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1987年厦门市园林植物园景观营造史探析

任 尧 陈芬芳

厦门市园林植物园,俗称万石植物园、厦门植物园,是中国城建系统植物园下的第四座植物园,是福建省第一座综合性植物园,是厦门鼓浪屿——万石山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托万石山而建的厦门市园林植物园,自明清以来园区内的风景园林营造活动持续不断。本文以1960—1987年植物园的营建活动为线索,通过调研,结合文献史料和人物访谈,还原厦门市园林植物园的初期建设史,呈现厦门植物园在该时期的规划设计和景观营建特点。厦门植物园建园初期的文献资料大多缺失,本文的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填补该方面研究的空白。

孙筱祥先生对厦门植物园的规划是20世纪60年代我国植物园设计领域的一个优秀案例,体现了该时期孙筱祥的植物园规划设计思想。本文以厦门植物园规划设计与景观营建方面的论述为出发点,总结该时期孙筱祥造园思想的特点,窥探孙筱祥在植物园领域的设计思想。

1.1 自然地理资源

厦门植物园所依托的万石山,于燕山期①形成基本的地质构造和地貌的基本轮廓。由于基岩裸露,球状风化强烈,石蛋地貌发育,常常形成壮丽的“石浪排天”景观。薛起凤②称赞:“山岩多胜概,万石最称奇;
[1]86”黄莲士③亦云:“山以石为胜,岩因水更奇。[1]87”万石山有2条重要的水系——樵溪和水磨坑溪,二者是万石山植被的主要灌溉来源,均发源于狮山。溪水流经之处,山岩环抱,幽岩邃洞,池潭映碧,花木茂盛。清道光《厦门志》记载:“樵溪,近紫岩,源出狮山,曲折西流,经天界寺前,汇于水磨,达于海……水磨坑溪,经万石岩,过深田汛,至岳庙前入于海。[2]”樵溪和水磨坑溪二者汇于天界寺前,共同注入中山公园水系,继而流入大海(图1)。民国以前,万石山除各古刹及景点有绿植覆盖外,大多为裸露山体,植被稀少,水土流失严重(图2)。

图1 樵溪、水磨坑溪和中山公园的水系关系(作者改绘自20世纪30年代厦门市地图)

图2 20世纪30年代的万石山景象[3]

20世纪50年代,厦门市成立专门绿化机构,开始了山林绿化复兴之路。至60年代,厦门市的山林绿化工作迎来了大规模的群众植树造林运动,万石山3.7万多亩(约2 470hm2)荒山秃地在绿山还林中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厦门岛水资源贫乏,内陆溪流短小,全市降雨量在地区与季节之间分配不均,造成水旱灾害频繁[4],常遭受台风的袭击和影响,引发山洪。为了调节过量雨水,减少降雨对城区的影响,防止山洪和泥沙泛滥周边区域,1952年,市政方面设坝截流樵溪和水磨坑溪,取万石山上两溪交汇处较为平缓的地带,建成万石水库;
1956年,在万石水库东南约1.3km处,截流水磨坑溪建成西山水库。樵溪和水磨坑溪原支流较多,呈树枝状沿山势向四面分流。万石水库建成后,对2条水溪的改造也随之开始。改造的重点是建闸、引流和储水,灵活控制水磨坑溪和樵溪汇入万石水库。从后来植物园的发展来看,2条水溪的改造促成了沿途多处景观节点的形成(图3)。

图3 樵溪和水磨坑溪改造示意及景点分布

1.2 人文景观资源

根据《嘉禾名胜记》④和《鹭江名胜诗钞》⑤中的诗词记载,自明代,万石山已成为文人雅士游觞对句、市民游玩踏青的好去处。郑成功据厦抗清时期,万石山成为其屯兵和读书之所,形成了以郑成功为核心的延平文化⑥。依托万石山的岩穴山洞,山上营建了不少岩寺。1941年,《新厦门指南》全面列出了厦门大八景、小八景和景外景共计24处[5]。这二十四景中,在植物园范围内的有6处,分别是:天界晓钟、万石朝天、中岩玉笏、太平石笑、紫云得路和高读琴洞,其中除高读琴洞外,其余5处分别对应的岩寺为:天界寺、万石莲寺、中岩寺、太平岩寺和紫云岩寺。

综上所述,万石山基于其独特的地形地貌、水系和植被特点孕育了丰富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万石山在开辟前就是风景游览区,游览属性也一直存在。20世纪50—60年代,诸如水库建设、水系梳理、治山绿山等一系列基建活动的开展,为厦门植物园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2.1 植物园的发展背景

现代植物园发源于欧洲,于近代科学的西学东渐中传入我国。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根据时代的不同情况及需求,植物园的类型已丰富多样[6]。1956—1960年是我国植物园建设的一个井喷期,植物园数量达到34座。中科院的建立和全国自然科学规划的施行让植物学重新得到重视,这期间,中科院领导建设的植物园达到10座,是我国植物园的主基调。这个时期,我国的植物园正处在一边建园、一边规划的阶段[7]176。

1960年“福建省厦门市厦门林业试验苗圃”成立,选址于万石水库东侧山地。次年,苗圃的发展得到了福建省林业厅的支持,林业部副部长罗玉川⑦访厦后,“厦门林业试验苗圃”改建为“厦门树木园”,植物园的建立进入筹备阶段,1962年,派请北京林学院专家组⑧,开始正式规划“厦门市植物园”。时任北京林学院园林设计教研室主任的孙筱祥先生在1962—1963年参与指导植物园的初期规划,是在厦时间最长的专家组成员。

2.2 园地选择

孙筱祥认为,植物园要求有复杂的地形地貌,因为有复杂的地形地貌,才能形成不同的小气候,有复杂的小气候,才能引种驯化在各种气候条件下原产的外来植物[7]179。植物园的大小根据其性质、任务而定[6]。建园初期的植物园为荒山荒地,规划面积大。由于缺少明确的用地范围文献,根据1987年厦门市园林植物园规划分区示意图(1993—2012年),结合人物访谈⑨,推测出植物园在初期规划时的红线范围和重点规划区域。植物园建园初期的园地面积约为98hm2[8],主要围绕万石水库进行规划,规划面积约为园地面积的1/3,北至标本楼北,南至天界寺下,东至花圃处,西至现西侧围墙处(图4)。这块区域地形、地貌较为复杂,周围有五老峰和太平山遮挡,背海而建,可以抵挡极端天气的破坏,泥沙堆积,离水资源近,土壤条件较好,有利于栽培当地植物,引种外来植物,同时也利于植物园后期的开发建设。

图4 孙筱祥规划时期植物园功能分区想象复原图

3.1 孙筱祥的造园思想特点

孙筱祥1946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园艺系,获得农学士学位,1944—1952年师从徐悲鸿学国画,1954年在东南大学师从刘敦桢、童寯、杨廷宝等大师学习建筑设计,后长期在北京林学院教授“园林艺术及设计原理”课程。孙筱祥具有良好的园艺学、建筑学和绘画基础,长期从事园林设计教学工作,在20世纪50—60年代,完成了多座植物园的总体规划,如华南植物园、杭州植物园、北京植物园、海南植物园(“文革”被毁)、厦门植物园及北京林学院植物园(被毁)等。

文章研究的是20世纪50—60年代孙筱祥的造园思想和植物园规划思想,研究来源一部分是植物园实地调研和与厦门市园林植物园前主任陈榕生⑩的访谈,另外一部分是分析孙筱祥在该时期发表或编著的4篇著作(表1),这4篇文献的发表时间与孙筱祥参与厦门植物园规划的时间接近,集中反映了该时期孙筱祥的造园思想。

表1 20世纪50—60年代孙筱祥的主要论著

1)孙筱祥注重园林的空间构图,创造性地从中国山水画的角度去研究传统园林,从画论中寻求造园理论,并将其运用到实践项目中。

2)造园要分析使用者的意识形态和生活需求,及其对园林形态的影响。古典园林的使用者主要是帝王、官僚、地主等剥削阶级,现代园林的使用者是广大的无产阶级。

3)作为植物学和园艺学方面的专家,孙筱祥注重植物配置和植物规划设计,注重植物的地域性设计,如华南植物园规划木兰园、姜科植物园、棕榈园、阴生植物区等植物专类园;
北京植物园规划芍药园、丁香园、宿根花卉园、梅园等植物专类园;
花港观鱼设计中,以牡丹、海棠和樱花为主调植物,以广叶玉兰为基调植物等。

4)孙筱祥的造园思想有明显的社会主义倾向,呼吁造园家树立正确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强调园林是社会主义园林绿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20世纪60年代,我国植物园的建设广泛吸收了植物学者、园艺学者、园林工作者、建筑师、工程师等参与植物园的规划和讨论,孙筱祥是同时代研究者中,强调传统造园理论与现代植物园规划设计结合的学者。

3.2 厦门植物园的总体布局与功能分区

孙筱祥强调植物园是社会主义园林绿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广大的无产阶级服务。按照孙筱祥对植物园类型的划分,厦门植物园属于地方领导的综合性植物园⑫。在任务上首先要满足科学研究及科学生产的作用,再者就是对市民进行植物学科方面的科学教育,转化到功能方面,主要分为展览区和苗圃及试验研究区,另外还要为市民提供游憩、休息等区域。

孙筱祥注重植物园的地域性设计。基于厦门岛的自然气候特点,孙筱祥强调厦门植物园的定位是南亚热带植物园,以棕榈植物、竹类植物、藤本植物、大花乔木和大型草本为引种驯化研究的重点⑬,因此确定厦门植物园在全国植物园网中的位置,明确了植物园的地域性特点。植物园不同于其他形式的城市绿地,它拥有丰富的植物种类,不仅是一个植物科学展览馆,而且兼具审美和教育的功能[12]。根据植物园的定位,明确工作范围和主要承担的任务,厦门植物园分为展览和科研两大功能区。

万石山西麓为厦门老城区,利用原有城市路网,辟西门为入园大门。利用原有地形和修建水库时形成的道路,园内形成了“一环五区”的总体布局(图4)。“一环”即围绕万石水库形成的环形道路系统;
“五区”即展览功能的四大植物展示区和科研功能的引种驯化区。

展览区环布在万石水库四周,位置靠近植物园西大门,面向群众开放,以科普、游憩为主,科研为辅。西大门是植物园的主入口,该区域对游客的吸引力最大。万石水库可以为灌溉植物提供便利,调节环境微气候,同时可以很好地发挥其景观作用,结合观赏植物形成不错的景观。植物展览区主要按照植物的生态习性、植被类型、观赏植物与园林艺术结合等原则进行布局,如按照植物的生态习性规划的裸子植物区;
按照植被类型规划的竹类植物区、棕榈植物区,观赏植物与园林艺术结合的南洋杉草坪等。

苗圃试验区专用于科研和生产,面向群众的功能性较弱。在万石水库的东侧山坡建有植物栽培温室,水库东侧的缓地为花圃培育区。故将植物栽培温室扩建为引种驯化区,花圃的位置保留不变,二者共同构成植物园的科研区域。科研功能区位于植物园东南侧,距离中心景区较远,可以较好地避开游人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私密性。

3.3 厦门植物园的园林布局与空间构图

孙筱祥认为,植物园的设计不仅需要将有关地形地貌、建筑布局和种植设计之间的关系统一起来,还要让植物园的布局使科学与园林艺术结合起来[7]176,这就使得植物园的设计与园林艺术构图联系起来。孙筱祥对中国传统山水画有很深的研究,他认为传统画论中强调“主景突出,客景烘托”“咫尺千里,起伏开合”“相反相成,一本万殊”[11]的构图原则。孙筱祥将这3点原则运用到了杭州花港观鱼的实践项目中,相应地提出园林构图的主要原则分为:主体突出,主次分明;
构图整体的不可分割性;
多样统一与对立统一[9]。在厦门植物园的设计中,同样也体现了这3点构图原则。

3.3.1 主体突出,主次分明

植物园初期的规划以万石水库为中心,水库周边布置植物展览区。万石湖为外向型空间,游客从西大门进入园区,通过一段阶梯后首先进入视野的就是万石湖。万石湖湖面面积约为2万m2,可蓄水15万m3。湖面开朗辽阔,其北侧、南侧和东侧皆以山为背景,山水之间为植物展览区,具有优美的山水架构,这3个方向的景深最远可达700m,可以看到万石山的万石朝天、天界晓钟等景点。西侧可眺望市区,透视景深约2 300m,视线最远处可至鹭江⑭。为了避免湖面过分单调,丰富湖面的景观层次,20世纪80年代,在樵溪与水磨坑溪汇入万石湖的地方分别设计了春秋桥和天趣桥,分割湖面,联系竹径、棕榈岛与万石湖两岸;
在湖的东侧和南侧点缀3座亭榭,作为视线焦点和景观控制点。万石湖在空间构图上以开朗景观为主,起到统筹全局的作用。万石湖周边分布的植物展览区分别是裸子植物区、竹类植物区、棕榈植物区、引种驯化区及南洋杉草坪。几个展览区各具特色,以向心性布局环绕于万石湖,通过环湖的道路进行串联(图5、6),形成了植物园主体突出、主次分明的空间构图。

图5 植物展区与万石湖的向心关系

图6 植物展区之间的道路连接关系

3.3.2 构图整体的不可分割性

植物园的空间构图,峰回路转,开合收放,变化无穷。几个展览区的空间组织上也不是一览无余,而是结合万石山的地貌及植物的特点,通过空间的变化将各个局部连接起来,每个局部空间独立成一个静止的构图。这些空间,依据游览路线连接起来,成为一个整体流动连续的构图。不同的展览区之间通过万石湖形成对景或透景关系,相互观望,相互烘托,营造出了丰富的景观层次(图7~11)。

3.3.3 多样统一与对立统一

植物展览区分别发挥各自植物的特点,营造出了多样的游览空间(图7)。棕榈植物区,利用棕榈植物特殊的树和叶的形状,营造出强烈的热带气息,棕榈岛上种植乔木、藤本或灌木类棕榈,空间或开阔通透,与万石湖形成透景关系,或幽静深远,引人入胜,整个区域空间旷奥结合,变化丰富(图8);
竹类植物区,利用不同竹类的形状和样式,结合山石地貌,形成了多样的游览空间,各具特色(图9);
万石湖的南侧,开辟了南洋杉林区,南洋杉草坪是这个区域的主要景点,此处种植的南洋杉树形高大,婀娜多姿,形态各异。南洋杉草坪很好地利用缓坡表现高、大、宽、广的意境,南洋杉多种植在草坪周边,使得这片空间具有很好的内聚性,为了避免空间过分宽广,在草坪中间三两聚集种植数株南洋杉,形成一个半封闭的空间,此处借鉴了中国园林实中有虚、虚中有实的手法,形成了空间的多重性。由于南洋杉的种植较疏,树干之间的空隙较大,形成天然的透景线和漏景的效果,与周围的空间互相流动(图10)。这些植物展览区作为内向型的局部空间,互相之间的道路连接方式也十分丰富,或利用地形高差起伏跌落,或利用水系通过汀步或小桥连接,或利用山石和植物形成藏露关系,产生强烈的引导和暗示,引人探幽(图11)。

图7 万石水库片区总体规划

图8 棕榈植物区

图9 竹类植物区

图10 南洋杉草坪

图11 展览区之间丰富的连接形式

厦门市园林植物园的初期规划,以厦门地区的自然气候特征为基础,结合了古典园林之风与现代公园的设计手法,塑造了一座具有典型南亚热带特点的地域性植物园。厦门市园林植物园的初期规划是孙筱祥将中国传统造园的艺术方法运用到现代园林设计中的典型案例,是孙筱祥在植物园规划领域设计思想的体现。孙筱祥在植物园的规划中,树立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考虑了植物园的地域性特点,注重植物园的空间布局设计。孙筱祥对厦门市园林植物园的规划也体现了他对植物园长远规划的考虑,改革开放后,植物园又进行了2次重要的规划设计,2次规划修编均紧密围绕着引种驯化目标,以“寓科学普及于休憩之中”和“风景名胜区与植物园和谐一体”的原则建设植物园,完善植物园的分区及专类园建设[13],这些指导思想是对孙筱祥规划思想最佳的借鉴、回应和延续。

注:文中图片除注明外,均由作者绘制和拍摄。

致谢:感谢厦门市园林植物园陈榕生、蔡邦平对研究内容提供的帮助。

注释:

① 燕山构造期,简称燕山期,是侏罗纪至早白垩世早期(199.6—133.9Ma)之间的构造期,在此期间,在今中国及周边地区发生了燕山运动或称燕山事件。

② 薛起凤,字飞三,号震湖,清代海澄镇海卫人,后迁厦门。乾隆三十年(1765年)举人。通晓经书,与黄莲士等人结云州诗社。参与修撰《同安县志》,修撰《鹭江志》,个人作品结集《梧山草》。

③ 黄莲士,生卒年不详,清代厦门名士。

④ 清代厦门著名诗人黄日纪编辑,版刻于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是厦门现存最早的一部风景名胜诗集,收录清代至清乾隆时期的数十位作者的诗词与记事文,内容反映厦门的名胜古迹。

⑤ 民国时期名士江熙1926年编辑,1948年正式出版的《厦门风景名胜诗集》,体例完全仿照《嘉禾名胜记》,收录宋至近代的众多人士的律诗和绝句,所收入的诗歌基本与《嘉禾名胜记》不重复。

⑥ 郑成功(1624—1662),因受南明昭宗永历帝敕封为“延平王”,后世尊称“延平郡王”,延平文化名称由此而来。

⑦ 罗玉川(1909—1989),1951年8月至“文革”期间任国家林业部副部长。

⑧ 通过与陈榕生先生的访谈得知专家组主要成员是李驹、陈俊愉、孙筱祥、陈有民和周家琪[14]124。

⑨ 通过与陈榕生先生和厦门市园林植物园蔡邦平副主任的访谈,推测出建园初期的红线范围和重点规划范围[14]121-133。

⑩ 陈榕生(1933—),1960年开始着手创建厦门市园林植物园,是目前唯一一位见证厦门市园林植物园全过程的建园核心人物,1984年5月—1993年5月任厦门市园林植物园主任,2013年获得中国植物园终生成就奖,2018年获得第一届福建省风景园林学会终身成就奖。

⑪ 1981年,综合以上2本,孙筱祥编著了《园林艺术及园林设计》油印讲义,书中对植物园规划设计和景观营造都做了详细的理论分析,该著作影响了之后几十年的中国现代园林教育。

⑫ 孙筱祥将植物园按照隶属系统的不同分为5类,分别是属于中科院领导的有综合任务的正规植物园、地方领导的综合性正规植物园、文教系统的附属植物园、产业部门植物园和研究机构附属标本园。

⑬ 通过与陈榕生先生的访谈明确了孙筱祥对厦门植物园引种驯化重点的指导[14]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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