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琼， 肖 欢， 罗先婧
(1 湖北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8；
2 新疆建设兵团五师八十八团， 新疆 博尔塔拉 833500)
后次贷危机时代，各国更加重视商业银行由于资本储备金过大而引发的潜在风险，我国银行监管机构也针对资本充足率提出了附属资本不得超过核心资本比重的100%要求。同时，供给侧结构调整、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等都对商业银行业绩产生了消极影响。如何在现有资本结构约束下提高融资效率就成为商业银行密切关注的问题。本文旨在通过研究商业银行资本结构对融资效率的影响，为商业银行的资本结构调整策略提出方向。
对融资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学者们分析了股权垄断和盈利能力对融资效率的影响。吕旭[10](2014)使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发现，股权垄断使大股东一人独大，小股东对于大股东的约束力十分有限。在此情况下，大股东具有了任意处置融资所获得的资金的能力可能导致大股东出于自身的原因作出主观判断，造成低效率和不顾成本的决策，以致出现上市公司的融资效率偏低、资源浪费情况。曹翠珍等[1](2021)通过DEA-Malmquist方法以及构建回归模型，得出盈利能力与融资效率更进一步的结论：企业营业收入增长率较高，更容易获得投资者的青睐，从而具有较高的融资效率，因此银行绩效、盈利能力与融资效率是正相关的。
中国学者以不同行业作为研究样本，发现融资效率与国有股比例、股权集中度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负相关(吴楠和姚金枝[8]，2015)。目前尚没有直接文献研究商业银行资本结构与融资效率之间的关系，但对于资本结构与商业银行经营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却层出不穷。张少岩[11](2017)发现国有股比例过高，在总体上形成绝对控股，会导致决策民主的丧失，进而导致管理层工作效率低下、工作主观性过强，从而使得银行经营绩效受到消极影响。同时，国有股比例过高会导致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对财产的剩余控制权以及剩余索取权不相匹配，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产生负面影响。李三杰[12](2016)和王贞秀[13](2017)的研究发现，商业银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经营绩效正相关，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与经营绩效负相关。而陈安等[7](2016)的研究结论正好相反，因为依据所有权理论与委托代理理论，如果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增加，直接导致小股东的比例减少，接入小股东对大股东的意见决策影响程度就会变小，间接导致银行内部监督机制逐渐空洞化，负向影响商业银行经营绩效。
王贞秀[12](2017)认为，附属资本作为总资本的一部分，是更灵活的资本形式，附属资本的增加会使总资本从总量上扩大，使得资本充足率提高，尤其是附属资本的特殊性使银行在经营上更灵活，对于融资方式的选择也可以更加多样化。
根据以上文献，本文提出两个假设。
假设1：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商业银行的融资效率存在反向影响。
股权集中度是衡量公司的股权分布状态的主要指标，也是衡量公司稳定性强弱的重要指标。而作为股权集中度的代表因素，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于融资效率的影响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第一大股东在决策层面和治理层面来影响银行实际生产经营活动。一般来说，当第一大股东一股独大时，会出现话语权过重的情况，导致其他股东发言权少，在进行银行未来发展规划时，小股东的想法无异于蚍蜉撼树，胳膊拧不过大腿，而且一旦出现大股东有为一己之私妄图占有其他股东利益情况时，银行的内部监管体系实际是被架空的。当银行处于这种决策不科学、效率不高的情况下，融资效率和盈利能力都会受到负面的影响。
假设2：附属资本对商业银行的融资效率存在正向影响。
附属资本由未公开储备、重估储备、普通准备金、长期附属债务构成，其并不直接影响融资效率。第一，影响融资后的资金合理配置。附属资本中的优先股，有固定的时期限制，重估储备更是作为商业银行固定资本来抵御危机的重要资金。如果附属资本增加，商业银行可用的资本金会相应减少。基于风险考虑，决策者对于风险过大的投资行为会更加谨慎，这有利于商业银行经营的安全性，促进商业银行以更加严格的态度理性配置投资及其他高风险业务；
其次，影响融资决策。当附属资本比例达到一个临界值，商业银行的破产风险也在增加，不论是经营者或是股东都会对此有所警觉。为了避免自身利益受损，管理层会在融资决策时考虑具体的融资方式，通过多元融资渠道降低风险，优化资金配置。第三，附属资本的扩大不仅不会影响股东原本持有的股份，而且会带来财务杠杆效应，对提高融资效率是非常有利的。
本文选择我国14家商业银行2010-2020年的数据，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附属资本占核心资本比例两个角度展示商业银行资本结构现状(表1)。文中所有数据主要来源于网易财经，一部分网易财经缺失的数据则来自各大银行官网的年报资料。
表1 2010-2020年商业银行资本结构 %
从各商业银行第一大股东持股占比情况看，14家银行的均值是34.68%，说明我国商业银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整体上偏高，而且变动幅度较小。中国银行、平安银行、中信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广发银行这6家银行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均在40%以上。其中，第一大股东持股占比最高的银行是中信银行，达到了65.37%；
其次是中国银行64.02%，都在60%以上，而中国银行作为国有商业银行，第一大股东性质也是国有，这个占比符合国有企业的特征；
中信银行作为股份制银行，第一大股东持股占比在15年之后呈现下降趋势。
除广发银行和招商银行略有上升外，其他银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总体呈下降趋势，说明几乎所有的商业银行都在慢慢降低第一大股东持股占比，短期的趋势变化一般是由于政策变化和市场整体环境变化所导致。近年来，银行业在政策上确实出现许多调整，加之国内股市环境也发生了较大变化，都是可能导致这14家商业银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整体下降的原因。
从附属资本占比上看，附属资本占核心资本平均比例为24.21%。其中，最高的是广发银行，达到了45.37%；
其次是民生银行，达到了35.67%；
华夏银行也达到了30.34%。其他商业银行都低于30%。建设银行这一指标为13.28%，作为国有银行表现并不出色。监管要求附属资本占核心资本比重不超过100%，而数据显示我国商业银行附属资本占核心资本比例最高才达到45.37%，远低于监管要求，说明我国商业银行在利用附属资本来提高资本充足率方面还有很大空间。
3.1 变量选择
3.1.1解释变量本文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1)以及附属资本占核心资本的比例(TCR)来表示商业银行资本结构。其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是指商业银行中持股数量位于第一位的股东具体持股数量占总股数的比例。一般来说，股东的持股比例越大，在股东大会时投票表决的权利会更大，进而对商业银行实际的控制力也会更大。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记为T1，T1=第一大股东持股数/总股数。
附属资本是指商业银行除了核心资本以外的其他资本。从核心本质上来说，附属资本是长期债券，是银行的长期债务，TCR=附属资本/核心资本。
3.1.2被解释变量本文选择2010-2018年数据，采用DEA方法测算14家商业银行的融资效率(记为TE)，见图1。
图 1 2010-2020年综合效率趋势
DEA 方法有以下的特点：1)适用于两个以上投入输出变量的有效性综合评价问题；
2)不用自己设置每个比例的权重，实际是用决策单元的输入输出实际数据求得最优权重，排除了很多主观因素；
3)DEA方法假定每个输入都关联一个或者多个输出，且输入输出之间存在某种联系，但是不用直接将各个数据的系数以及具体的关系式表达出来。
利用SPSS软件对数据进行正向化处理，利用DEAP2.1软件测算融资效率。
本文将银行的融资规模、融资成本、债务融资作为投入，分别用总资产、利息支出、总资产收益率来表示；
将收入水平和未来成长能力作为产出，分别用净资产收益率和主营业务收入来表示，测算结果见表2。
表2 2010-2018年14家商业银行综合效率
3.1.3控制变量根据李三杰[12](2016)的研究，存贷比(LDR)从成本和风险两个方面来影响商业银行的融资绩效，故将其作为控制变量。
3.2 建立模型
建立两个实证模型：
TEi，t=β0+β1T1+β2LDRi，t+ε
(模型1)
TEi，t=β0+β1TCR+β2LDRi，t+ε
(模型2)
其中：TE是被解释变量，表示融资效率；
T1是第一大股东持股占比；
TCR是附属资本占核心资本比例；
β0是截距项；
ε是误差项；
i表示第几家银行；
t表示具体年份。
3.3 模型设定检验
表3是F检验结果。可以看出，两个实证模型的回归方程在 1%的显著水平下均拒绝原假设，而F检验的原假设是指混合OLS模型，备择假设是固定效应模型，根据F检验的结果是拒绝原假设，因此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表4是Hausman的检验结果，发现在5%的水平下显著，两个模型均拒绝原假设，Hausman 检验的原假设为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估计量不存在显著偏差。
表3 F检验结果
表4 Hausman检验结果
根据F检验和Hausman检验结果，本文最终选择建立固定效应的面板模型来进行方程拟合较适合后续的数据分析。
3.4 多元线性回归结果
根据建立的固定效应面板模型，运用STATA软件进行回归分析。表5是两个模型的回归结果。
表5 各模型回归分析结果
回归结果显示，第一大股东持股占比对融资效率的影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负相关，说明我国商业银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增加，则商业银行融资效率会因为这个因素降低；
附属资本占核心资本比重对融资效率的影响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正相关，说明我国商业银行附属资本占核心资本比重增加，则商业银行融资效率会因为这一个因素提高。这验证了前面的假设(1)和假设(2)。
3.5 结果解释
1)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商业银行的融资效率存在反向影响。第一大股东持股的比例逐渐提高，小股东们对大股东的约束力就变小。虽然商业银行监管体系是为了防止“一股独大”造成银行内部产生权利相互倾轧、内外部的贿赂这些情况出现，但是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过大实际上会导致整个银行内部监督机制形同虚设。在股东大会上，在决策中的“一言堂”与决策科学民主形成了矛盾，直接带来的危害就是决策失误，并连带产生管理层消极工作等问题。这些问题都会影响银行未来的融资策略进而影响融资效率。
2)附属资本占核心资本比例对商业银行的融资效率存在正向影响。附属资本比例在不超过核心资本100%的情况下，带给商业银行的财务风险和投融资风险是比较低的，其作为商业银行相对稳定的资本也具有一定抵御风险能力，所以在实证中会表现出正向相关是正常的。
1)商业银行要控制调整股权集中度，促进股权结构更加完善
股权过于集中不仅是影响管理层治理、影响银行内部监管体系的道德问题，还会影响整个银行的经营绩效和融资效率，商业银行应给予重视，合理优化股权结构。
2)合理增加附属资本的比例，丰富筹资的途径
历年来，我国商业银行附属资本与核心资本的比例的均值为24.21%，较100%的上限还存在着很大差距，说明商业银行在充实附属资本方面仍有较大空间。商业银行可以在符合监管要求的情况下，根据实际承受能力合理配置优先股和混合资本债券的发行数量，同时降低由于银行间互持次级债券带来的风险，避免将风险留在银行业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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