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可阳
除了阐释人群的变化，春秋时期的阐释文本也为“士易学”的存在提供了充足的依据。如前所说，《左传》《国语》“22例”为后人提供了直接、丰富的筮例，对这些易学阐释文本的量化分析提供了可能。比如，在对“22例”中身份明确的“狭义”的士和更大范围“广义”的士所参与筮例阐释的现象做一统计，可得下表：
表1 “狭义”的士筮例简表
表2 “广义”的士筮例简表
最后，士易学阶段既然区别于卜史易学阶段，则它的阐释范式必定与卜史易学有所不同。对于易学阐释学来说，筮仪也是阐释范式的研究对象。在卜史易学阶段，易筮与“太卜”所属诸职守一样，承担着沟通天地人神的使命，其筮算结果的权威性是不容置疑的。虽然春秋易学文献罕见筮仪的细致描述，但定爻之后的占断和解卦却是筮仪的一部分，且在“22例”中有清晰的记录。如“周史筮陈公子完”（《左传·庄公廿二年》）、“毕万筮仕于晋”（《左传·闵公元年》）、“秦穆公筮伐晋”（《左传·僖公十五年》）等例，其阐释者分别为周史、辛廖和卜徒父，三人均为卜史，其解卦并未受到“士”的质疑，三例最终都应验了，属于典型的卜史易学范畴。但表1、表2中各例都在不同程度上破坏了卜史阐释的权威性，甚至连基本的筮算过程都免了，这便是士易学区别于卜史易学的一个显著特征。至于阐卦的学理，士易学也旗帜鲜明地推重理性、因人事而命卦，打破了卜史常用的八卦解象的范式，不再奉“天的旨意”为神明。除前述穆姜用“四德”说判定吉凶的筮例外，王子伯廖、知庄子、游吉等预言的案例，也都以德义为重要参照，是否“无德”“盈整”“修德”等都成为判断吉凶的根本要素，八卦解象只是用来“注我”的辅助性依据。总的说来，“士易学”是儒门易学出现之前的一个重要的过渡阶段，它既没有系统采用儒门易学的“爻位说”等阐释范式，又有别于之前的卜史易学，这一阶段的独立划分，也可以很好地重现先秦易学从原始筮算到人文理性的演变过程。
最后，儒门易学的阐释范式也使其走出卜史易学和士易学的藩篱，不但自成一家，更为后世易学定下了一个阐释基调。儒门易学多个文本都曾记载孔子所说的“不占而已”，在儒门易学文本中果然罕言筮法，而且儒门易学的义理总结早在春秋晚期便与纯筮书区分开来，这就是清华简《别卦》与《筮法》并存一箧，其文本结构和阐释范式却差异巨大的原因——重义理而轻筮法，是儒门易学阐释范式的第一个特点。第二，儒门易学将卜史易学时期就逐渐得到重视的诸组概念本体化，并将它们融入到易学的生生图示之中，最核心的概念包括了“元亨利贞”“乾坤”“阴阳”等等；
围绕这些本体化的概念，儒门易学对本属于卜筮范畴的卦爻象体系做了系统的理论升华。第三，在解卦的思路上，儒门易学引入了很多新的范式，尤以“爻位说”最为典型。从卜史易学到士易学，阐释者的解卦思路都以八卦解象为主，《左传》《国语》极少谈及爻位。但儒门易学却系统采纳了一卦六爻之间“乘、承、比、应、中、据”的位置关系，并将之与 “推天道以明人事”和“生生之谓易”的哲理融为一体，开辟了全新的阐释思路。尽管卦爻辞的编排已经可以看出卜史们对爻位关系的认识，但真正将之哲理化、体系化和范式化的，是儒门易学。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儒门易学时期是易学阐释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它承前启后，系统地实现了阐释的转向，并以一个成熟、自洽的阐释体系，为后世易学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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