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进，张家贺
（东北大学文法学院，辽宁沈阳 110169）
量化和质性等实证研究方法是当前国际教育科学应用最多的研究方法。[1]相较于量化方法对大样本数理统计分析的依赖，小样本案例或者个案的深度挖掘与分析，成为质性实证方法发挥效能的竞技平台。对于比较教育研究而言，基于不同国别文化背景、空间场域和时段变迁[2]，需要突破单纯哲学思辨与归纳比较的固有藩篱，启动比较方法的科学化进程，发挥质性实证方法在教育理论建构因果分析方面的效用[3]，为理解教育现象与活动的因果机制提供一个“类型化”的方法。[4]因此，探索比较教育因果机制的质性实证方法成为比较教育研究深入发展的重要课题。过程追踪法作为一种社会科学领域的质性实证方法，通过对个案内部因果机制的持续深挖，探明因果力量发挥作用的黑箱，构建理论化的框架，对案例形成充分、有说服力的解释，对于探索比较教育因果机制具有适用性和解释力。
一方面，过程追踪法适用于揭示比较教育案例复杂的因果机制。比较教育的活动场景、教育对象和话语叙事等较为复杂，剖析复杂教育现象的因果机制需要具有较强科学性的解释力才能适配。而过程追踪法的逻辑旨向是研究若干部件（Part）相互作用产生结果的复杂系统的因果机制。[5]这种机制论认为原因对结果的影响是动态、交互的，强调因果力量经由因果机制的一系列连锁部件传递产生结果。[6]过程追踪法以其理论包容性、灵活实用性在比较教育开放体系的复杂学科中具有独特的优势，它能够很好地适应比较教育研究框架中的理论多元化，为解释被调查的不同国别特定教育现象提供多种灵活的理论机制。过程追踪法所强调的刨根问底研究方式，能够适用比较教育个案的深度挖掘，对因果机制如何在真实案例中起作用作出强有力的因果推论。[7]
另一方面，过程追踪法的科学性对比较教育案例因果过程具有较强解释力。过程追踪法通过痕迹搜寻与科学推断过程解释模型，成为深度挖掘比较教育个案因果机制研究的有益模式。过程追踪法允许研究者假设多个独立变量、因果机制以及因变量，以此详细阐述它们之间的关系。[8]以一种包容性的态度为不同情景下的比较教育事件或问题，构建一种以个案为中心的“最低限度的充分解释”（minimally sufficient explanation）。这种务实的解释形成具有科学性的强有力推论，既可以推动由经验事件到理论机制的理论构建过程，也可以通过案例中的因果机制可能留下的痕迹对理论进行经验检验，从而成为比较教育研究拓展质性实证比较方法科学化的一个重要途径。
因此，过程追踪法作为一种通过深度挖掘个案内部的因果机制，并搜寻因果机制存在的痕迹证据，从而打开因果性黑箱的案例研究方法[9]，在比较教育研究中越来越引起重视。本文通过引介、剖析过程追踪法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先行应用案例，梳理比较教育过程追踪的因果机制，总结过程追踪法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应用启示，以期丰富比较教育研究方法的工具箱。
（一）构建假设——过程追踪的因果机制
过程追踪法是一种试图识别一个自变量和因变量结果之间的中间因果过程、因果链和因果机制的方法。[10]关于因果机制的认识论是过程追踪展开的基础，主张研究重心从原因和结果本身转移到两者之间假设的因果机制和将由原因诱发的因果力量通过机制链条传递并作用于结果的过程。重心转移的目的在于深入挖掘事物是如何运作的，从而打开因果性的黑箱。
在过程追踪法的案例研究中对因果机制的理解有两种，一种是极简主义理解，一种是系统性理解。[11]极简主义认识到机制在分析因果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但没有对其从理论或是经验上展开叙述，实际上这种理解使得因果关联仍是内隐的，只能作出较弱的因果推断。采用系统性理解能更好地实现打开因果性黑箱的目的。因果机制系统理解的目标是明确地分解发生在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因果过程，构建由一系列部件组成的理论化因果机制。这些部件应使用参与活动的实体来描述，实体是参与活动的行动者、组织或结构因素，而活动是变化的生产者，或者是通过机制传递因果力量的东西。[12]当然，部件的实体与活动具体用什么来表述，取决于在案例中的现实情境和需要作出什么样的因果解释。这些部件还需要在一个时间序列上展开并表现出某种形式的连续性，这意味着每个部件耦合下一个部件，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因果故事链条。[13]通过追踪这个完整链条上的每个部件，对案例展开全面的叙事分析，观察每个部件的实体活动所留下的经验痕迹，可对现实案例中的因果机制如何发挥作用作出更有力的因果推论。
（二）追踪痕迹——过程追踪的叙事分析
因果机制是无法最终被观察到的，只能通过观察其痕迹来验证它[14]，而这些痕迹又隐藏在复杂的事件中，为了挖掘痕迹，实现对因果机制的深度追踪，真实而精细的叙事分析就显得尤为重要。但这种叙事分析不是简单的复制故事，它有着自己的独特方法，即通过各个假设的机制展开叙事，将事件的细节具体化，使叙事更具说服力。在叙事的同时，对发生在原因和结果之间的事件、活动或实体进行密切检查，可以发现因果机制存在的痕迹，并将这些经验痕迹转化为诊断证据，从而为因果机制如何进行运作提供解释和证据。这些证据的发现依赖于对因果机制在案例中留下的“可观察到的东西”进行叙事分析。如果要进一步使这些证据拥有密集的故事情节，则需要对行为者与各种因素聚集并产生重要结果的关键情景进行精细刻画。[15]如果不能充分地描述某一事件或某一时刻的情况，那么就不可能掌握整个因果过程。[16]也就是说，叙事的真实性和精细程度直接影响到对理论因果机制验证与诠释的力度。
由于因果机制是由一系列具有时间与逻辑连贯性的部件组成，每个诊断片段只能验证各个部件分散的存在，这时就要注意到叙事过程从原因发展到结果的时间序列与逻辑一贯性，才能表现出整个因果机制中每个部件的内在联系。但需要注意，现实中案例事件的发展往往是复杂而不可重复的，对案例的叙述不可能像线性统计那样符合理论化的因果机制。叙事研究不应该追求这种完美的再现，而应该重点关注整个机制传递因果力量的关键节点，追踪关键节点的事件发展方向，每次转向假设预测的结果都能极大地增加对理论机制存在的信心。
（三）因果推断—— 过程追踪中的贝叶斯逻辑
过程追踪法采取尽可能多的信息与数据论证因果机制。这些证据的形式与来源各不相同，需要构建一个包容且系统的分析框架，并运用贝叶斯理论（Bayesian decision theory）进行缜密的逻辑推理。贝叶斯概率论在数学上提供并验证了演绎逻辑的内在一致性，这种逻辑可以在信息不完整、不确定性占主导地位以及假设很少能被完全证明或否定的情况下，判断任何给定命题是真还是假[17]，从而为过程追踪实现严密的推断提供了逻辑基础。同时，贝叶斯逻辑①贝叶斯逻辑可以根据不确定性信息作出概率推理，即在不能准确知悉一个事物的本质时，可以依靠与事物特定本质相关事件出现的多少去判断其本质属性的概率。构建的“概率与逻辑的桥梁”为因果推断提供了一个统一框架，即通过已经掌握的信息，对机制假设或现有理论设置一个合理程度的信念，并通过证据不断更新对它的确证或否定的信心。在过程追踪中，证据只以其“可能性”进入贝叶斯推断，忽略证据的驳杂形式，实现一种极具包容性的分析模式。[18]
贝叶斯逻辑的分析框架用公式可以简单表示为：后验∝似然*先验。[19]在这个分析框架中，首先基于既有的研究结果和现实材料，对假说理论作出明确且透明的先验预期判断；
其次，证据的证明价值或者权重取决于它的似然比，即根据现有处境判断得出支持假说证据预期的可能性与支持替代假说的可能性之比。也就是说，基于常识不太可能出现的或是反事实证据具有最强的证明力度。但在事实研究中，这种强有力的证据不会经常出现，所以将许多权重低的证据叠加实现一个强有力的总体推断是一种更加现实的路径。在这一过程中，需要保证证据来源的独立，否则就无法更新对假设机制的信念。在贝叶斯推断过程中构建替代假设进行类比，能够更好地发挥证据的价值。对替代假设的确证就能削弱对现有假设确证的信念，同时对替代假设进行强有力的否定，也能极大地增加对现有假设的信心。通过这种构建、检验、排除的迭代过程，实现在经验证据和抽象理论之间灵活移动，可不断地增强对因果机制出现的信心。
贝叶斯理论能够很好地跟踪细微的差别，系统性评估每个可观察到的证据，厘清在整个追踪过程中的分歧，保持对先验概率与证据权重的重视，确保证据收集和假设评估的过程透明，通过严密的推理逻辑改进传统的基于叙事的过程追踪。
聚焦比较教育的论域，该如何选择利用过程追踪法进行案例研究的设计与操作呢？本文以下详细阐述与剖析案例选择、命题确定、因果机制构建、痕迹追踪等关键环节，总结过程追踪法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内在规律。
（一）案例选择
案例选择与研究者的研究目的有关，即是想利用已有的理论来解释命题，并通过案例来验证理论，还是从案例中归纳出一套新的理论，来解释核心命题。不同的研究目的对案例的要求也不同，如表1所示。
表1 比较教育的案例选择
匈牙利案例的研究目的是探明欧洲国家的教师教育政策与实践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欧盟的影响，并且通过因果机制研究来构建新的一般性理论解释。这种构建理论的目的就要求在案例选择中以原因和结果为核心，确保“政策推动力量”的因与“国家教育政策改变”的果同时存在且具有明确的相关性。匈牙利教师能力框架的发展过程成为可追溯的连续有机体，为构建理论提供了一个经典案例。
以色列案例与拉美国家案例都使用一套完善的理论对其案例中的因果过程进行预设，通过搜寻原因与结果之间的经验证据来对其进行检验，因此研究目的主要是进行理论检验。在案例选择中就要求能够确证原因与结果，并且具有允许理论化机制运作的条件。以色列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教育治理是基于一项完善的治理计划而展开的个案，这使得其政策推进过程可以明确溯源。同样，拉美地区的阿根廷与智利受美国教育私有化思想的影响，开展教育改革的过程都可以被追溯确认，这就使得以色列案例与拉美案例能够成为检验理论化机制的典型案例。当然，难以确认因果机制存在的“不可能案例”也有其发挥作用的舞台——如果能够在“最不可能案例”中确证因果机制的存在，那么将会有极大的信心将这个因果理论推广为一般性理论。
（二）命题确定
研究命题的核心概念是案例分析的首要关键。在研究过程追踪法的因果机制时，好的理论或命题不仅能够验证变量间存在系统的共变性，而且还能反映原因和结果之间作用过程的因果关联。[23]在过程追踪法中，对核心命题的关键概念进行确定时，需要将这些概念与理论化的因果机制联系起来，从而抓住因果过程的本质，使因果力量的传递路径更加清晰。上述三个案例核心命题的概念化，如图1所示。
图1 比较教育案例核心命题的概念化
匈牙利案例的概念界定主要围绕“作为学习成果的能力”展开，阐述了教师能力框架何以作为教师教育的标准与教师职业模式评估的基础。在欧盟的外部政策压力与国内教师教育团体推动的双重因变量作用下，匈牙利教师教育从关注教师如何设计与实施课程转向以能力为基础的教师教育，从而推动了匈牙利以教师能力框架为基础的职业评估与促进体系的建立与发展。
以色列案例明确关键概念“教育治理变革”时，提出新自由主义是推动以色列国家治理转变的一个合法和理想的政治理由，并强调教育治理是其关键领域。后续通过“垃圾桶理论”（garbage can theory）①“垃圾桶理论”作为理性决策模型的替代，关注“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的有限理性决策，这种决策常常取决于问题、解决方案、参与人员和决策的机会这四股力量。分析了国内外政治契机共同造就了开启教育治理变革的政策之窗，继而提出在制度变迁的相对长期过程中，政府教育变革政策的选择受到窗口期调节。
拉美案例通过政策扩散理论阐述了教育私有化“扩散机制”的核心概念。跨国行动者传播的教育私有化思想通过“扩散机制”作用于国家政策制定者，同时拉美国家国内政治因素调节着这一过程，决定教育私有化思想多大程度上被过滤并转换为国内政策。在“扩散机制”概念的确定过程中明确各实体的作用，显化了因果力量传递的过程。
（一）比较教育的因果机制构建
构建因果机制的主张应当是务实的，构建何种的因果机制才最合理，要取决于何种层次或者类型可以更好地研究理论化机制的经验表现。[24]匈牙利案例以时间序列展开，阐述了在欧盟政策压力以及国内教师团体政治力量的双重因素推动下，匈牙利教师能力框架在教师教育与教师职业评估两个领域铺开实施，如图2所示。
图2 匈牙利教师能力框架发展过程
匈牙利案例在构建因果机制时作出灵活的调整，很好地显化了两个因变量的双重作用路径。由此，构建的“双因一果”的因果机制可将“欧盟政策压力”与“教师教育团体的政治力量”两种推动力量分解、厘清，从而为匈牙利教师能力框架政策的发展动力构拟了完善的机制模型，形成了有说服力的解释。
构建因果机制时，必须要作出灵活的调整，才能以理论化的因果机制诠释复杂的现实案例。以色列案例将“垃圾桶理论”与制度变迁理论结合来解释以色列国家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实现教育治理变革的因果过程，并且还将这个过程分解为两个形式的变化，即由许多小而快的步骤组成的增量变化与大步骤的经典范例变化，如图3所示。
图3 以色列教育治理变革因果机制
为了形成对因果力量作用的充分构拟，因果机制将融合两种时间维度的部件，即将长期的演化性变迁与变化快速而深刻的断续式均衡结合为“断续式演化”。[25]以色列案例中，部件1、部件2是政府营造有利变革的政治环境的线性过程，部件3、部件4、部件5是断续式演化的循环。当政策之窗开启时，政府开始直接的、系统的教育治理变革计划；
在政策之窗关闭时期，政策制定者为了避免否决行动者的强力阻碍，在直接权力内进行制度微调来分化否决行动者，当这种渐进变革积累到一定程度与特殊契机重合就能打开政策之窗。教育治理变革在多次循环迭代中继续深化和扩大，“断续式演化”的因果机制充分解释了这种非线性的教育治理变革过程，显化了因果力量作用的途径与方式。
构建因果机制时，必须紧紧围绕传递因果力量的实体及其活动。拉美案例抓住了在教育私有化变革过程中的三个实体及其活动，构建了跨国行动者推动的扩散机制、政府对教育私有化政策的支持意愿以及国内反对团体力量三个关键变量，如图4所示。
图4 教育私有化政策扩散对智利、阿根廷教育改革作用的因果机制
拉美案例根据具体的不同国情剖析三个关键变量的相互作用，分析阿根廷与智利同样受到教育私有化思想扩散，但教育私有化政策选择以及变革程度、范围不同的同因异果现象，从而提出国内反对力量在政策扩散的过程中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把握因果过程中的关键实体及其活动，显化因果力量，将会为构建精炼而有力的案例提供充分的解释。
（二）比较教育的部件与证据
过程追踪法的关键步骤之一是以在案例中提取的能体现因果力量发挥作用的痕迹证据为桥梁，实现理论化的因果机制与经验事件之间的跨越。匈牙利案例提出使用一种描述性案例研究方法，以时间序列追踪政策的发展与实施，对事件发展形成历史解释，捕捉“国内政治优先事项”与“外部政策压力”在事件发展过程中留下的因果痕迹，从而检验教师能力框架的发展与使用。以色列案例通过回顾性案例研究设计和事件的历史展望，收集大量政策文本与政府重要官员访谈，在分析和写作中产生一个“深描”（thick description），追踪政府具有变革理念、塑造变革氛围以及推进变革深入的因果过程，提取因果力量发挥作用所遗留之痕迹，实现对因果机制的检验。拉美案例通过审查历史档案以及细致的访谈，明确政府、政策传播者、国内反对力量三种实体于何时、何地、何种形式参与了教育私有化政策的传播与变革的实施，显化了因果机制诸部件传递因果力量的痕迹，如表2所示。
表2 比较教育案例因果机制的痕迹证据
通过匈牙利、以色列和拉美案例的部件与证据的分析，由此可知收集证据的目的在于：其一，收集证据，形成充分的叙述。收集证据要充分使用案例内知识，对整个事件发展、演变的过程形成详尽的叙述。拉美案例中，智利教育私有化改革当时得到世界银行的资助和赞扬，一般看来这是一种外部政策压力，但通过对教育部前高级官员的访谈，发现智利政府积极地利用这一外部压力来加强政策合法性与连续性，从而验证了智利政府推进私有化改革的积极态度。“讲故事”的目的不是简单地介绍故事梗概，而是要捕捉因果机制发挥作用留下的蛛丝马迹，实现真实事件的历史还原。
其二，收集证据，形成三角互证。收集证据充分保障材料、数据的准确性，对所收集的资料和观察结果进行客观而严密的审查。以色列案例以多重独立来源的资料相互佐证，这样的三角剖析更有力地验证了以色列政府换届后变革理念的一贯性。以色列案例列举了前任教育部长在访谈中“新协议逐字摘录前政府报告”的表述、时任政府财政委员会两位成员在访谈中关于两次改革的“许多相似”与“部分相似”的表述和在议会议定书中发现的材料（“德夫拉特改革”试点学校是首批纳入“新视野”改革的学校）。通过这三种不同来源的材料相互佐证，实现了各个来源的资料优势互补，使得整个证据收集过程更加扎实、完善。当然有一点值得注意，进行三角剖析的多种材料必须保证其来源独立，否则将无助于提升对因果机制部件的验证力度。
（三）比较教育的贝叶斯分析
由于贝叶斯分析在质性实证研究中具有实现高质量因果推断和提高分析透明度的潜力，所以将其与过程追踪法相结合是极具有价值的。贝叶斯分析在过程追踪中的应用主要体现三个方面。
其一，确定先验置信度。通过贝叶斯分析，可确定先验理论的置信度，即根据现有的研究结果与文献资料确定先验理论为正确的概率。匈牙利案例的先验理论是外部政策压力与国内政治力量共同推动了教师能力框架发展。由于欧洲各国都引入了描述教师能力的专业框架，但各国使用差距很大，无法准确明晰政策发展的推动力量，所以先验理论置信度低；
以色列案例提出的先验理论是新自由主义启发或影响了教育治理变革。但该理论缺乏解释其过程的理论研究，这一理论更多的是“道听逸事”，也就是说先验的置信度较低。这两个案例的先验理论置信度较低但都与核心命题相符合，那么贝叶斯分析的使命就是通过有力的证据来提升对先验理论为真的信心。拉美案例设置的先验理论是外部压力推动政策扩散，以达到教育政策趋同。这一观点在过往研究中被广泛采用和认同，可以说具有较高的先验置信度。但其与核心命题相矛盾，那么贝叶斯分析的使命就是通过有力地否定先验，从而取用先验的替代理论，将“国内政治因素”纳入扩散机制的研究之中。由于这些概率的确定不能完全排除研究者的主观色彩，所以必须对每一次赋值保持谨慎，并明确提出作出判断的依据。有时确定一个概率的范围来代替精确的数值，可使整个过程更加可行。
其二，确定证据似然比。通过贝叶斯分析，可确定证据的价值，也就是证据的似然比（发现支持假说证据的预期可能性与发现支持替代假说的可能性之比），证据的似然比越高就越具有较强的确证力度。以色列案例提出，以色列政府在与教师工会的工资谈判中，极力拖延以迫使其接受政府提出修改的就业条件，这样的行为削弱了工会的权力，为下一步的教育治理体制改革提供了机会。这个证据很好地证明了以色列政府在为推进教育治理变革创造环境条件。这一证据具有独特性，具有高似然比，因为很难以其他原因解释以色列政府在与教师工会的工资谈判中施加压力。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证据所作出的确定或否定推断无法明确证伪，只能通过反复迭代新的证据来增加确证或否定的信心。
其三，确定检验路径。通过贝叶斯分析，可确定因果机制检验的路径。匈牙利案例与以色列案例的部件2的检验可以通过独特性证据来实现，将欧盟对教师能力政策的推动、匈牙利教育政策逐步“欧洲化”作为证据，可以极大提升对先验表述为真的信心。以色列政府的文件、与工会谈判的举措都是具有高独特性的证据，将有力地验证先验表述。拉美案例中利用确定性证据进行检验更加合适。根据其先验表述，可以将拉美国家政府在这一过程中理解为被动的接受者，没有能力来抵制或选择外来政策。但根据政府文件的措辞、高级官员访谈时的表态，可以理解为验证先验表述为真的证据缺失，有力地否定了政府为“被动接受者”的表述，从而验证了部件2政府对扩散政策是形成了自己的意愿（如表3所示）。
表3 比较教育案例（部件2）的贝叶斯分析
根据上述案例，可以总结出实现检验的路径有两条：其一是独特性检验。即以独特性的证据有力地更新对假说存在的信心，匈牙利案例和以色列案例可以例证。其二是确定性检验。即确定性的证据一旦缺失将降低对先验假设为真的信心，拉美案例可以例证。当然，同时具备双重能力的检验设计能够实现最好的推断，但在实际案例中，两者往往难以同时兼备。因此，选择各自合适的独特性检验或确定性检验也能完成检验任务。
新时代，比较教育研究涌现大量新课题、新案例和新素材，这就要求比较教育研究方法和技术与时俱进，结合定性与定量方法的优势实现新的跃升。过程追踪法作为一种积极探索性的方法，通过持续追踪教育个案的因果机制、深入剖析教育实体的因果痕迹，可以科学验证教育情境的因果规律，突破传统的因素分析与历史分析，以因果机制为引领，推进比较教育研究的深入发展。过程追踪法在比较教育的方法论层面具有以下启示：
其一，过程追踪法以深度挖掘教育个案因果机制为研究对象，具有较强的普适性。研究对象的素材语料选择，既可以通过既有的文献、访谈等质性研究资料捕捉教育场景个案的观察结果进行经验论证，也可以通过量化数据分析教育条件因素变项之间的相关性，筛选特殊个案，构建教育现象与条件因素之间的因果机制；
既可以聚焦比较教育特定时空与文化场景下教育实体的现象与变革活动，又可以长期追踪单体教育现象与变革活动的一系列关键决策点，对比较教育个案因果机制进行更深层次的时间序列分析或世代分析，从而使比较教育个案因果机制的分析更具有普遍性。
其二，过程追踪法以抓住教育个案的因果痕迹为研究任务，具有鲜明的叙事特色。一方面，过程追踪法搭建一个基于比较教育案例的因果机制框架，追踪隐藏于各种教育结构和结果之间的部件证据，对事件发展形成充分叙述，明晰发挥关键力量的教育实体，描绘因果机制发挥作用的特定文化情境，实现比较教育理论化因果机制与经验事件连接，对案例因果过程达成充分精练的揭示与构拟，使得案例研究饱满充实、有血有肉。另一方面，过程追踪法克服单纯证据枚举法的不完全归纳局限性，通过以多种理论融合的解释框架和案例传递因果力量的实体部件为纽带，简化为每一个实体与另一个实体之间的最小联系，构建因果有痕的多重复合机制，形成比较教育因果机制完整的、符合逻辑的证据链条。
其三，过程追踪法以贝叶斯推断为研究技术，把控技术科学性的边界。一方面，过程追踪的贝叶斯推断通过发现比较教育个案的经验证据，来评估因果机制的每一部件及其替代假设，弥补量化方法的内生性不足，同时使用数据性证据和统计资料来论证猜想，提高因果机制的置信度；
另一方面，过程追踪的贝叶斯推断又通过将各个先验理论、替代假说、经验证据简化为一个可能性，沟通“可能”与“实际”“经验”与“理论”，联通研究体系的每一个部件，构建成一个统一的框架，从而避免研究方法科学性的复杂化，规避游离于比较教育时间、空间和多元文化场景之外，防止陷入“数据利维坦”（Digital Leviathan）难以把控的局面。
当然，过程追踪法在比较教育研究的应用中也有不易把控的难点。其一，比较教育个案的验证往往需要丰富的证据痕迹，但逻辑推断与验证又要求简洁有力，二者的平衡对称性不易把握。其二，比较教育理论的概念化和每个证据的概率赋值，逻辑性和准确性操作难度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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