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景福，黄 江
(1.大连民族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辽宁 大连 116600；
2.铜仁职业技术学院 马列学院，贵州 铜仁 554300)
农、牧、渔、林业是人类文明起源阶段的经济形态，农村的进步、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的幸福程度决定着社会文明的高度。从2013年至2020年我国经过近八年艰苦卓绝的精准脱贫奋斗历程，随着2020年11月贵州省宣布最后9个贫困县正式退出，标志着全国实现了“两不愁、三保障”“县摘帽、人脱贫”的脱贫攻坚目标，创立了人类发展史上彪炳史册的减贫里程碑。
2020年虽然完成了脱贫攻坚目标，但是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民族地区(本文指民族八省区)总体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仍然相对滞后，特别是曾经深度贫困的“三区三州”及最后宣布脱贫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贵州省的多个贫困县，有的贫困群众也仅仅是摆脱了缺衣、少食、难住的“生存型”贫困，仍然面临着“素质型贫困”“发展型贫困”(1)王延中：《中国民族发展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32页。，面临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维护小康社会稳定性的严峻挑战。因此，研究民族地区如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推进乡村振兴是一个紧迫的研究命题，对于民族地区在新发展阶段下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已完成历史使命的脱贫攻坚补齐了“农村贫困”第一个百年目标的短板。当下，举全党全国之力推进乡村振兴是今后几十年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就是要补齐“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第二个百年目标短板。民族要复兴，乡村应振兴，产业必兴旺。有关资料显示，2018年全国脱贫的群众中有74.3%得到产业帮扶，超过90%的建档立卡贫困户获得产业和就业帮扶。(2)习近平：《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0页。产业发展既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前提基础又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和最大后劲。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应做好“特色、绿色”产业文章，充分发挥各地乡村的生态、资源、文化、历史等差异化优势，培育发展特色优质高效的富民兴村产业，构建起现代乡村产业的新发展格局。正如内蒙古在其“乡村振兴规划”中提出的那样，“瞄准农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乡村产业特色化、绿色化、优质化、品牌化，把乳、肉、绒、粮、沙、草等特色乡村产业打造成绿色亮丽的内蒙古自治区名片”；
贵州省正以“一县一业”“一乡一特”“一村一品”模式大力发展中药材、茶叶、生态水产、食用菌等12类乡村特色产业，努力以绿色有机、特色优质、低碳循环发展的现代乡村全产业链体系打造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贵州样板。
乡村是具有自然地理、社会文化、农业经济及生态环境等特征的空间区域综合体，兼具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与多元价值。乡村振兴是实现党的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关键，也是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导向。本文研究民族地区如何实现以市场化、生态化和产业结构高端化的机制推进构建现代化乡村产业体系，推动乡村产业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路径与对策；
探索民族地区如何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实现乡村产业延长与升级的路径，培育乡村特色产业的文化品牌，依托景区增长极和“文化+生态”拓展乡村深度旅游，以及以景区为依托构建“一二三产业综合体”的路径和对策。
现代产业体系是以创新要素为基础，市场驱动和绿色发展为导向，通过区域和产业融合拓展占领产业价值链中高端，并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我国民族地区不少地方是边疆地区、欠发达区、文化特色区和生态功能区，在尊重自然生态规律、市场经济规律和产业发展规律前提下，有必要探索研究民族地区构建高品质现代乡村产业体系的生态化机制、市场化机制和产业结构优化机制的路径选择。
(一)生态化机制
工业化时代，基于物竞天择达尔文法则的企业竞争与经济增长产生了诸多始料未及的负外部性，造成了总体社会福利乃至人类社会福祉的下降。多数气候科学家认为气候变化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最大威胁，如果全球继续以过去几十年的速度向大气中排放温室气体，人类将面临生态环境顶板效应挑战而走向自我毁灭。国际社会及各国政府积极推行绿色新政，各类产业生态化绿色转型成为时代主基调。同时，“绿色主义”成为人们的消费需求主导，乡村产业的生态化、低碳化、体验化与健康化需求成为拉动农业供给侧结构升级的关键动力。
我国25个重点生态功能区有16个位于或部分位于民族地区，比如西南边陲的高黎贡山被誉为世界自然博物馆、植物物种基因库，东北边疆的呼伦贝尔草原则是我国北方重要的防沙固沙、气候调节的生态屏障等。推进产业生态化绿色发展才能实现群众增收，区域经济增长与公众获得环境生态效用的帕累托改进。因此，民族地区应牢牢守住“发展”“生态”两条底线，发扬和传承少数民族传统生态伦理文化，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新发展理念，深入贯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辩证观，及“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观。鼓励和支持农业生产者采用节水、节肥、节药、节能等“减肥增绿”种养殖技术，优先发展绿色生态循环农业，构建起绿色发展的产业链、供应链、生态链，以及低碳生活、绿色消费的社会生活模式，努力实现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共赢”的绿色发展格局，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进一步铸牢祖国大地生态文明的根基。(3)杨玉文，吴爱玲：《民族地区碳排放驱动机制分析及趋势预测》，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只有良好的乡村生态环境才能培育现代化高品质的农、林、水等乡村产业，民族地区才能构建起现代化的乡村产业体系。2020年，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推进“保生态、治伤疤”生态建设与恢复行动计划，人工植树造林近12万亩，退田还林还草近10万亩，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在云南省前列，并获得了国家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州；
生态环境是贵州省“最大的品牌、最大的财富、最大的优势”。近年来贵州省大力推进荒漠化、石漠化、山坡地水土流失等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探索“在石旮旯上培育生态绿色产业(石斛、刺梨等)”的产业生态治理模式，为实现产业生态化绿色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市场化机制
解决贫困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需要政府部门发挥“看得见的手”的帮扶作用，从到户到人的福利性微观角度精准施策；
增加广大群众福利福祉则是普惠性的区域振兴发展问题，需要更多地发挥“看不见的手”的市场调节，构建有助于资源高效配置的效率性宏观市场发展机制，推动区域发展。历史和实践都证明了“要素流动”是经济发展的根源，而保障“要素流动”的关键则是资源要素具有明晰产权保障的市场化机制。具有排他性、收益性及可交易性的产权制度安排，被历史证明是最有活力和效率的市场经济基本制度，不仅防止在资源利用上的“搭便车”现象，有效克服生产中的低效，而且能激励创新，在推动个体收益最大化的同时促进整个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是市场经济能够实现富其国、裕其民的基本原理。
完善市场机制的精髓是好坏别人说了算，选择权在消费者手上。只有让别人受益，自己才能受益，让别人幸福，自己才能幸福。(4)张维迎：《企业家精神与中国经济》，北京：中信出版社集团，2019年版，第280页。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产权制度、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要取得重大进展，充分激发农村发展内生动力”。我国民族地区可发挥民族区域自治的政治优势，强化创新市场制度供给，试点破除要素市场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的政策法规，推进深化土地、宅基地、林地、牧场、湖泊等各类要素的“三权分置”，以“确权+保权+转权”保障要素的经营使用权，使其成为乡村重要的生产资本，进一步推进要素城乡互融互通、自由流动，并吸引社会资本、人才、技术等“上山下乡”，即资源要素的“逆城镇化”流动，推进构建更高质量的现代乡村产业链、价值链。
当衣、食、住等物质性需求得到一定程度满足后，消费者开始追求差异化体验、生态休闲、回归自然、健康养老等精神性需求，需求侧结构升级推动了供给侧乡村旅游业快速发展。云南省“十里不同天的立体气候、百里俗相异的民族风情”成就了其旅游大省地位。文山州丘北县普者黑(彝族语含义是“鱼虾丰美的池塘”)景区由独具特色的湖泊、溶洞、良田、野鸭、荷花等在这里交织沉淀成了一个美丽的田园梦境，成为网红打卡景点，景区内的仙人洞村发展成为乡村旅游特色村寨。村集体通过河塘、土地的“确权+流转”村民变为股民，获得景区经营分红，通过“确权+转权”民房变民宿，村民获得资产性收入，通过“市场机制+乡村旅游”将“绿水青山”转变为当地百姓的“金山银山”，推动了乡村振兴。
(三)产业结构优化机制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经济发展的永恒主题。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是产业不断更迭、结构优化升级的过程，是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同步推进的过程。(5)吴传清：《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合理化高度化和高效化研究》，载《区域经济评论》2020年第2期。只有特色、高品质的供给才会满足需求侧不断升级的消费行为，推动经济增长、百姓增收。随着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的不断演变，现代化农业的内涵特征从功能、产业形态等多层面都在不断丰富和发展。我国农业已经从改革开放之初解决温饱问题的1.0版(粮食农业)，升级到今天乡村振兴时代的2.0版(生态农业)，随着人们多样化需求的演进，农业将由物质产出升级到满足文化、精神、健康需求的3.0版(健康、体验农业)。
与美国的规模农业、日本的精细农业、以色列的旱作农业等模式比较，我国民族地区山多、地少、水丰，高原、高寒以及喀斯特地貌等自然地理和资源禀赋多元化，决定了农牧业产业发展类型及形态的多元化，结构高端的休闲观光体验农业、生态农业和功能农业等表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比如云贵高原的名优茶叶、地道中药材等特色高品质乡村产业等。云南省玉龙县鲁甸乡地处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腹地，曾是茶马古道的重要通道驿站。本世纪初，鲁甸乡由种粮尝试转型发展山萮菜、芸豆、林果等经济作物，收益不高。从2005年开始，鲁甸乡根据自身优良的资源环境、丰富的天然植物药种类等资源禀赋优势发展药材种植业，药材产业的结构效益优势初步显现。经过10多年的努力，目前鲁甸乡的药材产业得到了较大发展，品种增加到30余种，其中秦艽、重楼、木香当属鲁甸药材“三大巨头”，成为多家药企采购优质药材原料的首选。鲁甸乡由“种粮”到“种菜”再转型升级到“种药”，村民由“粮农”到“菜农”再到“药农”和“富农”，土地里的“药香”成为乡村振兴的“良方”。
2021年是我国完成脱贫攻坚并实施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元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使农民获得更多产业增值收益”。民族地区广大农牧区依托差异化资源、特色化文化及自然地理环境，以规模化经营、塑造特色产业区域文化品牌、提升产业价值链、推进乡村深度旅游，以及构建一二三产业综合体等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形成持续增强乡村产业的市场竞争力和创新发展力的新格局。
(一)推进龙头企业“上山下乡”的产业链一体化规模经营
产业链、供应链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经济分工协作网络，不同阶段节点具有不同的竞争力、创新力，也获得不同的收益、附加值和劳动力吸纳。产业链延长、价值链提升将有效促进乡村经济规模化增长，扩大就业岗位，并带动乡村特色产业增产增效。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揭示了发展中国家农村传统、低效的农、牧、林产业和城镇现代、高效的制造业、服务业并存的状况。实践证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实质就是现代化的二、三产业部门不断向乡村扩张延伸，改造提升传统第一产业实现现代化、集约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实现的可行路径是吸引产业链终端企业“上山下乡”，推动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变，同步实现城乡一体化的乡村振兴。产业链延伸是规模化的基础，规模化是品牌化的前提，同时也有利于资源节约、风险防范和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我国农村的基本状态是“大国小农”、人多地少、农业低效，“资源碎片”导致乡村产业往往“一户一店”“几户一社”，“小、散、弱”现象普遍，这是农业低效的重要因素。推动“小农户”与大公司及现代产业融合衔接，围绕价值链布局产业链，有助于打破资源圈地、破解市场封闭，推进产业链主体县域内经营，从而实现乡村产业规模化、现代化。
长期以来，贵州省高品质的农、林产品(茶叶、中草药等)成为一些知名品牌的初级材料、中间品，长期被固化在产业链的“中低端”，陷入“资源诅咒”困局，制约着地方经济增长和百姓增收。2018年以来，贵州省推进构建12个农业特色优势产业，并积极为这些乡村产业筑巢引凤，改善营商环境吸引价值链高端企业落地经营，形成农户加入合作社、合作社牵手龙头企业的“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组织架构，进一步演化形成了“联股联心、联股联业、联股联责、联股联益”的乡村产业规模化经营的共赢机制和增长路径。
刺梨是贵州省乡村特色产业之一，果实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和活性物质，其中维C、SOD(超氧化物酶)、人参皂甙等抗衰老成分是已知果蔬中含量最高的。针对这种“养在深闺”里的小野果有关部门积极牵线沟通，推动广药集团与黔南州惠水县政府于2021年2月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以知名品牌“王老吉”赋能塑造“刺柠吉”刺梨系列品牌，以“品牌落地”的模式实践出了一条可持续、可复制、有特色的乡村特色产业兴旺路径。
(二)塑造乡村特色产业的民族文化品牌
“微笑曲线”理论表明，在产业链诸多过程节点上较高的附加值产生于初始阶段的研发设计、知识产权，及后续阶段的品牌推广等环节。品牌是产品特定标识，代表着产品的信誉承诺、知名度和消费者的忠诚度，是区域乃至国家产业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源泉。有关资料显示，消费者对品牌的关注度在过去的十年间(2010—2020年)从38%提升到70%。品牌具有无限价值，知名品牌可以创造出持续性的市场竞争优势与产业增值、溢价，是推动民族地区“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金钥匙”。
乡村振兴应以产业为先，产业兴旺应以品牌为纲。品牌的灵魂源自文化，源于文化的品牌才是恒久、深入消费者内心的。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具有丰富内涵，无论藏族的佛教文化、穆斯林的清真文化、蒙古族的游牧文化，以及哈尼族的生态循环文化等都与大多数或部分消费者的内心价值观念具有一致性，并蕴含着潜力巨大的产业开发价值。挖掘少数民族文化内涵塑造地方特色产业的文化品牌对民族地区乡村产业品牌建设具有深刻的意义，能提升区域特色产业市场竞争力，推动民族地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民族地区可以文化为牵引，科学规划定位，政府引导、企业主导，协调“政府+企业(协会)+合作社+农户”的分工合作机制，严格审核资质、监管品质、淘汰劣质，形成较高的产业区域公共文化品牌影响力，推进文化和环境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化，使区域文化品牌成为经济增长点、结构升级的支撑点，及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
西藏自治区依托高原圣洁自然生态环境优势和“心灵净土”的虔诚佛教文化，努力构建自治区有机健康食品、地道特色药材、文化旅游业等高端特色产业体系；
贵州省黔东南州从江县侗族群众建构的“稻鱼鸭”生态系统已绵延了上千年，其“稻、鱼、鸭”“共生、共养、共收”的立体生态农业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世界农业文化遗产。侗族核心文化“侗族大歌”以其神奇的多声部合韵名扬世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有关部门和企业把绿色原生态的复合大米与侗族大歌文化相结合，注册并积极培育“侗粮大歌”品牌，推动了从江大米的品牌化和规模化发展，奠定了乡村产业现代化基础。
(三)以景区景点为依托构建乡村“一二三产业综合体”
产业聚集的微观机制源于资源共享(Sharing)、产业链匹配(Matching)和知识学习(Learning)，产业聚集推动结构优化升级的机理就是在契合市场需求的过程中产业资源、知识的共享、学习与演进升级。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曾指出，“人的欲望在数量上是无穷的，在种类上是多样的”(6)[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朱志秦译，北京：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05页。，即人的本性是偏爱差异性和多样性。显然，乡村“一二三产业综合体”，既田园综合体，本质上是多业融合聚集满足消费者不断增长的多重人性欲望的经济体，是市场“看不见的手”的机制(共享、匹配、学习)引导下的产业聚集、优化升级的发展模式。相对于城市经济增长，农村产业发展更有助于减少贫困；
相对于农牧业，服务业发展更有利于乡村振兴。民族地区的绿水青山、特色文化有助于构建乡村“一二三产业综合体”，彰显文化体验、生态康养、休闲三避(避暑、避寒、避霾)等多元价值，推动消费者差异化、多样性的高品质消费需求，推动农牧区以生产主导向“生产+服务业+休闲度假”主导的结构升级，培育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7)中国政府网：《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以全产业链理念拓展产业增值、增效空间，并通过“三产融合”实现“四生兴旺”，即“生产、生活、生态、生意”同步改善的乡村振兴。
内蒙古自治区新巴尔虎左旗按照“回归生态、传承文化、享受自然、体验生活”的乡村旅游发展理念，立足以草原、森林、河湖为代表的自然旅游资源，深入挖掘牧业生态、草原文化、民族与宗教文化、历史文化等资源，将草原、森林、河湖等自然资源与牧业生产、观光、生活体验整体设计和串联，推动休闲牧业与乡村旅游从单一草原观光向生态观光、休闲度假、健康养生、牧业体验、优质畜产品展销、商贸物流等复合型多业综合体转变，实现了牧区多业深度融合、互补互助、协同发展的综合产业振兴，多层面满足游客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下图为内蒙古自治区新巴尔虎左旗以“绿色发展生态化、旅游牵动融合化”原则为指导，以阿木古郎镇和甘珠尔庙为核心构建“一二三产业综合体”架构思路。
图1 内蒙古新巴尔虎左旗“一二三产业综合体”
(四)依托景区“增长极”拓展“文化+生态”深度乡村旅游
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认为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8)詹宏伟：《汤因比“挑战-应战理论”及其对深化“矛盾-发展理论”的启发》，载《理论月刊》2017年第8期。多样性、差异化的少数民族显性文化是稀缺的经济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可推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物质财富消费边际效应呈递减趋势，消费者越来越推崇和追求休闲、康养与文化体验。乡村旅游是以农村旅游资源、农牧产品和乡村休闲服务为基础的现代农业产业的升级版，具有拉动第一产业、联动第二产业和带动第三产业的“综合动力”，被认为是促进乡村振兴的“催化剂”。(9)Dann G M., Anomie S. Ego-enhancement and Tourism.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77,(4).随着休闲旅游的兴起，具有民族历史、多样性文化、村落及原生态的冰川雪山、湖泊、草原和牧场的民族地区农牧区将是开展乡村深度旅游的最佳目的地，可以满足人们对“回归田野、传承文化、享受生态、体验生活”的消费需求和对休闲康养美好生活的表达，并同步实现“农旅结合、以文促旅、以旅富民”的乡村振兴。
经济“增长极”通过“极化效应”促进要素聚集增强，再通过回波效应、扩散效应向周边扩散拉动区域经济增长，实现互利共赢发展。旅游发展的牵动作用有两个方面，一是发挥知名景区的“极化效应”带动周边村庄发展，即景区辐射乡村旅游，形成重点旅游景区景点服务功能外溢与产业的延展；
二是由旅游发展的线路带动两侧村屯服务业发展，服务游客与景区接待所需设施的供给。(10)王敬尧，段雪珊：《乡村振兴：日本田园综合体建设的学习借鉴》，载《江汉论坛》2018年第5期。民族地区可以知名景区景点为“增长极”，深入挖掘周边村屯“生态优、文化奇、山水美”的原始性文化和原生态自然，精准对接游客对休闲度假、田野生态、民俗文化体验等心灵归宿，以及对差异化乡村性新鲜感等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同步牵连带动周边村屯的乡村旅游发展，并努力形成“一点带一线、一线带一面”的地理空间纵深延展的旅游新业态和新发展格局。
贵州省荔波县正以全域旅游带动全域振兴，树立了景城“一体化”建设和景村“融合化”发展的“荔波样本”。下面是荔波“小七孔”知名景区带动周边瑶山瑶族拉片村文化旅游发展的案例。
荔波“小七孔”带动瑶山瑶族乡拉片村民族文化乡村游
瑶山瑶族乡位于贵州省荔波县的西南部，曾经是贵州省贫困顽疾最深的“三山”地区之一。瑶山瑶族属白裤瑶支系，千百年来这个有着苦难迁徙传统的“直过民族”散居于深山老林中，住杈杈房、茅草屋甚至山洞，过着刀耕火种、迁徙狩猎、与世隔绝的生活，一地种上两三年，剥尽地力后又再搬家开荒，俗称“过山瑶”。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瑶山乡还是一个“原始部落”。从上世纪中期到本世纪脱贫攻坚开始，经过多次的搬迁移民大部分瑶族同胞从大山里迁入瑶山乡拉片村，一个位于荔波县瑶山瑶族乡中部的瑶族瑶寨，距荔波县城30公里，距离国家5A级旅游景区荔波小七孔景区仅3公里。
荔波瑶山乡瑶族同胞自身保存着大量远古遗风和白裤瑶文化的原生性，别具一格的瑶族服饰文化、铜鼓文化、陀螺文化、婚丧文化和歌舞文化等为世人所惊叹，“猴鼓舞”“打猎舞”一直得到很好的保护与传承，“猴鼓舞”荣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陀螺竟技项目多次荣获全国少数民族体育运动会金牌，瑶山民间陀螺竟技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2年以瑶山拉片民族村寨和懂蒙民族村寨作为核心景区的瑶山古寨景区成功申报为国家AAA级景区，2014年拉片民族村被国家民委授予“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依托荔波“小七孔”五A级景区“增长极”的辐射功能以及自身民族的特色文化，瑶山瑶族乡旅游业态逐步形成。2015年以来，地方政府协调荔波旅游集团牵头完成了拉片村民宿客栈、游客服务中心、瑶族写生部落、停车场、演艺场等旅游基础设施改造，新增了瑶族遗址、瑶寨寨门、瑶浴体验中心、瑶窑体验馆等景点建设。2020年5月瑶山古寨景区成功申报为国家四A级旅游景区，瑶山民族文化旅游迎来了质的飞跃，村寨以拉片村生活空间为“舞台”，村民作为“演员”，开发设计了多样化的互动性、文化性和趣味性的瑶族乡村旅游产品，大大推动了拉片村的乡村文化旅游，成为继西江千户苗寨、肇兴侗寨后的贵州省第三张少数民族文化旅游特色名片。
瑶山乡拉片村于2020年4月注册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以“五变”为抓手，即“村落变景区、技艺变技能、民房变客房、群众变演员、产品变商品”，通过健全运行管理机制、利益联结机制和民主监督机制不断壮大集体经济，“十四五”期间村集体合作社预计实现收入翻两番(如图2)。
图2 拉片村股份合作社“十四五”收入预测资料来源：贵州荔波县拉片村集体经济发展“十四五”规划
(五)应用专业技术培育精细农业，拓展乡村产业大市场
知识经济理论的先驱可归为上世纪提出人力资本理论的舒尔茨，其核心观点是人口质量的提升和知识、技术的进步(人力资本)是改善穷人福利的决定性因素，超过了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内生增长模型(11)Lucas, R., 1988,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22(1).同样验证了知识技能、技术应用、创新精神和创意能力等人力资本已经成为经济增长、高质量发展以及创新效率的决定因素。历史上，每一个阶段的科学与技术跨越都推动人类社会的经济增长达到新的高度，农业产业的每次历史性突破同样离不开技术的支持。然而我国农村却长时间与现代技术相隔离，“三农”成了知识、技术落后的代名词。因此，乡村“技术赋能”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要素品质提升可推进微观资源效率、中观产业效益及宏观社会减贫的帕累托改进。高质量的人力资本是推进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根源，“技术赋能”是授人以渔，赋予了群众和乡村产业可持续创新发展的能力。我国民族地区构建现代化的乡村产业体系应采取多种途径对“三农”进行以素质能力、专业技术提升为目标的教育培训、技术支持，大力完善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组织体系和网络，探索推进农、林、牧、渔、茶等产业科技特派员定期下乡开展“技术赋能”机制与制度安排，解决好专业技术落地“最后一公里”问题，通过“技术赋能”促进农牧业高效率、高效益、精细化、数字化发展，推进技术助力特色产业优化升级；
以优惠政策扶持农村物流、农机修配、农业技术等农业服务产业，特别要积极疏通解决生鲜农产品冷链物流这一关键瓶颈，实现生鲜农产品快速运达，助力现代农业产业提质增效。
提高农牧业科技进步的贡献率是构建乡村现代产业体系的关键，也是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十四五”期间，内蒙古陈巴尔虎旗将全面推进农牧业科技进步，不断完善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加强与科研院校产学研合作，建立以龙头企业为主的良种引进扩繁体系，使良种及改良种比例达到90%以上；
引导和支持牧业龙头企业实现肉牛、肉羊“养殖-屠宰加工-物流配送-消费终端”的绿色全产业链，努力塑造“名、优、特、精”畜牧业“巴尔虎”品牌；
贵州省纳雍县等地与阿里、抖音等电商、新媒体合作，推进乡村合作社、企业尝试“直播带货”新业态，开展了线上“纳雍樱桃”“麻江蓝莓”等产品销售，促进“黔货出山”，拓展乡村产业大市场。
(六)依托特色资源推进特色乡村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现代社会的文化、休闲与康养消费趋势与逻辑表明，人们进入了一个由消费主导的“后现代社会”(12)[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7页。。供与求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关系，市场供给侧与需求侧之间的协调与相互促进决定了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质量。随着经济增长，消费偏好变动的大趋势是消费市场结构由“衣食温饱型”转向“生态康养型”，居民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消费市场呈现出“没有贵的只有对的”特征，健康、绿色、原生态农牧产品成为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消费选择。民族地区可依托自身“圣洁、原生态”的高品质自然环境和传统产业品牌，瞄准需求旺盛的高端市场积极培育发展与资源禀赋一致的特色农牧业精品，推进“三品一标”认证，以工匠精神塑造“高原牌、生态牌、绿色牌、健康牌”的有机功能益寿品等第一产业、休闲度假第三产业，提升特色产业的“精、特、专、活”的市场竞争力、市场占有率，努力塑造高品质的特色乡村产业体系。
勐海县位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西部，傣、哈尼、拉祜、布朗等近30万少数民族群众世居于此，是“生态美、山水美、乡村美”的中国普洱茶第一县、全国唯一普洱茶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目前，勐海县正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传统的普洱茶原产地品牌积极推进有机生态茶园建设、品牌创建、市场拓展、茶旅融合等绿色发展工程，把茶产业作为群众增收和培育县域特色产业的一把金钥匙，不断完善“企业+合作社+农户”的合作发展机制，依托大益、七彩云南、雨林古茶坊等龙头企业带动群众持续增收，成为村民减贫与乡村振兴的推进器。
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预防规模性返贫及助力乡村振兴的根本之策。在此完成脱贫攻坚、建成“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社会并开启乡村振兴的历史交汇期，我国民族地区应紧紧抓住“产业兴旺”这个“牛鼻子”，推动以“市场是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为政策指导培育农牧业新型经营主体，以高品质需求侧消费为引导培育新产业，以提升综合效益为目标培育新业态，以新技术应用为对策创新经营模式，拓展“农业+互联网”“农业+旅游”“农业+文化”“农业+品牌”“农业+生态”“农业+康养”等多业融合发展，塑造多功能、多维度的现代乡村产业发展平台，促进农牧业高质高效发展，扎实推进构建现代乡村特色产业体系，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推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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