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密 杨丽京
城市与城市化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西方社会理论“空间转向”的核心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时代化与中国化的出场路径。历经半个世纪的理论发酵，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实践的洗礼，城市化与城乡关系的理论与实践反思已成为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主题与学术生长点。近年来，伴随国内外学术交流互动的深化与拓展，“都市马克思主义”在国内外学术界渐趋成派。他们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重述，整合宏大历史叙事与微观社会分析，为研究城市问题与城乡不平衡发展的动力机制、内在矛盾与发展趋势构筑了新的理论平台，并在深层逻辑上揭示了城乡发展的人类文明意涵，以及东、西方发展道路的异质性问题。立足当代理论发展与实践需求，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域出发，深入审视都市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逻辑进路与当代延展，已成为新的理论需求。
可见，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相关著述中挖掘与都市议题直接相关的论述，而是要深入马克思资本主义研究的深层逻辑重新审视都市议题的理论生成与当代延展的可能路径。就此而言，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域来看，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的西方社会理论之“空间转向”大体呈现为如下三个层次的相关性。
其一，城市问题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逻辑关系与理论地位。城市问题与城乡关系研究对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否重要，以及传统马克思主义对城市空间“理论失语”现象的根源何在，一直是西方学界相关研究的争论焦点之一。早在20世纪60年代，尼斯贝特（Nisbet，1966）就已指出，城市并非马克思的理论空场，而是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的关键主题。桑德斯（Saunders，1981）认为，马克思虽未将城乡作为独立议题，但其有关城乡分离运动的研究蕴含着丰富的理论资源。卡茨纳尔逊（Katznelson，1992）则将马克思主义在城市议题上的“沉默”状态主要归咎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家对于城市研究涉猎甚少。总体而言，西方理论界在不同时期的相关研讨逐渐形成了一个基本共识：城市化问题与城乡关系研究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议题，为当代资产阶级社会的都市问题与全球城市化问题研究提供了基础性的分析框架与方法论。
其二，“空间转向”视域中的城乡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矛盾运动。在国外社会空间理论看来，空间是理解城市与城市化问题的关键入口。拒斥形而上学的空间观，强调空间的过程、实践与社会生产的本质规定性，构成了20世纪西方社会理论“空间转向”的哲学方法论前提与普遍特征，并内在于海德格尔、梅洛-庞蒂、列斐伏尔、福柯、卡斯特、哈维、苏贾等人不同时期不同视角的空间叙事之中。以列斐伏尔、哈维等人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城市问题的研究，从泛泛地肯定城市空间问题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意义，逐步推进到以城市和城市化为主题的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时代化和具体化研究。列斐伏尔（Lefebvre，1970；
1974）聚焦于现代社会日常生活方式及其都市性研究，将城市化与都市现象视为资本主义空间生产方式的重要机制，主张明确区分城市与都市，重思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并将人类社会文明区分为工业化从属于城市化、全球化从属于城市化两个阶段。受列斐伏尔启发，哈维（Harvey，1973；
1985）通过重构“过程辩证法”“资本积累的地理学”和“不平衡地理发展”等，将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从抽象叙事推向了经验具体研究，为城乡不平衡发展问题的重新理论化开启了路径。卡斯特（Castells，1977）聚焦于都市中作为“劳动力再生产”的消费过程与国家的管理介入等问题，剖析了经济系统、政治系统、意识形态系统及其实践共同形塑社会空间的复杂过程。承继列斐伏尔“完全城市化”的预测与世界范围“内爆—外爆”交互展开的城市化路径研究，博任纳（Brenner，2014）则主张告别“城市中心主义的方法论”，迈向“没有外部的城市理论”，此即“星球城市化”，从而也将“城市的本质是什么”这一问题再次凸显。斯科特和斯托普（Scott & Storper，2014）主张应基于集聚/极化的动态过程，以及区位、土地利用和人类互动三者关系来界定城市的本质。对城市本质的重新思考，也引发了社会理论对“乡村性”与城乡关系的重新定位。总体而言，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运动与不平衡发展问题，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总体性视角对城乡关系的再理论化，以及城市化过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已成为当代西方都市研究的新需求与最新动向。
其三，资本主义空间不平衡生产机制引发的“空间正义”问题。1968年席卷欧美的“五月风暴”，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调整与西方殖民体系的瓦解，推动全球范围内以城市为中心的无产阶级运动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并将“空间正义”问题凸显为西方“新社会运动”和无产阶级解放政治学的重要议题。列斐伏尔的《论城市权》（1968）、《都市革命》（1970）、《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城市》（1972）是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立场考察当代西方城市性、城市权与城乡不平衡发展等问题的开创性著作。城市化成为无产阶级解放政治学的当代新视域，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与“空间正义”的问题意识逐渐成型。哈维的《社会正义和城市》（1973）反对抽象理解社会正义问题，主张应将其置于城市与城市化等议题中具体考察，并承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着重探究了城市与地理空间形态对于资本积累与阶级斗争的重要影响。其后在《资本的限度》（1982）、《意识与城市经历》（1985）、《资本的城市化》（1985）、《希望的空间》（2000）、《叛逆的城市》（2012）等系列著述中，哈维将空间、城市与不平衡地理发展问题作为重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核心主题，主张“把历史唯物主义升级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从而建构“人民的地理学”。师承哈维，史密斯（Smith，1984）梳理了从自然生产到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不平衡问题，将不平衡发展指认为资本主义空间生产机制的特征、结果与再生产前提。玛西（Massey，1984）则基于劳动的空间分工，逐渐生发出“空间正义”的性别之维。苏贾（Soja，2010）充分吸纳列斐伏尔、哈维等人的研究，旗帜鲜明地将“空间正义”凸显为当代无产阶级解放政治学的核心议题。总体而言，当代西方社会空间理论关于资本主义不平衡空间生产问题及其“空间正义”问题，已从城市权利与城市革命等议题向全球的不平衡发展问题拓展，在最终理论旨趣上指向“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与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历史挑战与空间之维。列斐伏尔关于“社会主义如何让人栖居大地”这一跨世纪的追问，依旧有待当今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深入探究。为此，一个基础性的问题必须在学理上加以深入探讨：当代空间与都市议题的理论转向究竟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那里继承了怎样的理论遗产？
列斐伏尔、卡斯特、哈维等人对都市问题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首先基于对空间概念的重构。他们通过重新思考社会历史发展的“空间性”与现代性视域中的都市问题，将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及其空间向度，升级为一种“空间生产”的本体论，大大拓展了马克思社会关系再生产的研讨论域与内涵。在《资本论》及手稿中，马克思将资本发展的趋势概括为“以时间消灭空间”。就显性话语和局部论境而言，这一命题中的“空间”可能大多被理解为自然的物性空间或历史与文化固化其中的空间内涵，这种对于空间的物性理解也成为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时间偏好性的论据之一。但深入马克思的文本之中，特别是其后期《资本论》及手稿的文本群中，我们看到，此处作为与“时间”相对的“空间”，在资本的矛盾运动展开过程中呈现出更为丰富和具体的内涵。在马克思那里，这最初只是作为一种隐性的线索，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这一主题之下，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对于空间的认识仅仅停留在自然物性空间的层面，也不能由此推断“空间”问题在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中是一个理论“空场”。更关键的问题在于，以时间消灭空间的资本逻辑重塑过程意味着一种怎样的新时空构序？空间是否仅仅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运动的被动结果，抑或是一种能动的历史过程与历史动因？或许，在马克思的时代，上述这些问题不算破题的关隘，但到了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何以幸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所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列宁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阶段的分析，还是卢森堡与布哈林关于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的问题争论，以及在更大的历史语境下学者们对于殖民与后殖民、不平等交换、不平衡发展等问题的解读，都在很大程度上刺激着马克思主义者去思考空间视域之于资本主义研究的重要意义。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一步变迁以及全球化、消费社会、都市社会等概念的不断兴起，在一个所谓“后工业社会”的语境中，列斐伏尔、哈维等人将马克思的“以时间消灭空间”的命题又重新置于新的理解框架之中。在他们看来，空间、城市等不再是工业资本主义偶然的、消极的产物或结果，而是作为总体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由此一来，马克思视域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就被升级为一种作为总体的空间生产方式批判，马克思关于空间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也被改造为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
在这一分析中，以列斐伏尔对于资本主义城市的研究为例，我们看到，列斐伏尔将城市化的实质界定为一种资本主义的时空生产与再生产机制。在他看来，资本主义通过构建一种包容性、工具性的社会空间结构，同时将其进行意识形态的抽象化、神秘化、专业科层化处理，为资本积累的复杂过程铺上了一层意识形态的面纱，从而规避了社会批判理论的视野。列斐伏尔反对以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方式看待空间，明确将空间视为一种充斥着意识形态的产物，强调空间的社会过程属性、政治性与意识形态性。在这里，有趣的地方在于，正如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研究与批判的历程中对拜物教问题的关切一样，列斐伏尔等人对于空间的意识形态特征及其本质的揭示这一工作也十分重视。这一类似的操作路径，倒让我们看到了空间转向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学理共性。
不同于列斐伏尔的元理论旨趣，哈维立足于以全球化和弹性生产的“晚期资本主义”时期，以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为主题，展开关于现代时空样态与资本社会关系再生产的辩证关系的讨论。一方面，哈维立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研究，将马克思主义与地理学结合起来，尝试剖析资本主义如何塑造了现代社会的时空样态与体验。同时，他以劳动与资本的对立与冲突为核心视域，穿梭于宏观的全球性空间、中观的都市空间以及微观的身体等不同的时空层次之中，展现了资本主义关系再生产的空间维度及其内在矛盾。另一方面，哈维的落脚点始终立足于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探讨现代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给无产阶级解放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可见，通过对马克思社会关系再生产分析模型的空间化“过度提升”，列斐伏尔、哈维等西方学者将无产阶级解放政治学的空间维度凸显了出来。在一定意义上，这意味着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中期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历史性呼号，已经具体化为20世纪资本主义全球化新阶段语境下，日益散裂的全球无产阶级如何真正有效联合起来共同抗击资本逻辑的新挑战。这也构成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都市政治经济学建构的必要延展与最终落脚点。
从空间的实践性、社会性与社会生产本质规定性的一般论述，到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再生产为逻辑基础的空间生产本体论建构，再到资本积累的空间机制与阶级斗争的空间向度，列斐伏尔与哈维等人将马克思视域下空间中的生产方式批判改造为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方式批判，从而也为马克思政治经济批判的都市化建构奠定了基础性的分析框架。不仅如此，这一理论进路也为资本主义城市化问题或都市现象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找到了更加具体的深化路径，此即劳动力与社会关系再生产的都市视域。
在《资本论》及手稿中，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同时蕴含着一种关于城市空间及其社会历史变迁机制的分析。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内在地趋向于生产的集中与资本的聚集，而城市化进程是这种趋势的空间结果与机制。这不仅表现在都市中消费与需求的发展、商业与市场的扩大，交通的发展与金融等信用体系的完善等聚集效应，也体现为大量劳动力的城市聚集，劳动的自由流动与“一无所有”，低廉的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从城市空间的居住来看，不仅便于管理、节省时间，同时意味着低廉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重要的是，相对于资本的不断积累，不断以吞噬活劳动的方式实现自身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劳动者却无法实现积累，趋于日渐贫困化。这些趋势与问题都在城市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也只有在城市中，尤其伴随新兴工业城市的兴起，上述的劳资对立与矛盾才以更典型的形态加以呈现。在此过程中，城市作为资本聚集与扩大再生产的社会历史规定性逐渐凸显，资本成为主导性的力量，决定了城市的社会空间形态、道德律法秩序与观念形式。并且，相对于乡村，作为文明中心的城市，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后果，更是其维持与扩大再生产的空间机制。
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论述来看，以城市为中心的空间再生产机制包含了以下三个维度。（1）城市空间型构的再生产，指涉了资本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与劳工阶级在生产、生活中的空间区隔、乡村的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城市等空间塑形及其再生产。（2）道德与律法秩序体系的再生产，关涉了资本逻辑以城市为中心开展的合理化与文明化路径，将城市塑造为一种开放的空间组织与秩序体系，而使乡村呈现为一种闭塞和愚昧的秩序体系。（3）观念形态的再生产问题，这是隐蔽但极为重要的维度，关乎资本主义以城市为中心的文明形态何以取得大众认同的问题。从宽广的人类文明进程来看，城市文明意味着人类走出“人的依赖性”时代，迈向了以物的依赖性为特质的时代。不论是生产还是消费等生活过程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城市浮现出一种虚假的“平等”与“自由”的状态，渗透到大众日常的拜物教有效地维持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合理性与认同的再生产过程。
从更大的时空尺度来看，生产方式的同质化过程既呈现为城乡不平衡与资本积累的时空机制，也彰显于全球层面的“城乡二元构序”及其影响，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意味着人类社会关系的现代化升级。马克思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认了资本主义大工业开启的世界历史，将使乡村从属于城市、农民的民族从属于工业的民族，进而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这里对于三种空间层级与时空尺度的划分，并非一种时间先后的罗列，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空间运动的层级。一旦我们将城乡发展问题的研究基础锁定为占据主导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么，城乡发展问题的更丰富与更具体的内涵，恰恰需要通过考察全球层面近似城乡二元的不平衡构序才能得到彰显。这既是作为城乡发展问题的基础与主导——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空间运动内在规律与发展趋势决定的，也是城乡发展问题本身作为多重时空尺度交汇、关联与相互影响的性质决定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总思路中，城乡关系、殖民与世界市场等问题总是紧密关联，就是重要的例证。因此，以城市中劳动力及其社会关系再生产为主题的都市研究，不仅可视为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批判的“具体”，亦可视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空间化与当代化的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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