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燕娜
（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福建福州350007）
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台湾文坛上，现代派作家欧阳子从西方文学经验中汲取了丰厚的营养，并转而从女性的主体经验出发，创作了一定数量的婚恋题材小说。就作品数量而言，欧阳子并不是一个高产的作家，但其对人类心理世界的揭示不仅在台湾六十年代现代派小说中独树一帜，即使是在台湾文坛的女作家群中也堪称“异数”。她与同样凭借着《现代文学》的创刊走上文坛的白先勇在战后的台湾文坛上可以说是时代双骄，一个坚持“人——社会——国家——文化”的全景式书写，一个执着表现世俗生活中的男男女女在婚姻爱情面前的心灵痛症，二者一同开创了战后台湾文学的新局面。欧阳子的创作广泛应用现代主义的写作手法对女性在情感中的沉沦与挣扎、迷失与醒悟做了一番智性思考，细致描绘了众多男男女女在两性关系中复杂的心理情态，这些都是众多研究者已经关注到的一面。葛飞和王华的《“原欲世界”的探索与挖掘——论台湾作家欧阳子的心理分析小说》、蒋义娜的《心灵世界的阐释——从欧阳子小说集<魔女>所透视出的》二者皆对欧阳子小说心理描写的精彩论述。但就大陆现有的研究来看，虽有像《逸出与对峙——欧阳子小说女性立场和两性关系考察》、《一个特异的文学世界——解析欧阳子小说中的婚恋形态及人性景观》此类对欧阳子小说中的婚恋图景予以关注的研究，但是尚未有学者针对欧阳子小说中的婚恋观进行过专门提炼与阐述。
因此本文基于欧阳子小说的思想价值，通过欧阳子小说的文本分析对其作品所呈现出来的婚恋观进行提炼和概括，揭示欧阳子小说创作极具浪漫色彩的一面。
纵观欧阳子的小说创作，绝大多数是围绕婚恋生活展开，因此可以说婚恋是其写作的基本视角。但学者何欣却认为：“欧阳子其实并没有写过一个真正的爱情。”正如她所说的，欧阳子总是大胆地直面婚恋关系中最真实裸露的人性阴暗面，单刀直入人类的欲望禁区，呈现出一系列“反浪漫”的婚恋图景。白先勇先生认为：“欧阳子是人心的原始森林中勇敢的探索者，她毫不留情。毫不姑息，把人类心理——尤其是爱情心理，抽丝剥茧，意以剖析”。我们可以看到欧阳子小说中所呈现的婚恋景观无一充满着的冷漠阴暗和紧张对抗的两性氛围，这是欧阳子悲剧性书写的内置核心。而这种悲剧性力量的来源是小说中无处不在的矛盾冲突。
（一）婚姻内外：无处不在的矛盾
矛盾的存在是一切不和谐关系的根源。而究其根本，人类真正的矛盾不外乎三种：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自我之间。在一段不幸的婚姻或一段不可善终的恋爱中，可能出现的矛盾集中体现在后两者：一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一是自我内心的矛盾。可以说，欧阳子小说所经营的婚姻和爱情中，处处充满着这两种矛盾，矛盾的产生、发展及其不可调和的结局构成了欧阳子小说的悲剧性所在。而且，在欧阳子所建构的这些这些婚恋关系中，这两种矛盾的安排并非简单服务于情节的需要，二者之间也有其内在的秩序。具体表现为以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为外衣，以自我的矛盾为故事内置的核心。因此，虽然文本中所有不幸的婚姻和恋情中，人与人之间充满了争吵、猜忌、怨恨甚至是报复，但在故事的最后，矛盾不可调和的真正原因都可归结为人物内心深处的自我矛盾。通过看似充满戏谑意味的矛盾书写，抓住人类最普遍的情感命题，作者所进行的却是关于人性最深刻、最严肃的思考。
婚姻是爱情被充分世俗化、伦理化和秩序化的产物，婚姻是伦理爱情的象征，它作为一种屏障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爱情的合理性和稳固性。以婚姻作为分类的标准，欧阳子小说中这些充满矛盾冲突的婚恋图景就可以得到大致的分类。第一类是婚姻之内的爱情，它们充满了对峙和冲突；
第二类是婚姻之外的爱情，它们容纳了病态和放纵。
（二）婚姻之内：对峙与冲突
可以看到，欧阳子小说中，在婚姻之内两性关系虽然常常处于紧张对峙的状态，但总体来说人物矛盾简单而集中。以作品《网》为例，女主人公余文瑾本和大学同学唐培之两情相悦，但是在百般权衡之下余文瑾选择了在生活上和精神上更能给自己安全感的丁士忠。婚后的余文瑾将身心全权托管给了丁士忠，自顾自地成了丈夫身上彻头彻尾不需要灵魂的寄生者。余文瑾没有想到的是，自己一直以来的“惰性”恰恰培育了丈夫的占有欲，直到昔日的精神伴侣再次出现的时候，她才发现丁士忠像猎人般牢牢地禁锢着自己。戏剧性的是，在丁士忠多年来“温水煮青蛙”的管理之下，余文瑾已经习惯了“被饲养”的生活，只是象征性的扑腾几下便又甘之如饴地向丈夫投降。这场家庭内部的战争在还没有正式开始之前，以一方的偃旗息鼓而告终了，但事实上，二者之间无形的对峙从未消失。其实，这种婚姻内部的无形对峙在欧阳子的小说中不止一次地出现过，它们更多以一种背景的形式存在，几乎的爱情故事背后总有一个无形对抗的婚姻。《秋叶》中离异的王启瑞仍毫不慎重地嫁给了比自己大了很多的美国教授，年龄的差距成为夫妻双方之间一堵无形的墙使得她的婚姻生活沉闷不堪，最终一步步导致了自己与继子之间产生了不伦情愫。《墙》中姐姐在第一次婚姻中选择了貌合神离的金钱婚姻，从第一次婚姻里得到的金钱财富又为自己带来了第二段婚姻，金钱成为两次婚姻中无形的障碍物。
如果说这还算不上激烈的两性对抗，而只是婚姻中自我意识朦胧不清的抗争，那么在《花瓶》中，作者则将男主人公石治川和自己的妻子冯琳之间的矛盾冲突最大程度地行动化了。小说在男女双方你来我往的激烈对抗中穿插着男主人公石治川摆弄玩味自己珍藏多年的花瓶的片段，这与他试图掌控妻子的姿态相互呼应。在这场婚姻中并非没有爱，相反地，石治川疯狂地爱着自己的妻子，爱到恨不得将她融进自己的身体成为自己的一部分，爱到不自觉地将视为花瓶一般的物件，由着自己的兴致进行管理和摆弄。但是，他的妻子冯琳并不像余文瑾那般懦弱，她凭借着对丈夫的了解步步为营地拆穿丈夫的面具，并享受着这种胜利带来的喜悦。最后，故事以石治川的落败又无可奈何和冯琳的愤而离家结尾，在这场话语权的争夺中没有谁是最终的胜利者。
（三）婚姻之外：病态与放纵
所谓婚姻之外的爱情指的就是失去家常伦理最基本约束力的畸恋。在欧阳子的小说故事中，这主要包括两种：一种是不为婚姻伦理所容纳的畸形爱恋，一类是永远不可能走向婚姻的无望痴恋。与大多数表现婚外恋的婚恋小说不同，欧阳子常常大胆地突破人伦的禁区去刻画种种为人所不耻的爱恋，其中不乏同性恋、恋母、恋子等突破人性禁忌的情感关系，在此过程中也有友情和亲情的穿插，从而形成一种嘈杂的情感状态。上文提及的《墙》中，就出现了姐夫引诱妹妹，而嫉恨姐夫抢走姐姐的妹妹最终竟也差点意乱情迷的情节。《魔女》中的母亲花了二十几年的青春将自己佯装成一个贤良端庄的家庭主妇，但是其实背地里却与一个游手好闲的浪子厮混，并将其称之为真爱。而当浪荡子的面目被女儿同学撕下之时，母亲甚至低三下四地恳求女儿帮助自己挽回恋情。直到故事的最后，欧阳子都没有让这个疯狂的女人清醒过来，她高喊着所谓的真爱沉沦在人性欲望的深渊里，成为了“可怜、苍老、中了邪的，不可挽救的女人”最为极致地将老少婚恋、亲情乱伦、同性之爱中的情欲心理合盘展演的是小说《近黄昏时》。先是母亲丽芬病态地爱着自己的儿子瑞威，儿子死后的丽芬沉溺在与年轻男子的厮混中去寻找儿子的幻影，而与此同时丽芬的另一个儿子吉威也同样爱恋着自己的母亲，由于母亲对哥哥的偏爱使得吉威无法自己去实践这种恋母情结，于是他怂恿自己同性恋的对象余彬去与母亲通奸，从中获得一种变态的替代性满足。故事的最后，当余彬逐渐清醒并急于摆脱这种不伦不类的情感状态时，吉威恼羞成怒地进行了报复，也为此失去了自由。故事以一种反反复复的叙述语调再现了这些人在畸形爱恋中的癫狂状态。
（四）一个人的战争
除此之外，欧阳子小说中的畸恋还表现为一个人的痴恋。这些人看似谈着一场场错综复杂的爱恋，但事实往往只是一个人的无望痴迷。最典型的是《木美人》中的丁洛，她表面上是一个自命清高、冷若冰霜的美人，但实际上她内心极度自卑，渴望被爱。当暗恋的男生李魁定向丁洛发出邀请时，她欣喜若狂，甚至已经在心底许愿想为李魁定生一个有着和他一样好看的眼睛的孩子。只可惜，李魁定的邀约原来只是一场无聊的赌注，比起伤心难过，知道了真相的丁洛更着急做的是恢复自己的高傲，以此维护自己可怜的尊严。再者，《半个微笑》中表面上讲述着汪琪、张芳芝和王志民之间矛盾复杂的情感纠葛，但小说的最后作者以平静的语调揭晓了真相：整个过程只是主人公汪琪一厢情愿的幻想。冷热笔调的交替中，作者对人物的批判与同情在情节的反转和情绪的对比中有了更深刻的表达。《素珍表姐》里的理惠、《最后一节课》中的李浩，都是这一类人，他们在自己想象出的情感世界中单打独斗，并由此使自己获得现实中无法获得的生命状态。
然而，这些充满矛盾、危机四伏的婚姻爱情中是否隐现着作者理想的婚恋关系？答案是肯定的。在《魔女》中作者借倩如母亲的口道出了女性对于爱情的执着：“除去爱情，生命是一片空白——一片空白。”更何况，欧阳子小说中也并非全然没有真爱的面影。《浪子》中的女主人公最初枉顾家庭的阻力和男主人公宏明结了婚，曾经他们也是恩爱有加的夫妻，只是后来琐碎的生活让他们的爱情褪去了光彩。事实上，在这些残败不堪的婚姻图景背后处处隐含着作者对理想真爱的思考和表达。本文研究的视角就是通过作者所反对的看出作者所追求的：她反对性欲之爱追求的是灵魂契合；
批判无爱婚姻追求的是自由真爱；
诅咒乱伦之恋爱崇尚的是社会伦理；
揶揄阶级、权力和金钱等一切外在于真心的附加价值，渴望的是纯粹、健康的理想爱情。在这样的逻辑下，在其前卫、放纵的情欲书写背后隐含着可能是最富传统意味的爱情观、婚恋观。
有人说爱情“是由自然的生物因素和社会伦理、审美等因素构成的”。换句话说，爱情是由生物本能的欲望冲动、社会伦理的规约和对彼此内在特质的欣赏构成的。从这样的定义出发，我们就更能理解欧阳子在悲剧性的婚恋题材书写中所隐含的婚恋理想。下文将欧阳子小说中的婚恋观概括为三个关键词：纯粹、健康、自由。
（一）纯粹之爱
在欧阳子小说中，第三种元素——审美，即婚恋双方对彼此内在特质的爱慕，它以几近消失的方式隐藏在欧阳子的婚恋题材书写中。体现在作品中，一切由于金钱、谎言、利益、阴谋一切外在条件都不可能为爱情累积起牢靠的堡垒，所以小说中若兰的姐姐有再多的钱也换不来姐夫的真心。丽芬的丈夫赚再多的钱也填补不了她精神上的空虚；
石治川再精心算计也算不来冯琳的回心转意；
丁洛再迷恋李魁定的眼睛也走不进他的内心世界。最能表现欧阳子对这种精神恋爱的认可的是美蓉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在小说《美蓉》中，爱情对美蓉而言只是一种满足自己种种欲望的工具，在现实生活中她佯装得真诚、善美，干净得如同雪莲一般，但实际上她虚伪世故，自私圆滑。一开始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她先与仪表堂堂、成绩优异的雷平交往，后来为了顺利申请出国留学的奖学金，她又不惜费尽心机设计一场“让夫”的把戏将自己手上的已经不再值钱的“筹码”脱手，然后再干干净净地去寻找能为自己出国大计助力的“董事长儿子”。在平静的叙事语调中，作者一面尽情地展现着美蓉的丑陋行径，一面又极为克制地表现着美蓉诡计得逞的欢快心境。手执“心理”这把手术刀，作者将最现实也最经不起利益诱惑的婚姻关系解剖在我们面前。她告诫人们婚恋关系成立基础是彼此精神世界的共通，是纯粹灵魂之间的契合，而不是任何外在的附加价值。
（二）健康之爱
其次，构成爱情的其他两种元素：生物本能的欲望和社会伦理的规约，它们在欧阳子的小说中反向呈现为情欲的无限泛滥和社会传统伦理界限的模糊，这也是欧阳子对健康的婚恋关系一种反向的恳认方式。具体来说，欧阳子小说中的情欲书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揭露婚恋中的人们在精神和情感层面的控制欲和占有欲。《网》中的丁士忠、《花瓶》中的石治川他们对自己的妻子也并非全然没有爱，但是当这种爱病变为可怕的占有欲、控制欲，那么它终将是压死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二是将性欲放纵的情形极尽可能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从上述对其小说中婚恋景观的呈现中我们可以看到，性欲的冲动是造成众多畸形婚恋的重要原因，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欧阳子对于“欲女”这一人物群像的塑造。典型的如《魔女》中倩如母亲对于浪子赵刚的迷恋，再如《近黄昏时》理芬、《秋叶》中的宜芬都是被自己的欲望支配的寂寞灵魂。通过这些放纵情欲自我，悖逆传统伦理的群像塑造，欧阳子以一种极为极端的笔触宣布了自己理想婚恋关系的第二个关键词：
健康。在作者看来，健康的婚恋关系的维持唯一能依靠的是对彼此内在灵魂的欣赏，来自动物本能的情欲只能从根本上腐化爱情的根基，最终在各种矛盾的推动下彻底摧毁爱情，因此在欧阳子的小说中，以欲望开始的一切婚恋都得不到善终。从这里可以发现，欧阳子对婚恋关系的理解充满了理想化色彩，她以一种极度夸张的方式否定了情欲在爱情中的合理性，而传统伦理始终存在在作者的创作时的内在想象层面。（三）自由之爱
最后，欧阳子小说婚恋观书写的最后一个关键词是自由。它强调的是婚恋关系的存在不应该妨碍自我人格的独立。上述，我们提到欧阳子小说中婚恋观体现出了对中国传统伦理观念的尊重，但是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广泛接触西方文明的作家，她又自觉地对以西方为代表的现代伦理有所向往，与中国传统伦理所强调的禁欲不同，现代伦理注重对人性本真的追求，在了两性关系中讲究自由平等意识，强调自我的存在。以欧阳子的小说中，几乎所有婚恋关系的不幸最终都可以归结为人自由的受限和自我的失衡。在这里，人的不自由状态有两种可能。一方面是婚姻中信任危机的产生所导致对彼此的束缚，上述《花瓶》中的石治川就是典型的例子，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余文瑾不自由的真正原因是“自我”的消失。在作者看来，放弃对“自我”的经营，毫无条件地配合对方的脚步是对婚姻和爱情的最致命的伤害，自我内心的矛盾和不自由状态是一切婚姻和爱情死亡的最终原因。因此在欧阳子笔下的除了“欲女”群像的塑造之外，也刻画了一批在婚姻、爱情中失去自我的女性形象。其中《半个微笑》中的汪琪是个典型的例子。汪琪的不自由来自于自己内心的阴影，为了摆脱那个循规蹈矩的“旧我”形象，但当她选择以一种轻佻的方式在情爱中释放欲望自我的时候，却发现自己只是不断地从一个牢笼出来又跳进了另一个牢笼。
三个关键词中，前两者向外，排除了爱情中的外在的附加条件，第三者是核心，向内直接指向人性深处，由此可以看出，欧阳子小说中的婚恋观事实上并不像它的形式那般激进，它稳稳地停靠在中西方文化传统之间。作为一个广泛接受西方文化熏陶的中国学者，对于中西文化之间的思考深深地体现在她的婚恋书写中。一方面她赞同西方自由独立的人文主义价值观，一方面她也愿意尊重中国几千年累积而来的社会伦理。因此，在论者们抓住其小说的创作形式和书写题材大声呵责她“过分西化”的时候，在小说最重要的主题呈现上，欧阳子实际上退了半步，对婚姻爱情作出了符合传统的期待。
可见，透过欧阳子小说中对这些婚恋景观的外呈现，进入作者的内在想象层面，会发现欧阳子以一种特别的方式书写着对婚姻，对爱情的认可。甚至可以这样说，在两性关系的思考上，创作中的欧阳子是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更为具体的表述是，她在反浪漫的婚恋外景书写的掩盖下，所坚持的其实是对浪漫爱情的认可和期许。从作家个案研究的意义上，探讨欧阳子小说中所体现出的婚恋观实际上是对作家浪漫性一面的再认识，而在文学史的意义上，这或许也提示了我们正视台湾现代派小说的浪漫性色彩的合理性。
众所周知，婚恋题材和心理学视角几乎构成了欧阳子文学书写的全部生命，一方面借助隐秘的心理描写由内而外地呈现畸形婚恋的真实情态，一方面又透过种种婚恋图景由外而内地凸显人性的阴暗面。与此相对应的，关于欧阳子小说的主题研究至少存在两种视角，一是由内而外的心理学视角，二是由外而内的婚恋题材视角，这两种研究角度最终落脚点都是欧阳子小说中的人性书写。而就现有的研究来说，前者的研究早已开始并取得一定成绩。在心理分析这个层面上，人们从研究中发现了欧阳子作为台湾现代派作家所蕴含的“革命性”力量。纵然，欧阳子小说对人真实隐秘的心理和潜意识的精彩呈现使得这种直击人性本质的解读贴切而充满力度。但究其根本，对欧阳子小说的心理学分析不可以避免地受到时代氛围的影响，而且欧阳子作为女性作家对情感命题那种天然的浪漫情怀也应该得到正视。
注释：
[1]葛飞，王华：《“原欲世界”的探索与挖掘——论台湾作家欧阳子的心理分析小说》，《三明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2]蒋义娜：《心灵世界的阐释——从欧阳子小说集<魔女>所透视出的》，《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6年第3期。
[3]孙洁：《逸出与对峙——欧阳子小说女性立场和两性关系考察》，《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0年第1期。
[4]张沛：《一个特异的文学世界——解析欧阳子小说中的婚恋形态及人性景观》，《职大学报》2010年第3期。
[5]田锐生：《台湾文学主流》，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17页。
[6]白先勇：《崎岖的心路——<秋叶>序》，见欧阳子：《秋叶》，台北:晨钟出版社，1971年，第2页。
[7]欧阳子：《魔女》，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77页。
[8]欧阳子：《欧阳子自选集》，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第252页。
[9]林建初：《现代家庭伦理》，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