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伟明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要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这深刻阐明了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方向，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南。就民主而论，民主的实现方式是多样的，不可能千篇一律，这是由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决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立足于人民本位，把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建立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其科学有效的制度安排和具体现实的民主实践，实现了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要深刻理解中国制度的优势，就应从比较视野中去观照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从而找出“中国之治”的制度密码，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奠定重要的制度基础。
在代议制民主的预设中，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实现人民利益是现代民主的本意。西方自由民主奉行政治多元主义，不同党派的竞争与对立是自由民主的常态。政党竞选获胜的前提是拥有足够的资本，选民的偏好也将在资本的掩盖下朝着有利于资本拥有者期望的方向发展。这样，整个竞选过程将演化成一场“顺从民意”的“民主”过程。西方自由式民主坚持以资本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在很大程度上使民主运行因“隔离民意”而背离民主原本价值，这就不可避免地走向“资本当家作主”的后果。在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由中国共产党创造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民主形式。这种制度设计能够更好地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
表达人民意志还是表达资本意志？在西方，所谓代表全民的议会不过是资本家的工具。“‘竞争—票决式’民主政治体制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政治领域中的投影。”1鲁品越：《关于当代民主制度的问答（上）》，载于《思想理论教育》2014年第11期。西方民主一直都是与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意味着，只有资本拥有者——“少数人”的意志才能在民主政治运行中得以表达，这是西方民主政治确立的基本逻辑。这种逻辑必然在民主实践中导致偏离或违背“人民意志”的结果。正如马克思所言，“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2、411页。西方民主制度实质上只是人民利益的一种虚幻的象征，在现实中是无法真正代表人民意志的。尽管西方国家法规明文规定公民享有平等参与竞选的权利，但是那些被选为议员的候选人要么自身拥有足够资本，要么得到大资本家的资金支持。而那些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民众将因缺乏资本支持而无法进入到议会。因此，资本成为民众能够进入议会讲坛的“门票”。西方自由式民主在这种实践逻辑下演化成少数资本家的“权力游戏”，而人民的利益诉求则在这种民主游戏中直接被过滤，从而也导致“隔离民意”的价值背离。
表达人民意志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指向。全过程人民民主则从实践中体现出“对多数人意志尊重”的特性。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2、411页。全过程人民民主本质上是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是以实现最广大劳动者的利益为目的的民主形式。在我国，人民代表是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因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的平等而实现了平等的转让和委托。因而，人民与参选人之间是“委托”和“受托”关系。“即公民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自己意志和利益的‘代言人’，被选者是受人民的权力委托来管理国家的。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决定在我国候选人之间根本不存在因代表不同利益集团而进行权力争夺的问题，他们都是本着向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做人民公仆的态度来接受人民的挑选的。”4邱敦红：《中西民主政治论》，中国工人出版社1993年版，第249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完成权力的“委托”之后，当选人只是扮演实现人民意志的执行者角色。在我国，一旦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制定下来，就有坚决拥护它的人去加以执行。相比于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竞选制度，这种“委托”和“受托”的选举制度更能体现民意。
保障人民权益还是保障资本家权益？在西方选民资格的条件中，资产是最重要的因素。“公民必须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或拥有一定数量的资产、或交纳一定数量的赋税，才享有选举权”5徐育苗：《中外选举制度比较》，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59页。，而选举权又是公民维护自身权益的“护身符”。本质而言，西方自由式民主是由资本所控制的“金钱民主”。在西方多党制度下，依然是资本精英控制着社会的公共权力。私人资本“通过选举民主的幌子掩盖了其背后的资本运作。事实上，各大资本集团以捐助的形式选择和支持更好维护其利益的代理人参加竞选，代理人当选后再按照资本占比‘论功行赏’”6冯颜利：《全过程人民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载于《当代世界》2021年第8期。。这就形成了西方民主背后权钱交易的刚性逻辑。选举制度只不过是大资本集团控制公共权力，以保护和扩大自身既得利益的工具。“他们总必须先有财富和权力的等级，这样，才能在他们的利益法则、财富法则之上，套上全体人民的平等权利这一面具，假惺惺地挂出为人民谋福利的牌子，然后将剥削和压迫的法则强加到人民头上。”7[法]雅克·郎西埃：《对民主之恨》，李磊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导读第8页。因此，这种民主制度很难真正体现民主政治的本意，人民权益也就无法得到保障。
保障人民权益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依归。在我国，国家权力不是为资本服务的，而是为人民服务的。一方面，全过程人民民主最大限度地拓展了民主的范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8《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65页。社会主义民主中，人民享有权利的广泛性，人民不但享有参与政治生活的基本权利，还享有参与社会生活的广泛权利。在我国，中国共产党通过对人民意志的高度整合和集中表达，以民主制度的方式来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最大化，从而保障人民的根本利益。另一方面，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保障人民权益。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全方位的制度建构保障和实现人民的权益。通过经济民主保障人民的财产权益；
以政治民主保障人民的主人地位；
以文化民主保障人民的精神生活；
以社会民主保障社会公平正义；
以生态民主保障人民的生活环境。在民主实践中，通过选举民主保障人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通过民主决策保障人民的利益得以维护，通过民主管理保障人民的意志得以尊重。保障人民权益诠释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激发人民创造还是由少数人治理？在西方，民主的设计者是那些被授权为他人定计划、作决定的精英阶层。这些精英阶层要么本身就是资本拥有者，要么受制于金融寡头或大财团控制。由于群众与精英接受的教育不同，因而他们对待自由或民主的态度是不同的。正如李普塞特所说：“许多因素可以助长下层阶级个人的集权主义倾向。”1[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张绍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5页。可见，西方民主制度的准则或是国家政策最终是由少数人来决定，而不是多数的民众来决定。也就是说，西方民主的准则不是依靠民众治理来完成，而是在精英治理下保存下来。“政治被划归到一个单独的领域，该领域由职业政治家所占据，由政党精英加以组织，并由技术性话语和行政人员官僚实践予以保障，它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与广大公众绝缘的。”2[英]保罗·金斯伯格：《民主：危机与新生》，张力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29、25页。比如美国，国家“政策的变化并不是通过人民的要求来实现的。公共政策的变化与革新之所以发生是由于精英们感受到了对制度的威胁，因而发起改革以保持这一制度及其在该制度中的地位”3[美]托马斯·戴伊、哈蒙·齐格勒：《民主的嘲讽》，孙占平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56、213页。。西方式民主是由精英制定并反映其价值观和志趣的制度设计。
激发人民创造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底色。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强大生命力缘于民主实践的人民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六中全会上指出：“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是我们执政的最大底气。”4《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95页。在我国，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民主的发展是难以想象的。“中国人民参与政治的格式起了数千年以来第一次的根本变化，农民及贫困大众下层阶级都变成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角色……更重要的是这个大众参与政治形式的变化，正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高度民主不可缺少的基础。”5邹傥：《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和微观行动角度看》，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5页。毫无疑问，广大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参与是推动着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根本动力。中国共产党将党的方针政策与人民意愿结合起来，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创造适合我国国情的民主制度和形式。围绕着人民群众利益的表达与实现，积极吸纳民众参与的经验和诉求，逐步形成了有村（居）民委员会选举的选举制度、“民主恳谈会”的协商民主形式，还有村民代表大会的决策民主形式，等等。可见，我国民主制度的创新与发展大都来自群众首创。在尊重和激发人民群众主体精神的作用下，全过程人民民主焕发出强大的生机活力，并显现出独特的制度优势。
民主价值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以实现。西方自由式民主坚持以资本为中心，使得大部分民众被排除在民主之外。这就决定其因只对资本少数负责而导致民主实践中出现的制度残缺、形式窄化和过程虚化的民主“异化”问题。与西方式民主不同，我国的人民民主是“全过程民主”。“全过程民主”不是某个时段、某个场合、某些问题上才有的“间歇性民主”，它贯穿于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全过程，确保人民民主权利的全过程、全方位、全领域的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制度全覆盖、形式全方位和过程全链条，是对西方民主“间歇性”形式参与的实践超越。
参与制度的全覆盖：确保人民参与的广泛性与真实性。授权公权力与政策选择是民主政治的基本活动，它们通过民众的广泛参与从而获得程序的正当性。在西方，“统治和决策活动乃是议员们的职责，公民们的任务只不过是偶尔但定期地选出那些议员罢了”6[英]保罗·金斯伯格：《民主：危机与新生》，张力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29、25页。。民众的政治参与被局限在选举环节，而公共决策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广大民众绝缘的。“选举使民众有权选择公职人员，但不能左右公共政策。”7[美]托马斯·戴伊、哈蒙·齐格勒：《民主的嘲讽》，孙占平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56、213页。因而，西方民主非常重视选举制度和程序的设计，而对于民众更在意的公共决策的制度建构则是缺失的，西方的审议活动被限定在议会之内，民众直接参与的协商领域更是很少涉及。“在一个代议制体系中，代表只为被代表团体的多数派的利益而发表意见或投票，该团体的少数派在全部决策过程中完全没有被代表。”8[英]安东尼·阿伯拉斯特：《民主》，孙荣飞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0页。这是因为自由主义只在意从制度上保障个人权利，而不关心在这种制度下民众的利益是否得到真正的维护和实现。这种自由式民主因制度建构的残缺性，无法保障广大民众的真正利益。
民主制度运行与民主实践过程是相统一的。完整的民主参与制度是民主实践的基础。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对政治参与制度的全覆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证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通过依法选举、让人民的代表来参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是十分重要的，通过选举以外的制度和方式让人民参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也是十分重要的。”1《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74页。我国不仅建立了科学完整的选举制度，还实现了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安排和程序化设计相结合。为了使民众能够参与政策选择的过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在参与制度层面已初步形成“政治协商制度、社会协商制度和基层协商制度，这三大制度有效构成了政治精英、社会大众与专家和基层群众三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体系”2陈炳辉：《国家治理复杂性视野下的协商民主》，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同时，协商民主形式也“逐步形成了从政党到国家、从国家到社会、从中央到基层的全方位的协商机制，协商的功能也突破了政治协商的界限，延展至公民权益维护、社会权益分配和公共产品供给等涉及人民生活的多方面内容”3郑慧：《中国的协商民主》，载于《社会科学研究》2012年第1期。。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制度层面的建设为人民参与政治和社会生活提供重要的制度保证，从根本上保障了人民群众的政治利益。
参与形式的全方位：实现人民参与的科学性与多样性。在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框架内，以竞争性选举为核心的政治参与只是保障民主制度能够正常运行的最低限度要求。这种民主的核心就是领导者在定期的、自由的选举活动中通过竞争获得人民的选票。一旦统治者和管理者经由选举产生，那么民众对民主管理和民主决策就没有发言权和影响力了。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指出：“英国人民自以为是自由的；
他们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的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了。”4[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21页。选举制度不但被塑造成自由民主的象征，更是作为民众参与政治从而体验民主的惟一形式。由于资本的限制，民众在这一过程中则会因为效能感的缺失而表现出淡漠的政治态度及行为。“当人们主要是通过投票来进行集体的自由决定之时，他们既不需要知识和技巧，也无须为规划自己的生活而操劳，由此，人民已经习惯于自我压迫。”5[加]弗兰克·坎宁安：《民主理论导论》，谈火生等译，吉林出版集团2010年版，第175页。西方民主参与形式的窄化，加剧了选举制度作为维护政治精英利益的虚伪外衣的手段。
全过程人民民主建构了全方位的参与形式，实现了人民参与的科学性和多样性。它既维持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有效运转，又解决了如何满足人民享有对我国权利的广泛性和真实性问题。就这一点，西方民主是难以企及的。一方面，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形式的科学建构，有效提升民主实践的运作效率。在政治过程中，协商民主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的特色，在嵌入“全过程”的民主实践中及时消除不同的意见和分歧，从而有效地达到利益共识，这在很大程度降低了民主运行成本，加快民主运行的进程。另外，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相结合是民主集中制的重要体现，这种结合可以避免民主实践中议而不决的问题，提升民主运作的效率。另一方面，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形式的多样性建构，能够充分满足人民实现权利的要求。全过程人民民主所涵盖的民主形式和类型较为丰富。既有包括国家机构、村（居）委会和企事业单位的选举民主；
也有包括征询会、听证会、座谈会、恳谈会等多种形式的协商民主；
还有包括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监察监督、群众监督等在内的监督体系。总之，全方位的参与形式不仅体现了对人民利益的尊重和维护，而且使人民能够有效参与整个民主过程，真正实现民主实践的人民性。
参与过程的全链条：推进人民参与的整体性与协同性。列宁曾指出：“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民主是一种残缺不全的、贫乏的和虚伪的民主，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6《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91页。西方民主过程主要体现在选举与选举行为当中，而在此之外，人民一直处于“休眠”之中。特别是在授权公权力与政策选择之间存在着民主实践的断裂，那么碎片化的民主实践导致“在资本逻辑支配的法权逻辑影响下，行权、授权、控权等各环节内容与权力行使方式的对抗性不断加剧”1亓光：《全过程民主：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思维变革与政治逻辑》，载于《社会科学研究》2021年第2期。。虽然西方尝试通过完善选举程序来维持民主运行，但这种民主过程也是不完整的。在整个民主实践中，民主只有在选举的时候才能体现出来，而在民主监督、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等环节中，民众意愿基本上被忽视或搁置一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2《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74页。尽管西方自由式民主在制度设计上强调投票的权利，但因缺乏经常性的政治参与和民主表达导致民主过程虚化的问题。
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人民参与过程的全链条，推进人民参与的整体性与协同性。3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室：《中国的民主》，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3页为了实现人民民主，我国建构了包含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在内的政治过程。一方面，这个政治过程是一种民意表达的闭环结构，实现了民主过程的整体性。这种政治过程囊括了人民政治参与的所有领域，覆盖了人民政治参与的全部阶段，贯通了人民政治参与的所有层级，达成了人民政治参与的整体性。“通过有效的治理将全部空间、全部事务、全部事项、全部项目都纳入到奉行社会主义精神、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之中。”4刘建军、张远：《论全过程人民民主》，载于《社会政策研究》2021年第4期。这就使民意实现过程的各要素和内容联结成系统化的民主过程。另一方面，这个政治过程是一种渐次推进的民主结构，实现了民主过程的协同性。“全过程”的实践环节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以民主选举组成政权机关，通过民主决策、民主协商把人民的利益和要求转化为党和国家的政策，在民主管理的实践中不断落实党和国家的政策，又通过民主监督确保公共权力的依法运行。”5王宗礼、李振江：《全过程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与实践的重大创新》，载于《行政论坛》2021年第4期。可见，这个政治过程不仅实现了民主过程的整体性，还确保了民主过程运行的协同性，使人民意愿能在政治过程中真实地得到表达和实现。
民主效能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质量的重要标准。从工具性角度去观照全过程人民民主与西方自由式民主的效能，更能突出民主效能对国家社会发展的影响。在西方，越来越多采用竞争性选举的国家暴露出“有缺陷的民主”的病症。“有缺陷的民主”是指“那些竞争性选举定期上演如旧，但政治、经济、社会一塌糊涂的体制”6王绍光：《民主四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217页。。“缺陷民主”意味着民主治理的失能，具体表现为国家治理失灵低效，社会秩序的缺失和民众获得感的降低。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真实有效的民主。它通过党的治国理政方式具体地、现实地转化为制度形态、治理机制和人民的生活方式，实现了国家治理的高效运转，社会秩序的建构与呈现以及人民意愿的充分表达与有效兑现。
国家治理高效运转与成效显著。民主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础。从西方民主的现实逻辑看，自由主义民主遵循个人权利主义，强调社会和个人的权利，弱化国家权力。这种制度缺陷的实践后果是导致民主治理活动的碎片化、低效或无效以及治理的不可持续。“以近几十年来发展中国家实现所谓‘民主转型’的经验教训看，西方式民主政体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公民权利和个人自由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经济社会后果，往往还使国家变得虚弱不堪，使国家治理能力严重衰退。”7樊鹏：《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显著制度优势的高质量民主》，载于《政治学研究》2021年第4期。当私人资本进入国家政权，其强大的经济和政治权力，会侵蚀其国家政权，不断弱化国家的治理能力，使得西方制度与治理间的张力加剧，致使国家治理陷入效能低下的泥沼。“拉里·戴蒙德的统计数据显示，2000—2015年间，民主制度在27个国家失灵，当代世界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成熟民主国家已变得愈发功能失调。”8王建新：《国外后民主理论研究：发展脉络、相关争论与学术启示》，载于《国外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发达经济体近十年(2008年到2018年)的平均GDP增长率，远远低于30年(1980年到2007年)平均GDP增长率，且未来总体的增长仍会低于以往水平。9参见[美]利普斯基：《后金融危机十年的持续挑战与应对》，载于《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4期。西方自由式民主没能实现国家的良政善治，因为其缺乏对民主强势方的监督和制约，而且民主决策未能按照民意来实施。
国家治理效果是民主效能的重要表征。在我国，民主实践贯穿于国家治理的各个环节，民主效能则通过国家治理的效果得以呈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1《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269页。国家治理效能是民主制度优势的有力彰显。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实现国家治理高效的关键。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观，将党的主张、国家意志、人民意愿紧密融合在一起，形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有效推进国家制度向国家治理效能的转化。全过程人民民主“有效调节国家政治关系，发展充满活力的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增强民族凝聚力，最大限度避免了牵扯，切实防止了相互掣肘、内耗严重的现象，形成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团结干事的强大合力”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室：《中国的民主》，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42-43、44页。。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民主真正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实现了十几亿人小康社会目标，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
社会秩序与社会活力的构建与呈现。“好的民主，应凝聚社会共识，而不是造成社会撕裂和冲突；
应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而不是导致社会阶层和利益固化；
应保持社会稳定有序，而不是带来混乱和动荡。”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室：《中国的民主》，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42-43、44页。西方竞争性民主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不同团体与政党的零和博弈。这种博弈通过民主程序实现“价值竞争”和“自由选择”，这与西方经济分殊化和文化多元化的社会是契合的。由于不同政党的原则与政策是不同的，甚至存在严重分歧，其政策结果就会产生严重的冲突，从而导致矛盾不断和社会撕裂。“政治分歧切割得极为深入，那么民主似乎可能不再生产互利。它将制造出主要的——而非边缘性的——受益者和失利者。”4[美]罗素·哈丁：《自由主义、宪政主义和民主》，王欢、申明民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02页。导致这种结果的根源在于西方民主在塑造和维护社会共同利益与共识方面存在着先天缺陷。“任何认可政治冲突的国家都冒着这样的风险，社会变得如此紧张、充满冲突，以至于社会的和平与政治的稳定都将陷于危境。”5刘军宁：《民主二十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版，第207页。西方竞争性民主在资本的控制下因对选民的“切割”而必然产生无休止的分歧而出现“共识危机”。
社会秩序与社会活力相统一是高质量民主的结果性呈现。一方面，民主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保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使人民群众全过程参与选举、管理、监督和决策等政治过程，而且将协商贯穿于政治参与的各个环节，有效化解各种矛盾冲突，寻求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特别在民生领域，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民生建设已经成功转化为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机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通过提高人民群众的参与和监督水平，以民主化的方式解决群众的就业、社保、住房、教育和医疗等民生问题，确保社会和谐稳定。另一方面，民主是创造社会活力的重要源泉。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维护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扎根于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活动，通过建构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实践形式，使之成为激发社会活力的根本动力。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尽管我国经历了深刻的社会变革，但并没有出现社会动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过程人民民主能够协调各方利益，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创造了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
人民意愿的充分表达与有效兑现。在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人民不但要有充分表达政治意见的权利，还能在这种民主制度下享有基本的经济保障。在西方，法律虽然在制度上确立了最大限度的公民权利，但是公民所享有的这种权利只是一种抽象的权利。如西方的选举问题，虽然法律规定所有合法公民都可以成为政治候选人，但是最终当选的政治人物都是资本的拥有者或是资本家的支持者。试问，这种民主能在多大程度上真正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呢？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不仅要看人民是否享有自由表达政治诉求的权利，还要看这种民主是否能为民众带来切实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民主在美国只不过就是一整套政治秩序。如果真想让它名副其实，民主就应该为全民福利的提升产生正效应。”6[美]迈克尔·帕伦蒂：《少数人的民主》，张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34页。事实上，西方政客们为获得选票都会宣称上台后的政策将给民众带来福利，甚至会开出各种“空头支票”。“近些年以来，西方国家就是依靠举债来维持这种高社会福利、低税负的西方选举民主制度，当这种举债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爆发债务危机。”1蔡立辉、欧阳志鸿、刘晓洋：《西方国家债务危机的政治学分析——选举民主的制度缺陷》，载于《学术研究》2012年第2期。总之，“选举竞争”被西方标榜为民主的主流标准却在现实中造成了民主的破坏效应。
民主不仅需要看它容纳了多少人民的声音，还要看人民得到了多少实际利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关键在于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人民当家作主，要看人民有没有投票权，更要看人民有没有广泛参与权；
要看人民在选举过程中得到了什么口头许诺，更要看选举后这些承诺实现了多少。”2习近平：《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335-336、335页。可以说，民意是否兑现是评判民主效能的基本依据。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过程既是人民意愿充分表达的政治过程，也是人民意愿有效兑现的实现过程。“在中国，人民的期盼、希望和诉求，从国家大政方针，到社会治理，再到百姓衣食住行，有地方说、说了有人听、听了有反馈。”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室：《中国的民主》，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40、38页。当然，人民意愿有效兑现集中体现在我国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中国经济保持长期稳定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显著改善。中国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超过13亿人、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超过10亿人。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14亿多人民彻底摆脱了绝对贫困，正迈向共同富裕。”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室：《中国的民主》，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40、38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过程人民民主从根本上保障了人民的权利，也保障着人民幸福生活的实现。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必须深刻把握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意涵与时代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坚持的重要理念。”5习近平：《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335-336、335页。透过全过程人民民主与西方自由式民主的全视域比较，能够清晰感受到中国式民主的优势。它对于推动中国式民主话语的建构，彰显“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和推进人类民主新形态的形塑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不断健全民主制度体系，完善参与程序和丰富实践形式，总结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同时要破除西方民主迷信，加强中国民主话语的建构，让全过程人民民主成为人类民主新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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