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 勇
(天津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天津 300387)
关于中器的时代，郭沫若、陈梦家、刘启益等主成王，唐兰、李学勤等主昭王，今日学者多从后说。我们曾为文论证安州六器为康王时器，(1)杜勇：《安州六器与麦氏四器年代考辨》，《管子学刊》2001年第4期；
杜勇、沈长云：《金文断代方法探微》第二章《康宫问题与铜器断代》，人民出版社，2002年；
沈长云：《静方鼎的年代及相关历史问题》，《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7期。学者反应清冷。不管怎样，事实真相不可掩没，此据新发现的出土资料再作申论。
六月丙寅，王在丰，令太保省南国，帅汉，遂殷南，令厉侯辟，用鼄走百人。
铭文中提到的“省南国”又见于中鼎、中甗，“帅(循)汉”与中甗“戍汉中州”有地理上的关联，“厉侯”亦见于中觯铭文。至于“太保”是成康时代的召公奭，更为学者所公认。陈梦家据此认为，“玉戈铭与安州六器关系甚大”，并定其为成王时器。(10)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中华书局，2004年，第47页。李学勤先生也认为“玉戈不少地方承袭商末的特点，其年代很可能是成王时，特别是成王的前期。”(11)李学勤：《太保玉戈与江汉的开发》，收入《走出疑古时代》(修订本)，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35-141页。这都是非常敏锐的观察。
不过，“太保省南国”与中甗所说“王命中先省南国”并不是一回事。太保召公“省南国”从丰京出发，循汉水南下，抵达厉国(今湖北随州北)，在那里殷见当地诸侯，并赏赐厉侯仆御一百人。中“省南国”则是从宗周出发，先到成周然后南下，最后至曾、鄂(今随州一带)驻地。待周天子到达后，才发起“伐虎方”之役。至振旅班师时，又将厉侯进贡的四匹马赏赐给了中。这些差异表明，太保与中“省南国”不是同一次行动，当是王命太保南巡在前，命中南巡在后，体现了西周国家一段时期以来持续施行的重大治国方略。
从前司马迁撰作《史记》除有年表外，还有一篇《秦楚之际月表》，依月记事，以理纷乱。这里也仿效史公的做法，将诸器所记南巡一事略加梳理，列为月表，以便厘清相关历史事件的发生次第和逻辑关系，避免造成不必要的误读。经过提炼后的康王南巡纪事月表如次：
某年十月 甲子 王在宗周命中、静先省南国(静方鼎)。
八月既望 丁丑 王在成周命静司在曾、鄂师(静方鼎)
十三月 庚寅 王在寒次赐中采土(中鼎一)
从上表可以看出，此次康王南巡，从某年十月命中、静先省南国开始，至次年年底闰十三月赏赐中止，不计振旅班师时间，已历时一年又两个月。考虑到次年八月康王已至成周，其出发时间大约在此前的六七月份。在成周稍事休整后，康王随即南下，十二月命南宫对反叛的虎方进行军事打击，获胜后赏赐将领，最后还师镐京。
静，是与中一道奉命巡视南国的大臣。传世青铜器中的小臣静簋亦为此静所作，至于静卣、静簋则可能是穆王时另一位名静者的彝器。(21)沈长云：《静方鼎的年代及相关历史问题》，《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7期。在周廷职任小臣的人，有的地位相当高，带兵打仗或受命出巡时有所见。执行此次南巡任务的小臣静，与中一同到达曾、鄂一带，然后由中留守，他前往成周向康王报告情况。康王除了赏赐他香酒、旗帜、蔽膝、采(或为彩色丝织品)等物外，还命其“司在曾、鄂师”。这里说的“在曾、鄂师”应非曾、鄂两国的地方部队，而是驻扎在曾、鄂两地的王朝之师。这说明中、静先省南国，是带有大量军队随行的。军队在行进过程中，整治贯通道路，建立天子行帐，以保证康王后续行动的顺利进行。静作为中的副将，可能只是参与军队某方面的管理工作，与中领兵作战的职责似有不同。
南宫是率师征伐虎方的主将，地位当在中、静之上。南宫是氏名，或以为第三代南宫氏，即大小盂鼎的作器者南宫盂。(22)尹盛平：《西周史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6页；
李学勤：《试说南宫与南宫氏》，收入《清华简及古代文明》，江西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116-121页。此说以安州六器作于昭世为前提，未必可信。如上文所言，南宫当为成康时代的南宫毛，只有他作为实际上的首任曾侯，继续使用氏名而不用爵称，才比较符合习惯。南宫毛虽是伐虎方的主将，但他并未与中、静一道从宗周率兵南下，与他身为曾国的封君有关。正是因为他在南国苦心经营已久，才使曾国成了此次康王南巡伐虎方的可靠根据地。中、静率领王师千里行进，抵达曾、鄂驻师，随即加紧备战，等待进军虎方。曾为姬姓诸侯，鄂为姞姓诸侯，可能都对王师提供了必要的后勤保障。而且参加伐虎方的军队，除了王师也可能有一部分曾国的武装力量，故由南宫毛统一指挥，协同作战，最终克敌制胜。中觯铭说，康王对中予以赏赐，南宫也对中有所赏赐。可见此次战争的胜利，南宫毛与中的密切配合发挥了关键作用。
“南国是疆”始于武王。克商后不过数日，武王即撤离朝歌，举兵南征，兵锋直指江汉流域。(23)杜勇：《武王伐纣日谱的重新构拟》，《古代文明》2020年第1期。或即此时，虎方易帜，臣服于周。虎方在商代就是一个强大的政治共同体，甲骨卜辞记录“贞令望乘举途虎方”(《合集》6667)，说明它是殷王朝的一个敌对方国。入周以后，虎方实力未减，又萌动反叛，企图摆脱周王朝的政治控制。康王即位后，调整治国方略，巡省南国，名义上充满和平、温熙的色彩，实际已将虎方列为头号军事打击目标，以克服南土的动荡局面，巩固周人的统治。
康王南巡伐虎方，不是一次平常的军事行动。它表明周人经营四方的施政方略开始转向南土，具有深远的政治和经济意义。
第一，推进国家施政方略的重大转变。
黄河流域一直是中国上古时代主要的政治舞台，各种共同体相与争锋的活剧在这里不断上演。对这片土地上的百草荣枯、万邦兴亡，人们置身其地是较为熟悉的。但南土对周人来说，既广袤而又富饶，既疏离而又神秘。周王朝建立后，试图在南土经营上开创新局，扩张版图，增强国力，远比夏商王朝气象博大。逨盘铭文说：“会绍康王，方(旁)怀不廷。”(《铭图》14543)“不廷”典籍习见，指不肯归顺朝廷者。此言康王曾广为征服那些不臣属的方国部族，使之归服。经武成时代安定东土、北土之后，康王把经略南土作为新的施政方略，遂有南巡伐虎方的重大举措。
《左传》昭公九年詹桓伯说：“及武王克商……巴、濮、楚、邓，吾南土也。”《国语·郑语》载史伯说：“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这里提到的邓、唐等国，也出现在康王“省南国”的铜器铭文中，说明南国与南土在意涵上多有叠合相通之处。西周时期的南国大体包括淮水以南、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并由桐柏山、大别山界划为江汉平原、江淮平原两大板块。《左传》《国语》提到的南土诸国，大都集中在江汉平原，表明周人对其政治控制的力度要强于江淮地区。加强对江汉平原诸多同姓和异姓诸侯国的行政管理，便是周人经略南土的重要手段。
南土江汉地区不是一块平静熙和的土地。西周前期虎方、荆楚的异动，后期鄂国联合南淮夷发动大规模叛乱，都是凭借江汉平原的政治地理优势来对抗中央王朝的。周康王不能听任虎方的坐大与反叛，巡省南国，兴师征伐虎方，对于推进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变，加强南土经略，巩固周邦统治，都是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
第二，促进南土道路交通的根本改善。
康王命中“省南国贯行”，“贯行”即贯通、开通道路之义。《楚辞·招魂》：“路贯庐江兮左长薄”。《尔雅·释宫》：“行，道也。”均可为证。周公营建东都成周以后，宗周与成周两京之间的道路交通大为改善，整个东土、北土的交通体系也有较好的基础。《诗·小雅·大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朱熹《集传》：“周行，大路也。”(31)宋元人注：《四书五经》(中)，中国书店，1995年，第100页。《大东》又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反映了周代东方道路交通的畅达。但成周以南、长江以北的道路交通则较为滞后，不利于南土的经营与开发。因此，康王借此用兵虎方的机会，对南国的道路交通进行大规模的改造。中率师南下，且行且开道，既便于设立天子行帐，又保证后续部队的快捷抵达，从而嬴得伐虎方战争的胜利。
交通道路的建成，不只是满足一时之需，还有长期的积极效应。对疆域辽阔的古代国家来说，其行政管理主要是通过完善的道路交通系统来运行的。无论信息传递、危机处理、军队运送、资源调配以及各种商贸活动，都必须借助有效的交通网络来实现。“省南国贯行”是历时经年的一项巨大工程，反映了西周王朝对改造南国交通条件的主动性、目的性和战略性。自此以后，从成周经南阳、随州到长江北岸孝感一带的道路交通，经过全面整治而臻于完善。它不仅适应了此次南巡伐虎方的需要，而且对于周王朝经略南土也长期发挥着积极作用。
第三，拓展江南铜料资源的获取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