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林
进入21世纪以来，以一种非虚构文学的方式书写呈现真实的乡村生活，已经成为一种格外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这一现象最早的起点，应该是梁鸿发表在《人民文学》2010年第9期上的《梁庄》（后来出版社正式出版时更名为《中国在梁庄》）。具体来说，这一方面的代表性作品，首先就是梁鸿用先后十年的时间创作完成的“梁庄三部曲”（《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梁庄十年》），然后是黄灯的《大地上的亲人》（作为一名以韩少功研究而著称的文学博士，黄灯先是以一篇《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而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然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展为本书）。多少带有一点巧合意味的是，梁鸿与黄灯，不仅都是女性，而且也都是以研究乡村小说而见长的文学博士。不同之处在于，梁鸿出生在梁庄，可以说是乡村的女儿，而黄灯则是以乡村的女儿兼儿媳的双重身份来切入观察乡村世界的。以上两位的作品之外，再有，恐怕就应该是阎连科的乡村非虚构文学三部曲（《我与父辈》 《田湖的孩子》 《她们》），鲁顺民的非虚构文学作品集《天下农人》、乔叶的长篇非虚构文学《拆楼记》，以及周瑄璞的这部《像土地一样寂静：回大周记》（河南文艺出版社2022年1月版）。但在具体展开关于周瑄璞这部长篇非虚构文学作品的讨论之前，我们却首先需要明确这样一点，那就是，如果说梁鸿是以文学批评家的身份，先从事非虚构文学写作，紧接着又开始转向小说创作，可以说是跳跃腾挪于文学批评、非虚构文学与小说创作之间的一位三栖作家，那么，阎连科、乔叶和周瑄璞，甚至连同鲁顺民在内，则全都是先以小说创作名世，然后又以小说家的身份跨界进入非虚构文学领域。从文体的角度来说，近些年来中国文坛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就是不少小说家跨界进入到非虚构文学创作领域。除了以上提及的几位之外，还有阿来的《瞻对》、蒋韵的《北方厨房》、万方的《你和我》、金宇澄的《回望》，以及弋舟的《空巢》等等。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些训练有素的小说家的跨界书写行为，极大地提升了非虚构文学的思想艺术水平。
然而，同样是出自于女作家之手的乡村非虚构文学作品，如果说梁鸿和黄灯她们的书写更多体现出的是一种社会学调查一般的冷静与理性，那么，周瑄璞的《像土地一样寂静：回大周记》（为行文方便，此后简称为《回大周记》）所携带着的则是一种直击人心的情感力量。这也并不是说其他作家的书写就绝对不包含有情感的因素，而是说，在情感的处理方式上，倘若说其他作家是极其内敛克制的，那么，周瑄璞却是从一开始下笔，一直到最终的收束，都任由那种发自内心的情感力量自然而然地流淌。究其根本，身为陕西作家的周瑄璞，之所以要申报中国作家协会的重点深入生活项目，即使跨越省域，也要到大周这个行政隶属于河南的中原村庄去体验生活，乃因为大周作为自己的出生地，和自己有着非常深厚的情感联系的缘故。由于父母都在西安工作生活，年幼的周瑄璞只能在大周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因是之故，在这部非虚构作品中，她曾经戏称自己是最早的“留守儿童”。唯其因为大周时的童年生活对自己的生活乃至创作都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所以，周瑄璞才会满含深情地这样写道：“我算是最早的‘留守儿童’吧。早在上世纪70年代，这个词还没有诞生，我就先行实践了。整个70年代，我在乡村度过。童年生活对一个人一生的影响有多大呢？我要说，是全部。”“童年的我，坐着火车来往于临颍和西安之间。我相信作家的很多作品，与她几十年的人生记忆有关。”很大程度上，正因为在检点回顾自己的人生道路时，格外分明地意识到了与大周村紧密相关的童年记忆的重要性，所以，周瑄璞才会得出这样的一种结论：“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那些支离破碎的童年记忆，会在四十年后一点点激活。按说一个孩子，懵懂无知，十年时光，能留下什么，能懂什么？可是我现在所有的写作，我对世界的看法，解决问题的方式，竟然全部来自童年。我的人生观以大周村为辐射，面向世界。”西哲阿基米德有名言曰：“只要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撬动地球”，对于周瑄璞来说，她的支点，恐怕无论如何都只能是这个让她总是魂牵梦绕，总是念兹在兹的大周村。与周瑄璞如此一种简直就是难以自抑的情感状态相对应，我们不难发现，在她的《回大周记》中，自始至终都凸显着写作主体“我”的存在。或者说，她在《回大周记》中所叙述呈示的全部内容，全都是以“我”的在场为基本前提的。相比较而言，虽然说其他作家的非虚构文学作品，也少不了会有“我”的存在和介入，但更多时候却是在规避写作主体的情感因素发生作用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做到一种如同社会学调查一样的客观呈现。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有了如此一种足称饱满的情感因素的强势介入，所以在阅读《回大周记》的过程中我们也才会被那种浓得化不开的文化乡愁所裹挟所包围。
正如同周瑄璞所公开宣示的，她自己的生活和写作无论如何都与大周村的童年记忆有着无法割舍的内在关联，所以《回大周记》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看作是作家一种特别的创作谈。只有读了这部作品，你才可以知道她迄今为止影响最大的长篇小说《多湾》标题的由来，以及一些人物和细节的现实原型所在。首先，“多湾”的命名与颍河的多湾紧密相关。距离大周村只有一公里的颍河，据县志记载，“在临颍县境内拐了一百多个弯，于是村庄名多与湾和水有关，魏湾、郭湾、党湾、丁湾、大张湾、沙湾梁、王曲、杜曲、桥口、下坡郭、小商桥、靳勒桥……”正因为颍河在临颍县境内有着多湾（当然现在已经被取直了）的特点，而且从一种象征的角度来说，“人生是一条多湾的大河”，所以周瑄璞在酝酿构思长篇小说的时候，干脆就把标题确定为“多湾”。然后是女主人公季瓷的现实原型。季瓷的现实原型，毫无疑问是周瑄璞在《回大周记》中数次提及的奶奶：“那么我，应该用我的笔将一个人，一群人，一个家族，将历史和眼下记录下来，将那些过往的故事，讲述出来，对那永不再来的似水流年，进行描摹与记录。起初最简单的愿望是，让奶奶这样平凡的人，成为一个艺术形象，让更多的人知道，芸芸众生之中有一个人，她这样活过。”“写出来，一定要写出来！写出奶奶这样的人，她娇小的肉体在世上生长、绽放、衰败，她度过了艰辛而充实的一生。”但恐怕周瑄璞也不可能预料到，在实际的书写过程中，自己竟然也会因为某种心理因素作祟的缘故而对真实有所规避。这一方面的一个典型细节，就是季瓷或者干脆说奶奶的前夫之死：“奶奶的前夫，并非如小说中写到的，是土匪打死，也不是结婚三年才死，而是基本新婚，在一次夫妻欢娱之后，痛饮凉水，暴病而亡。这听起来很不体面，也不高尚，可的确是事实，就像很多堂皇的事件，揭开幕布与装饰，里面总有不堪的原貌。”尽管实情如此，但在“十二年前起笔的时候，我还年轻，一切都想体面与正确，认为不如土匪打死来得无辜，我能说得出口”。虽然小说是一种允许虚构而且也不能不虚构的艺术，但相比较来说，周瑄璞这里的处理，正如她已经明确意识到的，其实如实写来肯定比虚构要好一些。但或者与潜意识中某种“为尊者讳”的心理有关，《多湾》却还是留下了这样一处不应有的遗憾。还有一个与西芳有关的细节，则源于周瑄璞自己的亲身经历。具体来说，在一次拥挤闹嚷的观摩“寻媒”的现场，年幼的周瑄璞曾经在被挤倒后又被锋利的锄刃严重划伤：“在小说中，我写的是孩子淘气打闹，推倒西芳。三十多年里，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直到四十多岁的某一刻，我这个经历了世间很多事情，对人性有更多了解，成为一个能够明察秋毫的差不多老油条的中年人，在一个难以入眠的夜里，突然脑中一闪，电光乍现：有人成心害我！这个闪电，一下子照亮了我的内心，将我游走世间行走江湖的人生体悟全部打通。”只有在如此一种恍然大悟之后，周瑄璞方才开始根据现实生活中的若干蛛丝马迹悉心猜测、观察、分析，到底谁可能是三十多年前的那个“凶手”。尽管说如此一种时过境迁之后的分析，肯定不可能找到真正意义上的“凶手”，但这一电光石火般的人生顿悟对仍将继续从事文学创作的周瑄璞来说，是对某种人性恶的及时洞察和发现。这种洞察与发现虽然没有能够体现在《多湾》之中，但却毫无疑问将会在正向度的意义上影响周瑄璞此后的文学创作。
除了某种意义上能够与长篇小说《多湾》相互印证之外，周瑄璞《回大周记》的价值主要还体现在这样的三个方面。其一，作家力图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盘根错节的伦理化乡村：“村里周姓人的交往和称呼，并不因年龄而论，而是以辈分来喊。有年轻人当爷的，也有老头儿当孙子的，那位住在村后路边姓冯的八十多岁老太太，辈分最低，总是管别人叫点什么，我们大家称呼她呢，只能是一个字：冯。她头发全白，每次叫完我名字，又笑着说，看看，该喊你姑姑哩，年龄太大了，没办法讲规矩，你别怪我，胡叫乱答应吧。”与此相类似，村主任秋风，虽然和“我”年龄相仿，但因为辈分的缘故，却必须得喊“我”姑老，只因为细细论起来，周瑄璞跟她丈夫那早已不知化为泥土多少年的祖爷爷，居然是一个辈分。之所以会是如此，与前现代中国乡村社会的构成方式紧密相关。那个时候的乡村社会，往往是一个或者几个家族聚族而居，而且长期以来更有着所谓“安土重迁”的传统。由于很多代人都以叠加的方式居住在一个村庄，久而久之的一个结果，便是一个彼此间知根知底的“熟人社会”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正因为乡村社会乃是一个伦理化的“熟人社会”，所以它才形成了将所有的矛盾冲突都沉潜在恬静平和表象之下的特点，诚所谓“静水深流”者是也。对此，周瑄璞在《回大周记》中同样有着明确的体认：“乡村并非一个淳朴精美的世界，也不是田园诗那么简单，错综复杂的关系，所有的心机与争斗，都潜伏在平静谦和的表象之下。人们表面上和气地度日，因为世代生活在这片土地，大家都是爷们儿，要为自己的名声和形象负责，应付的客气话说起来一套一套，听起来亲得不行，共同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比如，在城市里原本“丁是丁，卯是卯”的买卖交易，到了如同大周村这样的乡村社会，因为诸如七大姑或者八大姨此类亲缘关系的缠绕，一定要在经过一番反复的推让之后，方才会最终了结。具体过程中肯定会有虚伪的嫌疑，但却也因此而显得人情味十足。很多时候，只有在城市的参照下，我们才能够更加清楚地看明白乡村社会的状况：“可在这平静平和之下，盘根错节，草蛇灰线，包裹覆盖着大量的心理活动，攀比竞争，有意义无意义的闲言碎语、窃窃私语。假如城市里的勾心斗角是有层级的，立体的，层层摞起的，随时可以相识和决裂的，因为人们的阶层差别较大，人员众多而复杂，很多人转身之后，一辈子再也不见。那么乡间的这一切，有稳定性长期性，呈摊开状平面化，大家在同一个水平线上，都是以村为单位世代居住，几辈子守在一起，知根知底，无论怎样，大家要维护表面的和谐与融洽。”
其二，借助于生动鲜活的笔触，周瑄璞在强有力揭示乡村社会所面临严重困境的同时，却也展示出了它另一方面的活力和生机。首先，是大家早有共识的乡村空洞化现象。一方面是因为人事自然更易的缘故，但在另一方面却也与城市化的强劲冲击有关，等到周瑄璞回到自以为非常熟悉的大周村深入生活的时候，触目却是异样的景观：“再回大周村，我认识的人，越来越少，大都是中老年男性，因为闺女们嫁走了，媳妇们大都是别村闺女变成的，互不认得。”除了那个看似还算熟悉的村庄本身，周瑄璞一个突出的感受是，自己童年的那些伙伴们仿佛如同在人间蒸发了一般的都踪影全无：“只是我童年的小伙伴，都不见了，女孩嫁人，男的出外打工。”是的，外出打工无论如何都是导致当下时代中国乡村社会普遍空洞化的主因所在。也因此，周瑄璞才会做这样一种真切的描述：“村里设施齐备，自来水入户，做饭用的煤气灶，住房都高大亮堂，却也留不住人，只有老弱病残留守。青壮年们，男男女女，被火车拉向全国各地，或者自己开车上路，只在每年腊月中下旬，匆匆回到家乡，村子里热闹十来天，好像是把他们憋得够呛了，过完初五就蠢蠢欲动，外面那个世界离不了他们，城市离了他们转得不快不好不圆展了，恨不得早一天出发。”但请注意，除了这种常态化的空洞现象之外，《回大周记》的一个突出之处，乃是有根有据地写出了乡村社会青年（甚至也包括壮年）男性婚姻上所面临的艰难处境。先看各种可怕的数据：“拥有2956人的王曲村，超过三十岁找不到对象的小伙子，有60多个，离婚者20多个。我感到惊讶，询问村支书，是否这20多个离异者，包括在60多之内。他肯定地说，不包括。那就是说，没有媳妇的年轻人，加起来八九十个。”马李自然村：“全村四个村民小组（也就是生产队），共有780口人，三十岁以上没有结婚的男青年28人，结过婚又离婚的有16人，二十五岁至三十岁没有结婚的就更多了。”胡刘大队：“有465户，人口2100人，没有结婚的男青年有近300人，其中小敏（婶婶的侄媳妇）家的队就有60多个，这些未婚青年家的房子都盖得相当好。显然，这60多个适龄青年，年龄下延至了二十七八岁，这是农村人眼里的大龄线。”之所以会是如此，一个原因是男女比例的失衡，另一个原因则是县城里房价的快速上涨：“内陆小县城的房价，已经四五千元一个平方，还有上涨的趋势，开盘一座楼，很快卖完，县城面积不断扩大，周边村庄都被吸纳。因为现在农村青年结婚，必得在县城购房。”至于男女比例的失衡，则很显然与二三十年前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关。一方面是“一胎化”政策，另一方面则是农民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传宗接代观念，二者两相碰撞的必然结果，就是无论如何都要想方设法生一个儿子。请看周瑄璞在作品中的这样一段描述：“不生儿子不罢休，继续四下里跑、八处里藏。地也不种了，活儿也不干了，家具被抬走，粮食被挖光，房子捅了个大窟窿。反正就是和小分队斗智斗勇，亲戚邻居打探消息，提供帮助。生个女儿，交一回罚款，有时一千，有时五百，有时两千。终于第四胎是个小子，高兴地回家，一次性缴纳罚款四千元。从此安生过日子，四处打工还债。”如此一种情形，真的是只有当年那个影响极大的小品《超生游击队》差堪比拟。之所以会男女比例失衡，关键还在于，那个时候只要是通过B超证实是女孩，很多就会流产或引产。然而，带有强烈反讽意味的一点是，当年那些为了生下男孩而兴高采烈的父母们，根本就不可能料想到，二三十年之后，这些男孩的婚姻竟然会成为令人头痛不已的大问题。
这一方面典型的例证之一，就是周瑄璞童年好友大妮家的情形。大妮是一个天生热心肠真性情实心眼的乡村女性，最令她苦恼的事情，就是两个儿子的婚姻问题。大妮的大儿子是一表人才的大帅哥，有一个大学本科毕业正在读研的姑娘看上了他，但条件却只有一个，那就是必须在县城有房。为此，大妮算了一笔账：“看来买房是躲不过了。家里这么好的两层小楼，后面楼上装修好的单元房，也都没用。大妮算了一笔账：县城的房买下来装修好，家具置办齐，至少五十万，订婚换毛巾，手绢里头包一包，待待客，请请桌，彩礼，婚礼，至少十万，那么两个儿子少说一百二十万。而他夫妻俩，这几年打工挣的钱，盖了楼，买了房，还了债，现在所剩无几。夫妻俩苦干一年，吃喝花销，能落五六万就是好事。”真的是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一年五六万，等到攒够一百二十万，最起码二十四五年时间。天哪，二十四五年，那不得到了猴年马月？到那个时候，两个正当婚龄的儿子也已经都四五十岁了吧。大妮之所以会强调两个儿子弄了自己一个“夜夜愁”，根本原因正在于此。怎么办呢？即使如此艰难，大妮也总得鼓起勇气活下去吧。但正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或许是与生活的过于艰辛有关，还没有等到大儿子把婚事办了，热情而乐观的大妮却因为查出了晚期胃癌而躺倒在了病床上。之后也只是坚持了短短的半年时间，大妮就撒手人寰了。
尽管乡村社会肯定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最起码周瑄璞并没有对乡村失去信心，所以，她才会在揭示生存困境的同时，也关注到另外一些带有亮色的事物和现象。比如，周大国。一直强调周瑄璞在未来的非虚构文学作品中写到自己时一定要用真名的周大国，是大周村以及周边村庄一位少见的能人：“现在全大队所有两千多亩土地，被大国和另一个腿有残疾的涛两人承包，再分转给别人。腿脚不好的大国，脑子里比别人的弯弯绕要多很多，口才更是一流，就差能把死人说活。据说一年下来，不少挣钱。”在周边的绝大多数青壮年男性都外出打工的情况下，身有残疾的周大国，能够不失时机地抓住空档，以流转的方式集中经营大周村的两千多亩土地，凭借的正是那颗弯弯绕要比寻常人等多得多的聪明脑袋瓜。身为一个商人，周大国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在不触碰法律底线的前提下尽可能无利不早起一般地精于算计。这一点，在他处理与外地来的房地产商人W女士的关系中，即表现得淋漓尽致。再比如，那位在大规模的种植经营红薯的同时也酷爱着文学的“儒商”王永杰，如果说在周大国身上多多少少还带有一点混江湖的“黑社会”味道的话，那么，王永杰就的确如周瑄璞所言，乃是当下时代乡村社会里耕读世家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尽管说王永杰的事业肯定少不了泼辣却又善良的母亲与温顺乖巧的妻子的积极扶助，但从根本上说，却也与他那端正的人格力量息息相关。尤其是他在事业之余对文化的向往和追求，更是充分地体现出了新一代农民的强大精神状态。“繁忙的事业，挣钱的目标，没有让王永杰放弃对文化的追求，白天奔忙，晚上读书，有时候写点小文章，写几幅字。好在农活是一阵一阵的，闲的时候，他把自己交给阅读和书法。”悉心体会这一段带有温度的文字，我们一种直观的感受就是，真正有可能代表了未来中国乡村发展方向的，很可能正是如同王永杰这样拥有精神情怀和文化追求的现代农民。
其三，关键问题在于，即使在大周村有如同王永杰这样可以代表乡村未来方向的现代农民，但对于有着浓得化不开的乡村情结或者说文化乡愁的周瑄璞们来说，要想回到乡村世界，已经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在阅读《回大周记》的过程中，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注意到，周瑄璞在行文的过程中反复表示，将来退休后一定要想方设法重新回到大周村来度过自己的晚年生活。然而，真诚的愿望是一回事，将来到底能不能回来其实是另一回事。根据我的阅读体会，这一问题的答案，只能是否定性的“回不去”三个字。为什么呢？主要原因有二，首先，是乡村那盘根错节的复杂人情关系网实在令人望而生畏。这一方面，一个突出的例证，就是周瑄璞的叔叔那曾经周折反复了很多次的盖房经历。尽管说周瑄璞他们一家和叔叔一家都已经不在大周村生活，但爷爷奶奶留下的老宅子和一块被称之为南院的宅基地却还在。之所以到后来会围绕南院这块地发生纠葛，主要因为在漫长的演变过程中，这块地的归属问题曾经有所变故：“先是相邻的一个生产队变换过道，多出来一过道的地方，我家又从村后某个地方补给人家一点；
因为当年我哥结婚时，新划宅基地，生产队将我家旧院后面一片土地划给我哥，可那里面有我们生产队周庆洪的一部分，大家口头协议南院我家那里，有五分之二置换给周庆洪，也就是说，实际上，现在南院，只有五分之三属于我家。”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没有子嗣的周庆洪已经去世的缘故，这块宅基地已经归他的弟弟周理洪所经管。这就意味着，“要么周理洪同意我们家盖房，要么经我哥同意他家造屋”。因为与我家结有仇怨的宗理叔的儿子树功流露出了想在南院盖房的企图，得知讯息后的叔叔便不管不顾地坚决要回村在南院盖房。叔叔的理由是：“我哪怕把那片地白送给别人，我不能眼看着我仇人的儿子在那上面盖房。”尽管说一开始的时候，周瑄璞他们一家人对叔叔执意盖房的行为都表示不理解不支持，但终究还是扛不过叔叔的一再争取，最终决定各自都凑一点钱支持叔叔的盖房行为。关键的问题是，叔叔这个人不仅脾气倔，而且还不太通人情世故，再加上村里那简直就是错综复杂的政治和伦理关系的缠绕，明明很简单的事情，最后也会被他给搞砸。在南院盖房的事情正是如此，沟通来沟通去，到后来，反倒是把周理洪给得罪了。他放出话来，谁都可以在那片地上盖房子，只有叔叔这个郑州人（退休后的叔叔和婶婶一起长期在郑州生活）不行。万般无奈之下，只好由周瑄璞的父亲和哥哥出面周旋，但即使如此，由于村里复杂人事关系纠葛的缘故，周理洪的态度仍然是一会儿同意一会儿又不同意式的摇摆不定。到最后，叔叔的全部努力还是落了个“竹篮打水一场空”。这个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周瑄璞对叔叔这一多少有点心理变态的人物个性的展示与剖析。其实，对于这一点，早在盖房之前的一些日常生活的细节，比如，叔叔对一只68元道口烧鸡的无端攻击，比如，为了省下打出租车的钱，叔叔坚持一定要用自行车送“我”到高铁站，周瑄璞就不仅已经有所洞察，而且还和姐姐一起展开过相应的分析：“回到西安后，我跟姐姐说，叔叔怎么是这样的人？跟他在一起，太累了。姐姐说，你知道为什么吗？太穷了，人穷脾气大，全世界都欠着他。这样一说，我又很同情叔叔，后悔这次去只给了婶婶五百块钱，应该多给一些。”正因为如此，所以，等到周瑄璞他们一家人从大周村离开的归途上，周瑄璞曾经给叔叔做出这样一种进一步的理解和评价：“我想起刚离开时，叔叔一个人站在街里的身影，突然觉得他可怜，不，是又可气，又可怜。经过两天的团聚，我们走了，他一个人留在村上，再弄出几个假想敌，继续像圣斗士一样，跟他们争斗，屡屡做出错误的决定，把事情搞到更为糟糕的地步，使自己更加生气。我开始后悔刚才对他的发火，没有走出两公里，就觉得他不再可气，只有万分可怜。”能够以相当犀利的笔触，突破“为尊者讳”的心理障碍，对叔叔的精神扭曲与变态做一种深度审视，对周瑄璞来说，其实并不容易。
其次，也正是这一次不过只有两天的家乡之旅的过程中，周瑄璞他们真切地感受到，已经被城市生活方式规训改造过的他们，事实上已经不再能够适应乡村的生活。别的且不说，单只是如厕这一点，乡村的条件之简陋就让他们无法接受。在接受过乡村那简直带有某种冒险色彩的晚上如厕的考验之后，周瑄璞的切身体验就是：“上个厕所要搞成一场小冒险，想念城市生活，马桶、热水、淋浴。看来乡情只是隔着车窗看看风景，只是远远地想起时才会发生的虚幻情愫，一旦置身其中，是件麻烦而严峻的事情。”唯其如此，在《回大周记》这部长篇非虚构文学作品快要结束时，周瑄璞才会不无总结意味地认真思考如同自己这样的城市人到底应该如何面对曾经的家乡的重要问题：“家乡对于一个人，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为什么又想回去，又想离开？”一方面，曾经有过乡村经历的人，大概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不可能被遗忘的家乡：“乡愁是流动在血管里的隐性基因，一个人，不管走到多远，穿起再好的衣服，换了再多的妆容，都会为家乡动情，也会为乡音召唤，一句土得掉渣的老家话可让我们的心融化。”从根本上说，“这里不是天堂，也不只是苦难之地，而是一个热乎乎的真实人间，这里有淳朴善良、踏实肯干、热情乐观的人们，也有懒汉滑头、奸佞小人、鸡鸣狗盗。人性有多么复杂，这里就多么丰富；
生活有多么广阔，这里就有多么深厚，尽我一支弱小之笔，此生书不尽、写不完。”唯其已经真切地体悟到了自己所肩负的使命，所以，身为写作者的周瑄璞才会做这样一种近乎宣誓性质的表达：“只有尽可能真实地记录，凭借一己之力，将这个普通而平凡的村庄，将这些平凡而又各具特点的人和事，推送到文学语境之中。”不管怎么说，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是，“要回去你如此热爱的故乡，住一两天麻烦就来了。除了下水道问题，还有许多错综复杂的关系。”也因此，周瑄璞才会慨然喟叹：“回不去的故乡。”但反过来说，“正因为回不去了，才会热爱与想念。”
无论如何，对于作家周瑄璞来说，即使她对故乡大周村有再热烈深厚的饱满感情，即使身居西安的她内心深处有再丰富的文化乡愁，她终归肯定是回不去那个曾经的故乡了。既如此，她此后人生岁月里唯一不可能释怀的文学使命，恐怕就是继续挥舞手中的那支生花妙笔，继续“修辞立其诚”地书写那个她所“热爱和想念”着的永远的故乡。
2022年3月16日晚23时16分许
完稿于西安寓所，时窗外雨声滴答