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同仪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上海，201209)
王稼祥(1906—1974)，安徽宣城泾县厚岸村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对外工作的开拓者之一。革命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苏区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央三人军事小组成员、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八路军军政学院院长、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解放后历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外交部副部长、中联部部长、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在遵义会议上，他的关键一票，对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功不可没。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他传达了共产国际支持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的重要指示，使这次全会实现了在正确路线基础上的统一和团结。他最早提出并在理论上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为中共七大所肯定，在全党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一生为党和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
王稼祥一生五次莫斯科之行，第一次是1925年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关于王稼祥第一次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的时间，即王稼祥什么时间离开上海和什么时间抵达莫斯科，学术界尚无定论。
王稼祥什么时间离沪赴莫斯科？施昌旺著《王稼祥传》认为王稼祥是1925年10月28日离沪，1925年11月22日到达莫斯科的时间。[1]36
有的著作正文认为王稼祥到达莫斯科的时间为1925年11月22日。注释说明是根据王稼祥抵达莫斯科当晚写给堂弟王柳华的信的落款时间。而引用俞秀松《1926年8月2日给父母亲的信》认为王稼祥是1925年11月23到达莫斯科。[2]55-77
关于王稼祥1925年10月28日离沪赴莫斯科，1925年11月22日或是11月23日到达莫斯科的著作或文章，除个别注明是引用俞秀松给父母亲的信函中的日期外，都没有详细考证。
(一)王稼祥离沪赴莫斯科的时间
当年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学员的伍修权回忆：1925年10月下旬，我们登上停泊在长江口回海参崴的苏联煤船，先后上船的有一百多人，他们中有张闻天、王稼祥、乌兰夫、吴亮平、孙冶方、潘志立、杨放之、沈泽民、张琴秋①、李培芝、马骏、马骅、于树功、刘辉、曾鸿毅、罗炳文等同志。[3]45-46
杨放之回忆说：“我们是在1925年十月底离开上海的。那天，在黄浦江边停泊着一条苏联货船，晚上我们上了船。”[3]36
1980年，吴亮平回忆当年赴苏留学情景：我们是在1925年10月和俞秀松一起到苏联去的，同船去的，还有王明、王稼祥、董亦湘、杨明斋等。[4]
伍修权、杨放之、吴亮平的回忆都认为从上海出发是1925年10月或10月底，但没有说明具体是哪天。
俞秀松《1926年8月2日给父母亲的信》中写到：“我是去年十月二十八日由上海起程，十一月二十三日到达莫斯科。当时临行匆匆，所以未及报告，到俄之后，又因工作繁忙，无暇写信。”[5]195俞秀松这封信则清楚地说明从上海登船出发赴莫斯科的时间是1925年10月28日，到达莫斯科的时间是1925年11月23日。
那么，俞秀松给父母亲信中所写的时间是否符合史实？
1925年11月24日，即沈泽民到达莫斯科的第二天，给其兄嫂沈雁冰、孔德沚写信：“经过了二十多天的旅行，我们昨天到了莫斯科。路上的情形由上海到海参崴七天。逢了两次风浪，我算是最不晕船的。由海参崴至莫斯科十六天。”[6]136
从沈泽民给兄嫂信函的时间可知，抵达莫斯科的时间是11月23日，与俞秀松1926年8月2日写给父母的信所说的抵达莫斯科的时间一致。可是，沈泽民信中没有说他是什么时间出发的。但却交代了两段重要的行程时间。一是从上海到海参崴坐船7天；
二是从海参崴坐火车到莫斯科16天，行程总共23天。
查1925年历书，十月是大月，有31天，若按俞秀松《1926年8月2日给父母亲的信》中所说，1925年10月28日晚上出发，1925年11月23日到达莫斯科，则整个行程共计27天。而沈泽民给兄嫂的信函只说了23天行程。那么，旅途还有4天时间没有交代。在这4天里他们在哪里呢？如果这4天里发生的事情有合理的解释，也就能印证俞秀松所说离开上海赴莫斯科的时间的正确性。
这个问题，在《乌兰夫回忆录》中找到了答案。乌兰夫回忆说：轮船抵达海参崴时，正值苏联十月革命节8周年。我们一下船便参加了当地政府举办的庆祝会，听了李立三在会上作的纪念报告。“我们在海参崴休息了约三四天，便改乘火车沿着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赴莫斯科。”[7]80
俞秀松《1926年8月2日给父母亲的信》中所说赴莫斯科留学的整个行程共计27天。沈泽民的家信和乌兰夫的回忆则把从上海到莫斯科的整个行程的三个阶段完整无缺地复原了，即上海到海参崴坐船7天；
海参崴休息4天；
从海参崴坐火车到莫斯科16天。
然而，乌兰夫关于在海参崴休息约三四天的回忆是否准确？
1985年，杨放之回忆：我们是在1925年10月底离开上海的，两三天后到了日本的门司港。随后，船又继续驶向海参崴。11月7日是十月革命节，我们在海参崴开了庆祝会，记得李立三同志在会上讲了话，以后乘西伯利亚铁路的火车到达莫斯科。[8]31
1983年10月，当年同船赴莫斯科留学的庄东晓回忆说，经过几天的海上航行，我们在海参崴上了岸，在海参崴利用稍事休息的间隙，俞秀松又组织我们同当地中国居民开了一次气氛十分热烈和亲切的联欢会。[9]261
乌兰夫关于在海参崴停留了约三四天的回忆得到杨放之、庄东晓的回忆印证。
关于王稼祥等离沪赴苏留学时间还有更重要的佐证，即陈独秀给中共旅莫支部的信函及茅盾的回忆。
杨云若、杨奎松著《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指出：“1925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致函中共旅莫支部，请他们转达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已委任蔡和森、向警予、李立三为出席共产国际执委第六次扩大委员会全权代表，将于日内启程。”[10]118陈独秀信函中明确说明出席共产国际执委第六次扩大委员会的中共代表团将在10月28日当天出发，但致函中共旅莫支部时还没有出发。与前面杨放之回忆说他们是晚上登船相契合。
茅盾在《往事的回忆——纪念蔡和森同志》中回忆：就在这几年(1923-1925，笔者注)，我的弟弟沈泽民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参加了上海国民党执行部宣传部的工作，因而与蔡和森同志有了较密切的工作联系。一九二五年下半年蔡和森同志赴苏联参加国际职工大会②，因一时无适当俄文翻译，就派泽民为英文翻译随行前往。[11]32
陈独秀、俞秀松、沈泽民的信函和乌兰夫、茅盾的回忆相互佐证，可以得出，王稼祥等人从上海赴莫斯科留学的出发时间是1925年10月28日。
(二)王稼祥抵达莫斯科的时间
王稼祥在到达莫斯科当晚就怀着激动的心情给其堂弟王柳华写信：“柳华：我现到了赤都，你看是多么快乐？……”落款为“嘉祥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十一月二十二日晚灯下”。[13]56
现存张闻天莫斯科中山大学入学后所填写的第一份表格《旅莫中国国民党支部党员调查表》的填表日期为1925年11月26日。[12]125
从王稼祥给堂弟写信的落款时间和张闻天所填调查表的时间可以推出：王稼祥等人抵达莫斯科的时间应在1925年11月22日到1925年11月26日之间。
上面已考证王稼祥等人从上海赴莫斯科留学的出发时间是1925年10月28日。沈泽民交代了两段重要的行程时间：从上海到海参崴坐船7天；
从海参崴坐火车到莫斯科16天。乌兰夫回忆在海参崴休息了约三四天。如果王稼祥等人在海参崴休息为三天，则到达莫斯科时间为11月22日；
若王稼祥等人在海参崴休息为四天，则到达莫斯科时间为11月23日。
但王稼祥等人抵达莫斯科时间为11月23日更符合史实：
其一，就目前所见到的史料来看，王稼祥认为抵达莫斯科的时间为1925年11月22日，尚属孤证。但却一定程度上佐证了11月23日抵达莫斯科的合理性，因为前后就相差一天。
其二，俞秀松《1926年8月2日给父母亲的信》和沈泽民写给其兄嫂的信关于抵达莫斯科的时间可以相互佐证。沈泽民是在抵达莫斯科后的第二天留下的文字资料。
其三，俞秀松是负责赴莫斯科留学的整个行程的主要组织者和负责人。俞秀松关于抵达莫斯科的时间记忆很清楚，尤其是俞秀松是在旅莫行程结束近一年还记忆犹新，与其参与组织了赴莫斯科留学的整个行程的工作有关。
张闻天在1968年1月27日写的《我的入党经过》中说，“因俞(秀松)、董(亦湘)、沈(泽民)都是老党员。他们就是党中央指定的带队的党的负责人。周达文是俄文翻译。”[12]125
朱务善在1964年1月3日同张闻天专案组的谈话回忆说：“临行前，成立了五人领导小组，有周达文、俞秀松、董亦湘和我，另一个是谁，记不起来了。”[12]125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年—1925年)》中的编号为196的《陈独秀给中国莫斯科区委的信》:“1925年10月28日于上海 绝密 中共莫斯科区委：派去24名中国共产党党员，67名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和12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兼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共计103人到中山大学学习。他们到达莫斯科后应加入区委。
旅行期间，中央指定以下同志为领导人：俞秀松同志(临时委员会书记)、胡彦斌同志、刘铭勋同志、朱务善同志和张琴秋同志。
这些同志将在中山大学学习，同你们编在一个区委。中山大学要成立支部。我们指定下列同志为中山大学学生中的领导人：俞秀松、张琴秋、朱务善、刘铭勋、陶淮、董亦湘、李沛泽、郑子瑜共计8人。你们还要指定两人，所以共计10人，他们将领导学生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 陈(独秀)”[13]728-729。
从《陈独秀给中国莫斯科区委的信》可知，董亦湘是党中央指定的中山大学学生中的领导人，而不是赴莫斯科的带队的党的负责人。张琴秋比俞秀松这批留学生更早乘船前往莫斯科，张闻天认为沈泽民是党中央指定的带队的党的负责人，不知是否接替张琴秋的位置，这个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
《陈独秀给中国莫斯科区委的信》说明俞秀松是组织中国学员赴莫斯科留学的旅途临时委员会书记。这与俞秀松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青年团的地位及其旅苏经历有关。俞秀松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之一，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者之一；
1921年，俞秀松赴苏俄除参加第二次国际少年共产党代表大会并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外，还有一项任务就是联系我党派送一批青年赴苏俄学习的事宜。
俞秀松作为这次赴莫斯科留学的旅途党的临时委员会书记，负责组织赴莫斯科留学事宜，在俞秀松的家书中也得到佐证。
俞秀松《1925年9月27日给父亲的信》中写道：“近来因筹备赴欧事忙，现在船期已定廿九日放洋，先到海参崴，再换乘火车直达俄京。本来，我想在启程前回家一次，现因行程匆促，不能前来告别了……现在因为筹备走的事情，非常之忙，不能多说了。”[14]194俞秀松这封信说明他是这次赴莫斯科留学之旅的组织者，担负筹划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学员的旅途工作，且工作非常忙。
关于俞秀松担负组织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学员旅莫之事也为当年同赴莫斯科留学学员所证实。
乌兰夫回忆：1925年10月下旬，我们去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五个人(中共北方区委选派，笔者注)，每人领取了10块大洋的路费，在组织的安排下，从北京乘火车到了上海。在等候出发的日子里，俞秀松给我们讲了出国途中应注意的事项。在核对出国人员名单时，发现我们从北京蒙藏学校来的五个人名单搞错了，发乘船证时没有给我发。我几次向俞秀松同志说明，来上海前李大钊同志亲自找我谈过话，多松年和云润也给我作证明，证实蒙藏学校去苏俄学习的人中有我。最后领导上研究决定，让我随第一批出国人员先走，留下云润第二批走。[15]77-78
庄东晓在《俞秀松烈士永生》一文中回忆：由于国际帝国主义的猖狂进攻和严密封锁，苏联的煤炭奇缺。从海参崴到莫斯科的漫长旅途中，火车上没有暖气设备，没有饭菜供应，水管也结冰了。每当停车时，人们便蜂拥而下，排队打水，抢购食物。稍慢一点就会打不到水，买不到食物，还有掉队的危险；
快一点，路上结着冰，又光又滑，跌跤是难免的。女同志怕跌，几个人结队，手拉着手一起走，一人跌，众人倒。怎样使大家既不掉队，也不摔跌，人人有饭吃有水喝呢？面对这个新问题，俞秀松把大家编了队，分了组，组织起来。有的负责买食物，有的负责打开水，对女同志予以照顾，一般不让她们下车打水购物。[9]261
《陈独秀给中国莫斯科区委的信》、张闻天、朱务善、乌兰夫、庄东晓的回忆和俞秀松写给父亲的信相互印证：俞秀松是这次中国留学生赴莫斯科旅途的主要组织者、负责人。他关于这批学员抵达莫斯科的时间与沈泽民的家书相互印证，就目前见到的文献史料来看是比较有说服力的。
综上所述，王稼祥离沪赴莫斯科留学的时间是1925年10月28日，抵达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时间是1925年11月23日。
[注 释]
①张琴秋不是与沈泽民这批留学生一起赴莫斯科。据茅盾与韦韬合著《茅盾回忆录》：“泽民是1925年底随同刘少奇等去苏联的，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职工(赤色)代表大会，担任代表团的英文翻译。至于琴秋，在一九二五年秋，先已派往苏联学习。”见华文出版社2013年1月版第349页。《茅盾回忆录》关于沈泽民随同刘少奇等去苏联参加莫斯科召开的国际职工(赤色)代表大会与史实有出入，详见注释②。但关于张琴秋先去莫斯科留学是符合史实的。为沈泽民在1925年11月24日，即到达莫斯科的第二天，写给其兄嫂雁冰、德沚的信所证实：“昨晚至此间后，即由远东部招待引我们到一旅馆。路上一切可以英文通处，俱由我翻译……我于中山大学招待员处得一戏券，下车后，待旅馆事弄妥贴后，即往看戏。因知琴秋等都在看戏也，至而果在，相见大喜。两俄人见状，以为远别相遇，亦微笑以示同情。”详见钟桂松著《沈泽民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第136页。
②茅盾在《往事的回忆——纪念蔡和森同志》中回忆：“就在这几年(1923-1925，笔者注)，我的弟弟沈泽民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参加了上海国民党执行部宣传部的工作，因而与蔡和森同志有了较密切的工作联系。一九二五年下半年蔡和森同志赴苏联参加国际职工大会，因一时无适当俄文翻译，就派泽民为英文翻译随行前往。”详见人民出版社编《回忆蔡和森》，人民出版社1980版第32页。又根据1925年10月28日陈独秀致中共旅莫支部函，沈泽民1925年10月28日是以中国代表团的英文翻译身份随蔡和森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至于蔡和森是否参加了赤色职工国际执委会会议，尚有待进一步挖掘历史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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