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紧跟
1.中山大学 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广州510275；
2.广州新华学院 公共治理学院,广州510520
2010年，为解决省际边界地区重复建设导致的资源浪费、矛盾滋生、发展滞后等区域治理难题，四川省珙县观斗苗族乡与云南省威信县罗布镇联手打造了珙威省际边界党建联动区[1]。2015年以来，四川省凉山自治州联合周边地区在社会管理薄弱、流动人员集中、重大工程建设等情况复杂的边界区域探索建立起多层次的边界区域联合党组织[2]。2015年10月，为切实解决跨地区矛盾纠纷、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促进边界区域和谐稳定，青海省久治县智青松多镇联合甘肃省玛曲县阿万仓镇、四川省阿坝县求吉玛乡探索组建了跨省域联合党组织[3]。2019年以来，中共广东省廉江市委与毗邻的化州市联手广西壮族自治区陆川县、博白县、合浦县等县市搭建起覆盖五县(市)22个镇的“粤桂边廉化陆博合”党建联盟，成为粤桂边协同发展的样本[4]。2019年以来，内蒙古自治区、河南省等与对口支援方打破地域界限，共同组建党建联合体，探索全域化党建引领对口支援[5]。近年来，为推动长江三角洲毗邻地区的跨界治理和协同发展，若干基层党政部门探索出以党建联建引领跨省联动发展的“毗邻党建”模式，搭建了区域党组织联动合作平台，成为破解长三角区域治理困境的创新模式与有效路径[6]。这些跨地区的“毗邻党建”“党建联盟”“联合党建”等全域化党建工作的新模式，以党建引领共创和谐边界为基础，坚持共建共治共享原则，不断拓宽区域合作领域、深化区域合作内涵，不仅构建了区域边界的和谐稳定关系并实现区域互利共赢，而且在破解区域环境联防联治、联合执法等治理困境等方面日益发挥着积极效用，越来越成为当代中国区域治理实践中最为亮丽的风景线。
然而，上述区域治理实践的鲜活样本在学术研究中却未获得充分回应。一方面，面对具有边界模糊化、问题棘手化、主体多元化、关系网络化等特征的流动性和外溢性区域公共事务，以“属地管理”为基本原则、以具体行政区划为管辖空间的地方政府分割化、碎片化管理难以有效应对，区域治理在当代中国的应运而生已经成为研究者共识；
另一方面，当代中国区域治理研究主要热衷于引入基于外部经验提炼的大都市区治理、协作性公共管理、协作治理、网络化治理、整体性治理、制度性集体行动等域外主流研究话语来构建中国式区域治理分析框架[7]。那么，应该如何缩小实践发展与理论研究之间的落差？
在新时代，以讲好中国故事为己任的社会科学研究不仅不能无视这些鲜活的区域治理实践样本，而且应该将区域治理理论研究建筑在中国大地上。基于此，本文认为，基于当代中国方兴未艾的创新实践，党建引领区域治理应该成为当代中国区域治理研究的新议程。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与区域一体化的快速发展，大量无界化、外溢性区域公共事务随之产生。由于以属地管理为原则、以既定行政区划为边界的地方政府管理难以有效应对治理需求，中国区域治理研究应运而生。从相关研究来看，研究者因循“结构—制度”与“行为—过程”两种研究路径，主要聚焦于讨论区域治理的发生逻辑、机制构建与模式转换等议题的讨论。
首先，既有研究分析了区域治理的发生逻辑。随着后工业化和信息化时代的来临，多元主体之间的交往与联系日益频繁，传统的以特定地域为管理单元的公共事务不断呈现流动性和外溢性趋势，这些“跨域性”“外向性”的区域公共事务使得具有“封闭性”“内向性”属性的地方政府管理无法应对[8]。因此，研究者将区域治理的发生逻辑归纳为内生性的公共物品外溢和资源相互依赖。此外，研究者也强调外生性环境变革、分权化改革以及政策扩散等影响了区域治理的发生[7]。
其次，既有研究构建了完善的区域治理机制。一方面，研究者在总结科层、契约和网络等三种元治理机制[9]的基础上，强调要建立健全沟通协商、激励约束、成本分摊和收益分享、资源共享机制以及相应的决策、执行与监督等组织保障[10]；
另一方面，研究者构建了由横向府际协作和纵向政府嵌入相结合的区域治理机制[11]，并将区域治理机制细分为中央政府主导模式、平行区域协调模式和多元驱动网络模式[12]。
最后，既有研究探讨了中国区域治理模式的转换。对于当代中国区域治理的现实困境，研究者倡导模式转换，包括从区域行政转向区域公共管理[13]；
在地方政府横向合作中引入上级政府的纵向嵌入[14]；
从碎片化治理转向整体性治理[8]；
构建更加高效有序的治理体系、网络形态的治理结构和动态灵活的治理机制[15]。
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党建引领国家治理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党建引领区域治理也开始受到关注。在相对有限的研究文献中，基于描述长三角地区创新治理实践，研究者认为，毗邻党建是区域治理的新探索[16]，联合党委为党建引领跨域合作治理提供了可行路径[17]；
毗邻党建通过组织共建、党员共管、干部共育、发展共赢、资源共享等能够推动目标、资源、制度各要素的区域整合，从而有助于破解区域治理困境[18]；
毗邻党建作用机制包括议题聚焦与拓展、小组、双委员、联合党支部、项目合作、文化交流等[6]。
从上述研究来看，既有区域治理研究与党建引领研究还没有实现充分融合。一方面，虽然中国式行政主导的区域治理与西方基于公共事务产权分割、地方政府相对分权、政府间平等、信任关系等背景下的契约式跨域治理[19]存在显著差异，但这似乎并未妨碍研究者相继引入域外主流研究话语来讨论中国式区域治理；
另一方面，既有毗邻党建、联合党建研究要么将研究视野局限于长三角地区，要么将研究重心置于全域化党建[5]，远未意识到党建引领区域治理的深远意涵。
众所周知，党的领导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根本的特点，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2020年8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显然，在当代中国区域治理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但发挥着代表功能以实现利益表达和利益聚合，而且通过主导当代中国的区域治理过程发挥着治理功能。因此，有必要将党建引领纳入区域治理研究的视野。
(一)边界区域以联合党建推进区域治理
在区域治理视野中，边界地区既容易由于权属不清、管理薄弱等而沦为“三不管”地带，又可能因土地、山林、渔场、水利、矿产等资源管理与开发利用等引发纠纷而危及社会稳定。因此，边界地区不但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发展滞后，而且是区域社会治理的“痛点”与“难点”。对此，相关区域应探索建立边界地区党建联建沟通协调机制，以组建跨域联合党支部为抓手，推动组织联建、稳定联防、发展联动，逐步破解边界地区的诸多区域治理难题。
2010年，为破解两省边界地区事务处理难、纠纷调解难、发展推动难等区域治理难题，四川省珙县观斗苗族乡联合云南省威信县罗布镇成立了“中共珙威省际联动区中心场支部委员会”，打造珙威省际边界党建联动区，以党建引领来整合联动边界地区的经济社会事业发展，逐步实现了组织同步建设、产业同步发展、制度同步完善、资源同步共享，推动了两省边界地区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2015年以来，青海省久治县与甘肃省玛曲县、四川省阿坝县组建的三省跨区域联合党组织，坚持“组织联建、党员联管、活动联办、信息联享、发展联动、稳定联守”原则，以党建引领区域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矛盾纠纷化解等，实现了区域联合党组织“共建、共管、共抓、共谋、共享”，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构建民族地区和谐社会中发挥了突出作用。
2019年以来，广东省廉江市、化州市与广西壮族自治区陆川县、博白县、合浦县等县市搭建“粤桂边廉化陆博合”党建联盟，相继签订《粤桂边五镇边界党建联建引领区域协同发展合作框架协议书》《粤桂边廉化陆党建联盟合作框架协议》，以建构“边界党建引领毗邻区域治理”体系，合力打造“组织建设协同、基层治理联治、文化旅游互融、生态环境共保、产业发展齐兴”等五大机制，探索毗邻区域协调发展、区域协同治理新机制，成为助推粤桂边区域协同发展的有力举措。
(二)毗邻党建助推长三角一体化
作为当代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长三角地区发展事关国家发展战略布局。因此，实现长三角一体化既是中国经济从高速度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引擎，又是国家参与国际竞争并走向舞台中心的主要平台和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柱石，能为当代中国区域治理积累经验、提供示范。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背景下，“毗邻党建”作为一种创新型区域治理机制正在不断扩散。
2016年以来，上海市金山区与浙江省平湖市、嘉善县经过不断创新探索和总结提炼，相继签订《“毗邻党建”引领区域联动发展合作框架协议》，以“双委员制服务民生”，以“联合党支部”精准施策，以“毗邻党建”引领产业发展、民生服务、平安建设、生态环保、文化科创等区域性重大基础设施、合作发展平台和公共服务项目的建设，不断完善“事务共商、工作共推、责任共担”机制，逐渐形成了“以党建引领为核心，以整合资源、优势互补为路径”的新型区域治理模式。
2018年以来，上海市青浦区金泽镇与浙江省嘉善县姚庄镇，以及江苏省吴江区黎里镇、昆山市锦溪镇和周庄镇等，以环淀山湖战略协同区党建共建联席会议为抓手，逐步推进环淀山湖战略协同区区域一体化发展。在此进程中，各方以党建引领“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携手同行、共同发展”，全面推进政治文化共培、基层组织共建、资源信息共享、服务群众共抓、干部人才共育、战略协同共融，为深化四地区域协同治理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
2019年以来，上海市金山区与浙江省平湖市通过签署《“毗邻党建”引领生态环境区域联动发展合作框架协议》，探索以党建引领生态环境区域联动发展，通过党建引领区域环境共管、联合执法、环境信息共享、矛盾纠纷联调及干部人才联育等，建立健全生态工作协调联络机构、定期工作交流机制，齐心协力打造生态环境区域联动发展的合作样本。
(三)党建联建撬动跨行政区流域治理
“碎片化”行政体制与跨行政区流域环境的整体性之间的内在冲突以及跨界河流水污染治理的复杂性，最终导致府际博弈的非理性均衡，使得跨界流域水污染治理成为区域治理的难点[20]。
2019年，深圳市宝安区与东莞市长安镇开展“党建联建”，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共同倡议发起茅洲河流域党建和基层治理联席会议，开展以党建引领茅洲河流域治理。以茅洲河流域城市党建和基层治理工作联席会议机制为基础，逐步建立起事务共商、工作共推、责任共担的工作机制，构建了“一点一链一系统”的党建引领治水机制，探索出“全流域统筹、全打包实施、全过程控制、全方位合作、全目标考核”的跨行政区流域创新治理模式，使茅洲河流域治理成为党建与业务融合的成功范例。
无独有偶，因“三家分治”而饱受污染之困的太浦河，近年来通过党建联建日渐走上跨域协同治理之路。2019年，浙江省嘉善县太浦河管理所与上海市黄浦江上游堤防(泵闸)管理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太浦河工程管理所联合签署了《太浦河上下游深度合作协议框架》，以党建引领日常管理(包括搭建工作交流平台、加强沿线视频监控数据共联共享、建立河道巡查联动机制)联动、工程管理与建设统筹协作，协同推进太浦河饮用水源保护，共同打造安全饮用水源地，建设美丽太浦河，实现了党建与跨地区流域治理的双向联动。
(四)跨域党建引领对口支援
对口支援作为一种省际跨域府际协作和中国式“远亲型”区域治理的实践形式，既有助于通过援助经济欠发达地区从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又有助于推动跨行政区和跨地理界域的合作共治。目前，对口支援型府际关系网络存在节点设置不科学、网络管理手段单一、节点互动缺乏规范等问题[21]。为此，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和河南省西峡县猕猴桃小镇依托对口支援中的跨域联合党组织，推动域内域外党组织辐射联动，把党建融入对口支援之中。
2018年以来，为推动区域资源有机整合和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突破地域界限，推动辖区内党组织与北京市对口帮扶地区等市外党组织的辐射联动。中共喀喇沁旗美林镇党委采取跨地域联建共建方式，与北京市西城区、河北省承德市等3地共8个基层党组织成立联合党委，开展区域内景区协同管理、旅游业态资源互补、管理人员交流任职。在联合党委的引领下，旅游景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运营水平得到有效提升，协同发展的效果日益显现。
2019年，河南省西峡县猕猴桃小镇依托京豫对口协作项目，吸纳北京市顺义区牛栏山镇党委、南阳市检察院党组、西峡县发改委党组等26个党组织成立跨域联合党委，统筹各领域人才、技术、项目、资金等优势资源，建立健全议事协调、工作对接等制度机制。跨域联合党委通过合力联建组织、共建队伍、筹建阵地、创建机制、合建基地、帮建项目，着力构建了党建引领乡村振兴、脱贫攻坚、集体经济发展等区域治理新模式。
上述精彩纷呈的区域治理创新实践之所以能够不断开花结果，正是因为党作为区域治理中的“元治理主体”，以其“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发达完善的组织体系、链接资源的统筹协调能力，具备了引领区域治理的独特制度优势。具体而言，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以价值倡导凝聚区域合作共识
区域治理是多元主体为实现区域公共利益最大化，通过谈判、协商、伙伴关系等方式对区域公共事务进行集体行动的过程[22]。因此，凝聚区域合作共识有助于降低多元主体展开有效集体行动的交易成本。凝聚区域合作共识不是区域治理中利益相关者个体价值偏好的数量累计，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对话、交流与协商无疑才是共识凝聚的重要机制[23]。在此过程中，党建引领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面对区域治理中多重主体的差异化价值理念，党建引领之所以能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作用，主要在于党建能够起到把握方向、凝聚共识的作用。一方面，党建引领区域治理就是要确保区域治理的正确方向，把共建共治共享塑造成为区域治理的主流价值观；
另一方面，党建引领区域治理就是要凝聚集体性偏好，形成区域“最大公约数”。广东省廉江市石角镇牵头搭建两省四县五镇边界交流互动平台，共同签订《粤桂边石角、平定、古城、清湖、文地五镇边界党建联建引领区域协同发展合作框架协议书》，旨在以思想连通粤桂两省区五镇，通过党建引领凝聚区域合作共识[24]。在长三角地区，通过一系列党建联建新机制形成“毗邻党建”引领区域协同治理共识，携手绘就跨界治理新格局，成为近年来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实践及深化的结晶[25]。具体而言，在价值倡导中，党建引领区域治理是坚持“人民至上”。要以不同地区人民群众的共同要求为依归，在推进区域多元主体的持续互动与交流过程中凝聚集体性偏好，构建“人民至上的价值共识”，并将“价值共识”作为区域治理的对话基础，从而为降低区域治理的交易成本奠定价值基础。
(二)以组织引领构建区域治理制度
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制度的产生是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制度的运作又有利于降低交易费用，因此制度对于经济运行绩效和实现合作至关重要[26]。作为区域治理的“底色”，区域治理制度决定了区域治理过程中的治理结构、治理方式、治理模式以及治理绩效[7]。党建引领区域治理制度建设是全方位、多层次的，主要涉及五个层面。一是建立联合党支部。在党建引领区域治理中，联合党支部通过发挥平台联建、人员联动、资源联享、事务联商、活动联办、阵地联用等功能，为区域治理提供了沟通协作平台，推动各方同向发力形成区域治理合力。沪浙交界处的上海市廊下镇山塘村与浙江省广陈镇山塘村于2017年6月联合成立“沪浙山塘联合党支部”，由两村党总支书记兼任轮值书记，每月举行工作会商，每季度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并建立了村干部相互挂职机制，在治安联防、矛盾调解、环境整治、文化挖掘、发展联动等方面全面合作[27]。湘黔边界两省三县六乡镇八村联合成立的湘黔朝阳联合党总支部，以“服务群众，促进发展”为核心，以推动边界地区基层党建、经济、社会共同发展和促进边界和谐稳定为目标，着力解决跨域管理难、纠纷调处难、发展产业难等问题[28]。二是实施双委员机制。“双委员机制”作为党建引领区域治理中以干部交叉任职为具体表现形式的作用机制，通常是采取结对镇(村)党组织委员相互交叉任职的模式来突破行政边界限制，提高区域治理速度、质量和水平[6]。沪浙毗邻党建以“双委员”制为抓手，由结对村党组织委员相互交叉任职、突破行政边界，在破解困局、打造两点等方面双向互动，使毗邻党建引领区域联动发展[25]。三是定期召开党建联席会议。在党建引领区域治理中，建立党建联席会议制度以及相关区域共治议事机制，有利于做到信息共享、工作联动，协同推进相关区域事项治理。中共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委在组建川渝黔边界区域化党建联盟中，建立健全了边界区域合作联席会议制度，定期与重庆市江津区、永川区和贵州省赤水市召开联席会议，加强战略协同、规划衔接和工作联络，实现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产业发展等区域事务的共同商议[29]。四是共建联合党群服务中心。在党建引领区域治理过程中，联合党群服务中心作为连接党员和群众的纽带，积极开展群众喜闻乐见、“有声有色”的互联活动，有助于提升区域治理合力。由深圳市松岗街道与东莞市长安镇跨区域共建的茅洲河流域毗邻党建党群服务中心，充分发挥了松岗长安两地党组织共建阵地的交流中心作用，通过党建共建搭起桥梁，带动“银河护卫队”志愿服务以及其他领域互动，共同推动党建引领区域协同治理[30]。五是建章立制。党建引领的建章立制，为多元主体之间的沟通协商构建了制度化渠道，通过制度化交流、协商化解分歧和矛盾，实现了区域治理常态化。在粤桂交界处，《粤桂边五镇边界党建联建引领区域协同发展合作框架协议书》《粤桂边廉化陆党建联盟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不仅使边界党建联盟有了制度依循，还建立了党建联建联席会议制度和常态化交流互访机制、基层党组织结对机制、党建活动互动机制，共同谋划以党建联建带动产业对接、环保生态、综治维稳、文化建设等[4]。
(三)以统筹协调促进资源整合与收益共享
一是党建引领区域治理促进了资源整合。在区域治理实践中，面对多元主体间治理资源和治理能力的差异性，党建引领优化与整合了区域资源配置，不仅能实现1+1>2的区域合作治理效果，而且有助于厚植区域内部的紧密联系。2010年，广西壮族自治区西林县、云南罗平县与贵州兴义市的一些村相继成立了贵滇黔跨省区域联合党支部，统筹协调交界地区湖泊水面资源、基础设施、产业资源以及社会服务资源，促进了边界地区的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31]。2019年，福建省福鼎市与浙江省泰顺县、苍南县两县三地建立闽浙边界党建联盟，3县18个乡镇签订党建合作协议，以联合党建引领农村社区共建、产业发展共推、志愿服务共抓、美丽环境共创、红色文化共兴、生态旅游共促、区域人才共育、畲乡文化共融，推动区域资源整合和优势互补[32]。在粤桂边界，广东省廉江市与边界县(市)通力合作，以党建引领塑造了“政府主导、平台共建、企业唱戏”的区域合作机制，整合农副产品资源和产业，打造出一条产业联盟示范带，联合举办粤桂边扶贫农产品大集市；
同时，廉江市与广西壮族自治区陆川县合作共建“一街跨两省”的粤桂风情街旅游线路，共同做大商贸圈，推动了粤桂边经济发展[4]。在长三角地区，上海市金山区与浙江省平湖市依托两地特有的优势资源，毗邻党建引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市场一体化、产业协调发展、生态文明共创、公共服务共建、党建阵地建设等，加强了毗邻区域资源互补与共享，推动了资源要素的加速流动和优化配置[16]。
二是党建引领区域治理实现了收益共享。由于区域治理中区域利益与地方利益之间存在一致性与差异性、群体性与集中性、中观性与微观性的矛盾，以致区域治理过程无法回避多元主体间的利益协调与收益共享[33]。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与青海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两地各级联合党组织依托协作平台，成功构建了省际交界地区协同合作、共谋发展的区域治理格局。其中，在党建引领下，四川省石渠县与毗邻的青海省称多县整合优势资源，共同谋划邻近乡镇的产业协作、互补配套，在交界地区设立销售点，优化利润分成，实现合作共赢，2020年实现纯利润60余万元；
四川省阿坝县与青海省久治县、班玛县以及甘肃省玛曲县开展携手共建活动，围绕支柱产业、重大项目建设共同制定3年发展规划，积极构建“1+3”区域发展联动机制，打造互促共赢的经济共同体，推动跨省4乡12个村发展集体经济，实现资产规模近1,000万元[34]。上海市金山区与浙江省平湖市两地以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为原则，采取党建引领项目的运行方式，推动落实医保联网、公交连通、平安联控、断头路打通等一大批民生实事，实现了“1+1>2”的区域治理目标，开创浙沪两地毗邻党建合作的先河，为跨省区域联动发展提供了破解路径[35]。
(四)以政治引领夯实区域治理体系
一是政治引领使区域治理回应民众诉求。在长三角毗邻党建中，“毗邻党建”以服务民众为核心，通过党委政府主动“跑腿”，瞄准教育、医疗、交通等民众关注的重点领域加强合作交流，切实提升民生服务质量，增强民众获得感[36]。川渝毗邻地区的联合党建聚焦毗邻地区民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围绕民生领域开展协同共建，实现了户口迁移、身份证换领、驾驶证核发、残疾人证办理等均可在两地通办，开展社区矫正、安置帮教、人民调解等跨区域协作合作，通过高效的协同治理工作增强了两地民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37]。
二是政治引领促进了区域治理体系现代化。在推进长三角地区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进程中，沪浙交界处的山塘村在毗邻党建引领下，以沪浙山塘联合党支部先后带动成立了沪浙山塘活动型妇联、沪浙山塘联合共青团、浙沪山塘社工服务站等，形成解决基层社会治理难题的合力，激发了区域治理活力[27]。上海市金山区与浙江省嘉兴市两地共同印发《关于深化毗邻党建 推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工作的意见》，以毗邻党建引领政府职能部门、群团组织、社会组织等加强对接，进一步健全完善多层次、立体化的区域合作体系[25]。上海市金山区吕巷镇、廊下镇、张堰镇和浙江省平湖市新仓镇、广陈镇，以毗邻党建链接产业，构建更加强有力的“党建联合体”“产业联合体”，从合作社扩大至农业企业、社会组织等领域，推动毗邻地区农业产业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更宽领域的合作，促进绿色生态与乡村振兴的联动发展[35]。众所周知，政府主导型区域治理不仅无法有效解决区域发展中诸多公共性问题[13]，而且很容易陷入运动式区域治理的泥淖。在党建引领区域治理中，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党“统筹全局、协调各方”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不仅能使区域治理真正造福于民，而且能使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众在区域治理中各居其位、各得其所，从而有效形塑了区域治理体系现代化。
纵观党建引领区域治理的生动实践，毗邻党建、跨界党建联建等通过织密组织纽带、项目纽带和利益纽带，以党建引领区域经济发展、纠纷化解、民生服务等，不断使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制度优势转化为区域治理的实践效能。一方面，党建引领区域治理在“整合碎片化行政与共担外部性效应”中成效显著，有助于破解区域治理困局；
另一方面，党建引领区域治理在建章立制、回应民生诉求和构建现代化区域治理体系等方面谱写了中国特色区域治理的新篇章。在这其中，党建引领区域治理以价值倡导凝聚区域治理共识、以组织引领完善区域治理制度建设、以统筹协调实现区域资源整合和收益共享、以政治引领夯实区域治理体系现代化。
党建引领作为一种新型治理机制在当代中国区域治理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在借鉴吸收域外区域治理理论与相关分析框架的同时，当代中国区域治理研究更应该聚焦党建引领区域治理的中国实践，提炼党建引领区域治理对于贯彻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推进区域一体化的重要意义。因此，党建引领区域治理无疑是区域治理中实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造性探索。相对于已经相对丰富的“区域化党建”“全域化党建”研究，以及众多党委组织部门对跨域联合党建的经验总结，有必要转换研究视角，将党建引领纳入当代中国区域治理研究的新议程，使理论研究能够充分回应当代中国区域治理的最新实践。
在当代中国，党建引领既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最重要保障和机制，又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创新的制度优势。在区域治理中，要使党建引领这一“中国之制”转化为“中国之治”，不仅需要党组织适应治理环境发展变化，从“单位化、地域化党建”走向“全域化党建”，以确保组织“全覆盖”，更重要的是还要推进党建从组织覆盖向治理功能覆盖的转变，打通党建与治理的关节，将党建真正嵌入区域治理之中，使党领导一切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区域治理效能。基于此，党建引领作为一种新型区域治理机制，不仅需要思考如何继续将党的建设贯穿于区域治理全过程，并直面党建引领在促进区域联动发展、回应区域民众共同诉求、推进区域治理体系现代化等方面的现实困境，还需要关注如何实现党建引领与既有区域治理制度的有机衔接。既要避免党建引领在区域治理中的“符号化”“悬浮化”，又要避免“再科层化”等可能的“内卷化”。
毋庸置疑，本文只考察了党建引领毗邻区域治理、长三角一体化、跨行政区流域治理以及对口支援等有限论域。相对于当代中国区域治理研究的丰富议题而言，党建引领区域治理是否可以成为一种普适性机制，还有待实践发展的后续检验和学术研究的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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