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希军
我与学报结缘始于37年前。
1985年夏，我将毕业论文《李开芳考论》删节、修改为《就李开芳投诚问题与舒翼先生商榷》，用正楷誊写送交学报。没想到几个月后这篇幼稚的文章竟然未做修改就发表在当年的第4期。此后十几年，我在学报发表了七八篇论文，其中三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全文转载。这对于一个年轻的学人而言是极大的鼓励。1992年，学报编辑部举办文科学报创刊10周年座谈会，记得请柬是余老师用红纸手书，简朴而诚恳。我校老中青作者代表济济一堂，本人受邀忝列其中。从这个意义上讲，学报是助力我科研的跳台，一步步登入学术的殿堂。可以说，学报见证了我校多数青年教师的学术成长。提携后学、扶持新人当是学报的传统和责任。
大概是1999年下半年，余主任昌谷老师希望我调到学报做专职责任编辑，我爽快答应，并于2000年正式调入，从此我就成了一名“为他人作嫁衣裳”的编辑，同时也在历史系兼课。2006年6月，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毕业，也许是喜欢这份寂寞的职业，我依然选择回到学报做一名普通编辑。
从长期的编辑工作实践中我深深体会到：编辑同样是一种高度创造性的精神劳动，是站在更高角度上对文稿的认定。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校学报的几位责任编辑都具有高级职称，勤于学习，既精深于各自的学术专业，又旁及其他学科领域。我之所以主张编辑学者化，是因为编辑只有是专家学者，才能判别稿件的学术质量；
只有自己会写论文，才能提出正确的修改意见；
只有自己具有深厚的文字功底，才能润色字句、订正错讹，正所谓“打铁还须自身硬”。
编辑又是讲究精益求精的工匠。编校工作是件细活，各种出版规范令人眼花缭乱，必须烂熟于心；
校对必须平心静气，逐字逐句，睁大眼睛，来不得半点马虎粗心。面对三校，同仁总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感，由此养成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咬文嚼字的职业敏感。一篇文章从审阅初稿到编辑定稿再到三校印刷，不知耗费了责编的多少心血，其中之辛苦非他人所能体味。
编辑是件苦差事，有付出，但也有乐趣和收获。
一是编辑他人文章的同时也提高了自己撰写论文的能力。得益于编辑工作的磨练，本人投向核心刊物的十几篇论文基本未做修改而刊发，不曾经历过一改再改的痛苦和烦恼，不曾有过一去杳无音信的失望和无奈。为研究生讲授“史学论文写作”时所列举的案例多是平日编辑积累的素材，信手拈来，且知晓初学者撰写学术论文的困惑所在，教学内容更具体、更生动、更有针对性。不敢说金针度人，但经此规范训练，学生学有所成，岂不快哉！
二是当获悉自己编校的文章在作者职称晋升、课题结项、学位申请、评比获奖中发挥重要作用时，我们也是倍感欣慰，视同自己的成功。作为编辑，我先后主持过“历史研究”“陈独秀研究”“桐城派研究”“皖江文化研究”“传媒研究”“黄梅戏研究”等栏目，与全国各地的作者建立了较好的交流关系，特别是“陈独秀研究”栏目发表过全国多数陈独秀研究专家的论文。他们大都赞同责编的修改意见，对我们的修改、润色、校对所付出的辛劳表示感谢，有的还成了小友，尽管从未谋面。编辑工作一字一句打磨、润色，为他人作嫁衣裳，但能得到作者的认可和信任，也感到心满意足。
时光荏苒，来学报工作不期忽忽二十一年矣！俯仰之间，从壮年到暮年，成败得失皆成过往。“忽有故人心上过，回首山河已是秋。”文科学报的四位老编辑，或荣退，或调离，只有我尚在留守。生命有涯，工作无穷。一年半载我也要退休，离开编辑工作岗位。经过几代学报人的努力，《安庆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得到业界普遍赞誉。学术乃天下公器，期刊的学术价值当历久弥新。面对期刊日益分层化、阅读普遍数字化的挑战，但愿学报越办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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