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秀君
（泰州学院，江苏 泰州 225300）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党带领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锻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思政课建设提供了深厚力量。
中国古代文学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课程，贯穿本科阶段人才培养4 个学期。其教学内容所涵盖的中国古代文学思潮、文学流派及经典作品，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兼具学术性与价值性，是实现深化价值引领、彰显优秀传统文化底色，增强文化自信的关键支撑课程。因此，其教学不仅是专业知识的传授、专业素养的提升和专业技能的养成，更是以优秀传统文化立德树人的重要阵地。
泰州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在教学过程中，坚持立德树人，充分挖掘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中所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因素，以文化人，浸润课程思政要素；
积极运用现代教育教学技术，以线上线下混合式课改为抓手，围绕学生专业素养和专业实践技能的养成这一目标，努力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师生学习共同体，夯实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文化基础。
中国古代文学教研室以江苏省一流课程建设为契机，推进课堂教学改革，利用翻转课堂和线上资源，运行自建线上课程，激发学生的兴趣，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自2018 年至2020 年，教研室成员以中国古代文学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四个时段为线，先后拍摄160 个微课，约1 800 分钟的微视频。在微课视频拍摄之间，课题组根据每位教师的专业特长和学术兴趣进行分工，以微课程教学内容的相对完整和学术性探究为标准，力求做到理论知识的讲授和作品鉴赏研讨引导相结合。以此为基础，完成校级重点在线开放课程和精品资源共享课程等教改项目，积极推行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资源建设。2019 年简明中国古代文学获得省在线开放课程立项，其中2019 年春学期明清文学部分，校内外有4 800 多人次参与线上学习；
2020 年两个学期、2021 年春、秋学期有2 000 余人次参与线上线下课程教学。在教学过程中，坚持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统一，强调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充分利用线上教学资源，引导学生在线自学、交流，尝试进行课程考核方式评价，强化过程性学习的考核力度，加大平时成绩占比，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
为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主体能力，在课程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组建学习小组，遴选课题，分工协作，提升专业学习研究能力。学期伊始，学生以2～3 人为小组，根据课程内容，选取感兴趣的作家、作品、文学流派或文学现象等，进行课题研究。小组成员围绕专题，查找资料，研讨协作，形成PPT 和小论文，汇报交流，并将之计入期末综合成绩。目的在于引导学生围绕中心议题，收集材料；
小组成员间切磋合作，督促学生在研读文本、思考中提高综合分析的能力；
涵咏经典文本，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增强文化自信。
例如21 级汉师3 班第2 小组以研读《史记》中有关民族传记资料，进而讨论“大一统”观念的形成。具体过程如下。
首先是小组选题并研讨。根据本学期中国古代文学（一）“先秦两汉文学”的教学内容，本小组成员在学习过程中，对司马迁及其《史记》感兴趣，结合课程思政中“中华民族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研讨，对其中的民族记载进行研究。
多媒体信息技术在初中语文课堂教学中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它让学生更直接地了解到课文中的一些问题，让学生对课文的理解更透彻、更直观。多媒体技术在语文中的运用，不仅对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突破教学重点和难点，加强师生间的信息交流和反馈，提高语文课堂教学的效率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还有利于形成学生的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促进学生创新思维、综合性学习能力的提高。但是，任何教学方法、手段的选择，都是为达到所设的教学目标、取得最佳的教学效果服务的。而且，作为现代化的教学技术手段，也并非每一课都适用。
（一）探究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初衷
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正逢西汉最强盛的汉武帝时期。其父司马谈在去世之前，把写作统一多民族中国国家历史的夙愿，交付给了他。司马迁追忆如下。
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1]”
作为史官，司马谈有强烈的著述意识，“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深惧自己“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
对不能言周公“论歌文武之德”、继承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的伟业，特别是对春秋之后的史书缺失，对汉朝统一兴盛的历史无法真实记录，抱有深深的忧虑：“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为父亲强烈的历史责任心所感动，司马迁继承遗志，“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最终以史家的担当，完成“成一家之言”的《史记》创作。
司马迁继任太史令后不仅熟读了当时的历史文献，利用史官的身份，查阅皇家典藏的“石室金匮之书”，掌握了撰写统一多民族中国历史最基本的文献资料。此外，他不断各地游历，进行田野调查，“二十而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探寻华夏族人文初祖的历史文化遗迹；
亲自“浮于沅、湘”，跟随屈原的足迹，踏寻楚国屈夫子的生活轨迹；
只身寻访中原大地，“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
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追索华夏文明原初的根脉。在这些早期华夏族文明的核心区域，司马迁每到一处，不仅考察历史文化遗迹，查阅文献，结交文化名人，体察民风，对历史记载和传说中先贤圣哲的生活感同身受，真正达到了“读其书，想见其为人”，因而积累了大量第一手的素材。最难得的是，司马迁有机会出使西南地区，“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深入了解了西南各民族，感受到与中原地区迥异的民族文化，较早记录了西南各族群的历史与生活，特别是其与中央政府的历史，为其后来完成《西南夷列传》奠定了坚实的田野调查和文献资料基础。
（二）《史记》中对少数民族的记录
司马迁以历史学家的敏锐卓识，观察时势，按照空间方位顺序，记载《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六个民族的历史及其与中央政府的交往，并强调其与中原文化间的血脉关系，形成当时一部系统的中国少数民族史，奠定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史观的文献基础。
司马迁运用历史文献和田野考察的方式，编撰《五帝本纪》发明彰显“五帝德、帝系姓”，探源华夏族人文初祖；
《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则用坚实的文献，梳理了华夏族的形成与发展的史乘；
《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是撰述华夏族在民族史实和名称向“汉”转化时期的关键文献；
《高祖本纪》《吕太后本纪》《孝文本纪》《孝景本纪》《孝武本纪》则是关于强化汉族形成阶段的基本文献。
司马迁创作《史记》时，以历史学家的远见和广阔的胸怀，重视多民族中国多元一统格局当中的各民族群体，不仅第一次在国家历史构建中为“四方族类”列有专传，着意用“华夷共祖”的民族观来书写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强调中国各民族的共源特点和“夷夏之辨”中兄弟般的密切关系，形成了历史文化概念上的“大一统”中华观，奠定了中华统一多民族一体的历史基础[2]。
（三）“大一统”观念的体现
司马迁本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修史宗旨，以如椽之笔，创造性地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互相配合体例，创作《史记》这部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为容纳如此丰富的内容，司马迁其中“本纪”居五体之首，十二本纪是纲领，统摄三千年的兴衰沿革；
三十世家与七十列传围绕十二本纪展开，犹如众辐绕毂，星拱北斗，“二十八宿环北拱，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1]。其五种体例相互补充而形成结构框架，勾连天人，贯通古今，记载了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帝的历史，比较全面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总体风貌。这样，无论从撰写体例，还是在叙事布局上，都有助于《史记》“大一统”观念的展示。
开篇《五帝本纪》详述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个上古帝王的历史轨迹，即是追忆中华民族意识的历史源头。
《史记》中黄帝是促成华夏族群走向统一的奠基人物。《五帝本纪》载：
“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1]”
在汇报的基础上，同学质疑补充，指出《五帝本纪》中黄帝不仅能征战除暴，更是修文兴德，“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成为后世君主治国楷模，对中华民族文化敬德修文文化传统形成树立典范。
最后，教师点拨及教学反思。司马迁对华夏民族的精神和历史前进的趋势，有深刻的把握，具有杰出史学家对历史文献的整理、分析与综合能力；
他确定黄帝为华夏民族人文初祖，对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发展具有非凡的文化认同意义。
在小组专题研讨、同学质疑补充、教师点拨的教学过程中，不仅提高了小组间阅读文本、收集资料、分析问题的能力，同时也真切感受到司马迁在《史记》中所倾注的国家“大一统”观念，从历史文献与学理的高度，强化学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观念的理解和认识，真正达到了将显性价值和隐形价值的统一，既启迪了同学的智慧，又升华了其心灵，将传统文化教育落到实处。
在教学中，教师不仅注重对文学史纲目式梳理，还要引导学生细读经典文本，运用比较阅读，加深经典文本的理解，深度把握文意，提升阅读鉴赏能力，领会其人文精神内涵。例如教师以《＜红楼梦＞对＜西厢记＞＜牡丹亭＞谈情主题的接受与超越》为题，围绕“大旨谈情”，引导学生精读这三部作品。
首先，在阅读的基础上，梳理《红楼梦》中的有关《西厢记》与《牡丹亭》的故事情节。
《红楼梦》第二十三回《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中涉及到《西厢记》和《牡丹亭》：
……那一日正当三月中浣，早饭后，宝玉携了一套《会真记》，走到沁芳闸桥边桃花底下一块石上坐着，展开《会真记》，从头细玩[3]。
于是引出了“宝黛共赏《西厢记》”：
林黛玉把花具且都放下，接书来瞧，从头看去，越看越爱看，不到一顿饭工夫，将十六出俱已看完，自觉词藻警人，余香满口。虽看完了书，却只管出神，心内还默默记诵[3]。
宝玉被袭人唤走，剩下黛玉一人：
正欲回房，刚走到梨香院墙角上，只听墙内笛韵悠扬，歌声婉转。林黛玉便知是那十二个女孩子演习戏文呢。只是林黛玉素习不大喜看戏文，便不留心，只管往前走。偶然两句吹到耳内，明明白白，一字不落，唱道是：“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
林黛玉听了，倒也十分感慨缠绵，便止住步侧耳细听，又听唱道是：“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又侧耳时，只听唱道“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林黛玉听了这两句，不觉心动神摇。又听道“你在幽闺自怜”等句，亦发如醉如痴，站立不住，便一蹲身坐在一块山子石上，细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个字的滋味[3]。
其次，梳理《西厢记》与《牡丹亭》对《红楼梦》故事叙述中的作用。借助宝玉和黛玉共同阅读《西厢记》，显示二人已由两小无猜的兄妹转变为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
并借戏文戏谑委婉表露心声。由黛玉细品《牡丹亭》中曲文，顾念自己终身大事，遂生身世飘零之感，推动情节发展。
再次，讨论对“谈情主旨”的超越。《西厢记》中张生与莺莺的感情故事由一见钟情、历尽波折后终成眷属，是典型的郎才女貌、英雄救美和报恩许身的叙事模式。《牡丹亭》中杜丽娘和柳梦梅之间“情之所起，一往情深”超越生死阴阳的爱情叙事，但最终得以团圆。相较于二者，《红楼梦》中贾宝玉与林黛玉以木石前缘开始，表现二人从童年至少年的情感变化，即由青梅竹马的两情相悦，到心心相印的情感精神的相通，并强调真正的爱情，不仅是两情相悦，还需互相尊重。如在第二十三回中，宝玉和黛玉共读《西厢记》后，宝玉情不自禁，“我就是个‘多愁多病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貌’”戏谑；
黛玉听了则“不觉带腮连耳通红，登时直竖起两道似蹙非蹙的眉，瞪了两只似睁非睁的眼，微腮带怒，薄面含嗔，指宝玉道：‘你这该死的胡说！好好的把这淫词艳曲弄了来，还学了这些混话来欺负我。我告诉舅舅、舅母去！’说到‘欺负’两个字上，早又把眼睛圈儿红了，转身就走”[3]。第二十六回，宝玉到访潇湘馆，借《西厢记》中戏文传情：“宝玉笑道：‘好丫头，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叠被铺床？’林黛玉登时撂下脸来，说道：‘二哥哥，你说什么？’宝玉笑道：‘我何尝说什么。’黛玉便哭道：‘如今新兴的，外头听了村话来，也说给我听；
看了混账书，也来拿我取笑儿。我成了爷们解闷的。’一面哭着，一面下床来，往外就走”[3]。两次宝玉情到浓处的戏谑，黛玉由第一次的“竖起眉”“瞪圆眼”“怒”“嗔”“眼圈儿红”“转身就走”的情感反应，到第二次的“哭”“下床来”“往外就走”，固然有其少女的矜持，更多是对爱情神圣的尊重和人格自尊的维护。进而表现了作者对男女情感中互相尊重的期盼，即鲁迅所言“自从《红楼梦》出现，传统的写法与思想都打破了”，对后世文学创作具有里程碑意义。
《红楼梦》“谈情”主旨的超越因其爱情悲剧的生活性与世俗化，更具有震撼力。《西厢记》中的张生与莺莺追求婚姻自主，其阻力来自世俗礼教的父母之命；
《牡丹亭》中杜丽娘与柳梦梅追求爱情自由，其阻力来自杜父的伦理纲常的坚持。但《红楼梦》中宝玉和黛玉爱情面临的阻力，则强大得多。一是来自贾府上层的对宝玉婚姻的期许，即元春从宫中赏赐的端午节礼，宝玉与宝钗礼物相同，暗示宝玉、宝钗间的金玉良缘。二是贾府中的舆论压力。如上下对宝钗和黛玉评价迥异。如史湘云对薛宝钗的体贴温柔爱慕有加，“我天天在家里想着，这些姐姐们再没一个比宝姐姐好的。可惜我们不是一个娘养的。我但凡有这么个亲姐姐，就是没了父母，也是没妨碍的”[3]；
对林黛玉颇有微词。袭人明赞宝钗宽厚“真真有涵养，心地宽大”，暗讽黛玉尖刻“那林姑娘见你赌气不理他，你得赔多少不是呢。[3]”三是宝黛间爱情有了第三方甚至第四方的介入，即宝钗从入贾府始，就深得众人之心，“品格端方，容貌丰美，人多谓黛玉所不及。而且宝钗行为豁达，随分从时，不比黛玉孤高自许，目无下尘，故比黛玉大得下人之心”，因此“黛玉心中便有些悒郁不忿之意”[3]。史湘云对宝玉的情愫也让黛玉心怀不安，“今忽见宝玉亦有麒麟，便恐借此生隙，同史湘云也做出那些风流佳事来。因而悄悄走来，见机行事，以察二人之意”[3]。因此，《红楼梦》中宝黛爱情不仅受到来自世俗利益的阻挠和舆论的干扰，而且受到同龄人情感的纠葛，由此带来内心的痛苦。宝黛之间的爱情超越名利、容貌、才情，是两情相悦相知、心灵的契合，是心与心的交融，是纯真的爱情。由宝黛爱情的悲剧，体会到时代对人的心灵桎梏所造成的精神创伤，领会作者所蕴含其中的人文情怀和悲悯意识。
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的文化知识，走出课堂，走进博物馆、走向社会，探寻历史名胜、乡梓文献；
关注身边的文化建设，聆听乡村文化振兴的脚步；
将课堂、书本和社会实际需求相结合，将“经典文学及文化”还原到传统文化振兴的大潮中，真正将“论文写在大地上”。在此基础上，指导学生选择相关课题，申报课题。例如指导学生以《乡村振兴中地方特色文化的挖掘与保护调查研究——以苏州地区为例》获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立项。课题组利用暑期，实地田野调查，写成调查报告，真正将专业知识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增强了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和时代使命感。
2020 年教育部发布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指出，课程思政建设，是要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
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教育引导学生深刻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思想精华和时代价值，教育引导学生传承中华文脉；
要结合专业知识教育引导学生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在立德树人的实践中，坚持以学生为主体，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文本，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助力学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精华，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引导大学生在专业学习实践过程中，自觉凝聚文化共识，真正落实“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这一民族文化目标，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涵养作用，为培养高质量应用型合格人才奠定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