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焓羽
“创伤”一词在物理伤害中指因机械因素引起人体组织或器官的破坏。弗洛伊德、拉康等人将其运用到心理学领域，表示“心理创伤”。后来经历风云变幻、迭代更新，其分别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层面变得具体化和形象化，比如战争之后的精神创伤、家庭变故造成的心理创伤以及个人命运的不幸造成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等。可见创伤在多个领域有各自的状态和征兆，但是又在集合与集合之间存在交集，各个集合受其影响同时其也反作用于其他集合。这也是创伤理论跨学科、涉足多个领域的展现，其社会功能在显著增强。
在文学领域中，创伤理论是当代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重要研究方向，在文学创作、戏剧影视上多有涉猎。为何今日基于创伤理论衍生出文学领域中的创伤文学呢？在物欲横流、单向度接收的电子信息时代，随着外部环境，例如大数据的“框架化”和意义的“内爆”等，人们心理的承受能力逐渐减弱，对自身的关注越来越少，内心空洞更容易造成心灵创伤。创伤文学作品的意义并非仅仅使人们认清挥之不去的阴霾，而是拨开迷雾，修复甚至超越心灵的创伤，完成命运的旨归，到达心灵的彼岸。
创作者赋予作品灵魂，作品反映创作者心境。1958年，白先勇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金大奶奶》，从此以后，他陆陆续续写了《玉卿嫂》《月梦》等多篇小说。此时白先勇正值青年时期，正是意气风发、昂扬向上的年纪，但是小说的面纱之下是命运弄人的悲情与慨叹，读来不免为主人公惋惜，更能与之在时空之中共情。其深层的原因是时代的动荡带来举家的辗转迁移及个人的悲愤和感伤。
白先勇所处时代正值抗日战争爆发时期，后又经历四年内战，白先勇一家辗转于重庆、上海和南京，不久之后移居台湾，后在美国留学期间深感漂泊海外的无根之痛，正是历史的动乱给白先勇留下了无措和不安之感。在幼年时期，白先勇曾被诊断患有肺结核，隔离期间孤独无助之感顿生，像是被全世界抛弃，童年时期就有了不美好的创伤经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来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
基于辛西亚·黄将“创伤”概括为“个人、家庭、国家”三类，笔者将白先勇的作品分为社会、集体和个人三类，从这三个维度分析白先勇的创伤文学的书写，以小见大，形成创伤在文学上的表征，同时也为修复和超越心灵提供了依据。
（一）社会的创伤
创伤文学的表征和历史语境、生态社会紧密相关。在战乱之中白先勇辗转多处，内心的漂泊无依早已通过文字跃然纸上，在空间和时间的多线叙事中形成聚焦点，于世界之中融合，折射出特有的创伤性色彩。
白先勇选择《登幽州台歌》作为《纽约客》的题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前后相互联系，以现实因素去寻求历史留下的斑驳痕迹。“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凄怆之情先入为主，这是白先勇的创作给读者的代入，进入时间的浪潮中寻找历史留给作者和读者所构建成的共同体相同的悲哀。《永远的尹雪艳》中的尹雪艳面对形形色色的人和古怪离奇的事总能有自己的节奏，滴水不漏又恰到好处，甚至连自己的情人逝去也会体面地处理好后事后拂拂衣袖回到醉生梦死的欢乐场中。她似乎是与时间相割裂的，不在常人所处的时间旋涡中，但从深处挖掘会发现她是上海百乐门时代永恒的象征，这种时间的静止恰恰凸显出对当时纸醉金迷的社会的追求，不能放手已经不复返的、虚无缥缈的“过去”，戏已散场久望戏台不肯落幕，结局只是白茫茫一片，时间是抓不住的。
除了历史的厚重感带来的悲剧感以外，天南海北、两处闲愁，竟也无处可消。“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台北人》与当时社会环境下，国民党撤退台湾这段沉甸甸的历史有密切的关联。至亲至爱之人从此两地分隔，割不断的是浓浓的眷恋与思念，这段难以忘却的创伤性回忆深刻影响了他们以后的生活。《纽约客》所描述的事情在当时留美思潮兴起的社会环境中，最能引起留学生的共鸣。《纽约客》中旅美中国学生在多重文化矛盾和家国之思中，像是无根的浮萍，那段心灵上的痛苦折磨和何处是吾乡的灵魂拷问留给他们的是久久不能释怀的创伤阴影。
社会指引文学的发展建构，文学反建构于社会的形态。创伤性的文学作品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描绘社会的真实性和处在社会之中人们意识的沉浮，更直观地来说，是去结构化，解构社会表面的浮华，形成普遍意义的文化符号和概念，为后来的学者和大众所研究和“观看”，纳入时间与空间、过去和现在的世界体系中，逐渐形成一套带有创伤性又客观真实的描述性文学体系。
（二）集体的创伤
集体创伤在社会语境中有着难以磨灭的痛苦记忆，群体之零落残败也能反映社会的主流形态。创伤理论在文学领域中衍生出各式各样的群体代表，更多的是战争后集体的压抑以及挥之不去的窒息。在白先勇的作品中，情在理之中，更多的是小人物群体的生存状态和心路历程描述，情感的悲恸折射个体人性的黯淡光辉。《孽子》和《纽约客》就是聚焦在这样一群小人物身上，描述他们心灵不可逆的百转惆怅、千回离殇。
白先勇在《孽子》中这样写道：“写给那一群，在最深最深的黑夜里，独自彷徨在街头，无所依归的孩子们。”他们被叫作“青春鸟”，迷离漂泊在“安乐乡”与现实的交叉点，是社会边缘群体的典型。他们受着所谓的“凝视”，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不同却相通的悲惨经历。李青和父亲的隔阂到小说结尾也未曾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缓解，父亲在此被抽象化成当时社会伦理道德的代表，这群被放逐的无家可归的孩子处于尴尬的境地，在社会的压力、周围人的审视和内心的挣扎下四面楚歌，对未来充满了迷茫，不能宣之于口的他们便在“安乐乡”中“夜夜笙歌”。极致的狂欢便会造成无法挽回的结局，“龙凤恋”具有震慑人心的张力和绝望，匕首被刺进胸膛，一人已死，一人疯魔。这种近乎变态的浪漫张扬，在窒息的氛围中得到升华。而窘境之中的创伤过了多少年还是像瘤子一样割不掉，演变成了心里难以磨灭的烙印。
和“青春鸟”极致的困苦和释放类型相似的是这样一群人，他们离家千里、居于他乡，他们是“异乡人”，在家园的毁灭和异质文化的双重打击下，一步步走入自己织就的“蜘蛛网”，被扼住命运的咽喉。《纽约客》中的《谪仙记》的主人公李彤，从天之娇女跌入凡尘，异国他乡中听闻家人罹难，个体的迷失使得其脱离群体之外，用最高调的舞蹈绽放自己。其实李彤不是独立的生物体，她做着其他三人甚至旅美中国人都想释放压力和痛苦的事情，只不过叙事主线最为狂妄，结局又是极为悲惨。在以《谪仙记》改编的电影《最后的贵族》中，李彤跳海自杀之前拍摄了一段和相同命运的老人的对话，在其中也蕴含她最终随着冰冷的水回到家乡的殷切希望。结局是另一程度上的“自由”，它能超越时空的局限性，找寻集体的身份认同，这也是创伤文学的社会功能之一。
无论是社会还是集体，反映在创伤文学作品中都是将心灵深处无法排解的苦痛抒发甚至嘶吼出来，这便完成了创伤文学指向的第一个层次，在逐渐深入的剖析中，个体化的情感倾泻达到了伤痛的高潮，也为心灵之舟停靠的彼岸埋下伏笔。
（三）个人的创伤
尼采曾说：“当你凝望深渊时,深渊也在凝望你。”拉康提出的“凝视”现象在社会语境下随着他者的凝视结构变化渐渐转变为自身的自我审视。虽然社会成员都有被“凝视”的可能性，但是在女性群体中会产生独特而深刻的流变影响。有关女性困境下的创伤文学作品不仅让人们在感性上深受触动，也扩展了创伤理论在文学写作上的空间。
白先勇的大部分小说是以女性为主角，他能细腻地抓住她们的心理流变意识和处在困境下无助的神情。这与上文所述白先勇的生活经历形成的个人心绪息息相关。面对社会和突发事件造成的创伤，一般会有两个结局：要么振作起来，焕然新生；
要么自甘堕落，走向毁灭。显然，在他的小说中女性大都属于后者。
《一把青》中的朱青就是这样一个断裂式的典型悲剧者。她在小说前半部分拥有了神仙眷侣般的爱情，即使家庭反对，面对种种挫折，她都坚定不移地要和郭轸在一起。但郭轸的战亡令有着狂热冲动、渴望美满人生的朱青幻想破灭，再见已经沦落为风月场上的“红人”。这种身份两面性所带来的强烈反差演变成戏剧冲突，割裂的是朱青的半生，割不断的是从前丈夫去世留下的创伤阴影。尽管面对情人的死去朱青并不像丈夫去世时拥有那种天崩地陷的情感，但这种平静之下的暗流才是真正需要探讨的。
她是在自我保护，将自己包裹起来，把外界的痛苦不堪的人事排除在外，伪装好光鲜亮丽的自己。这种就是在受到创伤之后采取的应激的自我保护机制，她的沉沦和放纵正是不愿面对过去、自欺欺人的真实写照。白先勇笔下的女性在经历悲惨命运后沉溺的不在少数，《谪仙怨》中的黄凤仪在个体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之下的放纵、《玉卿嫂》中玉卿嫂对爱情求而不得的疯魔，表面上似乎与自己面临的绝境进行了斗争，其实是一种消极的自我逃避，是遭受创伤后形成的保护机制。
创伤难以言说，却可以产生文学表达的欲望。通过文学作品释放自我，进行一定程度的发泄，最终的目的是将这段复杂的心境归于平衡，复归生活。不同社会背景、不同群体甚至独立的个体等，凡此种种，即便不同，遇到的创伤所遗留的难以平复的情绪始终都是要和自我和解，与世界相融，这才是创伤文学所表达的真正的主旨。白先勇的作品中的女性即便面对再多悲剧，背后都是他呼吁对女性、女性群体的关注，告诉她们面对创伤，要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寻找全新的、鲜活的自己。
无论是社会的动荡、集体的困惑还是个人的沉沦，都是以真实又巧妙的笔触将个体和外部的相互抵抗淋漓尽致地进行书写。创伤文学不只是客观地描述在场事物，做一个冷眼旁观的“人”，而是本质上要完成创伤释放后心灵的愈合，是要指向悲悯的人文关怀。这一点在白先勇的笔下得以显现，时间或空间、个体或社会，都是以中国传统的悲天悯人的情怀为依归。可见创伤文学作品关注人的内心，通过挖掘心中所承载的痛苦回忆，加以修复甚至超越创伤。白先勇的小说中的人物从另一角度上或多或少都和命运进行抗争，阴郁的浪漫背后是顽强的生命想努力绽放的美好姿态。过去已经存在，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中曾写道：“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圣地亚哥最后没有失败，他完成了同命运的抗争，英雄般的绚烂落幕。
创伤理论下的文学是在见证历史带给社会、集体和个人伤痕的基础上，寻求自我身份的认同、道德价值的重构以及心灵上的超越。即使在行进过程中，惊涛骇浪像要吞噬灵魂，最终却会是“轻舟已过万重山”的畅快和旷达。
通过对白先勇关于社会、集体和个人的相关创伤叙事作品的分析，传达出了创伤文学真正意义上的主旨，即修复甚至超越心灵的创伤。创伤理论在文学领域能够把握“创伤”的流变和主旨的共通性，有进一步的讨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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