，从他的笔下，人们读出了这样一种可能：历史似乎反映的是人的矛盾，它并不“始终进步”，而是一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轮回”。
对“十七年文学”中历史书写模式的反思，促使陈忠实融合自我生命体验来感知、解读历史。这是一种新的创作理念，它催生出陈忠实个性化的历史观。《白鹿原》植根于民间叙事的立场，深刻探讨了农民对历史的模糊态度，并揭示出历史真相的复杂性与历史发展的“轮回”特征，这些都是融入了陈忠实生命体验的结果。
“生命化历史书写”不仅体现在作家的个人历史观里，还渗透于人物塑造的过程中。历史发展必然有人的参与，故对于历史小说创作而言，人物塑造亦是历史表现的一个重要方面。陈忠实尤其注重以人性的视角去关注《白鹿原》中的人物。所谓人性，是指人与生俱来、普遍具有的原始本能和生命属性，往往表现为直觉、情感、欲望等一系列特质。小说以描绘人性为主要方式来塑造人物，这令他们富有“生命化”的色彩。
在《白鹿原》里，陈忠实首先做的是还原历史环境中具有鲜活人性的“人”。田小娥是陈忠实在心里酝酿出的一个重要人物，她被迫嫁给大自己几十岁的老举人，自然欲望被严加禁锢。出于对性爱和自由的渴求，田小娥鼓起勇气背叛婚姻而与黑娃结合；
逃离了包办婚姻后，她更与白孝文、鹿子霖等男人有过野合，屡次打破儒家传统纲常中的“三从四德”，成为白鹿村人民心目中的“恶之花”，黑娃之父鹿三与族长白嘉轩的眼中钉、肉中刺。当她最终被鹿三杀死时，人性与伦理纲常的碰撞将她推至消亡的深渊。陈忠实在阅读牛兆濂主编的《蓝田县志》时，发现有几卷记载了蓝田县的贞妇烈女事迹，但这些人物均无真名，县志仅是记录了她们如何“抚养孩子，伺候公婆，终老没有改嫁，死时乡人给挂了个贞节牌匾”，他为这些生命感到悲哀[5]。“这些女人……坚守着道德规章里专门给她们设置的‘志’和‘节’的条律，曾经经历过怎样漫长的残酷的煎熬，才换取了在县志上几厘米长的位置。我在密密麻麻的姓氏的阅览过程里头晕眼花，竟然产生了一种完全相背乃至恶毒的意念……我首先感到的是最基本的作为女人本性所受到的摧残，便产生了一个纯粹出于人性本能的抗争者叛逆者的人物。”[7]685-686田小娥的形象就这样跃现出来。陈忠实之所以能对活在历史中的人表示深切同情，正是因为几十年的生活体验使他明白，人的生命本能使人成为“人”，即使在严肃的史书史料中，人性也不能完全被遮蔽。于是历史小说的创作里必须要有人性。有了田小娥这么一个人物，也就有了《白鹿原》中的一系列人物——这是一群自然人，他们因人性的驱使而求其所需。在陈忠实这里，历史因人性的显露而不再枯燥，反而感人真挚。只有承认人性的历史书写，才能使历史更为真切、更加贴合人的日常生命感受。
在塑造人物时，陈忠实特别注重展示人性的多面性、复杂性，并竭力揭示出这种复杂人性的成因。白嘉轩作为白鹿村族长，在族人面前处处以伦理道德规范自己，践行“学为好人”的做人原则，俨然是一个具有绝对权威的道德榜样。然而，这位“完人”在经历了六次失败的婚姻后，对性爱愈发向往，私下生活里对性毫不避讳；
同时，他始终充满对权力争夺的警惕意识，对鹿子霖怀有忌惮、算计之心，甚至为了白家的兴旺，自私地用卖地作掩饰，巧取鹿子霖的慢坡地：“如何把鹿子霖的那块慢坡地买到手，倒是得花一点心计”[6]30。在道德约束与个人欲望的冲突下，在乡村权力斗争的历史环境中，白嘉轩是一个充满复杂人性的生动的“人”。白孝文幼年时举止端庄、安静，为人宽厚老实，是公认的族长继承人。婚后的白孝文释放了性欲，他与田小娥的温存令白嘉轩颜面尽失，于是他当众受到惩罚，心理也发生了异变。因为同田小娥有不轨关系，白孝文对黑娃心存防备；
出于羞耻，他又去劝降成为土匪的黑娃；
黑娃改邪归正后，强烈的对比使他心生耻辱，迸发怨恨；
黑娃带头起义时，他为了生存和自保，即刻临阵倒戈，杀掉张团长。抢走起义的头功后，或是出于对黑娃可能揭发自己的畏惧，或是出于嫉恨，他又设计将黑娃害死。羞耻、愤懑、恐惧、残忍、自私造就了一个复杂的白孝文，而这种复杂人性同样有着复杂的成因。田小娥为追求性爱与自由，做出许多超越道德底线的行为，但她的人性中也有着可怜、可叹、可爱的一面：为了生存，离开黑娃的她不得不依傍权高势重的鹿子霖；
由怜生爱，她将接纳与包容予以被家族抛弃的白孝文，体现了一个女人的温情。在本能的涌动、生存的窘迫之间游走，田小娥亦是复杂的。充满复杂人性的形象，在复杂的条件和环境下挣扎。这些人物仿佛就是日常生活中活在身边的人，他们既存在于历史中，又属于现实。
一方面，陈忠实并未将《白鹿原》中的人物严格定义为“好人”“坏人”，而仅是展现他们在历史环境中真实而复杂的姿态。这打破了以往部分十七年历史小说中“黑”“白”二分的人物阵营划分模式，呈现出一种“灰色”色调，而灰色恰恰是人性时善时恶的真实格调。另一方面，《白鹿原》并未过多地对人物进行直接褒贬评价，而是重在揭示其复杂人性的成因，这实际上体现出陈忠实作为一个个体人，结合自身的生命体验，对笔下的人物给予了充分的、人性化的理解与关怀。生存在历史环境中的人是复杂的，更应该是真实鲜活的、符合生命认知的。陈忠实试图通过《白鹿原》说明，历史小说的创作须以人性为“底色”。
陈忠实在塑造《白鹿原》中的人物时，充分予以人性的理解与关怀，着重描绘人性，这本质上亦是他融入日常生命体验的体现。通过“生命化”的书写，陈忠实在历史创作中塑造了具有鲜活生命力的人物形象，也进一步丰富了对历史的表达。
陈忠实曾说：“生活不仅可以提供作家创作的素材，生活也纠正作家的某些偏见。”[5]他真切地将创作投置于生活中，以融合生命体验的方式来对待历史，创造出“生命化历史书写”的独特风格。这种“生命化历史书写”的文化意义是多元的。
首先，“生命化历史书写”是对历史进行独特处理的一次尝试。“生命化历史书写”要求作家结合生命体验来感知历史，这不仅对“十七年文学”的历史书写模式造成了冲击，为历史小说的创作提供了新思路，同时还体现出对作家这一认知主体的尊重，赋予了作家表达个性化历史观的权利。正如有学者提到的那样，“《白鹿原》是一部挑战性质的小说。它充满了批判历史和还原历史的激情，本质上是一部解构之作、去蔽之作，彻底超越了同一题材小说几十年来形成的叙事模式。……它体现着作家巨大的热情和非凡的创造力。”[8]那么，“生命化历史书写”所呈现出的新型历史创作理念，能否发挥长久性作用？我们到底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和态度来对待历史？这些值得我们思量。
其次，“生命化历史书写”体现了人性在历史题材小说中的复归。“文学即人学”③是一个存在已久的话题，文学的本质在于彰显人性。在我国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明清时期已有一些小说凸显出刻画真实人性的倾向；
到20世纪20-40年代，表现人性更成为许多现代作家创作时的一种自觉意识。遗憾的是，人性在“十七年文学”里被逐渐淡化了，真实的“人”在绝大多数历史小说中销声匿迹。“生命化历史书写”在人物塑造时融入了作家的人性关怀，着重描绘人性，这彰显着人性在历史题材小说中的复归。正因为久藏于底面的人性被释放，《白鹿原》才处处蕴含了富有生命蓬勃感的张力。人性的复归不仅是《白鹿原》的特色，更是当下许多历史小说创作的一个显著趋势。
最后，“生命化历史书写”对文学创作具有很强的启示性意义。优秀的作家往往有着强烈的突破意识，欲走出前人的“阴影”，创造出带有自我特色的“文学世界”。对于作家们而言，如何实现文学创作上的革新、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正是一个重要且困难的问题。《白鹿原》的“生命化历史书写”强调了作家生命体验的重要性，这不仅适用于历史小说，对整体文学创作都是一种启发。现实的生命体验是文学创作的源泉，显然，唯有尊重生命、热爱生活、真实感悟，才能收获具有作家个人特色的、永葆生命活力的文学作品。
注 释：
① 1992年1月，《白鹿原》书稿写作完毕，上部于本年12月在《当代》第六期刊载。不过，《白鹿原》首次完整出版是在1993年6月。参见邢小利、邢之美：《陈忠实年谱》，《东吴学术》2018年第4期；
《陈忠实年谱(下)》，《东吴学术》2018年第5期。
②这里的传统历史题材小说，是指以姚雪垠《李自成》、陈翔鹤《广陵散》、黄秋耘《杜子美还家》等为代表的涉及非现代“革命历史”题材的历史小说。
③1918年，周作人发表《人的文学》，主张文学应以人道主义为本。“人的文学”成为“五四”文学的一个中心概念，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1957年，钱谷融发表《论“文学是人学”》，进一步明确了“文学即人学”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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