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临佳，周晓燕
(1.浙江工业大学 中国中小企业研究院，浙江 杭州 310023；
2.浙江工业大学 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3)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作出了重大战略部署。2016年，浙江获批建设全国首个“信息经济国家示范区”，这标志着浙江数字经济元年的启动，为全国共同富裕伟大事业提供理论方案和实践经验。2017年12月，浙江省明确将数字经济列为“一号工程”，构建数字经济发展的“四梁八柱”，全面开启浙江数字化发展崭新历程。2021年，《浙江省数字化改革总体方案》制定出台，为加快推进数字化改革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措施。当下很多研究者认为，数字经济和共同富裕有很强的契合性。共同富裕要解决的是发展的不平衡性，因此，要用共享式增长来促进共同富裕[1]。数字技术的可复制性和可共享性，打破了经济活动中生产要素的制约，可以有效推动经济发展。和数字经济相比，工业经济缺乏普惠性和分享性。数字经济拥有更先进的技术、更多的资本和更好的资源配置方式，可以有效增加并合理分配社会财富，提高社会福利[2]。综上可知，数字化改革对社会资源均衡共享以及社会财富公平分配具有较为显著的调节作用，进而对共同富裕事业产生积极效应，有助于将落后地区的“蛋糕”做大、分好。
本研究以浙江省数字化改革政策为对象，从一般性增长、均衡性增长和共享性增长三方面解析数字化改革推动共同富裕建设的路径问题，并通过实证检验，验证数字化改革政策对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收入差距的作用，提出通过推进产业数字化改造、数字产业化扎根来促进高质量发展，从而进一步实现共同富裕。
在当代中国，共同富裕就是发展、共享和可持续的统一[3]。人们只有在物质和精神层面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才会思考如何进行更合理分配。但如今我国城乡、地区和群体之间的生活水平差异还较大，因此，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在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减少居民收入差异，使其共享发展成果，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一)关于共同富裕实现路径的研究
国内学者对于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提出了多种不同的理论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收入分配机制的再创新可以促进共同富裕。初次分配时，市场的扭曲造成利益分配不均；
再分配时，要充分发挥税收在收入分配领域的调节作用，通过再分配机制使落后群体感受到转移支付力度[4]。第二种观点认为，政策扶贫和均衡发展可以促进共同富裕。精准扶贫政策在收入或消费等贫困维度上具有减贫效应；
产业帮扶政策改善了贫困户由于发展能力不足导致的劳动能力贫困；
基础设施帮扶政策和金融帮扶政策改善了贫困户由于基础设施不足和缺乏资金导致的生活质量贫困，提高了贫困户的生活质量[5]。第三种观点认为，技术创新推动共同富裕。由于交通与信息不灵、科学文化与生产技术落后等原因，导致偏僻地区脱贫困难。农户脱贫致富的活动以及实现的速度与效果，不仅受农户自身基本要素的影响，而且还受农村和城市的社会、经济、科技、政策及自然因素的影响，但数字技术的运用可以促进欠发达地区农户脱贫致富[6]。从以上对于共同富裕实现路径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到，目前对共同富裕的实现主要集中于如何有效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收入差距。
与工业经济时代相比，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显著提高了经济的发展质量和效率[7]。同时，依据其独有的信息共享能力，数字技术促进了产业的分散化布局，为获取完全信息提供了可能，从而有利于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传统产业组织理论认为，产业是生产相同或相似产品的企业集合。工业经济时代，宏观经济增长的价值基础来自于工业标准化生产。然而，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经济增长理论逐渐登上历史舞台。该理论认为，技术进步会促使规模报酬递增。数字经济下技术的应用打破了传统产业内涵边界[8]，给经济学家提供了获取完全信息的渠道[9]。完全信息假设向产业组织理论的不完全信息假设提出了挑战，数字技术依据其独有的信息共享能力，为获取完全信息提供了可能，从而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
(二)数字化改革政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
数字化改革政策通过数字模式和数字技术的共同赋能，促进区域、行业、人群内的资源共享和信息互通，从而有效缩小地区差距、产业差距和收入差距，给共同富裕带来积极影响。有学者认为，数字经济通过要素市场化，推动区域协同发展，培育缩小区域差距的新动能[10]；
数字金融可以减少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11]；
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家庭收入水平，增强了农村居民的创业行为，推动了居民创业机会均等化。同时，对不同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及社会资本家庭的创业行为产生异质性的影响[12]。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有效弥合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收入差距，从而促进共同富裕建设。
1.数字化改革政策对城乡差距的影响
城乡发展差距长期以来一直是制约共同富裕有效实现的严重瓶颈之一。从作用机制来看，数字化改革可以促进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降低生产生活成本，从而促进经济的一般性增长，缩小城乡差距。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有广阔的承载应用空间，使行业融合的程度更深，触及的产业链更长，是中国经济新的增量，也有助于加快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13]。数字经济下产品、信息的传播，可以摆脱时空限制，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同时，农民可以获取数字技术和信息，提高劳动生产率[14]。
数字化改革推动农村创业创新，加快一二三产业融合，从而促进经济的均衡性增长，缩小城乡差距。缩小城乡发展差距需要促进城乡融合。城乡融合包括产业融合、制度融合、基础设施和信息服务融合等[15]。数字经济背景下财政政策支持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农业结构性变革，催生了一大批新业态新岗位[3]。相比城市，数字技术使农村和偏远地区受益更多。因为共同富裕的重点在农村，实现共同富裕必须走乡村振兴之路，但由于农民大多文化水平不高、信息收集能力弱，在生产生活中常常因缺乏数字技术而严重受挫。数字经济下，大数据技术和各种可以共享的信息，可以有效地减轻农民的贫困程度，使他们可以因地制宜地生产生活，并且为他们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就业质量和收入水平[16]。
数字化改革还能够为农村营造“数字红利”，缩小“数字鸿沟”，从而促进经济的共享式增长，缩小城乡差距。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产业专业化水平不断加深，为参与者提供技术、数据和市场支撑，填补了公共服务不足的空缺[3]。营造“数字红利”使人民的幸福感攀升。数字经济下信息传播范围广，落后地区可以利用数字技术与发达地区进行信息交流，从而缩小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拉动农村的经济发展[17]。由此，本研究提出：
假设H1：数字化改革政策可以有效缩小城乡差距。
2.数字化改革政策对地区差距的影响
地区发展差距长期以来也是制约共同富裕有效实现的严重瓶颈之一。从作用机制来看，数字化改革可以促进产业数字化改造和数字产业化扎根，从而促进经济的一般性增长，缩小地区差距。数字经济带来了竞争规则的改变，推动了产业的数字化转型[18-19]以及管理方式的网络化等。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模式的发展实现了数字产业化，形成了新的经济部门或行业。
数字化改革可以促进区域产业分散化，破除地理发展障碍，从而促进经济的均衡性增长，缩小地区差距。数字经济下，数据和信息可以跨区自由流动，从而降低了行政限制，打破了行政垄断和地区分割，故产业集聚的地理因素的重要性下降，产业布局更加分散[20]。同时，物联网和分布式生产等数字技术有助于推动柔性生产。由于按需生产并不断接近终端消费者，出现了基于社区的生产中心或微型工厂[21]，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数字技术下通过信息要素的共享性，可以缓解地区信息不对称，破除区域地理障碍，消除制度约束，从而推动建立地区包容性增长[22]。
数字化改革可以增强地区间要素流动，优化产业结构配比，从而促进经济的共享性增长，缩小地区差距。数字经济下各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促使资源配置更加优化，分工协作更加完善，区域间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促进区域间发展差距的缩小[22]。产业结构升级要通过资源在不同产业部门之间进行配置，在数字技术下，通过发展新兴产业，可以促进产业结构更加合理，从而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由以农业为主进一步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转变。由此，本研究提出：
假设H2：数字化改革政策可以有效缩小地区差距。
3.数字化改革政策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收入差距也严重制约着共同富裕的有效实现。从作用机制来看，数字化改革可以提升个体数字化技能，优化收入分配机制，从而促进经济的一般性增长，缩小收入差距。有研究者以非洲国家为例，发现互联网的发展不仅提高了高技能职业就业率，还通过提高生产力增加了人均收入[23]。张晓燕通过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可以有效推动我国地区内普惠金融的发展，不断提升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极大促进了我国收入分配向均衡化发展[24]。
数字化改革增加就业机会，提升创业成功率，从而促进经济的均衡性增长，缩小收入差距。数字技术的兴起，使缺乏征信记录的群体有了信用评级，从而使他们重获信贷支持，可以开始进行创业，增加了就业机会。张勋等认为，数字金融的发展能使创业机会趋于均等化，低收入群体有了更低的创业门槛，从而促进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12]。刘诚等认为，数字经济为更多民营企业获得公平的竞争环境，带动了更多居民创业，提升了创业成功率[25]。
数字化改革促使人们共享数字基础环境，普惠数字金融创新，从而促进经济的共享性增长，使接受数字化信息能力较慢的人群和企业能感受到数字经济下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而共享发展成果，缩小收入差距[26]。由此，本研究提出：
假设H3：数字化改革政策可以有效缩小收入差距。
(一)核心变量的测度
1.因变量
城乡差距。本研究用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纯收入的比值来衡量城乡差距[27]。
地区差距。省内地区差距主要指各地市之间收入分布的不均衡程度。选取泰尔指数作为衡量指标[28]，这里用Y2来表示。泰尔指数的基本计算公式可以表示为
式中：Ii为i市的居民总收入；
I为该省居民总收入；
Pi为i市人口数据；
P为该省人口总数，Y2表示地区差距。
收入差距。依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将其从高到低分为五等份组，并用最高组收入与最低组收入的比值来表示收入差距[29]。
2.自变量
数字化改革政策。Treat×Time(处理组和处理期的交互项)是核心解释变量，表示是否受全面数字化改革政策影响的省份。这里，处理组为浙江省，控制组则需要选取一个没有实施数字化改革政策且经济发展水平与浙江省相似的省份。因此，本研究中控制组选取山东省。处理组虚拟变量Treat为1时代表处理组浙江省，为0时代表控制组山东省。Time是代表全面数字化改革政策实行前后时间段的虚拟变量，本研究主要选取2017年浙江省出台的数字经济“一号工程”政策及相关实施方案，所以2017年及以后处理期虚拟变量取值为1，2017年以前处理期虚拟变量取值为0。
3.控制变量
X为一系列可能对浙江省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收入差距三方面产生影响的控制变量，主要有：经济开放度、所有制结构、人力资本、外商直接投资、政府规模、资本贡献率。
(二)模型设定
由于双重差分利用政策识别因果关系，故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来评估浙江省全面数字化改革政策的出台对于全省共同富裕建设的影响，并检验数字化改革政策实施前后的浙江省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收入差距的变化，模型设定为
Y=α+β1Treatit+β2Timeit+β3Treatit
×Timeit+βXit+uit
式中：Y分别表示三个因变量，Y1，Y2，Y3。Y1表示城乡差距，Y2表示地区差距，Y3表示收入差距。交互项Treat×Time的系数反映政策实施前后浙江省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收入差距相比于山东省的差异。X是控制变量组。
(三)实证检验
1.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用stata16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数据表明：城乡差距均值为2.019，标准差为0.271；
地区差距均值为0.103，标准差为0.037；
收入差距均值1.645，标准差为0.179。这表明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收入差距都较小。相关性分析显示，经济开放度、所有制结构、人力资本和政府规模对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收入差距影响显著，而外商直接投资和资本贡献率对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收入差距影响不显著。
2.平行趋势分析
双重差分的“平行趋势”假定认为，处理组和未受政策影响的控制组在政策开始实施之前的时间趋势相同。为获得处理组和控制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收入差距的平行趋势，本研究绘制了2014—2020年趋势图。从图1可看出：政策实施前，2014—2017年处理组和控制组之间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收入差距趋势基本平行；
2017年政策实施后，浙江省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收入差距显著下降，同时，不受政策影响的山东省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收入差距依然保持原来的趋势。综上，2017年前，浙江省和山东省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收入差距具有平行趋势，而在政策冲击后，趋势有所变化。这说明可能是全面数字化改革政策导致浙江省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收入差距水平的变化。
图1 2014-2020年平行趋势图
3.双重差分回归结果分析
表1显示，在城乡差距下，交互项处理组虚拟变量×处理期虚拟变量系数为负，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相对于数字化不那么明显的山东省，浙江省的城乡差距在2017年政策实施后显著下降，因此，全面数字化改革政策促使了浙江省城乡差距的缩小，表明确实产生了政策效应。
表1 双重差分下的回归
2.括号内为t值。
在地区差距下，交互项处理组虚拟变量×处理期虚拟变量系数为负，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相对于数字化不那么明显的山东省，浙江省的地区差距在2017年政策实施后显著下降，因此，全面数字化改革政策促使了浙江省地区差距的缩小，表明确实产生了政策效应。
在收入差距下，交互项处理组虚拟变量×处理期虚拟变量系数为负，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相对于数字化不那么明显的山东省，浙江省的收入差距在2017年政策实施后显著下降，因此，全面数字化改革政策促使了浙江省收入差距的缩小，表明确实产生了政策效应。
4.安慰剂检验
上述结果表明，浙江省的全面数字化改革政策确实产生了政策效应，且政策实施前处理组和控制组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但是，通过双重差分法(DID)估计出的政策效应是否受其他政策或因素的影响，则是未知的，因此，需要进行安慰剂检验。
安慰剂检验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将研究样本缩小至政策实施前，并随机设定一个政策实施年份。本研究的研究样本是2014—2020年，政策实施年份为2017年，故本次安慰剂检验假设政策时间发生在2015年，具体结果见表2。
表2 安慰剂检验
2.括号内为t值。
结果显示，对于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收入差距而言，交互项处理组虚拟变量×处理期虚拟变量系数为负，且都不显著，表明本研究的其他潜在不可观测因素可以排除，即本研究提出的政策效应是稳健的。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2014—2020年国家统计局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全面数字化改革政策”这一准自然实验对浙江省共同富裕的影响。以受全面数字化改革政策影响的浙江省为处理组，并以受数字化改革政策影响程度较小的山东省为控制组，采用双重差分法研究发现：2014年至2020年，全面数字化改革政策对浙江省共同富裕起到了积极作用，数字化改革政策的出台对于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收入差距均产生了显著的减缓作用。进一步地，当把2015年作为虚拟政策时点时，安慰剂检验发现，交互项系数不再显著，证明浙江省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收入差距的缩小确实是全面数字化改革政策的颁布引起的。因此，本研究从数字化改革政策视角分析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得出如下结论：数字化改革可以通过促进宏观经济一般性增长、均衡性增长和共享性增长，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收入差距。本研究结论验证了数字化改革政策对于共同富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全面数字化改革有助于促进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建设。本研究为理解全面数字化改革政策效果提供了直接证据，为未来进一步加强相关工作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研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进一步加强数字化改革的深度与广度。在数字经济刚起步的阶段，为了给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政府大多采取比较宽松的管制制度。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批批数字化产业、企业发展起来，促进了该时期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涌现出一批数字化领域的先富者。但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由于平台上缺乏有效的市场监管以及资本过度扩张，数字化发展的弊端也逐渐暴露。面对这些问题，必须快速建立健全有序的监管机制，构建规范的政策体系，制定有效的监管规则，为数字平台创建一个既有监管又便于创新的平衡区间，促进数字平台规范有序地创新发展。
2.进一步推进农村地区的数字化基建。乡村振兴的实现，离不开健全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因此，要将落后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边界覆盖住，从而建设“数字丝绸之路”。要进一步加大对落后地区的数字化建设，加强数字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促进落后地区网络覆盖率的提高和数字化水平的提升，并以投入资金和技术作为援助方式，从硬件设施入手，弥合落后地区的“接入鸿沟”。同时，通过对农产品产业链数据信息的共享，降低城乡数据设施差距；
通过鼓励数字化信息技术人才向落后地区流动，培育出一批批具有高素养的数字技术人才，激活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
3.进一步加强数字赋能创业创新活动。国家有关部门应以典型为示范，带动市场主体创新创业，充分享受数字经济条件下低成本、广覆盖的要素供给；
积极推进数字赋能创业创新活动的开展，加大政策保障力度，促使创新体系的完善；
营造数字化发展氛围，促进人民创新创业；
科学谋划布局，加大5G、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型数字化基础设施的投入；
积极破除促使要素流通不畅的体制壁垒，优化市场配置体系，探索建立公共数据与社会数据的共享机制和市场化交易体系；
转变社会治理理念，深化政务服务、社会监管和公共服务体系改革，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
4.进一步提高公民“数字意识”和“数字技能”。在数字经济时代，人们对信息获取和信息处理能力的大小决定了其融入社会环境的程度。数字技术的革新速度越来越快，使得传统劳动技能无法满足需求，人们需要提升数字素养，从而更好地融入社会，否则就会有被淘汰的风险。因此，要提高人们的“数字意识”。为此，需要从政府、学校和社会三方面来思考培育公民“数字技能”的政策和措施。政府可以加强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形成农村数字化氛围；
学校要积极开设相关讲座，开展专业数字化技能培训；
社会各界要积极做好宣传工作，提倡年轻数字化人才对长者进行数字反哺，培育更多数字化人才。通过政府、学校、社会相互配合，构建起完善的数字技能配套体系，从而实现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传播，更好地促进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