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素然
（濮阳市戚城文物景区管理处，河南 濮阳 457000）
1987年，濮阳西水坡考古遗址出土了三组距今6000多年前的蚌壳摆塑图案（以下通称“蚌图”），由于第一组蚌图（45号墓）中的龙形象与后期历朝历代龙形象极为相似，遂被誉为“中华第一龙”。不仅如此，三组蚌图遗存规模宏大，内涵极为丰富，学者们从人类学、民族学、天文学等学科对其进行了全方位的解读，认为它包含了华夏文明起源的某种内在机理，是以人神沟通、敬天祭祖为核心的华夏礼制文化的最早源头。在梳理这些观点的基础上重新审视蚌图龙文化遗存的学术价值，对中华文明探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在这块丰美的土地上孕育了众多的中华先祖，广为流传的“三皇五帝”就是众多先祖当中最为耀眼的历史传说人物，这些人物身上承载了中华民族繁衍发展最初的一切物质技术条件和生存美德，他们由此成为华夏文明起源的象征。而龙作为中华民族最为重要的文化符号，在华夏文明起源过程中自始至终扮演着独特而重要的角色。
关于“三皇五帝”，其具体人物和排列次序在先秦时期的文献中有不同的说法，到汉代，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才把“五帝”固定下来，并为他们立传，但他们都是华夏民族的先祖则是没有疑义的。关于他们的传说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就是他们大多数与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伏羲“龙身牛首”“受龙图，画八卦”“有景龙之瑞，故以龙纪官”（《左传》），“黄帝铸鼎骑龙升天”（《史记·封禅书》），“颛顼乘龙而至四海”（《大戴礼记·五帝德》），等等。“龙身”“乘龙”“御龙”的形象展现了远古先民驾驭自然力、往来天地的宏伟想象。在迄今为止的史前考古发现中也不乏龙的身影，如湖北黄梅的龙、辽宁查海的龙、内蒙古赤峰的龙，可见上述先祖与龙的相关记载有着真实的历史背景，并非后代史学家们的向壁虚造。那么，龙与“三皇五帝”这种亲缘关系是如何产生的呢？它反映了怎样的文化内涵？西水坡遗址出土的蚌图龙文化遗存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启示。
文献所载“三皇五帝”的事迹属于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跨越了农业产生到夏代建立前数千年。西水坡蚌图距今约6400年，与“三皇五帝”时期相当，因此，说蚌龙是“三皇五帝”时期的遗存是没有问题的。从人类学来看，龙是原始宗教观念的产物，体现华夏先民敬畏自然力的超自然想象，但与其他一般动植物的偶像崇拜不同的是，它是以动物形象为主体，经过了艺术加工，从而脱离了现实，成为纯粹观念的东西。西水坡45号墓中的蚌龙给人的第一印象是鳄鱼，但其头上有角，且躬身曲背似遨游天空，这些特征显然和鳄鱼有极大的差别，其艺术加工的痕迹十分明显。墓主人驾龙驭虎，彰显其非凡的身份。考虑到遗址的面积和三组蚌图陪葬的规模，虽不能断定他就是“三皇五帝”之一，但堪与他们比肩，应该是一个生前有功德的部落首领。正如王震中先生所说：“墓主人决非一般之人，也决不会是一个普通的巫师或萨满，其身份应当是部落首领，同时也具有巫师的职能，既然可以乘龙而升天，当然可以‘沟通’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甚至可以成为神的代表……部落中的社会权力通过宗教巫术礼仪在部落首领身上得到了较为集中的体现。”[1]117-118三组蚌图相互关联，构成复杂的巫术仪式场景，其等级超越了一般的自然崇拜，折射出先民的神权观念和社会组织已经发展到一种高级形态。墓主人虽不是国王，但其神性已经与王权具有某种联系。哈佛大学华裔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认为，与世界其他文明形态相比，中华文明形成的重要特征不是人与自然关系上技术条件突破造成的，而是部落首领通过高级巫术形式实现人神沟通的独占，从而在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上发生突破形成王权。在这里张光直先生指出了中华文明形成的独特路径，他进一步指出史前时代巫觋政治中对艺术和文字独占对文明形成的催化作用。显然，西水坡蚌塑图案不是单纯的生物描述，而是对现实动物的艺术加工，对龙的加工神化也体现着对王权的神化，是西水坡先民在精神意识领域对这两种关系突破的体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冯时先生则指出：“中华民族对巨龙的崇拜，事实上就是对东方星宿的崇拜，而这一崇拜的缘起则在于诸星宿对远古先民的授时意义。”[2]4145号墓蚌塑龙虎并列表明，先民升天的脚力不只有龙，还有虎，两者皆为授时星象。而授时权的垄断则是王权的直接来源。由此看来，西水坡蚌图（包括第一组龙虎、第二组龙虎鹿以及第三组人乘龙）艺术形象的意义已大大超越巫文化内涵。神人两界的划分以及对升天、释天（授时）权的垄断，正是华夏礼制文化的源头和精神内涵。第三组“人骑龙”图案或许已经表明：虎只是陪伴，龙的地位已经凸显。在漫长的王权累积过程中，“龙”作为与人神交流的重要媒介始终伴随左右，人龙合一或相伴的形象在三皇五帝的神话传说中屡屡出现，也是后世“龙的传人”观念的渊源。在秦汉文献中，“三皇五帝”皆被视为有功德之人，尽管有学者认为，“三皇五帝”可能只是人格化的神或者部落徽号，我们也不能对号入座地证明西水坡45号墓主人是他们中的哪一个，但至少启示我们，“三皇五帝”是史前时代有功德的先祖人格化的概括，而“龙”在与“三皇五帝”相伴缔造文明的过程中被烙下了深深的文化“胎记”。
在对西水坡蚌图内涵的研究中，对第一组蚌图，即45号墓中的蚌塑龙虎图的天文学解读备受关注。中国古代天文学与“天命”“神权”等华夏文明起源的核心概念密切相关，因此，对蚌图这一原始宗教文化遗存的天文学解释对揭示文明起源的内在机理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古代经典著作《易经·乾》中有“龙潜渊”“龙在田”“飞龙在天”的卦象，学界认为这是中国上古农业社会的授时星象，龙即二十八宿中的苍龙星座。西水坡遗址第一组龙虎蚌图和墓主人脚边的勺形图案等遗迹布局令人联想到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四象”：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只是缺少了朱雀、玄武两象。考古发现最早的天文学“四象”资料当属湖北省出土的战国曾侯乙墓漆箱盖上的星图，那么西水坡龙虎图是否就是“四象”体系的雏形呢？
以中国天文博物馆院长伊世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冯时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在研究了第一组蚌图的迹象后认为，“墓中的蚌塑遗迹构成了一幅完整的星象图，其中墓主脚端由蚌塑三角形和两根人的胫骨组成的图像即是明确可识的北斗图像，蚌塑三角形表示斗魁，东侧横置的胫骨表示斗杓，构图十分完整”[3]93。伊世同先生则在他的《北斗祭》中热情洋溢地讴歌这座远古时期的宏伟巨制：试观古墓天文图所呈现的全局，就不难看出蚌壳摆砌的图腾龙虎“已成为天上的星宿和星象，则斗魁用蚌壳，表明斗魁指天、在上；
斗柄用人腿骨，表明斗柄指地、在下。在天、在上，为神、为鬼；
在地、在下，为巫、为人。它实际地反映着古人顶天立地的幻想，所体现的是苍天与大地的配合或联系，是神、鬼、人的相互交往，是一幅远古天人合一的图像——天文图”[4]168。之所以缺少“四象”中的朱雀与玄武，则被解释为和农业生产中只有单季作物，因此时间上只有冷暖两个季节相关联。由此说明，中国古代天文学“四象”体系中东宫苍龙远在6000年之前即已出现。正如冯时先生所说：“蚌塑遗迹清楚地反映了北斗与后世二十八宿之东西二宫的若干星象，从而建立了中国古老的天官体系的雏形。”[4]195那么如何衡量45号墓天文遗迹在史前社会进程中的意义呢？
原始农业靠天吃饭，天因此主宰着先民的命运。巫师观天象授农时，便自然掌握了对“天”的解释权。这种观天象的过程往往通过沟通人神的祭祀仪式来实现。西水坡蚌图是一个规模宏大的祭祀仪式，体现了浓厚的政教合一特点：观象授时既是公共职能，也是政治行为，表现为祭天与祭祖的统一。天象规律体现天命，氏族和部落首领则是天命的传达者和执行者。权力就是这样通过宗教祭祀逐渐得到集中、宣示和强化。伊世同先生说：“墓穴所具有的天文学意义与特殊葬仪足以暗示墓主人生前享有特殊的地位和权力……一方面，神秘的天文知识为极少数巫觋所垄断，另一方面，这些拥有通天本领的巫觋又理所当然地被奉为氏族的领袖，天文学所具有的在确定这两种人物身份方面的决定意义于西水坡45号墓中得到了充分体现。”[4]195西水坡第二组蚌图右上角还摆放有一件精致的石斧，当是具有“神权”性质的法器，应是商周时代象征王权的青铜钺的前身。
说到人神沟通与观天象的关系，我们不得不提及颛顼“绝地天通”这一神话。这是史前时期一场意义重大的社会体制改革。《史记·五帝本纪》中已经提到颛顼“载时以象天”的功绩，谈到中国古代悠久的观天制历传统，总会追溯到颛顼。中国古六历之一《颛顼历》以他的名字来命名就是充分的证据。但颛顼的功德还不仅止于一般的观天象制历法。《国语·楚语》载：“昭王问于观射父，曰：‘《周书》所谓重、黎实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无然，民将能登天乎？’对曰：‘非此之谓也。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5]559-562民风纯朴的少皞时代，社会由统一的巫和觋主持祭祀天地祖先的事宜，使得部落长幼忠信，秩序井然。而少皞晚年，家家设巫通神祭天，与天对话，部落处于离心离德的状态，社会开始走向衰落。颛顼接替少皞成为部落首领之后，设立专职的巫师重和黎与天对话，传达天的旨意，普通民众不能随意获取上天和祖先的旨意，从此天地人神沟通手段被独占。这项重大的“政治体制改革”被我国著名的古史学家徐旭生先生称为我国古史上第二个巨大变化。美国哈佛大学张光直教授在《美术、神话与祭祀》中曾对这场改革的意义作过精辟的论述：“自天地交通断绝之后，只有控制着沟通手段的人，才握有统治的知识，即权利。”[6]29“权利”使得专职的巫师脱离农事，专职于“观天象”“治历法”。同时，专职的祭祀行为又是一种垄断，这种行为经过漫长的演变逐渐变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它催生了神权和王权的联姻。颛顼改革，一方面为社会提供了统一的精神信仰，使之成为社会稳定秩序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又成为王权统治的工具。
2020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省巩义市双槐树遗址大型建筑基址内发现了用九个陶罐模拟的北斗九星天文遗迹，年代距今5300年，即仰韶文化中晚期。专家们认为，这一高等级的人文与天文遗迹融合的现象，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重视承天之命特征的早期典型代表。西水坡蚌图遗存所代表的文明形态早于河洛古国，两者一脉相承，是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在黄河流域起源发展的生动例证。
远古先民对天人关系的独特理解，发展到后来形成“天文”与“人文”相待而成的核心概念，如《易·贲卦·彖》所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即是以日月星辰运行、四季轮回等所显示的自然规律；
“人文”则是人类社会的组织原则和意识形态。古人认为两者是相通的，由于天是不依赖于人的意志且掌控人间命运的存在，所以人事自然应该按照天地运动规律来比照安排。《易传·系辞上》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这正是中国等级礼制形成的哲学基础和全部奥秘。
西水坡遗址龙虎蚌图遗存发现之后，学者们自然也注意到蚌龙出土地位于黄河下游这一事实，将西水坡龙文化遗存与伏羲、“颛顼遗都”、春秋卫都帝丘（今濮阳）联系起来，并结合文献传说相互印证，分析这一考古遗存在华夏文明起源中的意义。
位于黄河下游之滨的濮阳，自古就是颛顼及其部族的活动中心，文献称之为“颛顼之墟”（《左传·昭公十七年》）。今天濮阳市西与安阳交界处仍有颛顼和帝喾的陵墓，俗称“二帝陵”。而“三皇”之伏羲、“五帝”中的颛顼、帝喾、舜、禹或以濮阳为生活中心，或在这里频繁活动，而华胥履大足印而孕伏羲神话的发生处——雷泽即在今天濮阳范县濮城镇一带。对此，许顺湛先生在《说雷泽》一文中有详细的考证。帝舜在雷泽渔猎、在顿丘（今河南清丰县）进行最早的商业交换，他一生下来，便龙颜大口，长大后险为同父异母兄弟落井下石所害，化为游龙而逃生。河北师范大学的沈长云教授还考证认为，濮阳是鲧、禹父子治水的主要地区，而他们一个是黄龙，一个是虬龙。诸多传说使濮阳成为“龙的传人”神话的最早发生地。龙与中华人文始祖的这种地域联系并非偶然，而是史前先民数千年记忆的累积。濮阳建市以来，发现了数量众多的新石器时代先民的聚落遗址，它们多集中在河岸两边的高地上，今天称之为“丘”“台”“坟”，如帝丘、瑕丘、铁丘、蒯聩台、霸王台、公主坟，它们的年代前后延续数千年，与新石器时代相始终。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离不开水，这些居址的选择显然是为了靠近水而又防止洪水泛滥侵害。文明因素的积累是以连续性的历史发展为基础的。从2010年到2013年，为了研究黄河文化在濮阳的发展历程，首都师范大学在华龙区的范围内配合基本建设新发掘多处史前到夏商周时期的遗址，如戚城遗址、马庄遗址、铁丘遗址，这些遗址内涵极其丰富，而且年代上也保持了从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文化的连续性。长期关注濮阳地区远古文明的首都师范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袁广阔教授推测，由于濮阳黄河淤积很深，一定还有许多未知的遗址埋藏于地下，其数量应该是惊人的。更为奇特的是，现有地面上的遗址多以五帝或相关的人来命名：如颛顼常乐亭、颛顼太子墓、颛顼皇姑坟、尧的儿子丹朱墓……这种命名起源于何时已无法考证，但其本质是借助这种方式传承历代对先民居址的记忆。
文献所载的“五帝”时期相对应的考古学文化跨越了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数千年的历史过程。处于仰韶文化中晚期的西水坡遗存无疑处于文明起源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该遗址初步探明约50，000余平方米，相比我国同时期的其他遗址，这一规模属超大型的中心型聚落。同时出土的还有特大型的陶鼎系列以及陶器、石器、骨蚌器，以及大量的墓葬、房基、窖穴、灰坑等遗迹，而三组蚌塑龙虎墓葬遗存则是最为重要的。这些信息无疑说明：西水坡遗址不仅是中心聚落而且还是发挥着类似后世都邑的功能，或者说就是当时的都邑。而都邑正是一个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从文献记载到地下考古，再到民俗传说，为西水坡龙文化遗存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佐证，蚌图重要遗迹在濮阳出土并非偶然，而是华夏文明祖庭圣地濮阳所应有的杰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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