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庄亚琼
20世纪70年代，荷兰学者何四维（A. F. P.Hulsewé，1910—1993）通过对校《史记·大宛列传》，提出了一个让人颇为惊异的观点，即现本《史记·大宛列传》（以下简称《大宛列传》）是由公元200—400年之间的编者在《史记》原文已佚（其认为的亡佚时间大致在公元100—400年间）、缺乏材料的压力下，根据《汉书·张骞李广利传》为主、《汉书·西域传》与《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等为辅，拼凑重建而成。
当然，这并不是第一次有学者指出《史记》部分篇目并非原文。(1)单就海外学界而言，法国学者吴德明（Yves Hervouet）曾通过比对《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与《汉书·司马相如传》之异文，认为这些不同之处有可能源于后来史家尝试根据《汉书·司马相如传》复原已经失传的《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参见Yves Hervouet, “La valeur relative des textes du Che ki et du Han chou,” Mélanges de sinologie offerts à Monsieur Paul Demiévill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74, pp. 66—76。按：何四维曾评论该篇，认为其与自己就《大宛列传》的研究结论相呼应。但实际上，恰如美国《史记》研究学者倪豪士（William H. Nienhauser, Jr.）在评析二者时指出的，吴德明文中强调其观点只是“一种不确定的解释”（a tentative solution），而何四维却在评论中将该观点绝对化；
倪豪士同时指出，何四维的《大宛列传》研究“对《史记》与《汉书》字词的比对也非常之少”。详见William H. Nienhauser,Jr., “A Century (1895—1995) of ‘Shih chi’史记Studies in the West,” Asian Culture Quarterly 24.1(1996): 10.除了原本已知不传的篇目以及文中明确增补的内容如“褚先生曰”，清末学者崔适在《史记探源》一书中将《史记》多篇斥为“妄人”伪作；
李奎耀在《史记志疑》中认为东汉杨终删书导致《史记》原本已然不复存在。(2)李奎耀：《史记决疑》，《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27年第1期，第1175—1181页。这类有极端之嫌的疑古观点，在近代一度不乏支持。时至今日，国内学界在《史记》辨伪上已卓有成绩，如张大可、韩兆琦等学者都曾明确反对过分质疑《史记》部分篇目的真实性。(3)可参见张大可之《史记残缺与补窜考辨》《关于史记续补与亡篇散论二题》，见张大可《史记研究》，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62—202页；
韩兆琦：《史记的散佚与补缀》，见《史记通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43—47页。
海外汉学，尤其在史汉关系这类早期史学、文献学问题的研究上，有其自身的发展脉络与特点：在观点上，深受近代疑古思潮的影响；
在具体论证方法上，则不同程度借用了西方古典文献学理论。
何四维所持《大宛列传》袭自《汉书》之论，1975年发表于权威的欧美老牌中国研究杂志《通报》（T’oung Pao），在当时的海外学界引发了强烈反响；
之后，在其1979年出版的《汉书·西域传》与《汉书·张骞李广利传》英译本(1)A. F. P. Hulsewé, China in Central Asia, the Early Stage: 125 B.C—A.D. 23.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Chapters 61 and 96 of the 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M. A. N. Loewe. Leiden: E. J. Brill, 1979.前言中，英国学者鲁惟一（Michael Loewe）再次阐述了这一观点。此后，来自欧美、日本的多位学者就《大宛列传》的真伪性质，从不同角度对其观点及方法进行驳斥，基本达成了拨乱反正之功。
然而至21世纪前后，美国学者韩大伟（David B. Honey），通过化用西方古典文献学理论、结合抄本文献中的异文考辨《史记·匈奴列传》与《汉书·匈奴传》（以下简称“史汉《匈奴传》”），再次提出当《史记》《汉书》有对应内容（parallel accounts）时应将参考的优先性赋予《汉书》。
我国新时期的文史研究强调与海外研究者增进交流、论辩，因此要求我们对海外具体论题的相关学术史有所梳理、辨析。海外学界就史汉关系近30年的论争，影响延续至今，折射出海外史学、文献学研究的独特风貌与学理背景，值得我们回顾与解读。
何四维认为，之前探讨《大宛列传》真伪性质的学者——无论中西，支持或反对——都未对该篇进行翔实而有标准的文本考据。这促使他将史汉相关篇目的对应内容逐字逐条进行比对、考察。
何四维写于1975年的论文将《史记》原文附在文末(2)何四维所附《史记》版本是1936年不含注释的顾颉刚点校白文《史记》，同时与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的南宋绍兴本相比对；
《汉书》则用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二十四史》的北宋景佑本，以及王先谦《汉书补注》。，逐列标注次序，再将每列中与《汉书》相异的部分以字母标注。举例而言，《大宛列传》第一列为：“大宛之迹见自张骞。张骞，汉中人，建元中为郎。是时天子问匈奴降者，皆言匈奴……”何四维以字母a—e标注了该列中的5项异文，分别如下：
a. NOT in HS。《汉书》中无a句“大宛之迹见自张骞”。
b. HS adds 也。《汉书》于b句后加“也”字，即“汉中人也”。
c. HS om。《汉书》省略“是时”中的c字“是”。
d. HS om。《汉书》省略d词组“天子问”。
e. HS om。《汉书》省略“皆言匈奴”中的e字“皆”。
这种事无巨细、近似解剖的比对方法与传统注疏类似，优势是形式灵活又有针对性，方便就具体问题进行拓展。如，何四维十分赞同并倚重王念孙关于《汉书·张骞李广利传》有错简的论点(3)王念孙：《读书杂志》卷6，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第4页。，在《大宛列传》对应条目下根据自己的理解重新排列了该段内容(4)A. F. P. Hulsewé, “The Problem of the Authenticity of Shih-chi Ch.123, the Memoir on Ta Yüan,” T’oung Pao 61.1/3(1975):122—123.，并指出了他认为可能的其他错简内容。(5)何四维认为《大宛列传》中“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一段，为《汉书·西域传》中“大月氏本行国也”一段的错简。“The Problem of the Authenticity of Shih-chi Ch.123, the Memoir on Ta Yüan,” p. 95.
然而，何四维的论证方法与注重查缺补漏、存疑备考的传统注疏有一项本质区别，即他的通篇考证是建立在《大宛列传》并非“原文”的预设前提之上，但他对这一预设前提的论证却无法令人信服。下面将从三个层面归纳何四维的论证，并缕析后来学者的反驳意见。
其一，结构问题。何四维认为《大宛列传》内容与《太史公自序》的总结不符，且其他跟随过卫青的属将皆附于《卫将军骠骑列传》，而《大宛列传》的前半部分几乎相当于张骞的独立传记，有文不对题之嫌。
就这一点，中国台湾学者陈文豪从司马迁的写作“史法”入手分析，认为《大宛列传》之主旨在于记载西域风土人情。张骞、李广利的相关事迹皆围绕这一主题展开，不可谓文不对题。(1)陈文豪：《史记大宛列传与汉书西域传之关系》，简牍学会编辑部主编《简牍学报》1980年第7期，台北：简牍学会，第401页。
其二，行文语言。何四维认为《大宛列传》中的史汉异文大多为衍文，这使《大宛列传》较之《汉书》更为明确易懂；
而《汉书》用词更加严整凝练（sober）且难以理解。在这里，他虽未明言但依据了西方古典校勘学中“更难理解的文本可能是更早的文本”（difficilior lectio potior）的原则(2)原文为：“哪一种文本更可能发生演变（utrum in alterum abiturum erat）？是那种更难以理解的文本（difficilor lectio potior）。”Bruce M. Metzger, The Text of the New Testament: Its Transmission, Corruption, and Restor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154.，认为《汉书》比《史记》更为古老。
然而，其他学者却反对将《史记》明确的表述归因于其文晚出。如，彼时正于美国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攻读博士学位的吕宗力，将《大宛列传》中何四维认为有冗余、重复问题的几则表达——“是时”“于是乃”等置于《史记》全篇中进行考察，指出这些并非后人添加的“解释性文字”，而是司马迁个人的行文习惯。(3)Lü Zongli,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Authenticity of Shih chi 123 Reconsidered,”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CLEAR), 17(1995): 61—65.中国台湾学者陈建文也以“其明年”这一习惯用法作为反驳意见。(4)陈建文：《关于〈史记·大宛列传〉真实性的一些补正》，《台湾师大历史学报》第41期，2009年，第8—11页。
其三，流传过程。何四维认为《史记》最早的注疏只见于东晋徐广（352—425）的《史记音义》，而裴骃的《集解》中多见早期的《汉书》注释而非《史记》注释，可见《史记》在魏晋之际已散佚。鲁惟一则补充指出《史记》的早期流传情况复杂，曾经散佚的可能很大，而《汉书》的真实性更有保障。(5)Hulsewé, China in Central Asia, The Early Stage: 125 B.C.—A.D. 23.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Chapters 61 and 96 of the 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M. A. N. Loewe, pp.11—12.
然而，轻率地认定《史记》原文已佚，反而成为何四维、鲁惟一此论最为确凿的纰漏。吕宗力通过详细列数《三国志》《后汉书》《晋书》等对《史记》的引用和评论，证明《史记》在公元100—400年间实有流传。同时，吕宗力征引司马贞《索引后序》中“始后汉延笃乃有《音义》一卷，又别有《章隐》五卷，不记作者何人。近代鲜有二家之本”(6)司马迁：《史记·后记》第10册（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9页。，指出“鲜”一字便意味着，至司马贞之时尚存这两部不知作者何人但早于徐广的注本。虽然吕宗力也承认：“《史记》未曾散佚的证据，并不能保证例如《大宛列传》这一具体篇章的真实性。”(7)Lu, op, cit., p. 60.但离开了散佚这一前提假设，何四维的结论便摇摇欲坠了。
实际上，除了《史记》原文已佚的假设，为了证明《大宛列传》为伪还需要不少其他前置条件同时成立，如：判定《汉书》的内容更“好”、更“有逻辑”；
认为《大宛列传》可能保存了一些已佚原本的“片段”(8)Hulsewé, “The Problem of the Authenticity of Shih-chi Ch.123, the Memoir on Ta Yüan,” p. 101.，等等。加拿大学者蒲立本（E. G. Pulleyblank，1922—2013）对此提出尖锐批评，认为何四维与鲁惟一的论证是一种典型的“特设假设”（ad hochypothesis）(9)按：特设假设，即为了防止某理论被反证而强加的假设。此假设仅适用于此理论，其设置是为了使理论之可证伪性降低而不被推翻，或不经修改即能将此理论适用于无法解释的情况。，“虽不能被反驳却有违常识，其产生仅仅是为了免于攻讦”。(10)E. G. Pulleyblank, “Book Review: A. F. P. Hulsewé, China in Central Asia, the Early Stage: 125 B.C—A.D. 23.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Chapters 61 and 96 of the 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M. A. N. Loewe,”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3.2 (1981): 283.
何四维的论证虽未获得广泛认可，但海外学界仍不乏质疑传统史汉关系的声音。美国学者韩大伟通过分析史汉《匈奴传》，同样认为《汉书》记载更为古老，较之《史记》更具参考价值。
与《大宛列传》的情况不同，史汉《匈奴传》同一历史时间的记载从内容到结构都高度相似。此前学者普遍认为《汉书》基本“全袭”《史记》，只是进行了内容补充并另作论赞。韩大伟进一步指出，史汉《匈奴传》的相似是在叙述主题（logoi）(1)韩大伟在此借用了希罗多德研究中logoi（单数形式为logos）概念，意为“故事（stories）”或“论证（arguments）”，即围绕同一主题、互为关联的记载。David B. Honey, “The Han-shu, Manuscript Evidence, and the Textual Criticism of the Shih-chi,”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CLEAR) 21 (1999): 68.层面上，而非语文学（philology）层面。他认为组成《匈奴传》的是以下五类独立的叙述主题：民族志主题（Ethnographiclogos）、历史主题（Historicallogos）、组织基础主题（Foundationlogos）、文化内容插叙（logosof Cultural Digressions）、战役与外交主题（Campaign and Diplomaticlogoi）。
从这一角度出发，韩大伟指出何四维与鲁惟一否定《汉书》承袭《史记》是不恰当的。在他看来，既然《史记》中已然存在一个记载匈奴历史的叙述系统，《汉书》没有理由一定要另起炉灶，甚至放大至整个汉代的历史书写可能皆是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在采信史料时应优选成书时间靠前的《史记》。
韩大伟此论与一般的史料选取标准明显相左——既然承认《汉书》是在承袭、补充《史记》的基础上晚出的，那为什么不首选参考更近似一手材料的《史记·匈奴列传》呢？韩大伟的解释是：虽然《史记·匈奴列传》成书在先，但其文原貌在后世不断传抄的过程中发生了更多改变，反而是直接袭录《史记》原文的《汉书》保留了更多该篇的原貌。乍看起来，这与何四维与鲁惟一认为《汉书》更古老的观点非常相似，但韩大伟的论证方法与前者却相当不同。
从信息理论（information theory）来看，一则文献是由其表达的信息与承载该信息的语言符号这两部分组成的。上文提到史汉《匈奴传》的历史叙述主题，即信息。史汉记载在这一层面的差异不大。而具体的史汉异文，则是符号表达上的不同。韩大伟将《史记》较之《汉书》的具体差异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正字使用 的 简 化（orthographical simplification）、词 汇使用的简化（lexical simplification）、语法的清晰 化（grammatical clarification）、语 义 的 清 晰化（semantic clarification）、致力修复文本上的损坏与错误（attempts to repair textual corruption or error）。(2)Ibid., pp. 81—86.
举例而言，《史记》载“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汉书》则记为“少长则射狐菟，肉食”。其中，“兔”为“菟”之正字简化，“用为食”为“肉食”之语法清晰化。再如，《汉书》中载“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史记》将“其先”记为“其先祖”；
《汉书》言“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字”，《史记》将“而无字”记为“而无姓字”。这些都是语义清晰化的例子。(3)《史记》，第2879页；
《汉书》，第3743页。
中国传统史学一般认为，班固袭录《史记》原文时因崇古而修改了原有用词，从而导致“《史记》多俗字，《汉书》多古字”(4)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第4册，广雅书局，1893年，第111—114页。的结果。韩大伟不同意这一观点，并指出现存的宋前《史记》抄本（尤其是日本所存之抄本），其词语用法更多地契合传本《汉书》而非传本《史记》。
以一则史汉《匈奴传》异文为例。
《史记》：匈奴骑，其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駹马，北方尽乌骊马，南方尽骍马。(5)《史记》，第2894页。
《汉书》：匈奴骑，其西方尽白，东方尽駹，北方尽骊，南方尽骍马。(6)《汉书》，第3753页。
《史记会注考证》于此注曰：“枫、三本、《汉书》青駹乌骊下，皆无马字。《类聚》、《御览》引《史》亦无。”(7)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第4522页。《史记会注考证校补》补言：“南化、枫、棭、三，无马字。”(1)水泽利忠：《史记会注考证校补》，台北：广文书局，1972年，第3077页。按：幻云南化玄兴直江兼续旧藏上杉隆宪藏南宋庆元本欄外校记，称为南化本；
枫山文库旧藏宫内厅书陵部藏本，称为枫山本；
狩谷棭齐旧藏宫内厅书陵部藏本，简称“棭”；
三条西实隆公自笔宫内厅书陵部藏本，称为三条本。韩大伟认为这类语文学上的证据（philological proof），比之单纯从行文角度分析《史记》为何要补缀“马”字(2)如王念孙所论：“青駹乌骊下本无马字，后人依上下文加之也……皆五字为句，其马色之一字者，则加马字以成文。两字者，则省马字以协句。《尔雅·释地》之说八方，东南西北之下，皆有方字，而东南西南西北东北之下，皆无方字，例与此同也。后人不知古人属文之体，而于青駹乌骊下各加一马字，则类于词矣。”王念孙：《读书杂志》卷3，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第32页。，更易令人信服。
韩大伟指出，史汉异文整体中有大量类似的衍字情况，历代考据多以“汉书无”作为某字“衍”或“疑衍”的依据。虽然没有《史记·匈奴列传》的抄本流传至今，但仍可推想《史记》在流传早期更类似现本《汉书》。
实际上，国内学者贺次君就史汉异文早有类似观点：“余初读《史记》，见郦道元《水经注》及唐、宋诸类书所引，多与《汉书》相符而与今行各本不同，窃疑班固取《史记》文字以入《汉书》，并非有意增损，特古今传本有异耳。”(3)贺次君：《史记书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4页。后来学者也多有附议。(4)如：“（《史记》）唐写本与宋本异文，往往与《汉书》同，以此可正宋本之误。”张玉春：《日本藏〈史记〉唐写本研究》，《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年第1期，第60页。因此，到底是班固将《史记》的语言凝练化、返古化，还是《史记》的原始“面貌”更多地保存在《汉书》之中呢？显然，韩大伟认为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至此我们不免疑问，以《史记·匈奴列传》单篇推至《史记》汉代整体皆不如《汉书》记载，是否足够充分呢？实际上，由于存世的《史记》早期抄本极少，通过广泛比对来证实这一论点几乎是不可能的。韩大伟也意识到这一点，并转而向西方古典文献学研究（尤其是《新约圣经》抄本研究）寻求理论依据。
韩大伟通过征引欧美古典学研究，补充阐释了上文提到、被何四维视作默认原则的difficilior lectio potior校勘原则：
鉴于传抄时对文本必然有所破坏，无意中的讹误与有意的简化皆会导致某些特定类型的文本改变，这自然也是一种合理的假设……（因为）传抄者倾向于——有时候是有意，有时候是疏忽——将文本中佶屈的古老语言形式去除，或简化处理那些他们无法把握的复杂思想活动。(5)L. D. Reynolds and N. G. Wilson, Scribes & Scholars. A Guide to the Transmission of Greek & Latin Literature, 3rd Ed.. Oxford:Clarendon Press, 1991, p. 221.
但是我们又不免疑问，这一原理可以被直接嫁接在我国传统文献的研究中么？毕竟，《圣经》校勘学中的“传抄者”（scribes）一般对抄写内容的理解程度极其有限，《史记》《汉书》的早期抄本则只在知识阶层内部传播。这里是否存在一个适用性问题呢？再则，依据少量传世抄本中的衍文去判定传抄中普遍存在“污染”，是否称得上论证充分呢？这些都有待进一步讨论。
《史记》与《汉书》之间的承袭关系，原本是史学史及文献学史中无需多辩的结论。为什么部分海外研究者投入了如此之大的精力去论证这样一个颠倒的论点呢？窃以为有三方面原因：
其一，并未深入把握学术史及其时代背景。任何学术观点的产生都会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甚至有的观点本身就是特殊社会历史环境塑造出来的。何四维曾多次强调崔适结论的正确性，却并未提及《史记探源》的今文经学背景。虽然崔适在该书中不乏有益见解，但部分其斥之伪作的篇目，或只有寥寥几笔解释，或只是直接给出结论，并未提供让人信服的论证。《大宛列传》的情况便是如此。因此，国内《史记》学与史学史研究一直倾向将《史记探源》定位成一个有特殊时代色彩的研究成果。加拿大学者蒲立本也曾指出：“仅仅在本世纪初——那时中国学术传统整体都在遭受十分激进的怀疑——才出现了《大宛列传》原文已佚、现本为《汉书》相应篇章之重构（而非反之）这样的观点。”(1)Pulleyblank, op.cit., p. 282.当然，从有所怀疑到展开论证是学术研究的自然历程，但深入把握前人观点的学术背景，无疑可以少走弯路。
其二，论证中过于依赖个别观点、个别证据。何四维与鲁惟一之所以认定现本《大宛列传》并非原文，至关重要的一条依据即王念孙在《读书杂志》中指出《汉书·张骞李广利传》的错简。但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错简的认定基于语义理解。(2)如日本学者榎一雄即反对该段有错简。榎一雄：《史記大宛伝と漢書張騫·李広利伝との関係について》，《东洋学报》1983年第64卷，第27—30页。如徐朔方认为《大宛列传》中“骞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等句也是错简，后来也受到不同学者的质疑。(3)详见徐朔方：《徐朔方集》第5卷，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66—167页。许勇强、李蕊芹：《〈史记·大宛列传的错简〉献疑》，《科教文汇（下旬刊）》2008年第2期，第161页。何四维与鲁惟一仅仅依据王念孙的错简论断，将错简内容共69字与出土汉简大多约长23.1厘米相联系，便推测《汉书》原文被写在每支大约23个字的竹简之上，并以23字一支简作为标准尝试复原，自然难逃批评。而韩大伟的论证，由于抄本所见异文的实际数量并不多，他也未将考察范围推广至史汉《匈奴传》以外的其他篇目，因此只能视作有待考察的一家之言。
其三，对近代以来疑古思潮的范畴、内涵理解不到位。声势浩大的疑古思潮催生了许多享誉海内外的研究成果，但对疑古的反思也贯穿始终。如王国维通过甲骨文卜辞考证《史记·殷本纪》的记载，极有力地维护了早期史学文献的可信度。近代古史辨伪的核心关注在于上古史，而《史记·大宛列传》《史记·匈奴列传》大部分内容属于西汉的现当代史，偶有质疑也并未形成广泛影响。诸如《史记》原文曾经散佚的观点，早已被陈直等学者驳斥。(4)陈直：《汉晋人对史记的传播及其评价》，《四川大学学报》1957年第3期，第44页。
疑古思潮的核心精神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部分海外研究者立论鲜明大胆，但论证的严密程度欠奉。当然，言之成理的观点，都可以作为合理假设存在，但涉及类似化用西方古典学理论的适用性问题等，则需尤为审慎。
需要强调的是，海外汉学家的思路与方法，尤其是他们擅长的跨学科方法，值得我们积极借鉴。《史记》《汉书》归根究底是社会历史的产物，研究历史文献应从促成它们的方方面面入手，即采用跨学科方法。在近代古文献辨伪中大放异彩的历史语言学方法，便是值得称道的典型例子。20世纪70年代，西方语言哲学的兴起促使叙事学、符号学、信息学理论进入历史文献研究中，催生了文本分析、传播形态等多种新兴议题，开拓了传统文献研究的视野与维度。诸如史汉关系这样看似陈旧的命题，也被学者从不同角度再次挖掘，无论是否真的推陈出新，都极大加深了我们对历史文献、传统文化的认识。
海外研究者的观点与方法是在其学术传统中逐步产生的。想要进行高质量的中外学术交流，必须对彼此的学术史进行全面、深度的回顾。从这个角度来看，即便对方得出的结论欠妥，甚或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该忽视这些海外汉学成果。通过梳理海外汉学发展的曲折历程，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代海外汉学的趋势与内涵，也为深入开展交流、促进对方了解我国学术传统与现状发挥积极作用。
我国新时期的史学研究强调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学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在这个意义上，反思海外汉学的长处与不足将有利于深入理解、批判继承我国的传统学术，促使海外汉学研究真正成为中外交流的基石、学术进步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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